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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自上场李娜自传-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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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美网，我首轮出局。
外界质疑的声音不断传来，焦灼、无助的心态如影随形，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可以看到体育版上的大字标题：李娜状态低迷。
这一次他们说对了。
我就在这种状态中迎来了中网，赛前两天我上吐下泻，我向组委会递交申请，希望能晚一天参赛，这样就可以有多一天时间调整。但WTA办公室的人说他们没有权力，中网已经把票全部卖出去了，我必须要打第一场。
那就打吧。
可以想象，在那种状态下，你对比赛的期望会落到史上最低：我唯一的希望是比赛尽快结束，这样我可以赶紧回到更衣室，让我不断翻腾的胃安静一会儿。
这之后的比赛就像龙套走场一样，我完全没有取胜欲望，我羞愧难当，因为我知道自己心中真正渴求的就是一件事：让比赛快点结束吧。
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
刚打完法网时，我自信心很强，甚至觉得自己还有信心拿第二个大满贯。但直到现在我的状态都不是很好。我不禁开始了又一轮的自我怀疑：为什么我每天训练都那么认真，比赛时还会频频陷入困境？
这段时间，我和我的团队都异常严肃，我们意识到：必须改变这种状况了。
美网结束后，我和莫滕森教练的合作也走到了尽头。虽然我们只合作了5个月的时间，但是这5个月却带给我美好的经历。莫滕森是位非常积极的人，任何事情他都会看到积极的一面，感觉在他的世界里就没有不好的东西。我们的合作开始于2011年的红土赛季，也是我们一起经历了法网冠军的瞬间。在合作期间，我觉得莫滕森对我更像是长辈对晚辈的疼爱，从来不会严厉地说话，永远都是心平气和地讲解技战术，从来没有见过他有不高兴的时候。可能我从小就是在挤压的环境下生活的，所以当你给我足够的空间发挥时，我反而控制不了我自己，也许是因为莫滕森给我太温和的环境，到最后，特别是法网过后，我都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导致最后不能合作。
他人非常好，什么事都依着我，我做的任何事情，他都可以从中找到积极的一面，但他没有明确指出我的弱点和错误在哪里，单纯的鼓励无法让我应对比赛中的险象环生，我需要一位能从技术上指导我的师长。
我从小成长的环境导致我非常需要别人推动我、逼着我，所有曾经推动我进步的人都具有类似性格。以前托马斯具有这样的能力，他一路鼓励我、指导我，在我需要鞭策的时候，他会毫不留情地督促我奋进，当我出现错误时，他也会尖锐地指出问题所在。但莫滕森为人太好了，他曾经说“我不希望这样，我希望你自己能做好，不是我告诉你你应该怎样做”。他觉得我们在球场上是合作关系，是朋友，是互相一起前进，并不是推着我前进。他对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要给你自己机会，让你去犯错。”因为他就觉得我是那种一旦出现失误就会特别懊恼的球员，他说：“你要想开，要给你自己犯错的机会，人不可能是完人，谁都会有发生错误的时候。”
但是记分牌可不会给我第二次机会啊。
我觉得很抱歉，莫滕森很好，但我们不适合。这很像男女之间谈恋爱，对方也许很好，也许很优秀，但就是和你不合拍，你们之间没默契。
我们最终友好地分了手。
