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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自上场李娜自传-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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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安慰自己：没关系，我还是领先状态，把这一分拿下来就没问题了。
但大威同样理解这一分的分量，我们为了那一分没完没了地缠斗了很久，直到大威逐渐失去耐性，我抓住机会痛下杀手，终于赢到了这宝贵的一分。
这一分可能也给大威带来了压力。等到第二个赛点我发球时，她竟然直接一拍接下网了，我情不自禁地就跳了起来。7∶5！我赢了！我打败大威了！
事后我才知道，那天的观众席上不但有孙晋芳主任在给我加油鼓劲，而且比尔·盖茨也来看大威比赛了。但最让我感动的，是比赛获胜后与大威、裁判握手之后，全场掌声雷动，大家齐声高喊：“李娜！李娜！”那一刻，我的耳朵被震得嗡嗡作响，那吼声绵延不断，一直到我离开场地，走进休息室，还能听到大家在场外高喊我的名字。
后来记者告诉我，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女子网球选手在奥运会上打出的最好成绩。许多网站即时更换了最新的新闻：标题大多有“爆冷”、“黑马”的字样，煽动性极强的“大败”、“痛宰”等字样也频频出现，甚至出现“大威已成李娜拍下亡魂”这种标题。（你们是有多夸张啊！）
有一家网站最有趣，它干脆做了个对比图：
7座大满贯得主 VS 2个WTA低级别赛事冠军7号种子 VS 42号种子
5届温网冠军 VS 温网八强
最后，“‘中国一姐’李娜爆冷淘汰大威廉姆斯”。
胜负乃兵家常事，维纳斯·威廉姆斯是个拥有无与伦比的天赋的球员。那场比赛之后我们又陆续交手过几次，双方互有胜负。奥运赛场上的一场比赛，其实并不能说明什么。让我震撼的是观众席上传来的无形的沉重压力，国人太需要一场胜利来证明自己了。我原以为网球只是一种体育赛事，但那场比赛，观众的疯狂让我意识到：它承担的意义并不仅止于体育。
虽然之后的一场比赛发生了不愉快事件，但这个夜晚还是给我留下了一个特别美好的回忆。
接下来的一场，我要与俄罗斯的萨芬娜对阵。
这盘比赛打得比意想中要艰难。我曾经两度与萨芬娜交手，都取得了胜利。这一次，我认为自己获胜的概率很大。但事实证明，萨芬娜不但有丰富的比赛经验，还拥有和哥哥“网球沙皇”萨芬一样的体能和爆发力，而我自己前一季度的缺赛使得我在赛场上的感觉变差了。第一盘我就感到吃力，我加大了网前攻势来和对手周旋，但在萨芬娜强有力的发球包围下，我的进攻显得有些拖泥带水。该死的膝盖也来凑热闹，我感到力不从心，最终丢掉了关键的抢七局。
第二盘情况稍好一点。为了让体力充沛的萨芬娜变得安静一点，我尽量让球的落点不停变换。这一点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我在局分上取得了4∶2的领先。
萨芬娜意识到了我的企图，她开始更加卖力地反攻，这位比我年轻4岁的俄罗斯少女的力量简直是无穷无尽的。我丝毫不敢怠慢，脑子里那根弦绷得紧紧的，仿佛稍有不慎，就会断掉。然而就在这种千钧一发的状态下，我总是听到看台上某个观众大声呼喊：“上网！削球！左右拉！”声音很大。萨芬娜的回球还没有落地，我就听到他在喊：“出界啦！”有些观众也在附和着他一起喊叫，场面混乱不堪。因为观众的反应太大，裁判也用中文说过几次“安静”、“安静”，但收效不大。
我觉得耳边到处都是噪声，以往国外观众喊英语、法语还好些，我可以充耳不闻，但当场下充斥着自己的母语时，你很难不受影响。
打败大威之后，我知道自己的心理状态产生了变化，之前我的想法是：尽力而为就好，但现在，我对自己的期望变得更高了，我急于获得对萨芬娜的胜利，结果欲速则不达。此刻的我如同逆水行舟一般，在疲惫、烦躁的夹击下精疲力竭，头脑也变得麻木不仁，一阵高过一阵的声浪让我很难去思考接下来的比赛。打到5∶4的时候，我有一个盘点在手，在我回球时，那个声音再次响起：“上网！扣死她！”
鬼使神差地，我居然真去扣杀了。
