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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自上场李娜自传-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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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房是早就准备好了的。上大学时我们就把房子买好了，四室两厅两卫，在武汉郊区的一个小区里，小区环境很好、很安静。
我理想中的房子是海景房。我喜欢海，一直梦想自己能在海边有一套房子，蓝天白云，在家里拉开窗帘就看见大海。看见海，人会觉得自己特别渺小。武汉不少小区有江景房，但我不喜欢房子挨着长江，被污染的江水看起来很浑浊，我喜欢海水特有的那种清清凉凉的蓝色，显得很干净。
但有这套房子，我也知足了。装修完全是我们俩自己的主意，设计师帮我们把其中一间房打造成了吧台。后来我得了大满贯奖杯，就把奖杯放在吧台那儿了。除了苏珊·朗格伦杯，家里还有一只银杯，我忘了是哪个国家的女王送给我的了，杯子上面刻了“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娜”，这是女王通过外交部给到中国网球协会，然后网球协会交给我的，我很喜欢那只杯子的形状。除了这两只杯子，我家里没有一件和网球有关的东西。我的那些奖杯，早期的都搁我妈那儿，现在的都放箱子里，我也不喜欢在家挂自己打球的照片。我不想回家还跟网球没完没了。
装修中最大的败笔是没装衣帽间，这让我比较后悔。耐克赞助了我很多运动服，大多都只能在赛场上亮相一次就被束之高阁，因为品牌希望我能多展示一些不同款式的服装。加上我喜欢乱买包包和鞋子，家里大小衣柜都被我放满了。我的衣服以深色为主，因为我觉得冷色搭配起来出错的概率比较小，款式则没什么限制。我喜欢的色调隔一段时间就会换一换，今年我特别喜欢紫色，不过我对别的颜色也不排斥，各种颜色都有它的美好之处。
我们家最多的就是酒，我喜欢那种小瓶子洋酒的包装，买了很多在家里放着。
姜山的酒量很好，我也还行，朋友们不时登门探访，大家会刻意避开“网球”、“比赛”这类话题，但我们心里都知道，我们不可能绕开它很远。
我妈妈对我的婚姻还算满意，像所有中国家长一样，她迫不及待地想要看到外孙，她也知道眼下这种情况我们完全不具备要孩子的条件，但是她希望，等到我们有孩子以后能够由她来带。
这是绝对不可行的。
我对自己的性格不太满意，除了在网球上有点小天赋，我觉得自己并没有任何过人之处。小时候的我是个瑟缩、内向、非常不自信的孩子，这和我妈妈的教育方式不无关系。
记忆中妈妈年轻的时候长得很美，她是那种每天都会化妆的女人，我经常看她站在镜子前细细梳妆打扮的样子。小时候的我有一头“自来卷”的长发，放下来的话，可以垂到腰部。像所有的小女孩儿一样，我特别爱美，没事儿总对着镜子照。结果被妈妈严厉地批评过一次，她批评说我每天就知道臭美，也不学其他小孩那样练练字。
从那以后，我很少照镜子了，那句话跟随了我许多年。每当我看到镜子，那种挫败感就会从记忆中不声不响地流淌出来，包围我全身。
为了打球方便，网球队的女孩子们会把长发扎成马尾或是梳成辫子，我梳头时从来不用梳子，简单地用手理一下就立刻扎起来，怎么随意怎么来。
我4岁以前都住在外公外婆家，跟外婆家的人都很亲，两个舅舅也从没拿我当过外人。我和两个舅舅的关系一直都很好。大舅舅的女儿比我小5岁，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手足之情十分深厚。小舅舅只比我大12岁，小时候他总带我一起玩。
当年我家困难的时候，两个舅舅时常接济我们。现在我的环境相对好点，我能帮他们一把就会多帮他们一把。让我难堪的是，这似乎成了妈妈的一项武器。她对舅舅们的态度显然有点居高临下的感觉。一周一次的家族聚会上，舅舅有时谈点工作上的事，妈妈立刻不耐烦地打断：“你别给我说这件事情，我听着就烦。”