“炒教练”这件事又在媒体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我只好不停地向大家解释：这件事情没有那么严重，只是正常的工作交接而已。事实上，在我们运动员的圈子里，这也是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找一个适合自己的教练，一点不比找一个适合自己的终身伴侣容易，大家在磨合期发现了问题，分道扬镳也是十分正常的。丹麦的沃兹尼亚奇的教练是她父亲，但在温网和美网连续失利后，沃兹的经纪人也表示他们准备更换教练——难道这意味着沃兹准备炒掉爸爸吗？当然不会！教练归教练，父亲永远是父亲，他们父女之间的感情不会因此受到影响，工作和生活不是一码事。
在莫滕森离开后，姜山又一次回到“教练”的位置上。
在训练场上，姜山又变回那个严厉的教练，不停地对我发号施令。
我自己也想去调整。但是训练场上不管他说什么，我都静不下心来听他的建议。他希望我按照他的要求去做，但我做不到。
从美网回来后，我回到家乡参加中网，仍然首轮出局。
WTA女选手拿到大满贯后，都会有一个低谷，到现在为止无一例外。但我内心仍然充满焦虑，我反复警告自己：必须！尽快！马上！从低谷里面走出来！
但无济于事，我依然在谷底徘徊，甚至会败给资格赛上的小将。
接下来还要打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年终总决赛。我心中一片荒芜，我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怎么打，以及为什么打。
姜山说：你心态变化了。
其实我也知道这一点，但一直不愿意承认。没拿大满贯前，训练中别人说我，我会知道他们是为我好，我对他们的建议言听计从，对自己要求非常高，托马斯曾经赞扬我：“别的队员可能会将教练的要求执行到80％，甚至90％，但李娜是个自律甚严的队员，她可以做到100％。”但赢得法网冠军后，我开始有点满足了，儿时梦想，那么遥远的目标都达到了，我为自己状态不好找到了一个理由。我不知不觉间把自己的位置摆高了，态度与原来不一样了。
2010年澳网比赛前，我艰难地逆流而上，在腿还没有完全恢复的时候都能打赢比赛，那时我不停地受到“心态有问题”的指责，但我对自己有信心，我知道行外人可能不太了解竞技体育。人不可能永远处于亢奋之中，有高潮就有低潮，这很正常。在那种举步维艰的大环境下，我反而可以把自己逼到极限。
当拿到成绩后，我对自己过于宽容了。纵容自己这件事一旦开了头，后面就是无休止的退步，惰性得寸进尺地吞噬着以往的努力，最终，宽容变成了放任，我失去了对胜利的饥饿感。
同时，我对教练的话开始充满怀疑，当我们训练的时候，我自己的心思总是不停地冒出来：“我原来也是那样做的，不也拿到了大满贯吗？为什么你还说我做得不够好？”
姜山也是职业球员出身，曾经的全运会冠军，我们一起长大，他对我的问题和缺点非常了解。我知道自己该信任他，却没能摆正自己的位置，这也是导致我球场反应迟缓的问题——当对手进攻时，我不能果断地做出回击，反而把相当大的精力放在了与自己辩论这件事中。这一点非常清楚地反映在我的比赛中：连网球落地的弧线都变得犹豫不决、畏畏缩缩，充满了自我怀疑而且模棱两可了。
姜山和我一样明白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大满贯是所有网球运动员至高无上的目标，所有打网球的职业选手都想拿大满贯。但80％——90％的球员拿过大满贯后，都会有一段时间的迷茫。因为要适应大满贯冠军的身份。这个身份适应包含理想构建、下一个目标、生活整个排序，以及对教练的选择认可、对生活欲望的基本要求。
一年之间加冕法网冠军，成为亚洲女子网球代表，签订了上亿元的商业合同，荣誉和巨额合同给首次登顶的我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我无法坦然和释怀地接受这一切。
德约科维奇拥有无与伦比的技巧，但2007年拿大满贯后仍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调整状态。我们最伟大的费德勒，第一年拿到温网冠军后，也是在第二年重新拿到温网冠军以后状态才恢复。罗迪克到现在这么多年也只拿了一个大满贯。萨芬2000年拿大满贯，5年后他才拿了第二个大满贯。他的回忆录中就写道：“我拿到大满贯后每天醉生梦死。”
这太正常了，当你完成人生目标时，其实是你生活最寂寞的时候。这是恐惧和担心产生的时候，因为完成了目标会想还可以做什么。