网球应声出界，我丢掉了这一分。
在我想明白自己要做什么之前，我的身体已经先行一步。坏脾气淋漓尽致地爆发了出来，我冲着观众席大喊了一声：“Shut up！”
场面忽然一下子就静下来了，被伤及无辜的观众们的表情失望而委屈。我也被自己的冲动吓坏了，我这是在干什么？
我说不出话来，负罪感开始一阵阵涌上来，我无心恋战，匆匆打完了这场比赛。
赛后我既感到愤怒，又不停地被内疚折磨。我欠那些热情的观众们一声“对不起”。
这句“闭嘴”在我来说，是“你这样做不对，你干扰我了”的意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就把这句话说出来了，好像这样就找到了一种发泄的渠道。以往承担这个压力的是姜山，但这一次，我失控了。急躁的性情让我没能控制住自己，显然，这不是一个成熟的运动员应该拥有的心态。
常年在国外训练，我习惯了在网球场上说英语，因为只有用英语才能与裁判、裁判长以及教练们沟通。赛后，网络上针对“李娜为什么用英语骂人”开始了轰轰烈烈的讨论，光是“骂观众”就够恶劣了，“用英语”则更让我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泥潭中。微妙的民族情绪被这句“Shut Up！”激发了出来。
如果我早知道这个下意识的举动会带来这么大麻烦，我宁可用胶条把自己的嘴巴粘起来。
奥运之旅就这样充满起伏地结束了。从这次比赛之后，我自己也开始有意识地训练自己的心态。奥运会是我非常看重的比赛。爸爸生前曾说过希望我能拿到全国冠军，拿到奥运会冠军，好容易赶上这一次我们国家主办的奥运会，我却没能达到自己的期望，止步于四强，不能不说，还是很遗憾的。
21 单飞
2008年我已经26岁，作为一个职业选手，这个年龄就差不多了，这种环境、这样的方式我也待够了。我想体会一下真正的职业网球是什么样子。
2008年9月奥运会过后，中国网协宣布我、郑洁、彭帅、晏紫四位球员可以选择单飞。
这个消息是我期盼已久的，“改制”在中国网球运动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举措。我不知道孙主任用什么方法说服体育总局让网球可以改革，我们可以单飞。一听到这个消息，我简直欣喜若狂，立刻就去签协议了。这份协议规定，从2009年开始，运动员个人可以享有如下政策：教练自主、奖金自主、参赛自主，收入归运动员及其团队所有，须将商业开发收益的8％和比赛奖金的12％上缴国家。协议还规定，当运动员自身的参赛、训练计划和奥运会、联合会杯等比赛发生冲突时，需要服从网协安排，并且肩负为所属省区市参加全运会等比赛的责任。
对这些条款，我全盘接受。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训练和生活，将我们真正送上了职业化的舞台。说得夸张一点，这就是中国网球史上的“包产到户”。此前，我们一直是吃“大锅饭”，大锅饭可以引导新人成长，可以保证年轻人得到更多的锻炼机会，但是要帮助那些比较成熟的队员进入到更高级别的领域，“大锅饭”的体制就显得有点有心无力了。这种情况下，灵活的商业机制就显出了优越性，“国营”体制做不到或者不屑去做的事情，“私营”模式可以很好地解决。
我特别感谢孙晋芳主任，我知道她一定为此做了很大的努力，才让网球中心底下的女子网球队有这么大的突破性举措。
当时刚提出改革方案时，体育总局方面的阻力很大。孙晋芳主任解释说，网球是一个很特殊的项目。总局方面的回应是：哪儿特殊？如果是个人项目的话，乒乓球、羽毛球都是个人项目。
其实，运动本身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网球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一个已经高度职业化的全球主流项目，是小球中的大球，所以就有了改革的可能性。
当时我们国家网球队的成绩也不像现在这么好，大家众口一词地表示：改革是错误的。如果不是孙主任力排众议坚持体制改革的话，我们这一茬运动员可能最终也就和前辈一样悄无声息地沉寂了。
直到2011年拿到法网冠军后，这个一直存在争议的“改革”才得到更多的支持。