我的外婆是个豁达乐观的老人，每次我要给她钱时，她都坚决不肯要，说这是你的血汗钱，来得不易，我花了心会疼。我妈妈却似乎把钱当成了证明我们母女关系从不曾冷淡的铁证，她很坦然地接受我“孝敬”的任何钱或者物，但却对我给予舅舅们的小小帮助感到不解。
这个态度当然会让大家很尴尬，不过她是大姐，舅舅们也不太在意。我背着人跟她谈：别这样，不要总觉得别人都是欠你的。我们要想想在我们落难的时候，别人是怎么帮我们的。其他人家的兄弟姐妹不见得有我们家这样团结和睦。
另外，妈妈是个特别好面子的人。我运动成绩特别好的时候，她去参加同学聚会，会提前要求我在她聚会时打电话给她，好让她的同学听到——她觉得这样才算面上有光。这一点也让我觉得别扭。
但我又不能说她，我说多了，妈妈会觉得我和她立场不一致。也不知道是不是到了更年期，她总是不停地感到生气、委屈。因此不管她说什么，我也只是听着，尽量忍着不回嘴。
妈妈是我在这世界上最亲的人。我总是想小时候我住在体校，她是怎么天天来看我，大热天给我带冰镇绿豆汤解暑。她是我的妈妈，我非常非常爱她。我是她唯一的女儿，她也不可能不爱我。只是我现在经常不知道该怎么跟妈妈交流和沟通了。
妈妈当然比谁都更加清楚这一点。爸爸走后，妈妈一个人觉得孤单，特别想和我多待一些时间，但我们心灵的距离越来越远，观念上的差异越来越大，真待在一起又会闹得大家都不开心。这也让妈妈非常痛苦。她是个非常直的人，不开心就会讲出来，抱怨我不去看她，不多陪她。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事实上，我宁愿和姜山的妈妈待在一起，她和我妈妈的想法完全不同，姜山的妈妈持一种“只要你们觉得幸福就好”的心态，比较尊重孩子，对我们的生活并不干涉。我妈妈总觉得我们还是小孩子，需要监督和管制，哪怕我都快30岁了。她执著地用她的经验来指导我的生活，却不知道世界已经变化了。
妈妈觉得她是过来人，经验会更丰富一些，我就必须要听她的。我跟我妈聊天时，她会习惯用这样一些句式：“你听我的”，“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还多”。我心里说，那可不一定。
所以当我妈提出要帮我抚养孩子时，我毫不犹豫就在心里拒绝了。不行，我心里说，当我有了孩子，我不能再用我小时候受到的教育来教育他她，我要给他她足够的尊重和自由，我要给他她说“不”的权利，我要让他她拥有自己的灵魂和梦想。
我和姜山一直没有办婚礼，这一点也让妈妈很不满，但我觉得结婚是两个人的事情，一场仪式对我来说只是个可有可无的东西。
现在好多人的婚礼都异化了，不再是感情的见证，只是浪费时间、浪费人力物力的一个无趣的仪式。我和姜山都认为这个仪式没那么重要，生活美满不美满和这场仪式是否隆重并没有直接关系。
以后我估计自己也不会补办这种仪式的。我们已经在一起这么久，大家早知道我们结婚了，我自己也没那个精神了。
归根到底，婚姻只是我和姜山之间的事。别人怎么看，怎么想，那就是他们自己的事了。
16 打败前十
在多哈的巡回赛结束后，我忽然觉得所有的奋斗都失去了意义，自己一直在错误的方向上行进，背负着一身伤痛和嘲笑，多滑稽啊，我根本不配打网球！我生来就是个失败者！
我还没有享受多久新婚的甜蜜，就匆忙回到了四处征战的生涯中。
那时候我情绪很不好，2月份在多哈打比赛时，我遇到了一位排名世界前十的选手。就像之前在澳网遇到小威廉姆斯时一样，我打完三盘，彻底地输掉了这场比赛。我被对手压制得很死，而且完全没有逆转的机会。
回到休息室后我一个人洗澡，一边洗一边控制不住地流眼泪。
从我11岁起，我总是听教练在我背后大声呵斥我：“笨！”“你是猪啊？”我的任何一个失误都有可能招来更大的羞辱。时至今日，我已经不需要别人对我吼叫了——我已经将教练的愤怒、暴躁内化进了自己的脑海中。
我不需要教练羞辱我了，我自己会陷入病态的、无法克制的自我羞辱的过程中。
当自己被对手克制住时，我很容易陷入暴躁、愤怒、焦虑、情绪激动的状态中。输球后我恨不得一头撞在休息室的门上。我觉得自己像跌进陷阱的狮子，狂躁地向天空扑去，却越陷越深。我痛恨生活中发生的一切，不断败北和伤痛也令坏心情雪上加霜。我一遍又一遍地痛骂着自己，同时痛哭流涕。
