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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freedom)-第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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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现在根本不想去考虑这件事。”
“已经六年了!难道还不该开始考虑吗?仅仅是出于公平?”
“如果她想离婚,她可以给我来信。她可以请律师给我来信。”
“可我在说的是,为什么你不想离婚?”
“我不想处理将由它带来的那些事。我有权不去做我不想做的事。”
“它会带来什么事?”
“痛苦。我已经忍受了很多痛苦。我现在仍然觉得痛苦。”
“我知道,爸爸。但是现在拉丽莎已经不在了。她已经走了六年了。”
沃尔特猛烈地摇着头,就好像有人往他脸上洒了氨水。“我不想想这个。我只想每天早上出门,看看那些和这一切毫无关联的鸟。那些有着它们自己的生活、它们自己的挣扎的鸟。然后努力为它们做点事。它们是唯一我仍然觉得可爱的东西。我是说,除了你和乔伊。我想说的就这么多了,我希望你不要再问我了。”
“那么,你想过去看心理医生吗?或许,这样你就可以开始继续生活?你还没有那么老,你知道的。”
“我不想改变,”他说,“每天早晨有那么几分钟不怎么好过,然后我出门,把自己搞得筋疲力尽,而如果我熬夜熬得足够晚,我就能够睡得着。只有当你想要改变什么的时候,你才会去看心理医生。而我没有什么要对心理医生说的话。”
“你过去也是爱妈妈的,不是吗?”
“我不知道。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她离开后发生的事。”
“其实,她现在相当可爱。她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了。她变得像个完美妈妈,虽然这听上去令人难以置信。”
“正如我刚才说过的,我为你感到高兴。很高兴你的生活中有她。”
“但是你不希望她回到你的生活中。”
“听我说,杰西卡,我知道那是你想要的。我知道你想要一个幸福的结局。但是我不能仅仅因为你想要,就改变我的感觉。”
“你的感觉是你恨她。”
“她作了她的选择。我要说的就这么多。”
“对不起,爸爸,可是这非常不公平。你才是作出选择的那个人。她不想离开你。”
“我知道这是她告诉你的。你每周都见她,我敢说她已经把她的版本完全地灌输给你了,我敢说这个版本对她自己非常宽容。但是在她离开之前的那五年里,你没有和她一起生活。那是一场噩梦,然后我爱上了另外一个人。我从来没有特意要去爱上其他人。我知道这让你非常气愤。但是这件事会发生的唯一原因就是和你妈妈无法一起生活。”
“好吧,那么你应该和她离婚。做了这么多年夫妻,难道你连这个也不应该为她做吗?如果你曾经那么重视她,陪她一起走过了那些美好的岁月,难道你不应该至少诚实地和她离婚以表达你对她的尊重吗?”
“那不是什么美好的岁月,杰西卡。她一直在骗我——正因为如此,我才觉得我没有欠她那么多。而且,如我所说,如果她想离婚,那就离好了。”
“她不想离婚!她想回到你身边!”
“我无法想象看到她,哪怕只有一分钟。看到她,只会让我想到那些难以忍受的痛苦。”
“可是,爸爸,之所以会这么痛苦,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仍然爱着她呢?”