我一直都希望能通过单飞的形式得到更专业的训练。早在2004年我复出的时候就有过这个想法。刚复出的时候成绩很好，国家队想要我2005年归队，但当时我还在华中科技大学念书，就向队里提出可不可以自己做，不进国家队，因为这样我还可以继续上学读书。当时我说的“自己做”，其实也只是把编制留在湖北省队，并不等同于后来的“单飞”，只是不想去国家队那么麻烦。这个要求没有得到批准，鉴于当时国家的体制，留在哪里不是个人可以轻易说了算的，最后我还是进入了国家队。
说实话，我的性格太直了，一些场面上的事情，我不会做，也不善于做，因此显得不合群，也让领导很难受，所以在国家队，我不算是很受喜欢的运动员，至少自我感觉是这样的。他们可能会想，羊群里怎么忽然就跑出一只骆驼来了？当然不会有人公开这么说，但那种微妙的距离感无处不在，没有赛事的时候，我基本没什么存在感，人家看我的眼神像是在看一扇玻璃门，穿过我的身体直达远方。当某项重大赛事到来之时，我忽然又炙手可热了。大家排着队亲切关怀，这给我关怀的啊……躲没地方躲，藏没地方藏的——躲球场打球都不行，人家照样能找到你。
这种事次数多了，自己慢慢会领悟。时间长了，我也习惯了，也麻木了。
但长期这么相处下去，其实挺没意思的，我也难受，领导也难受。
还是单飞吧，单飞就是双赢，大家都痛快。
其实我跟国家队的关系也不算紧张，我们并没有多大的矛盾，某种层次上，我们其实还是共同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但是有些事情有些时候没有得到及时的沟通，以讹传讹，已经离最初的原意有一些偏差了。等到队里的指示再一层一层反馈回来，最后到我这儿，也偏离了本意变得面目全非。有时实在匪夷所思，我只好去当面申诉，弄得队里也很吃惊：我听说的怎么不是这样呢？
姜山告诉我，有些气要受，有些事得忍。
可是有些事我忍不了，你让我吃苦可以，受累可以，但是不能哄我、骗我。如果哄我、骗我，我索性就把一些确定不了真假的消息直接屏蔽了。
我也不太愿意去解释。我觉得，你如果认为这是杯子，我再怎么告诉你这是碗，你也不会相信，因为你已经有自己的想法了。好吧，你说杯子，那就是杯子。
现在自己做自己的主，担自己的风险，打自己的成绩，我觉得自己虽然比以前累了，但精神上比以前轻松了。现在挺好的，最起码不会为一些原本不该属于体育范畴之内的事分心。
2004年到2008年，正好是一个奥运周期。2008年奥运会开始的时候，我被伤病困扰了很久，成绩不见起色，渐渐萌生了去意，便和国家队的相关人员谈了谈自己的想法：如果不能自己自主参赛，去做一个真正的职业球员的话，就退役算了，这样我还可以继续未完成的学业；如果可以自己打，我就继续打下去。2008年我已经26岁，作为一个职业运动员，这个年龄就差不多了，这种环境、这样的方式我也受够了。我想体会一下真正的职业网球是什么样子——像国外同行那样自己请教练，自己有选择参加比赛的自由，能够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和技术水平配备自己的团队，能让自己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这才是职业网球。
打了十几年网球，却从来没有体会过真正的职业网球，这是我当时人生中最大的遗憾。那时远没想到自己能拿大满贯冠军，就像隔着窗户纸往外看，只知道外面有星星、月亮，具体的样子却是雾里看花，无从捉摸。
等到签了单飞的协议，我感到自己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开始，从此，我可以去试着融入职业网球的圈子了。
单飞，意味着运动员有更多的自主权，可以自己挑选适合的比赛参加，挣奖金，请教练，安排训练。同时，单飞也意味着压力增大，如果成绩不好，奖金少，就无法请到好教练，训练水平就不会高，最终就会被淘汰。它不仅意味着机遇，更意味着挑战和压力。我和姜山还开玩笑，让他做最坏的打算，弄不好，我可会把我俩原来的积蓄全部用完，一无所有呢。他说，那我们就从零开始，再来一次。
这当然是玩笑话，我已经26岁，“从头再来”这种话只是说说而已。
尽管如此，我还是非常坚定地准备走上这条职业化的道路。真正的职业网球是球员自行组成团队，自己做自己的主人。以前我打比赛，投入的是体力，现在还要投入财力。财力和体力两方面的投资才有现在的回报。