这些球员都是在20——22岁之间夺得大满贯，之后出现这样的结果。而我在29岁才第一次夺得大满贯，这意味着我已经为此奋斗了20年。没有一个人可以给我建议，因为没有人体会我的生活，也没有人理解我这样的生活，这一辈子是我自己一个人活出来的。我没有任何人的经验可以分享。我是多么羡慕威廉姆斯姐妹，或者萨芬和萨芬娜兄妹啊，他们一定可以分享彼此的感受，帮助对方尽快从迷茫中走出来，而我却像个孤独的旅行者，独自在浓雾中挣扎，我清楚地听到周围传来的咒骂和侮辱，却没有人能够告诉我，我该怎样做。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头锁在笼子里的野兽，它好斗、易怒、偏激，伤痕累累、残暴无比。我习惯在比赛时打开笼门，让它出现助我一臂之力，当我的精神力量变得脆弱的时候，就会招致那只野兽的反噬。它不停地讥笑我、羞辱我，让我不断地为自己的失误痛哭流涕或是怨天尤人。
我只能自己试着去舒缓情绪，姜山会帮着我，他的陪伴让我感觉好受些。当我为自己的一个失误没完没了地惩罚自己时，他会默默陪着我，当我要求休息或者训练的时候，他也陪着我。
“我觉得她过得很辛苦，我能做的只是陪着她，适当给一些鼓励。”他对记者说。
他理解我心中深深的恐惧。
有些人恐惧父母离去，或者江郎才尽还有衰老。我比较恐惧的是怕以后会埋怨自己，就是在力所能及时没有努力做一件事，当没有机会再去做时，会责备年轻的自己。
我觉得我是很矛盾的一个人，两面性格反差很大。有时候我拼命地训练，把自己逼入体能的极限，有时却不禁想，都拿过大满贯了还这么拼命做什么？如果我这一阶段战况不错，我还可以压制住内心的争辩，不顺的时候，两个声音就会同时起来，像在与自己争夺自己。
我知道自己总有一天会打不了网球，对这件事，我原来是有一点怕的，特别是做手术的时候，我不停地想：如果康复不成功，再也打不了网球我会怎么样？
一个“我”会很高兴，终于可以不用再训练了，可以做那些自己一直想做该做的事情，但另一个自我还是觉得很难受，毕竟这一辈子在做这件事情，而且做到这个程度。真的很矛盾。
我曾经对朋友说过：我将来的理想是当个家庭妇女，姜山到哪儿我就到哪儿，这是我理想或者梦想的一种生活方式。但我也知道，完全当家庭妇女肯定会与社会脱节。我不希望看到自己落后于时代。这几年姜山全身心围绕着我转。我退役后，他去哪儿我就会跟着他去哪儿，不一定在武汉。如果他去北京，我就跟着去北京。姜山不喜欢小孩。他觉得小孩都太闹了，但我还是很渴望有孩子。
当我离开网球场时，我会和姜山讨论一些关于未来的规划：我们都一直很抵触将小孩交给父母带这件事。以前对国外的教育不了解，当我们有机会走出国门，看到国外的小孩的成长环境和教育方式时，我有一种被震撼的感觉。如果将来真的退役有了小孩，我一定是全身心自己带。小孩的第一个老师就是父母，我必须要亲手抚养自己的孩子。如果可能，我希望小孩受到与我们完全不同的教育，我不希望孩子进学校后受中国教育模式的影响。在中国做个孩子太难了，竞争者数量众多，资源有限，孩子们面临的竞争也越来越强，容易产生攀比心，价值观容易扭曲。我特别不喜欢这样的孩子。姜山也有同感。他觉得中国人的不自信是产生于家庭和教育，说得再实在一点，都是家庭造成的，因为父母老是告诉孩子要去做什么，什么事情都安排好了。而且父母们总是采用说教的形式，不停地对孩子唠叨：“你该洗漱了！”“你该睡觉了！”“学习去！”一切行为都是在大人的约束下形成的，小孩自己就不知道做一件事情是对还是错，就造成他的不自信，这是所有中国人都存在的问题，除非父母敢采取放养式教育。
中国小孩的不自信来自于父母。为什么外国人都比中国人自信？因为老外的孩子都是自己长大的。我们在国外待了很多年，大家都看到外国人怎么带孩子，对孩子的主动性从不约束。孩子会觉得，只要不是违法的，或是有严重错误倾向的，都可以去尝试一下，比如我今天选择打网球，或者选择读书、打篮球、玩游戏，他都会很自信地自己选择，然后去做。中国孩子永远遇事先想“我可不可以做”。这样长大以后，遇到事情都会根据惯性先问：“这样可以吗？行吗？”这两种状态出来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同样读完大学、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甚至同样读到研究生、博士生的孩子，学识也许相仿，但他们的内在修养差别极大，他们以后的发展也会完全不一样。