“我们现在需要聊些其他事情了,杰西卡。如果你关心我的感受,你就不会再次提起这个话题。我不想害怕接到你打来的电话。”
他把脸埋在手心里坐了很久,没去碰他的晚餐,房间里非常缓慢地暗了下来,地面上春意盎然的世界正让位于天空中那个更加抽象的世界:平流层的一缕缕粉红色的云彩,无垠太空的深深寒意,以及最早开始闪烁的星星们。这就是他现在的生活运转的方式:赶走杰西卡,然后立刻就开始想念她。他想明天一早返回明尼阿波利斯,接回那只猫,把它还给那些想念它的孩子们,但是他无法真的这样去做,就好比他无法给杰西卡打个电话,向她道歉。所谓木已成舟。所谓覆水难收。在西弗吉尼亚的明戈县,他人生中最为阴云密布的那个早晨,他问拉丽莎的父母,他能不能去看看他们女儿的遗体。她的父母冷淡而古怪,都是工程师,有浓重的口音。父亲没有落泪,母亲则不时突然地大声哭喊,发出一种陌生的、几乎像是歌唱的恸哭声;那听上去有一种奇怪的仪式感和机械感,像一曲为了某种观念而作的哀歌。沃尔特独自去了殡仪馆,脑海中一片空白。他的爱人躺在一张轮床上的被单下,由于轮床太高,他无法跪在她身边。她的头发还和往常一样,顺滑、乌黑、浓密,但她的下巴出了问题,有一处残忍之极、无法原谅的伤痕,而她的额头,当他亲吻它的时候,冰凉渗骨,任何一个公平的宇宙都不该让一个这般年轻的人的额头如此冰凉。寒意经由他的嘴唇进入他的身体,之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覆水难收。他在这个世界上的快乐陨落了,一切都没有了意义。像杰西卡催促的那样去联系他的妻子,就意味着他放开了他和拉丽莎共度的那些最后时刻,而他有权利不去这样做。他有权利,在这样一个不公平的宇宙,去不公平地对待他的妻子,他有权利让霍夫鲍尔家的那几个孩子徒劳地呼唤他们的鲍比,因为一切都没有意义。
从自己的拒绝中汲取力量——足够的力量,当然,让他可以在早晨起床,推动他在田野中度过那些漫长的白天,在挤满度假者和郊区居民的公路上行驶完漫长的车程——他又熬过了一个夏天,到目前为止他人生中最孤独的一个夏天。他告诉杰西卡和乔伊,他太忙,无法接待他们的来访,这当中有真实的成分(不过不多),同时,他放弃了和那些继续入侵他的树林的猫作战:他不忍让自己再次经历他和鲍比之间发生的那种悲剧。八月,他收到妻子寄来的一个厚厚的信封,某种文稿之类的东西,应该和杰西卡提过的那个“消息”有关,他原封不动地将它放进了他收文件的抽屉中,里面还有他过去的联名纳税申报表、过去的联名银行账户结单和他从未更改过的遗嘱。之后没过三周,他又收到一个邮件,是用衬垫包裹的光盘,寄信人是泽西城的卡茨,这个他也原封不动地放进了同一个抽屉。从这两个邮件,从他去芬城购买日用品时不可避免地会看到的那些报纸的头条新闻——国内外新危机,新右翼疯狂分子的连篇谎话,以及在地球的残局中不断蔓延的新的生态灾难——当中,他能感觉到外部世界正在向他逼近,正在索求他的关注,但是只要他独自一人住在树林中,他就能坚持他的拒绝。他的父祖辈就是一长串的拒绝者,他有拒绝的天赋。拉丽莎似乎已经所剩无几了;她正在从他的生活中消失,就像死去的鸣禽从荒野中消失一样——它们原本就轻得不可思议,然后,一旦它们小小的心脏停止跳动,它们便只剩下一点儿绒毛和中空的骨头,轻易地消散在风中——然而,这却只会让他更加坚决地去抓住他还拥有的那一点点和她有关的东西。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十月的那个早晨,当那个世界终于到来,以一辆新现代牌轿车的形式,停在他的车道的半中腰——米奇和布伦达过去放置他们的小船的那处长满荒草的岔道上时,他没有停车去看看里面坐的是谁。他赶着去参加保护协会在德卢斯的一个会议,于是他只稍稍减慢速度,刚好看到驾驶座的椅背向后倾斜着,驾驶者或许在睡觉。他有理由希望,无论车里的人是谁,等他回来时都应该已经离开了,因为不然的话,他或者她为什么没来敲他的门呢?但是那晚八点,当他从县公路拐进他的车道时,那辆车仍然停在那里,车尾的塑料反射着他的车前灯发出的光亮。
他下车,透过那辆车的车窗向里窥探,发现里面没有人,驾驶座已经恢复到了直立状态。树林里冷冰冰的;空气静止不动,能闻到雪的气味;唯一的声响是从坎特桥小区的方向传来的隐约的说话声。他返回车内,开到房子跟前,黑暗中,一个女人,帕蒂,坐在门前的台阶上。她穿着蓝色牛仔裤和薄薄的灯芯绒夹克。为了取暖,她的双腿并拢在胸前,下巴支在膝头。
