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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freedom)-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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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五年里，帕蒂一直居住在布鲁克林，在一家私立学校当教师助理，帮助一年级学生掌握语言技能，并兼任初中部垒球和篮球教练。她是怎样做起了这份待遇很差但除此之外几近完美的工作，详情如下。
离开理查德后，她搬去威斯康辛，和她的朋友凯茜住在了一起，凑巧的是，凯茜的伴侣唐娜两年前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凯茜是一名公设辩护律师，唐娜则在一家妇女庇护所工作，两人合在一起才能挣到一份像样的收入，而总共拥有的睡眠时间也只够一个人好好休息。于是帕蒂主动提出做全职保姆，并且立刻爱上了这份工作。她们的名字是娜塔莎和塞莱娜，是两个优秀、出众的女孩。她们似乎天生有一种维多利亚时代的孩童的举止——就连她们的尖叫，当她们觉得迫不得已要尖叫时，也是在经过了些许理智思考之后才发出的。当然，两个女孩主要感兴趣的对象就是对方，她们总是在互相观察、互相询问、互相学习，比较各自的玩具或者晚饭，兴致勃勃但少有竞争或忌妒；她们似乎有着一种共享的聪明。当帕蒂和其中一个说话时，另一个也会聆听，带着一种尊重的神情，毫不胆怯。两岁大的孩子需要时刻不离的照看，但是帕蒂真的从来也不感到厌倦。事实是——想起这一点，她感觉好了一些——她善于和小孩子相处却不善于和青少年相处。孩子们获取运动技能、形成语言能力、参加社交、人格得到发展，这一系列奇迹般的变化都带给她深刻而持久的快乐，有时候，双胞胎一天一个样，进步清晰可见，她们对自己有多好玩丝毫不觉，对自己的需要却清清楚楚，对她这个保姆更是全然信任，这一切都让她兴奋不已。自述人不知道如何才能确切表达她的快乐，但是她看得出，关于她自己想要当妈妈的愿望，是她之前没有弄错的一件事。
如果不是她父亲病倒了，她或许会在威斯康辛停留更长更长时间。她的读者一定也听说了雷的癌症，突如其来、扩散迅速。凯茜本身也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她催促帕蒂赶在来不及之前回她韦斯特切斯特的家。帕蒂带着满心的害怕和担忧回去了，发现和她上一次踏进那里相比，她童年时代的家并没有多大变化。过期的竞选用品一箱箱地堆得更多了，地下室霉得更严重了，雷小塔般的《时报》推荐读物摞得更高、更摇摇欲坠了，乔伊斯那个从未尝试过的《时报》饮食版食谱活页夹变得更厚了，一沓沓没有读过的《时报》周日杂志变得更黄了，可循环利用物储物箱更加满溢了，乔伊斯想要成为花卉栽培爱好者的努力成果更加令人心酸地杂草丛生、乱七八糟了，她的世界观中那条件反射式的自由主义变得和现实世界更加格格不入了，她在大女儿面前的不自在表现得更加明显了，雷从嘲讽中获取快乐的方式变得更加莫名其妙了。他如今蔑视和嘲笑的主题是那迫近他的死亡。和其他一切不同，他的身体变化非常大。他变得消瘦羸弱，眼窝凹陷，面色苍白。帕蒂刚回来的时候，每天早晨他还要去事务所工作几个小时，但这种状况只再持续了一个星期。看到他病得这么重，她痛恨自己长期以来对他的冷淡，痛恨自己孩子气地拒绝和解。
当然，并不是说雷就不再是雷了。每次帕蒂拥抱他时，他都会很快地拍拍她，然后抽走胳膊，让它们在空气中挥动，就好像他既不能回应女儿的拥抱又不好把她推开。为了将大家的注意力从他身上转移开，他四处寻找其他可供嘲笑的话题——阿比盖尔的“表演艺术家”这一职业，他儿媳的宗教狂热（这点后文有更多描述），他妻子对纽约州政府这个“笑话”的参与，他在《时报》上读到的关于沃尔特的职业遭遇。“看起来你丈夫和一伙骗子搞到一起了，”某天他说，“好像他本人也多少是个骗子。”