这种对自己负责的态度应该来源于父母，根本不是学校教的。学校教的只是知识。我们小学课本最开始告诉你：爱人民、爱祖国，到大学才教你：不要随地吐痰。这其实完全是错误顺序。我最恨自己打球时没有自信，长期在运动队，集体式的教育，导致自己做任何抉择时都总在犹豫，没有自信，不敢肯定这件事做得对不对、做完后会得到什么结果。运动员们可能更会被这个问题困扰，因为自己要频繁面对输赢，从小面对的东西特别直接。教练喜欢通过比较来打击球员的自信，确立自己的权威地位，这也是不科学的。每个人都不一样，没有什么可比性。
现在我们俩的家里就基本不放奖杯，不放任何关于网球的东西。就是不想以后小孩会有“我妈妈是谁，我爸爸是谁”的优越感。我也不会刻意跟孩子说你妈妈原来是网球运动员。
如果把孩子养在国外的话，我们就必须跟着孩子过来。
我们俩想的是，小孩18岁以后自由选择一切，包括在哪里生活，我们都不会再去干扰他们的人生。我们看过王志文演的电视剧《天道》，里面有句话我们很同意：养儿不防老。如果我们要孩子，那一定是因为喜欢孩子，自愿对他尽义务，并不是等我们老了希望他来赡养我们。我们俩的想法是，等我们老了就去敬老院之类的地方，我们不希望给自己的小孩带来负担。
说来也怪，每当想到未来，想到我们的宝宝时，我的心情就会好转。
值得一提的是，我的朋友萨芬娜在美网结束后给我发了一条信息。就在我沮丧到完全不在状态的时候，萨芬娜给我发了一条短信：“我也有过同样的经历，很多人都说我怎么怎么不行，但是你一定要相信自己就是冠军。”
萨芬娜也经历过这种处境，清楚那种感受，有些人什么都不懂，却非常敢于评价别人，他们自己却完全没有追求梦想的经历，提出的观点非常主观。而萨芬娜不同，她曾是世界头号女单球手，她曾和我一样顶着伤痛战斗过，她对我所有的失望和痛楚都感同身受，她的鼓励给了我很大的精神力量。中国人说：“良言一语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这话不假，在看到那条短信时，我确实感到心头有暖流涌动。无论何时何地，我都会记得她是我永远的朋友。
乔布斯去世后，很多人把他在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上致辞时的那句“STAY HUNGRY ，STAY FOOLISH”当成座右铭。但很少有人真正知道，保持“饥饿感”，保持“愚蠢”是多么困难，又是多么重要。
夺得法网后，我参加了多项赛事，结果都是一轮游。当一切都降到谷底的时候，我反而重新拥有了信心。情况还能坏到哪去呢？这已经是最坏的时刻了。
进入2012年后，我的表现逐渐有了好转。
2012澳网举办时间是1月下旬，正是我们过年的时候。妈妈曾说最大愿望就是我能在家过春节，但我最终没能在家里陪伴她。对网球运动员来说，几乎每年的春节都要在墨尔本公园的骄阳下度过。
带着对重回巅峰状态的希望，我来到了澳洲，我一直认为这里是我的福地：炎热的澳洲夏日让我想起家乡，我第一次进入大满贯决赛就是在澳网。
这种信心一直延续到中国农历兔年除夕那天，我在18决赛中浪费了四个赛点，克里斯特尔斯赢得了比赛。
我的失望无以复加，我匆匆离开了澳洲。
可爱的“娜离子”们呼唤我忘掉不愉快，赶紧回家过年。为了感谢他们，龙年初一，我在微博上给粉丝留言：“今年的澳网结束，希望明年以更好的状态出现在澳网赛场上，明年见！中国新年快乐！”
之后，我刻意让自己从微博的世界和媒体的视野中消失掉，败军之将何以言勇。大年初六凌晨，我和姜山抵达深圳备战联合会杯。说起来这次澳网，倒是姜山收获了一项“世界第一”，在本届澳网官方网站组织的网坛“十大丈夫男朋友”的评选中，他战胜了高尔夫巨星麦克罗伊和NBA球星武贾西奇等人，获评“第一老公”称号。他获奖的理由是：“姜山不仅是李娜的开心丈夫，也是她场边的教练，他经常受到大满贯妻子的怒视并成为其发泄对象。”
得知这个消息后我们俩大笑了一场。不管怎么说，新的赛季开始了，振作起来吧。
32 我的世界，我做主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2010年在东京打比赛，有个球特别深，我就说了一句武汉话：“么样这苕啊，这个球你还发力。”裁判员以为我说的是“操”。他发出了警告！