他熄了火,等了很久,足有二三十分钟,等她起身过来和他说话,如果这就是她此行的目的。但是她不肯动,最终他鼓起勇气,下车往里走。他在台阶上稍稍停了一下,离她不超过一英尺,为了给她开口说话的机会。但是她仍然低着头。他自己拒绝开口的行为是这样的孩子气,让他忍不住想笑。但是笑会是一种危险的承认,他于是残忍地扼制住它,硬起心肠,走进房子,关上了身后的门。
然而,他的力量并非无穷无尽。他忍不住靠在门边,在黑暗中又等了很长时间,或许有一个小时,吃力地听她有没有移动,不敢错过哪怕最轻微的敲门声。然而他听到的,在他的想象中,却是杰西卡在告诉他,他需要公平地对待她:他至少应该客气地让他的妻子离开。然而,六年的沉默之后,他觉得哪怕说上一个字都意味着收回一切——意味着撤销他的拒绝,否定他在他的拒绝中想要表达的一切。
最终,仿佛是从半睡半梦的状态中醒来,他打开灯,喝了一杯水,发现自己在妥协心情的驱动下,来到文件柜前;他至少可以看看那个世界想要对他说些什么。他先打开了泽西城寄来的邮包。里面没有字条,只有一张裹着密不透风的塑料包装的光盘。似乎是一家小唱片公司为理查德·卡茨出的独唱专辑,封面是一片北方风光,附有这样的标题:《给沃尔特的歌》。
他听到一声尖锐的痛哭声,他自己的,却好像是其他人的声音似的。这个坏家伙,坏家伙,这不公平。他用颤抖的手翻过光盘,看背面的歌曲列表。第一首是《两个孩子刚好,没有孩子更妙》。
“老天,你真是个浑蛋,”他说,边笑边哭,“这是多么的不公平,你个浑蛋。”
在他为这样的不公平,为理查德或许并不是完全没有心肝哭了一会儿之后,他把光盘放回邮包,打开了帕蒂寄来的信封。里面是一沓手稿,他只读了短短一段,就跑向前门,开门出去,对她晃动着那些纸张。
“我不想看这个!”他对她嚷道,“我不想阅读你!我要你把这拿走,回你的车上去,去暖暖,因为外面冷得要死。”
她确实冻得直哆嗦,但是她似乎被锁在了她缩成一团的姿势里,没有抬头看他手里拿着什么。如果说她有什么反应的话,那就是她的头埋得更低了,仿佛他在击打它。
“回你的车上去!暖和起来!我没让你来这里!”
但她似乎摇了摇头,稍微动了动,又或许只是格外猛烈的一下颤抖。
“我答应你,我会打电话,”他说,“如果你现在离开,让自己暖和起来,那么我答应和你在电话上聊聊。”
“不。”她用很小的声音说。
“好的,那么,冻着吧!”
他砰地关上门,穿过房间,从后门出去,一直跑到湖边。如果她那么想在那里冻着,他决定他自己也冻着好了。不知怎的,他怀里仍然抱着她的手稿。湖对面是坎特桥小区亮得耀眼、浪费能源的灯光,大大的电视屏幕上闪动播放着这个世界认为今夜正发生在它身上的事。每个人都待在他们温暖的小窝里,铁矿带的煤炭发电厂通过电网源源不断地输送着电流,北极仍然十分寒冷,足以给十月的温带树林送来霜冻。无论过去他对于如何生活知道得有多么少,都从来没有少过此刻。然而当空气中的寒意变得不再那么提神,而是愈发浓烈,更像是透骨之寒时,他开始担心帕蒂。他牙关打着颤,回到山上,转到前面的台阶处,看到帕蒂歪向一边,不再紧紧地蜷成一团,头倒在草地上。她不再颤抖,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帕蒂,嘿,”他说,跪在她身旁,“这可不妙,好吗?我带你进去。”
她稍微动了动,僵硬地。她的肌肉似乎失去了弹性,灯芯绒夹克里透不出一丝温暖。他试着让她站起来,但没能成功,于是他把她抱进房子里,放在沙发上,在她身上盖了好几条毛毯。
“这样做太愚蠢了,”他说,开始用茶壶烧水,“这样做会死人的。帕蒂?温度不用降到华氏零度以下,外面是华氏三十度的时候,就可以冻死人了。你在外面坐这么长时间,只能说你愚蠢。我是说,你在明尼苏达州生活多少年了?难道你就什么都没有学到吗?你真是他妈的太愚蠢了。”
他调高热炉的温度,给她端来一杯热水,让她坐起来喝一点儿,但她当即把水咳在了沙发坐垫上。当他试图让她再喝一点儿的时候,她摇摇头,发出微弱的声音以示抵抗。她的手指冰冷,胳膊和肩膀也都冷冰冰的。
“见鬼,帕蒂,这样做太愚蠢了。你究竟在想什么?这是你对我做过的最愚蠢的一件事。”
当他脱掉衣服的时候,她昏睡了过去,接着,当他拉开毛毯,脱掉她的外套,吃力地拽下她的裤子,然后只穿着内裤和她躺在一起,把毛毯在他们身上盖好的时候,她稍稍醒过来一点儿。“这就对了,保持清醒,好吗?”他说,尽可能多地把身体贴在她大理石般冰冷的皮肤上。“此时此刻,没有比昏过去让你显得更愚蠢的了,知道吗?”
