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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freedom)-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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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等待那肮脏的八十五万美金从支付系统中转过来的同时，康妮在一家短期工中介所找到了工作。而乔伊在看电视、打电游中惶惶度日。他试图学习做家务、计划晚餐并出去买菜，但就是最简单的去超市的短短行程都让他精疲力竭。这些年来一直不肯放过他身边女性的抑郁症，似乎终于找准了猎物，并牢牢地咬住了他。他应该告诉家人他和康妮结婚了，这是他确认无疑他必须要做的一件事，但他做不到。这件事的必要性像一辆普拉德斯基A10卡车一样塞满了这栋小小的公寓，把他堵在角落，让他呼吸不到足够的空气。他醒来时，它在那里，他睡觉时，它还在那里。他无法想象把婚事告诉他妈妈，因为她肯定会把这当成一次针对她个人的打击。而从某种意义上讲，事实或许就是如此。但是他同样也害怕和他爸爸通话，害怕重新揭开那个伤口。于是，每一天，尽管这个秘密让他窒息，尽管他想象着卡罗尔正在向他所有旧日的邻居传播这个消息，当中的一位必然会很快告诉他的父母，他还是一再推迟这个发表声明的时间。康妮从来都不会为这件事来抱怨他，但这只会让问题更加纯粹地成为他一个人的问题。
然后，某天晚上，他在N新闻报道中看到，美军在费卢杰城外被伏击，数辆美军卡车出了故障，导致车上的司机被叛乱分子残杀。虽然在画面中并没有看到A10，他还是变得如此焦虑，要喝醉酒才能入睡。几小时后他醒了过来，浑身是汗，酒劲儿基本上退了，身旁是他睡得像个婴儿的妻子——怀抱着那种相信全世界的甜美的安宁——他知道他必须在早晨给他爸爸打个电话。他从来没有像害怕打这个电话一样害怕过任何事情。但他看得出，关于究竟是吹响哨子告密并承担这样做的后果，还是保持沉默，留下那笔钱，现在没有其他人可以给他建议，也没有其他任何人能够赦免他。康妮的爱过于无条件，他妈妈的爱过于自我，乔纳森的爱又不够分量。他需要向他严厉而有原则的父亲作出全面的说明。在他的人生中，他一直在反抗他，而现在，该承认他被打败了。
华盛顿恶魔
沃尔特的父亲吉恩，是一个名叫埃纳尔·伯格伦德的难缠的瑞典人最小的孩子，后者于二十世纪初移民美国。瑞典农村有很多不如人意的地方——强制兵役，路德教牧师干涉教区居民生活，社会等级制度森严，几乎没有机会往上爬——但是，依多萝西给沃尔特讲的故事来看，促使埃纳尔移民美国的真正原因，还是他和他的母亲之间出了问题。
埃纳尔是八个孩子中的老大，是他家位于奥斯特兰南部的农场上的小王子。他妈妈——或许不是第一个对嫁到伯格伦德家族感到不满的女人——极为宠爱这头生子，她给他穿最好的衣服，从其他孩子口中省下好吃的给他，不让他在农场上干活，以便他能够把精力都用在学习和打扮自己上。（“他是我所认识的最虚荣的人。”多萝西说。）母爱的阳光在埃纳尔头上照耀了二十年，但之后，他妈妈意外地生了个老来子，她用从前宠爱埃纳尔的方式去宠爱他，为此埃纳尔始终没有原谅她。由于无法忍受自己不再是那个受宠的孩子，二十二岁生日那天，他搭船前往美国。到了这里后，他再也没有回过瑞典，再也没有见过他的妈妈，他骄傲地声明，他已经忘掉了母语中的每一个单词，而只要有人稍稍撩逗，他就会长篇大论地抨击“地球上最愚昧、最自以为是、最鼠目寸光的国家”。他成为美国自治实验中的又一个数据点，而这个实验从一开始就在统计上出现了偏斜，因为从拥挤的旧世界逃到新大陆来的，不会是那些拥有社交基因的人，而是那些无法和他人融洽相处的人。