“他不是骗子，”帕蒂说，“显然不是。”
“尼克松也这样说过。我记得他那篇演说，就像昨天才听过一样。美国总统向全国人民作出保证，说他不是骗子。那个词，‘骗子’，我忍不住想笑。‘我不是骗子。’这也太好笑了吧？”
“我没有看那篇关于沃尔特的报道，但是乔伊说他们说得根本不公平。”
“那么，乔伊是你那个信仰共和主义的孩子，对吗？”
“他确实比我们保守些。”
“阿比盖尔告诉我们，他和他的女朋友在她的公寓住过之后，她不得不烧掉她的床单。显然，上面到处都是斑斑点点。椅子上、沙发上也一样。”
“雷，雷，我不想听这个！请试着记住，我可不是阿比盖尔。”
“哈。读到那篇报道，我不由得想起了那个晚上，沃尔特对他的罗马俱乐部是那么的上心。他一直多少是个怪人。我向来都有这种印象。而我现在可以说出来了，不是吗？”
“为什么，因为我们分开了？”
“是的，是有这个原因。但我想的是，因为我活不了多久了，我或许可以怎么想就怎么说了。”
“你向来都是怎么想就怎么说。从不克制。”
这句话中有什么东西让雷笑了。“不是向来，帕蒂。其实，比你想象的要少。”
“举出一件你曾想说但没说的事。”
“我从来都不怎么善于表达感情。我知道这让你很难接受。或许所有人中最难接受的那个人就是你。和他们相比，你总是对所有事都那么当真。然后你在高中还遭遇了那次可怕的不幸。”
“我的不幸在于你们处理那件事的方式！”
听到这个，雷抬起一只手，以示警告，似乎要阻止帕蒂下一句不合情理的说法。“帕蒂。”他说。
“可事实就是这样！”
“帕蒂，只是……只是……我们都会犯错。我想说的是，我确实，呃，呃。我确实爱你。很爱你。只是我很难去表达它。”
“那么我猜是我不走运了。”
“我在认真和你说话，帕蒂。我在试着告诉你一些事。”
“我知道，爸爸。”她说，忍不住哭了，泪水中有几分苦涩。他又一次做出那个拍拍她的动作，把手放在她的肩头，然后犹豫不决地拿开，让它悬在半空；她最终明白了，他不可能改变。
他的病情日趋恶化，一名私家护士每天来来去去，而乔伊斯不断溜去奥尔巴尼参加“重要”选举，留下过于曲折复杂的道歉。帕蒂睡在她儿时的床上，再次阅读她喜欢的那些童书，同时向家中的凌乱开战。她没有费事去征得许可，直接扔掉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杂志和杜卡基斯＇1＇竞选时的一箱箱的印刷品。当时正是收到一本本种子目录的季节，她和乔伊斯都心怀感激地抓住乔伊斯对园艺的一时热情，并由此终于发掘出一个她们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尽管如此，帕蒂还是尽可能地多陪伴在她爸爸身边，握住他的手，允许自己去爱他。她几乎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她的情感器官在重新布置它们自己，终于将她的自怜不加遮掩地呈现在她眼前，暴露出它全部的可憎，犹如她体内一处丑陋的紫红色肿瘤，需要被切除。在用去那么多时间听她爸爸嘲笑周遭的一切的同时——虽然那变得越来越无力和苍白——她不安地发现自己和他原来多么相像，也明白了为什么她自己的孩子对她的搞笑能力不怎么买账，为什么在为人母最关键的那几年里，强迫自己更多的和父母见面会好一些，因为那样才能更好地理解她的孩子对她的反应。她那关于开创全新生活、一切从零开始、完全独立的梦想终究不过是个梦想。她是她爸爸的女儿。无论他还是她都从未真正想要成长，而现在，他们一起成长。雷的病情并没有让她像弟弟妹妹们那么不自在，那么恐惧，无需否认这一事实让一向好胜的她感到满足。还是个孩子时，她曾希望自己能够相信，他爱她胜过一切，而现在，当她紧紧握住他的手，试着帮他挨过一阵阵甚至连吗啡也只能缩短而无法使之消失的疼痛时，这愿望变成了事实，他们使它变成了事实，而这改变了她。