与我同时期出现的网球球员们开始纷纷退役，许多人都认定我已经到了运动生涯的最后阶段，忽然间，似乎所有的人都在讨论“退役”。在许多报道中，记者们都直言不讳地称我为“高龄”球员，隔三差五就有好事者代我传出“李娜欲退役”的新闻。有时候，记者们甚至会非常直白地问我：“李娜，你打算什么时候退役？”
这种问题听多了很烦，我的治疗师阿莱克斯就跟我说：下次回答他们“年龄是什么”的问题时，就告诉他们“只是在纸上多画了一笔而已”。
有些人看上去像十几岁，其实已经有二十几岁了，有些人看上去有三十几岁，而事实上他可能只有二十几岁。在目前的我看来，年龄只是一个刻度，而我感到自己身体的机能和大脑的智慧还远远未达到顶峰。有朋友告诉我，中国球员相比欧美球员，生理相对晚熟，因此在网球场上也会显得大器晚成一些。 29岁在网球队员里虽然不算年轻，但我的网球生涯却与大多数队员不同，我有过两年多退役求学的经历。因此就身体的损耗而言，我相比于同年龄段的队员有明显的优势，运动寿命也就相应会变得更长。阿莱克斯认为我可以将目前的状态至少延续两到三年。
只有两到三年吗？我不信，我觉得还可以更久一点。
按中国的观念女性30岁就已经到了大龄，但我觉得自己的状态还不错，只要长期坚持进行这样的训练，保持比赛的状态，我有信心继续打下去。当然最后肯定会有一个消退期，但我不认为这一年会马上来临。说实在的，30岁和29岁能有多大不同呢？我没觉得这个年龄会给我带来限制。每个人的成长环境不一样。阿加西36岁才退出网坛，35岁时还能打入美网决赛，伊达公子至今还在为日本网坛效力，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年龄并不能成为我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
真正让我感到需要适应的是心态的改变，无论经济条件还是荣誉，所有相关这些问题上，我都要学会在变化之后的新层次里面生活，这样我才能驾驭新的生活，适应新的比赛，延续或者提高自己的竞技能力。
心态这东西，非常难以捉摸。“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因为它们完全是两个状态，一个是在努力拼搏，没有后顾之忧，想的东西可以全部放下，只要前进就好。而一旦你前进到某个领域后，如果不能完全驾驭这个新领域里的生活，就会产生惶恐的感觉，高手对决很大程度上是在拼心态，一个老练的球员可以迅速判断出对手是否心态稳定，当你惶惑不安原地徘徊的时候，成绩一定会马上掉下来。这是思想范畴的问题，与体能无关。
每个人都在做不同的事，有不同的社会价值定位。定位好了，才能驾轻就熟把所有事情做好，无论居于高处、低处，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并不是到了高处就觉得很幸福。只有当我纯粹沉浸于打网球本身的时候，才会感到真正的幸福。
在我眼里，网球的魅力一直在增加。网球每年有那么多赛事，可能今天你与这个对手打完，三天后你又可以跟她再打一次。基本上每周都会有全新的感受。
不管我输或赢，每一次比赛，我都能从中感受到一些新东西。我观察我的对手的成长和变化，在不断的实战中更加了解自己的身体，赢球并不是比赛唯一的意义。无论别人在说什么，我都会安慰自己、告诉自己：“我感受到我感受的东西，而他们没有。”这种感受只有你自己知道，别人感受不到，也体会不了。
我慢慢开始有了主动的感觉，我知道我正在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我很享受这个运动。我也知道我对我的生活拥有主宰权，如果我喜欢这样的生活，我可以继续，如果我感到厌倦或者兴趣不在，我随时可以停下来，换另外一种方式去生活。我的世界，我做主。
2012年带给我的另一个新发现是：我正在渐渐与生活握手言和。
我依然独自上场，面对所有的一切，但我也渐渐发现了孤独的另一面。网球是综合了所有项目的一个项目，具有复杂的美感，它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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