为什么这一切会降临在我身上？
那时我还没有赢过一个世界前十，“炮轰国家队机制”的阴霾还没有过去，外界又有了关于我的新说法，有人说我“一碰到前十就输”，还有其他许多泄气的难听的话，不一而足。
当我保持着相对优秀的战绩时，我可以控制自己去跟这些负面的情绪对抗，但这次失利让我陷入了对自己深深的失望中。日积月累的负面情绪在此刻完全爆发出来了。在多哈的巡回赛结束后，我忽然觉得所有的奋斗都失去了意义，自己一直在错误的方向上行进，背负着一身伤痛和嘲笑，多滑稽啊，我根本不配打网球！我生来就是个失败者！
在更衣室洗澡的整个过程中，我哭得浑身都在颤抖，脑子里盘旋的始终是那些非常消极的念头：你看，别人说的是对的，一跟前十的选手打你就输，这么苦练还有什么意义？
那时姜山还在华中科技大学念书，我走到哪里都是孤身一人，最多有教练和领队伴随。在这种失控的情绪下，我只能给姜山发信息宣泄压力：“看来他们说的是对的，我真的赢不了前十。我永远是一名二流球员，狗肉不上宴席。”
姜山回复我：“其实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不要对自己要求得太苛刻了。”
他又陆续回了我很多鼓励的话，让我赶紧克制自己、平静下来。
但那很难，我觉得自己的尊严已经像被打破的瓷瓶一样，碎成一块一块的了。
报纸上对我的失败进行尖锐的讽刺的同时，还不忘提及之前的“炮轰”事件。
那感觉就像要你光着脚，从那只瓷瓶的碎片上一步一步踩过去一样。
姜山远在万里之外，身边的人对你的痛苦袖手旁观，谁让你攻击体制呢？我就这样成了全民罪人。就是从那时候起，我看到报纸就觉得双手冰凉，我绝不上网看别人对我的评论，更不看报纸。
在那段时间，姜山忙坏了，他一边要应付学业，一边要帮我做心理建设。
在我心情不好时，他会给我讲很多道理。这些道理我不完全相信，但我很耐心地听着，除了爸爸，没有人这样对我好过，他是唯一一个不计回报、不惜代价、真心实意对我好的人。
我原来是一个非常非常在乎别人怎么说我的人，别人对我的负面评论可以让我很久都无法走出情绪低谷。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那样对我，我一生没有做过坏事，为什么要这样？
姜山逐渐改变了我的想法，他教我保护自己，教我谨言慎行。他告诉我：我们改变不了任何人的想法。我们能改变的只有自己。
慢慢地，我开始学会一点点，开始懂得保护自己、控制情绪。虽然还是会被伤害，但我知道他永远会支持我。
我在国家队里没有自己专属的教练。大家都是一锅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就是“一锅端”，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让自己与大多数人一样，一旦超越了大众约定俗成的那条界线，就会立刻招来他人的口诛笔伐。许多人都在用教练教给他的生活方式生活，用父母的生活方式生活，唯独不敢用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而我，就像众多模具中的一个手工制品，挣扎着想要闯出自己的一条路来。因此经常让大家觉得奇怪：你怎么就那么特殊？你凭什么就那么特殊？
我并不是特殊，我只想跟随内心深处的呼声生活。
在我的生命中，我几乎没有为自己活过一天。小时候，我遵循爸爸的意愿，成为一个专业网球运动员。爸爸离世之后，我更不能悖逆他的遗愿。我拼命挣钱，因为这样可以让妈妈过上好的生活。1997年我打到了全国冠军，从此更加循规蹈矩，按照大家理想中的“冠军应该有的样子”生活。
我在物质上不再缺乏，可我内心非常不快乐，我内心深处的那个“李娜”非常不快乐。
在大学休养的两年，我第一次可以随心所欲安排自己的生活，但很快，我又回到了这条轨道上。我也很想做一个乖乖听话的老实孩子，在大多数时间，我也确实做到了。
只是，那个“李娜”非常不舒服，她总在伺机而动，给我惹下一身麻烦。