“嗯。”她说。
他抱着她,轻轻地搓着她的身体,不停地咒骂她,咒骂她让他陷入的这种境地。很长一段时间,她的身体没有暖和起来,她不断地昏睡过去,无法保持清醒,但是终于,她体内的某个地方有了反应,她开始颤抖,开始抱他。他继续搓着,抱着她,然后,突然,她睁开了眼睛,凝视着他。
她的眼睛一眨也不眨,里面仍然有某种死气沉沉的东西,某种非常遥远的东西。她的视线仿佛穿透了他,看向他的身后,看向更远,看向不久以后他们两个都将于彼处长眠的那个冰冷的未来空间,看向拉丽莎、他的母亲和父亲已经进入的那种虚无,然而,她也在直直地看向他眼睛的深处,他能够感觉到她在一分一秒地变暖。于是他不再看她的眼睛,也开始看向她眼睛的深处,回应她的目光,他要在来不及之前,在今生后世之间的这道联系消失之前,让她看到他体内的所有卑劣,看到两千个孤独的夜晚汇聚起来的所有恨意,在他们两个仍然可以触摸到某个虚无的空间的时候——在那里,他们说过的每一句话,做过的每一件事,他们加诸彼此的每一分痛苦,他们分享过的每一分快乐,都将轻如鸿毛,消散于风中。
“是我,”她说,“只是我。”
“我知道。”他说,吻了她。
在坎特桥小区的住户们所能想象到的和沃尔特有关的一系列结局当中,排在最末尾的是:他们会舍不得沃尔特搬走。所有人,尤其是琳达·霍夫鲍尔,都没能预料到十二月初的那个周日下午,沃尔特的妻子帕蒂会把他的普锐斯停在坎特桥街上,开始一一按响他们的门铃,简短而和善地介绍她自己,并给他们送上一碟碟用保鲜膜裹好的她自己烤制的圣诞曲奇饼干。见到帕蒂,琳达觉得有些别扭,因为她身上没有什么会立刻让人不喜欢的地方,也因为你无法拒绝一份合乎时宜的礼物。是好奇心——如果没有其他什么因素——促使她邀请帕蒂进屋,然后,她还没回过神,帕蒂就已经跪在她家起居室的地板上,哄诱着她的猫咪们过来,一边抚摸它们,一边询问它们的名字。她似乎是个温暖的人,不像她丈夫那般冰冷。当琳达问她,她们之前怎么从没见过面,帕蒂愉快地笑了,她说:“哦,这个嘛,为了透透气,我和沃尔特从彼此身边走开了一小会儿。”这是个古怪但相当聪明的说法,不易从中挑出明显的道德缺陷。帕蒂待了好一会儿,欣赏了她的家和她家窗外被白雪覆盖的湖面,离开时,她邀请琳达和她的家人来参加她和沃尔特即将在新年那天举办的家庭招待会。
琳达不怎么想去杀死鲍比的凶手家做客,但是当她得知坎特桥街上的其他所有家庭(除了已经去了佛罗里达州的那两家)都要去参加这个招待会,她在好奇心和基督徒的宽容的共同作用下,屈服了。事实是,琳达在这个社区有些不受欢迎。虽然她在她的教会有一群热心的朋友和支持者,但她也同样渴望与邻里和睦相处。一些意志不坚定的邻居认为,她的鲍比或许死于某种自然原因,而她却用了三只猫来代替它,这样做可能有些过分了;有成心报复的嫌疑。于是,尽管她确实把丈夫和孩子们都留在了家中,但在新年那天,她还是开着她的雪佛兰郊区来到了伯格伦德家,并立刻被帕蒂格外热情的招呼搞得不知所措。帕蒂把她介绍给她的儿子和女儿,然后,殷勤地领她出门,下山来到湖边,让她从远处看一看她家的房子。