作为明尼苏达州的一名年轻人，埃纳尔先是做了伐木工，砍光了最后几片原始森林，然后成为一名挖掘工，为修建道路贡献力量。由于在这两个行业里都没能挣到多少钱，他于是被共产主义观念吸引，认为他的劳动正在被东海岸的资本家们剥削。然后有一天，当他在先锋广场上听一名共产主义抨击者演讲的时候，他灵光一闪，意识到自己在这个新国家出人头地的途径，就是去剥削其他人的劳动。他和跟随他来到美国的几个弟弟合伙，做起了修路包工头的生意。为了在冰天雪地的月份中也能有活可忙，他和弟弟们还在密西西比上游河畔出资创建了一个小镇，并开了一家杂货店。他当时的政治观念或许仍然是激进的，因为他容许信仰共产主义的农夫们在他店里没完没了地赊账，他们当中多半都是芬兰人，正在努力摆脱东海岸资本家的掌控，自谋生计。杂货店很快便成了一桩赔钱的生意，而就在埃纳尔准备出让他在其中的股份时，他过去的一位朋友，克里斯琴森，又在街对过开了一家杂货店来抢生意。纯粹是出于恶意报复（据多萝西说），埃纳尔又坚持经营了五年，挨过了大萧条时期的最低点，为此攒下一大把得不到兑现的欠条——方圆十英里以内就没有哪个农夫不欠债——直到可怜的克里斯琴森终于被挤兑得破了产。之后，埃纳尔移居伯米吉，成为成功的公路承建商，但最终却以低得离谱的价格把公司卖给了一个油头滑脑、假装对共产主义有着同情心的合伙人。
对埃纳尔而言，美国是一个瑞典无法与之比拟的自由国度，是有着大片开阔空间的地方，在这里，一个儿子仍然可以想象他自己是特殊的。但是，这种特殊感最受不了的就是其他同样自觉特殊的人的存在。埃纳尔用他那与生俱来的智慧和艰苦卓绝的劳动成就了一定程度的富裕和独立，但这两样都不是那么充足，之后，他就成为愤怒和失望的研究样本。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退休后，他开始每年给亲戚们寄圣诞贺信，在信中大力抨击美国政府的蠢不可及、美国政治经济的不公，以及美国宗教的愚昧——比如，在一封尤为刻薄的信中，他比较了伯利恒的未婚的玛利亚和那个“瑞典婊子”英格丽·褒曼，说褒曼的那个“杂种”（伊莎贝拉·罗塞里尼）的出生最近得到了被“共同利益”控制的美国媒体的一致庆祝。尽管本人也是企业家，但埃纳尔憎恶大公司。尽管他的事业靠着政府合同支撑，但他也一样憎恶政府。尽管他喜爱开阔的公路，但公路也使他痛苦和疯狂。他购买的美国轿车配备有市面上马力最强的引擎，这样，在明尼苏达无比平直的州际公路上——当中大多数是由他承建的，他就可以开到九十迈或一百迈，咆哮着超过那些挡了他路的蠢货。晚上，如果迎面开来的汽车亮着大灯，埃纳尔的回应便是打开自己的车灯，而且一路不再熄灭。如果有哪个笨蛋胆敢试着在双车道的路上超他的车，他会猛踩油门，与之并驾齐驱，然后又减慢车速，不让那个本来想超车的人退回到原先的车道上去，当这辆车有可能和迎面而来的卡车相撞时，他会格外感到高兴。而如果其他驾驶者挡了他的路，或者不让他超车，他会追着那辆惹了他的车不放，并试着把它逼下公路，这样，他就可以从车上跳下来，朝那个驾驶者大嚷大骂。（容易被无边无际的自由梦俘获的人，同样容易被——倘若这个梦未能实现——厌世和愤怒的情绪所控制。）七十八岁那年，埃纳尔在二号公路上做了个极其错误的驾驶决策，迫使他在迎头与别车相撞和翻车掉进路旁的深沟之间作出选择。他的妻子当时坐在乘客座上，与埃纳尔不同，她系了安全带，在大急流城的医院里熬了三天，才因为烧伤咽了气。据警方说，如果她没有试着去把死去的丈夫从他们着火的埃尔多拉多中拖出来，她原本有生存的机会。“他一辈子都像对待一条狗似的对待她，”沃尔特的父亲后来说，“然后，他杀死了她。”