在国家队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被边缘化了。全队只有一个主教练，那么多运动员要他管理，他不可能对我的训练投入很多精力。没有人帮我进行有针对性的校正，这让我觉得找不到方向。我需要一个可以让我依靠的团队，国外的运动员大多拥有自己的团队，有人帮他们矫正每一个纰漏，根据他们的身体状况做定向定量的体能训练，甚至还有心理医生帮他们做心理建设。相比之下，我们国内的球员想要做出点成绩，基本全要靠自己的悟性了，加上国内总体水平与欧美国家还有很大差距，球员们接触不到一流的对手，对大赛缺乏经验和信心，这样闭门造车显然是行不通的。
顶级球员之间的竞争，很大层面上，也是心态的竞争，得人心者得天下，这句话在球场上也是说得通的。
我身边能帮上忙的只有姜山，而他还在武汉。我们之间还隔着十万八千里。
国家队曾经以我的名义聘请过托马斯教练来中国做指导，但事实上，他要负责全体队员的成绩，无暇分身为我做专门辅导。我一边要靠小米加步枪的打法去和国外装备精良的一流好手们过招，一边不断地承受着“不能打前十”的冷言冷语。我不知道自己怎么才能放松下来。
幸好还有姜山。
能遇到姜山，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我们俩是一个整体，如果没有他，我也就不会成为我了。许多我身边的人都问我：你怎么这么听姜山的话？买衣服的时候，谁给建议我都觉得不踏实，只有姜山点了头，说“好看”，我才觉得：嗯，这件衣服果然好看。
这是一个长期养成的习惯。我非常依赖他，因为他给我足够的安全感。他在我心中代表着理性和坚强的意志，有他在身边，我就觉得自己还没有跌入谷底，还可以有翻身的机会。
为了我的比赛进行得顺利，姜山不得不想尽办法多陪伴我一些时间，他像是国家队的一个编外教练，不厌其烦地通过电话和网络对我进行各种劝导。只要条件允许，他会尽可能地观看我的比赛，然后对我提出一些合理建议。
在他的帮助下，我的状况略略好了一些。2006年5月7日，我连续第二年打进埃斯托利尔站的决赛，和队友郑洁实现了会师，这是WTA巡回赛决赛上首次出现的中国德比。
郑洁的先生也是网球圈内人，后来体制松动后，郑洁也选择了自己的丈夫做教练。能和队友在决赛相遇，我也很高兴，这意味着我们国家整体水平的提高。遗憾的是，在比赛之前我的肩伤复发，最后只能在决胜盘弃权，连续两年都是亚军。
网球在运动中算是相对安全的项目，但职业选手还是不可避免地会受伤，运动员身上基本都是伤痕累累的。再好的运动员在伤痛面前也束手无策。
认真算来，我的肩伤并不算严重，膝盖上的伤才是要命的。
但身体上的伤痛和精神上的重负比起来，又显得微不足道了。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不止一次见到伟大的球员被自己的伤痛击倒。球场对面的敌人容易击败，我们内心深处的敌人才是真正可怕的魔，当我们试图迈向更高境界时，我们首先要击败的，就是我们自己心中的对手，我们自己的心魔。
我在姜山的教导下，逐渐摸索出一些控制情绪的门道。我越来越熟悉自己的心魔，大多数时候，能跟它交手几个回合，或者相安无事了。
心态好了，运气也跟着好起来。我职业生涯中终于打赢了一个世界排名TOP10的选手。那是有着“瑞士精灵”之称的施耐德。施耐德比我大3岁零3个月，身材娇小，长了一张娃娃脸。中国人叫她“小龙女”，因为她右肩上有一个繁体“龙”字文身。费德勒少年时曾经为她当过球童。她和辛吉斯一样来自瑞士，少女时期即以高超的技巧脱颖而出。
我们是在2006年5月中旬举办的德国公开赛中相遇的。德国公开赛是在红土地上进行的比赛，总奖金有100多万。我在八进四的比赛中遇到了施耐德，她是个极有头脑的球员，左手打、正手拉、反手削，打法很适合红土，她最好的成绩也都是在红土场上取得的。许多世界高手，包括辛吉斯、卡普里亚蒂、达文波特、大小威、海宁都曾被她击败过。
这时我正被圈外人的评论困扰，很多人（尤以记者居多）说我“就是打不过世界前十”，这些话让我很难过，自己千辛万苦的付出非但没有得到大家的鼓励，反而被人指指点点，评头论足。有一段时间，我自己几乎也要相信这个说法了，因此在遭遇施耐德的时候，我并不是很有信心。