在黑斯廷斯村的唯一神教堂举行的追悼会上，帕蒂想起了沃尔特父亲的葬礼。这次的葬礼也同样来了很多人——至少有五百。看上去，韦斯特切斯特的每一位律师、法官、现任公诉人和前公诉人都来参加了，那些为雷致悼词的人都说着同样的内容：他不仅是他们所认识的最能干的律师，也是最友善、最勤奋、最诚实的律师。他职业声誉的广度和高度让帕蒂晕眩，而对坐在她身旁的杰西卡而言，这一切都是个全新的发现；帕蒂已经能够预见到（事实证明，准确无误），杰西卡事后将会向她发起责难，公平的责难，为她剥夺了她了解外祖父的机会。阿比盖尔走上讲台代表家人致辞，她想要表现得风趣，出来的效果却是不得体和自说自话，然后，她利用失控的悲痛抽泣，部分地挽回了她的形象。
直到家里人在葬礼结束后陆续离开时，帕蒂才看到后面几排长凳上坐了一百多个来自弱势群体的各色人等，当中大多数是黑人、拉美移民和其他少数民族，他们高矮不一，身着西服或裙装——显然是他们所拥有的最体面的衣服，耐心而庄重地坐在那里，显然比她更熟悉葬礼仪式。这些是雷以前为之提供过免费服务的老客户或者那些客户的家人。在随后的招待会上，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来到包括帕蒂在内的爱默生一家人面前，握住他们的手，看着他们的眼睛，简短地对雷为他们做过的工作表示感谢。为那些他拯救过的生命，扭转过的不公，以及表达出的善意。帕蒂并没有完全被这一切吹昏头脑（她深知在这个世上，行善的背后是家人付出的巨大代价），但她还是受到了强烈的震动，不由得想起了沃尔特。现在她只是感到后悔，在沃尔特为保护其他物种而斗争时，她却处处为难他；她发觉自己当初那样做是出于忌妒——忌妒那些鸟儿在他眼中那么纯粹地可爱，忌妒他拥有这种去爱它们的能力。她希望她现在可以走到他面前，在他还活着的时候，清楚地告诉他：我敬爱你，因为你的善良。
她很快发现她尤其要感谢沃尔特的一点是他对金钱的淡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就足够幸运地培养出自己对物质的淡漠，然后，就像幸运的人会拥有更多的好运气一样，她嫁给了沃尔特，她一直视之为理所当然地享受着他对物质的不贪婪，直到雷去世后，她被拽回到家人与金钱有关的噩梦当中。爱默生一家人，正如沃尔特多次告诉帕蒂的那样，代表着一种贫乏的经济。就他的喻意（也就是说，情感上的贫乏）而言，她有时候能够看出他的看法是对的，但是因为她是作为一个局外人长大的，没有参与家人对物质的竞争，所以她用了很长时间才明白，雷的父母那份永远令人觊觎却又永远不可撼动的财产——贫乏的人为性——是她家人种种麻烦的根源。直到在雷的葬礼结束后的那段日子里，她逼迫乔伊斯作出明确说明，了解了爱默生家族位于新泽西的祖屋的故事，听说了乔伊斯如今发现自己所处的困境，她才彻底明白了过来。
情况是这样的：作为雷在世的配偶，乔伊斯现在拥有了那座乡间庄园，那是六年前奥古斯特去世后由雷继承的。当帕蒂的妹妹们，阿比盖尔和维罗妮卡，恳求雷“处理”那份地产（也就是说，卖掉它，把属于她们的那笔钱分给她们）的时候，雷当然能够一笑置之，不予理睬，但是现在他不在了，乔伊斯每天都要承受来自两个女儿的压力，而她却不具备承受这种压力的先天优势。然而，不幸的是，除去雷对祖宅在感情上的不舍这点之外，雷当初无法“处理”这份地产的其他原因仍然挡在她的面前。首先，如果卖掉祖宅，雷的两个兄弟就可以来理直气壮地要求分取一大部分房款。此外，那栋石头房子里现在住着帕蒂的弟弟埃德加和他的妻子加琳娜，以及他们很快就要增加成四个的孩子们，而且房子已被埃德加擅自进行的一系列“翻新”搞得不成样子，由于他没有工作，没有存款，又有很多张口等着要吃饭，所以到目前为止，“翻新”工作就只进行到局部随意拆毁这个程度。而且，埃德加和加琳娜威胁说，如果乔伊斯把他们赶出祖宅，他们就去以色列的西岸聚居点定居，带走乔伊斯这辈子唯一的几个孙子，靠一家设立于迈阿密的基金会的救济过活，而那家基金会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挑衅式宣传令乔伊斯极其不安。