在埃纳尔的四个孩子中，沃尔特的父亲吉恩是最没有野心的那个，是留在家乡的那个，是想要享受生活的那个，是有着千万个朋友的那个。这其中部分是由他的天性所致，部分则是为了故意和他的父亲对着干。吉恩在伯米吉读高中的时候，曾是学校的曲棍球明星，后来，珍珠港事件发生，他很早就应征入伍，令反战的埃纳尔十分失望。他两次在太平洋战区的前线作战，两次都既没有受伤也没有得到提拔，因而最终以一名陆军一等兵的身份退伍。之后，他回到伯米吉和朋友们相聚，并在一家汽车修理厂工作，对父亲要他充分利用《退伍军人权利法案》的严厉指令置之不理。如果他没有让多萝西怀上孩子，他还不一定会娶她。但是，一旦他们结了婚，他就开始用他认为他的父亲没能给予他的母亲的全部温柔去爱她。
多萝西最终还是为他像狗一样操劳了一生，而他自己的儿子沃尔特也最终为此而痛恨他，这只能说是家族命运众多曲折中的一折。至少，吉恩不像他父亲那样，坚持认为自己比妻子重要。相反，他是用他的缺点——尤其是他对酒的嗜好——来奴役她。他最终变得和埃纳尔相像的其他方面，从根本上说，亦都是像这样在兜了一圈之后。他斗气般地成为了平民论者，对自己的毫无特殊之处挑衅似的感到骄傲，因而，他被右翼政治的黑暗面所吸引。他爱他的妻子，且对她心怀感激，在他的朋友和退伍军人伙伴中，他以大方和忠诚闻名，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来越频繁地爆发出强烈的伯格伦德式的憎恶情绪。他恨黑人，恨印第安人，恨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恨自以为是的人，而且，尤其恨联邦政府；他爱他的自由（喝酒的自由，抽烟的自由，和伙伴们长时间躲在为冰下捕鱼而建的小棚中的自由），它们是如此的谦卑，而他对它们的爱也因此变得愈发热切。只有当多萝西以小心翼翼的关怀口吻——因为她更多地指责埃纳尔，认为该为吉恩的缺点负责的人是他，而不是吉恩自己——劝他少喝一些的时候，他才会对她大发脾气。
吉恩从埃纳尔手上继承的那份地产虽然因为后者贱卖了他的公司而大大缩水，但也足够让他贷款买下公路边的那家小汽车旅馆，他向来认为，如果能够拥有并且经营它，将会相当“美妙”。当吉恩买下松语汽车旅馆的时候，旅馆的化粪池管道已经破裂，墙面还有严重的霉变问题，而且位置过于贴近一条公路的路肩，路上不断有拉矿石的卡车经过，必定很快就会被拓宽。旅馆后面是一道峡谷，里面堆满了垃圾，桦树幼苗正在蓬勃生长，当中一棵从一辆严重破损的杂货店手推车中长了出来，而最终，手推车将会限制并阻碍它的生长。只要吉恩能稍微耐心一点儿，他就应该知道，当地肯定会出现一家更讨人喜欢的汽车旅馆。不过，错误的生意决策有着它们自身的发展动力。想要作出精明的投资，他只能成为那种更加有野心的人，而他又不是，所以，他急于把错误抛在脑后，急于用尽他手头的钱，然后开始忘记自己究竟花了多少：真正地忘记，然后真正地去记住一个与他后来告诉多萝西的数目相近的数。毕竟，人们的不幸中含有某种幸福，如果这种不幸恰如其分。吉恩不必再害怕将来还会遭遇什么大的失望，因为他已经遭遇过了；他已经清除了这个障碍，已经永远地让自己成为了这个世界的牺牲品。他把压得他直不起腰的第二笔贷款用来修建新的化粪池系统，而之后的每个灾难，大的也好小的也罢——一棵松树倒在办公室的屋顶上，住在二十四号房间的现金消费的客人在床罩上收拾鼓眼鱼，七月四日国庆节那个周末的大多数时间，标志客满的霓虹灯始终亮着，直到多萝西注意到并关掉它为止——都只是为了证实他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以及他在其中的可怜位置。
吉恩买下“松语”之后的头几个夏天，经济上比他宽裕的哥哥姐姐们带着各自的家人从其他州过来度假，一住就是一两个星期，付的是专为家人而定的房费，协商过程让所有人都不高兴。沃尔特的堂兄妹们霸占了那个被单宁酸染得变了色的游泳池，伯父们则帮助吉恩给停车场铺设密封层，或者用铁路枕木加固地产上被风雨侵蚀的后坡。在那道疟疾横行的峡谷里，临近那辆坏了的杂货店手推车的残骸，来自芝加哥、见过世面的堂兄列夫向沃尔特讲述了大城市郊区那些内容丰富、令人震惊的故事；其中最令沃尔特印象深刻和不安的是这样一则：奥克帕克一名八年级学生成功地和一个女孩裸身相对，但由于不确定下一步应该发生些什么，他就往女孩的腿上撒尿。和沃尔特的亲兄弟相比，这些来自城市的堂兄妹们倒更和他相像，所以早年的这几个夏天成了他童年时期最幸福的时光。每一天都伴随着新的探险和灾祸：被大黄蜂蜇伤，打破伤风针，酒瓶火箭失灵，可怕的野葛中毒事件，以及多次临近溺亡。深夜，当公路上的车辆变得稀少，办公室附近的那些松树便真的开始飒飒低语。