当我留在国家队的时候，所有的费用都是由国家负担的，我只需要投入体力就行，因此那时的负担比现在小得多。说实话，如果当时我能自主参赛，再有个小型的服务团队留在我身边，我会更愿意留在国家队，因为这样个人的负担和压力就不会那么大，承担的风险也小得多。
国家培养了你，对你拥有管理权，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国家的网球项目还是相对比较公平的——不同于有些其他项目存在一个限制人数的问题，网球选手只要能够获得参赛资格，队上都会让你去国外参赛——只要不影响队内的比赛计划、训练计划就可以。在国家队，队员的吃、住、训练、比赛都是统一管理的。
在单飞之前，我们不需要有任何财政上的支出，当然收入比例相对也少了很多，约占赛事奖金的25％左右。
单从经济上看，“单飞”意味着所有的费用都要自己出，还要将赚回来的钱上交给国家百分之十几。一般人是不可能支撑下去的。那时我一年的奖金只有七八十万美金，但一个团队一年的开销至少要700万人民币，这显然是入不敷出的，一年要赔200多万。但当时我顾不上这些了，在打了这么多年网球之后，我非常渴望体验一下真正的职业球员的生活。
我已经26岁，对职业网球选手来说，这完全是一个可以随时退役的年龄了。我每一天都感到时间的紧迫，那种“时不我待”的感觉，分分秒秒压在我心上。单飞的队员拥有了更多的赛事选择权，不再一刀切地随国家队比赛，也就是说，以后我可以专心冲击四大公开赛了，这也是促成我单飞的重大动力。
单飞之后，我的训练费用、机票、团队开支都是我自己负担的，除此之外，我仍然按固定比例向国家缴纳收入。这是我心甘情愿去做的，我希望我们国家的网球事业越办越好，希望有更多年轻、有潜力的新人能够走向国际，能让大家知道东方人也可以拥有一流的体质和水平。我觉得在为国家付出这件事上，付诸行动比喊喊口号更有意义。
单飞后我遇到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签证。因为网球运动员每年要全球飞来飞去地打比赛，去到任何一个国家都要签证，按照正常的签证周期根本来不及，还好有国家网球管理中心非常积极地帮我们解决签证的问题。
单飞后我发现语言关是我面临的另一个考验。我身边的工作人员大部分是外国人，教练、体能教练是外国人，在国外面对的记者也大多是外国人，他们都讲英语，我不会英语就没法跟他们交流。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的英语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很多网友关心我的英语是怎么学的，其实我是环境逼的。如果问我学英语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一定会说要“脸皮厚”，要敢说，要敢于尝试。你不要担心你的语法呀、时态呀、发音呀什么的对不对，即使不对，老外也听得懂。你也不要担心老外会嘲笑你。如果有老外跟你说中文，你是不是也会对人家有点敬佩，不会笑他“怪腔怪调”呢？同理，大部分的老外还是很友好的，他们见你说英语，不仅不会笑话你，还会教教你。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要张开嘴，敢于尝试。我的英语也不是很好，但是跟老外沟通、交流都没问题，对于我来说，这就够了。
22 新团队
以前什么都有人管，什么都有人安排。现在这些都要你亲力亲为，说白了，你就是这个团队的老板，有权去选择和开除员工，这并不仅仅是一种自由，更是一种责任——你不仅要领导好自己，还要让这个团队达到最佳状态。
“单飞”之后，迫在眉睫的事情是我要立刻开始组建自己的团队。我通过一位热爱网球的香港友人的帮助（因为当时的经济基础让我支付不起教练的费用）留住了原国家队的教练托马斯·霍格斯泰特（Thomas Hogstedt），他成了我第一个自己请的外籍教练。
姜山自然也是我的团队的重要成员。我的团队还包括：医生、体能教练、技术教练、治疗师，基本就这几个人了。其中治疗师并不是一直跟着我们。他的工作主要是帮我做康复训练，偶尔会带我练一下体能，比赛时我们才会带上他。除了姜山，团队所有人的费用是按周薪计算的。所以，我每年都会跟治疗师谈这一整年的计划，告诉他们哪个比赛需要他们过来。