当然了，乔伊斯的噩梦是她自愿招来的。当年在学校里拿奖学金的她被雷的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家庭出身、他的家族财富和他的社会理想主义所吸引。她不知道自己被卷入了一个怎样的家庭，不知道她最后将要付出的代价，不知道在以后的数十年里她将忍受种种令人厌恶的怪癖、孩子气的金钱游戏和奥古斯特专横无礼的对待。她，贫穷的布鲁克林犹太女孩，很快就用爱默生家的钱去西藏、马丘比丘以及埃及的几处地方旅游；与达格·哈马舍尔德＇2＇、亚当·克莱顿·鲍威尔＇3＇共进晚餐。像许多从政人士一样，乔伊斯不是个健全的人；她甚至比帕蒂还要不健全。她需要觉得自己非同一般，而嫁入爱默生家加固了她的这一感觉，当她开始生育孩子，她需要觉得她的孩子们也非同一般，唯有这样才能弥补她内心的某种欠缺。因此，便有了帕蒂童年的副歌：我们家和别人家不一样。别人家有保险，但是爸爸不信任保险。别人家的孩子放学后打零工，但是我们更希望你们去开发你们非同一般的天赋，追寻你们的梦想。别人家不得不为应付突发事件所需的款项发愁，但是祖父的钱意味着我们不必如此。别人要作现实考虑，要工作，要为将来存钱，但是就算祖父为慈善活动捐了那么多钱，外面仍然有一大罐金子在等着你们。
多年来乔伊斯一直传递着这些信息，一直纵容她的孩子们的生活被它们扭曲，如今，面对阿比盖尔和维罗妮卡要求清算那份地产的压力，她用颤抖的声音向帕蒂坦白说，她觉得“不安”且“有一点点愧疚”。在过去，她用一些隐藏的方式表达着她的愧疚：不定期地转给两个女儿数目可观的现金，不去评判，比如说，类似阿比盖尔在某天深夜赶到垂危的奥古斯特的病床前，从他那里要到了最后一张一万美金的支票这样的行为（帕蒂从加琳娜和埃德加那里听说了这个把戏，他们认为这太不公平，但在她看来，他们更多地是在懊悔他们自己怎么没有想出这种好点子）。看到她妈妈一向隐藏于她自由主义的政治观点背后的愧疚，现在在大白天于她自己的孩子们面前表露无遗，帕蒂感到一种有趣的满足。“我不知道我和你爸爸做了什么，”她说，“我猜我们的确做了什么。我们的四个孩子当中有三个都没能作好准备……作好准备去，嗯，独立养活他们自己。我猜我……哦，我不知道。可是如果阿比盖尔再次要求我卖掉她祖父的房子……我猜，我想，我活该受这份罪，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猜，以我自己的方式，我多少是有责任的。”
“你只不过需要勇敢地面对她，”帕蒂说，“你有权不受她的折磨。”
“我不明白的是，你怎么会变得如此不同，如此独立，”乔伊斯说，“你似乎没有这些方面的烦恼。我是说，我知道你有烦恼。但你似乎要……更加坚强一些，不知怎么回事。”
毫不夸张：这是帕蒂人生中最得意的十个瞬间之一。
“沃尔特是个了不起的养家人，”她反驳说，“他是个好人。这一点不无帮助。”
“那你的孩子们……他们……？”
“他们像沃尔特。他们知道怎样去工作。乔伊可能是北美洲最独立的孩子。我猜他这点部分是受了我的影响。”
“我真希望能多见见……乔伊，”乔伊斯说，“我希望……既然现在情况不同了……既然我们已经被……”她发出一种奇怪的笑声，刺耳，非常的不自然，“既然我们已经被原谅了，我希望我能多了解他。”
“我相信他也希望这样。他对自己的犹太血统很感兴趣。”
“哦，不过，我可一点儿也不确定我是讨论这个问题的恰当人选。或许他应该和埃德加谈谈。”乔伊斯再次发出那种奇怪、不自然的笑声。