施耐德当时世界排名第9，她是左利手，每一拍的落点都变幻莫测，我被她调动着，几乎跑遍了球场的每个位置。第一盘就这么输掉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心情自然很郁闷，又要听一遍“就是打不过世界前十”的魔咒了吗？
当时我大脑里忽然一片空白，难说是解脱还是愤怒，我不再留意其他细枝末节，只管发力去打。最终我拿下了这场比赛。我上前与施耐德、裁判长握手，然后转身向观众挥手致意，那一刻我感觉气壮山河：我做到了！我可以打败前十的选手！
横在面前那么久的一道坎，终于迈过去了。长久以来横亘于胸中的闷气一扫而光，“不能打前十”的魔咒也对我不生效了。
17 温网
温网WTA医务室的一位印度医生看到了脖子僵硬的我。我告诉他自己脖子不舒服，讲了自己受伤的过程。印度医生没有多说，伸手往我脖子上一放，“咔啪”一掰，脖子竟然神奇地好了！
2006年似乎是我运气回转的一年。5月，我第一次参加法网正赛，击败了27号种子查克维塔泽，进入三十二强。
十几天后，在伯明翰DFS精英赛中，我打进了第三轮。整个红土赛季，我的状态一直不错，世界排名也上升到了第30位。这也是中国球员首次进入世界排名TOP30。很多老朋友都打电话来恭喜我，我自己也很开心。之前的一切现在看起来似乎都不成为问题了，那些焦虑、伤痛、危机感都成了过眼云烟。
那个充满正面能量的李娜又回来了。
打完伯明翰精英赛，我还要去赶在荷兰进行的两站比赛。从伯明翰长途跋涉到荷兰，一路又是飞机又是大巴，折腾得我筋疲力尽。
比赛时间安排得很紧，我上午到荷兰，下午就去训练，因为第二天就要比赛。这次比赛我并不孤独，因为一同赶来参赛的还有中国国家队的队友。比赛当天我打了一局，正当我聚精会神想着怎么把对手的发球局破掉的时候，忽然扭到了脖子！好痛啊！连转头都不能了。我立刻僵在了原地，裁判马上去请赛会医生，在等待医生的时候，我就坐在休息室里上网，队友喊我，我也不能转转脖子答应，只能以脊椎为轴整个人向队友方向转动，样子相当狼狈。
赛会医生带我去了WTA的医务室，帮我推拿按摩，还贴了膏药，让我好好休息两天。遵医嘱，我整整两天没敢动脖子，但收效甚微。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马上就要开赛了，这可怎么办？
怀着“必死无疑”的心情，我跟国家队的另外几个队友一起奔赴温网比赛地点。
在温网的场地上训练的时候，我仍然是那个直着脖子的怪样子，我的朋友们都忧心忡忡地为我着急，这时，我们认识了一个在此地留学的中国学生，他在我们比赛的球场里打工，他说自己认识一位中医，可以请中医帮我做个针灸试试看。
那天是星期六，星期一温网就开赛了。
我想，事已至此，看看中医也无妨。这时的我已经做好了时刻回国的准备。
就在这个关头，温网WTA医务室的一位印度医生看到了脖子僵硬的我。我告诉他自己脖子不舒服，讲了自己受伤的过程。印度医生没有多说，伸手往我脖子上一放，“咔啪”一掰，脖子竟然神奇地好了！
我又惊又喜，连声道谢，逢人便说WTA的一位印度医生妙手回春，轻轻一掰就把我的脖子治好了。这位医生大概此前已经掰过很多球员了，大家对他的医术都印象颇深，很多运动员一听就知道：“哦！他啊！”然后告诉我他们以前脖子没事的时候找这位医生做过推拿，结果被掰得转不了头。大家都恭喜我，说我是万里挑一的幸运儿。
真是吉人自有天相啊！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温网。事实证明，这次我的运气着实不错。星期一那天，忽然天公不作美，下起了大雨，温网被迫推迟了一天。我又多了一天的休息时间。周二比赛，我的首轮对手是一位法国女孩，那次我打得很轻松，很快就赢了。
这多少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温网是草地比赛，而我从来没有练过草地。参加温网，我心里并没有多少底气，到温布尔登之前，我还跟队友开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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