然而不久，伯格伦德家的另外几位配偶就都不愿意过来了，夏日造访就此结束。在吉恩看来，这不过进一步证明了他的哥哥姐姐们瞧不起他，认为他的小旅馆配不上时髦的、属于美国特权阶层的他们——而辱骂和抗拒这个阶层，现在正成为吉恩极大的乐趣。他选中沃尔特作为嘲笑对象，就因为沃尔特喜欢那几个来自城市的堂兄妹，还时常惦念他们。为了让沃尔特变得不那么像他们，吉恩把旅馆最肮脏最卑下的维护工作都分配给了他这个喜欢读书的儿子。沃尔特负责刮油漆，用力擦洗地板上的血迹和精液，并用拉直的衣架从浴缸下水管道里掏出一团团污物和正在分解的头发。如果有位拉肚子的客人把厕所弄得到处都是，而多萝西又不在附近，没有抢先清洁，吉恩会把三个儿子都带进来，让他们看看那肮脏的场面，然后，在使得沃尔特的兄弟们又是恶心又是好玩地闹起来之后，留下沃尔特一人清理厕所。他说：“这对他有好处。”而兄弟们附和着：“是啊，对他有好处！”如果多萝西听到风声责怪他，吉恩会坐在那里一边微笑，一边格外开心地抽着烟，承受妻子的怒火而不予任何反击——一如往常地为自己既没有提高嗓门，也没有抬手揍她而感到骄傲。“呃，多萝西，别说了，”他说，“干活对他有好处。能教育他不要那么自以为是。”
吉恩原本可以把所有敌意都发泄在他受过大学教育的妻子身上，但是因为害怕变得像埃纳尔，他不允许自己那样做，而现在，他发现他的二儿子是个更容易被接受的攻击目标，不过，多萝西看得出，这个孩子足够坚强，有能力承受这样的敌意。多萝西对公正有着长远的看法。短期而言，或许吉恩如此苛待沃尔特是不公平的，但是长期而言，她的儿子必将会有所作为，而她的丈夫却将永远平庸无为。至于沃尔特本人，他任劳任怨地做着他爸爸分派给他的那些恶心工作，拒绝哭泣或者向多萝西哀诉，以此告诉他的爸爸，即便在由他主导的游戏中，他也可以打败他。吉恩总会在深夜撞到家具上，总会在香烟抽光后表现出孩子气的恐慌，且对于成功人士总会条件反射式地进行诋毁：如果不是一直一门心思地恨着他，沃尔特或许会可怜他。而吉恩最最害怕的就是被人可怜。
沃尔特九岁还是十岁的时候，因为吉恩的香烟让弟弟布伦特身体不适，他在他们同住的那个房间的门上贴了个手工制作的“禁止吸烟”的标牌。沃尔特不会为自己这么做——他宁愿让吉恩把烟直接喷进他的眼睛，也不会给后者任何抱怨的机会。而对于吉恩，仅仅把标牌撕下来还不够让他舒心。相反，他以取笑沃尔特来满足自己。“如果你弟弟半夜里想吸口烟呢？你打算强迫他去寒冷的室外吗？”
“因为吸入过多的烟，晚上他的呼吸声已经不对劲了。”沃尔特说。
“我还是头一遭听说这个。”
“我们住在一起，我听到了。”
“我只是在说，你是代表你们两个贴那个标牌的，对吧，那么布伦特是怎么看的呢？他和你住一个房间，不是吗？”
“他才六岁。”沃尔特说。
“吉恩，我觉得布伦特可能对香烟过敏。”多萝西说。
“我看是沃尔特对我过敏。”
“我们不希望任何人在我们的房间里抽烟，就这样，”沃尔特说，“你可以在门外抽，但不能在房间里抽。”
“门里还是门外，我看不出这其中有什么区别。”
“这是为我们的房间定的新规矩。”
“那么你成了这里定规矩的人了，是吗？”
“在我们的房间里，没错，我是。”沃尔特说。
在吉恩就要发怒的时候，一种疲惫的表情掠过他的面容。他摇摇头，执拗而邪恶地咧嘴笑了笑，他一辈子都是这样来回应权威意见的。在布伦特的敏感症状中，他或许已经看到了他一直在寻找的借口：在旅馆办公室旁加建一间“休息室”，他可以在那里自由自在地抽烟，而他的朋友们也可以过来，付很少的钱和他一起喝酒。多萝西正确地预见到，这样一间休息室最终会要了他的命。