其实，埃德加并没有比她们变得更像犹太人，除了在最被动的那些意义上。九十年代早期，他做了任何一个拥有语言学博士学位的人可能去做的事情：成为一名股票交易商。当他停止研究东亚语言的语法结构，投身股票交易，他很快赚到了一大笔钱，足以吸引并留住加琳娜，一个年轻漂亮的俄罗斯犹太人。他们刚一结婚，加琳娜俄式物质主义的一面就显现出来。她刺激埃德加去挣更大数额的钱，并将其花在了新泽西肖特山上的一栋大宅、皮草、昂贵的珠宝和其他富丽堂皇的物品上。有一阵子，通过经营自己的公司，埃德加成功耀眼，以至引起了平日里疏远而专横的祖父的关注，刚刚失去妻子的奥古斯特，或许是受早期老年痴呆症的影响，一时冲动，贪婪地允许埃德加更新他持有的股票，卖出他的美国蓝筹，大数额地投资于东南亚市场。当亚洲股票泡沫达到最高峰时，奥古斯特最后一次修改了他的遗嘱和信托基金，把他的股票投资留给了两个较小的儿子，而把新泽西的祖宅留给了雷，在当时看，这样的分配非常合理。但是埃德加做的更新工作却是靠不住的。亚洲金融市场的泡沫如期破裂，而之后没多久奥古斯特就去世了，帕蒂的两个叔叔几乎什么也没有继承到，而得益于新高速公路的开通和新泽西西北部的快速发展，庄园的价值却翻番了。雷用以抵挡两个弟弟对这份地产的合理要求的唯一方法就是留住房子，让埃德加和加琳娜住进去，而这两人也很愿意这样去做，因为埃德加自己的投资也惨遭失败，破了产。正是在这个时候，加琳娜犹太人的一面现身了。她拥护东正教传统，不再节育，生了一堆孩子，使她和埃德加的财务困境进一步恶化。对于犹太教，埃德加并不比家中的其他任何人抱有更大的热情，但他是由加琳娜塑造而成的，自破产以来，为了和睦相处，他变得更加听妻子的话。于是，哦，阿比盖尔和维罗妮卡是多么地憎恨加琳娜。
这就是帕蒂要着手去为她妈妈处理的情况。只有她有这个资格，因为她是乔伊斯唯一一个愿意自食其力的孩子，而这带给她最奇妙、最愉快的感受：有她这样一个女儿是乔伊斯的幸运。帕蒂在这种感觉中陶醉了好几天，之后才清醒地意识到，事实上，她正被拉回到恶劣的家庭模式中，再次和她的弟弟妹妹们一争高低。没错，之前当她帮着看护雷的时候，她已经感到了竞争的刺痛；但是没有人会出面质疑她陪伴雷的权利，而且就动机而言，她的良心是清白的。然而，和阿比盖尔共度一晚就足以让过往的竞争汁液再次四下流淌。
在和泽西城一个非常高的男人同居期间，为了让自己看上去不那么像个下错了高速路的中年主妇，帕蒂买了双相当时髦的粗跟高跟靴，如今她选择穿着这双鞋去和她那个个子最矮的妹妹见面，这或许是她最不友善的那部分自我作出的决定。当两人从阿比盖尔的公寓走向后者常去的那家酒吧时，她高出了阿比盖尔一大截，就像一个成年人和一个孩子。仿佛是为了弥补个头上的不足，阿比盖尔开始了她冗长的开场白——足足说了两个小时——这使帕蒂得以拼凑出一幅相当完整的她的人生画卷：她在某个已婚男子——现在对他的专门称谓是大白痴——身上浪费了她待嫁时光中最美好的十二年，想等着大白痴的孩子们读完高中，这样他就可以离开他的妻子，而后来他确实这样做了，却是为了一个比阿比盖尔更加年轻的女孩；她转而在那些蔑视异性恋的同性恋男人身上寻求更愉快的男性陪伴；她是数目庞大的半失业演员、剧作家、喜剧演员和表演艺术家群体中受重视且大方慷慨的一员；她的朋友圈中，大家都互相捧场，互相购买演出门票、参加筹款会，当中的大多数钱，追根溯源都是从诸如乔伊斯的支票簿这样的源头流下来的；作为一名波西米亚族，她的生活既不光彩夺目，也不非同凡响，但对于纽约市的运转而言，却是令人敬佩且必不可少的。看到阿比盖尔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了她的位置，帕蒂真的为她高兴。直到她们返回她的公寓去喝一杯“餐后酒＇4＇”，帕蒂提起埃德加和加琳娜这个话题，气氛才变得令人不快起来。
“你去过新泽西的集体农场了吗？”阿比盖尔说，“见到他们的奶牛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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