我现在的治疗师叫阿莱克斯（Alex），我们是从2010年3月通过托马斯的介绍而开始合作的。阿莱克斯跟着我全世界跑，一年大概要工作25——30个星期左右，他的工作是为我放松做治疗，每天训练完后他需要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为我做治疗加按摩，这样有助于恢复。自从他来到我的团队后，我没有再受到任何伤病的困扰，我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球场上，不必再担心自己的身体状况，必须要说他的工作做得非常出色。
2009年单飞后的初期，由于我们长期食用的营养餐是统一配备的而非为运动员量身定制的，我有过感觉体力顶不上的经历。后来请了专用营养师、健身师，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理后，才慢慢恢复过来。
在我开始单飞旅程的时候，许多人对这种运作模式感到疑惑，我对此不置一词——我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做无谓的口舌之争，事实胜于雄辩，只有拿出成绩才能让流言不攻自破。
2008年之前，我觉得自己是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中的一员，凡事只要听从家长安排就好。2008年底单飞之后，拥有了自己的团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职业球员，我才发现旧有的生活完全改变了。以前什么都有人管，什么都有人安排。现在这些都要你亲力亲为，说白了，你就是这个团队的老板，有权去选择和开除员工，这并不仅仅是一种自由，更是一种责任——你不仅要领导好自己，还要让这个团队达到最佳状态。这对我来说也是不小的考验。
原来在国家队的时候，订酒店、订机票这些事情都是国家队管，2008年年底后所有的事务都由我们自己处理。团队成立前期，我们对这些流程不是很熟悉，这时托马斯发挥了很大作用，他主动承担起了这份工作，让我能够投入更多精力在训练上。你可以想象一个教练除了训练外还要坐在电脑前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敲打键盘来完成行程安排，是件多可怕的事。
托马斯是瑞典人，40多岁，有点谢顶。可以说正是这个瑞典人让我真正地走入职业网球圈。他是一个训练上非常积极的人，在场上永远都是很有活力的样子，不知道疲惫。从他第一天带我的时候他就坚信我可以进世界前十，可以进四大公开赛前四。他也是第一个让我坚信自己可以进世界前十的教练。
托马斯在这个圈子待的时间比较长，训练水平很高。我们在国家队时，关系就非常融洽，是很好的朋友，但那时的托马斯要照顾所有队员，能分给我的时间非常有限。在成为我的私人教练后，托马斯和我深入沟通了几次，我们都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托马斯是个非常乐观的人，他很喜欢和人聊天。准确地说，是他非常喜欢说话，和他聊天，你不需要说很多，托马斯一个人可以声情并茂地把国际网坛分析一遍，有时候说着说着就走出了网球圈，逮什么聊什么，跟他在一起训练是件轻松愉快的事。但如果你总是不说话，托马斯就会忽然警觉，他会问：你有什么想法？或者说，我都说了这么多了，要不你也说点儿？
赶上这时候，我就也说点自己的看法。托马斯在倾听球员意见的时候是个充满耐心的人，不论他是否同意你的想法，他对球员的意见都十分尊重，是个允许球员有自己意志的人。老外不像中国人讲究多，如果我说的合他的心意，托马斯立刻会开心地表示同意，我说的跟他想的不一样的时候，他马上就开口把我的想法全盘推翻——这种风格倒是跟姜山很像，反驳起来毫不留情。托马斯眼光锐利，分析问题非常专业，他给过我很多不错的建议。作为教练，托马斯无疑是非常优秀的。
我最欣赏托马斯的一点是他的积极向上，他是个很敢突破自我的人，敢想敢做，只要他认为这个目标有可能达到，他会不厌其烦地告诉你：你可以的！你应该试试这个！当时我已经进入了世界前二十，在同行们看来，差不多是走到职业生涯的巅峰了，托马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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