沃尔特童年时代的最大解脱，除了上学，就是去他妈妈那边的亲戚家。她的父亲是一位小镇医生，她的兄弟姐妹、姑母姨妈、叔叔舅舅当中有好几位大学教授、一对做过杂耍演员的夫妻、一位业余画家和两个图书管理员，以及好几个很可能是同性恋的单身汉。多萝西在双子城的亲戚们邀请沃尔特过去度周末，带他参观博物馆，听音乐会，看戏剧演出，让他眼花缭乱；仍然住在铁矿带的那些亲戚们则组织乱哄哄的夏日野餐和假日家庭聚会。他们喜欢玩看手势猜字谜游戏和一种类似于凯纳斯特纸牌的老游戏；他们有钢琴，会伴着琴声歌唱。他们全都如此明白无误地平和友善，在他们身边甚至连吉恩也能够放松下来，并把他们的品位和政治观点当作古怪行径，一笑了之，对他们在体现男子气概的消遣项目上表现出的无能也表现出友好的怜悯之情。他们使吉恩家庭化的一面显现了出来，这是沃尔特喜欢但在其他情形下很少有机会见到的一面，除了圣诞节期间，他们在家中做糖果的时候。
做糖果的任务过于繁杂和重要，因此无法全部丢给多萝西和沃尔特。制作工程从降临节的第一个周日开始，到过了十二月的大部分时间才结束。那些仿佛只有在巫术中才会使用的金属器具——好几个大铁锅和挂物架，用来粉碎坚果的笨重的铝制装置——从壁橱深处一一露脸。充满节日气氛的堆得沙丘般高的白糖和一摞摞锡罐也登台亮相。好几立方英尺的无糖黄油溶解在牛奶和白糖里（用于做不加巧克力的软糖），又或者仅仅是溶解在白糖里（用于做多萝西拿手的圣诞太妃糖），再不然就是由沃尔特涂抹在成排的后备平底锅和浅砂锅里，这些都是他妈妈多年来在清仓大甩卖时购置的。大家不停地讨论着“硬糖”、“软糖”和“脆糖”。吉恩穿着围裙，一边像个划桨的维京人一样搅拌着大铁锅里的东西，一边尽力避免把烟灰掉进去。他有三个古老的有着金属外壳、形似博爱桨＇73＇的糖果温度计，它们的工作原理是好几个小时都不显示温度升高，然后，突然一下，指示温度就已经窜到了软糖变焦或太妃糖变得像环氧树脂一样硬的水平。只有在争分夺秒地把坚果仁掺进去、把糖果倒出来的时候，吉恩和多萝西才最像是一个团队。还有稍后吃力地切开过硬的太妃糖的时候：在吉恩的使劲按压下，刀片向外翻卷，锋利的刀锋划过金属平底锅的锅底，发出可怕的声音（更多的是在骨髓和牙神经中感觉到，而不是用耳朵听到），黏糊糊的褐色琥珀碎裂成小块，吉恩叫着老天该死见鬼，多萝西则喋喋不休地恳求他不要那样出声咒骂。
在降临节的最后一个周末，当八十或者一百个锡罐中垫好蜡纸，装满了软糖和太妃糖，并用约旦杏仁加以装饰的时候，吉恩、多萝西和沃尔特便一起出门去派送。这会花掉整个周末，通常还不止。沃尔特的哥哥米奇和弟弟布伦特留在汽车旅馆，布伦特后来成为一名空军飞行员，但孩童时的他却动不动就会晕车。糖果首先被送往吉恩在希宾的众多朋友家中，然后，经过不少回头路或错路，被送到更远的朋友或者亲戚家中，从铁矿带到大急流城，再到更远的地方。在每一家，要是不喝杯咖啡，不吃块曲奇饼，那将是不可想象的。路上，沃尔特坐在后座上捧着本书，看着一片窗玻璃形状的微弱阳光稳稳地落在座位上，然后——当车终于向右转弯时——滑过车地板的凹陷处，以扭曲的形态重新出现在前排座位的椅背上。窗外是一片片永恒不变、毫无价值的林地，白雪覆盖下的沼泽地，贴在电线杆上的罐装肥料广告，以及收起双翼的老鹰和醒目的乌鸦。他身旁的座位上放着从已拜访过的人家收到的越堆越高的礼物盒——斯堪的纳维亚烘烤食品、芬兰和克罗地亚的特产、吉恩的单身朋友们回送的一瓶瓶“欢呼”——以及逐渐缩小的伯格伦德家的糖罐堆。这些锡罐的主要价值在于，它们装有吉恩和多萝西自结婚起，每年都会送出的始终不变的糖果。随着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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