琳达意识到她这是碰到高手了,意识到她可以从帕蒂这里学上一两招,以便赢得人心和好评:显然,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帕蒂已经成功地让邻居们喜欢上了她,而要知道,当琳达上门抱怨时,这些人都已经不再为她大敞房门了,而是让她就那么站在外面的冰天雪地里。她勇敢地挑衅了几次,想让帕蒂说错话,暴露出她这个自由主义者不讨人喜欢的一面——她问她是不是也是个鸟类爱好者(“不是,不过我是个沃尔特爱好者,所以我大概明白是怎么回事。”帕蒂说);问她是否有兴趣在当地找一家教堂去做礼拜(“这里有这么多教堂可以选择,我觉得真不错。”帕蒂说),之后她得出结论,她的新邻居是个难缠的对手,不适合从正面发动攻击。而仿佛是为了让她输得心服口服,帕蒂烹调出一桌品种丰富、看上去非常美味的盛宴,琳达怀着一种几乎可以说是愉悦的失败感,装走了大大的一盘。
“琳达,”当她第二次过来取食物时,沃尔特搭话说,“谢谢你过来。”
“谢谢你的妻子邀请我来。”琳达说。
随着妻子回来,沃尔特显然又开始每天刮胡子了——他现在看上去粉粉的一团。“听我说,”他说,“听说你家的猫不见了,我很难过。”
“真的?”她说,“我以为你恨鲍比。”
“我确实恨它。它是个鸟类杀手。但是我知道你爱他,失去宠物让人不好受。”
“这个嘛,我们现在又有三只猫了,所以。”
他平静地点点头。“请试着把它们关在家里,如果可以的话。他们在家里会更安全一些。”
“抱歉,这是恐吓吗?”
“不,不是恐吓,”他说,“是事实。对小动物来说,这是个危险的世界。我可以为你拿点其他喝的吗?”
在那天,以及之后的几个月里,所有人都看得很清楚,帕蒂的温暖作用在沃尔特身上得到了最大发挥。现在,他不再会开着愤怒的普锐斯快速地掠过路上的邻居,而是停下来,调低车窗,打声招呼。周末,他会带帕蒂去小区的孩子们练习冰球的场地,教她滑冰,而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她就滑得很好了。在相对暖和的日子里,人们会看到伯格伦德夫妇一起散步,走很远的路,有时几乎走到芬城。然后,四月,天气彻底暖和起来了,沃尔特再次来到坎特桥街挨家挨户地敲门,不是要为猫的问题责怪大家,而是邀请他们在五月和六月,同他和他的一位科学家朋友一起,参加一系列的漫步自然活动,了解当地的文化遗产,近距离地看一看那些遍布于这片树林中的奇妙生命。到了这时,琳达·霍夫鲍尔彻底对帕蒂缴械投降,坦率地承认说帕蒂知道如何管好丈夫,而邻居们喜欢琳达的这个新腔调,于是把门向她稍稍开大了一点。
所以,在盛夏时节——之前伯格伦德夫妇组织了好几次烧烤会,也相应地受到多次回请——当得知他们将在八月底搬去纽约,无论如何,大家都觉得突然而且难过。帕蒂解释说她有份教书育人的好工作,想回去继续上班,而且她的母亲、弟弟妹妹、女儿和沃尔特最好的朋友都住在纽约或者纽约附近,虽然这么多年,湖边的这栋房子对于她和沃尔特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没有什么能够永恒不变。当有人问起他们是否还会回来度假,她的脸暗沉下去,她说沃尔特不希望这样。事实上,他将这份地产留给了当地的一家土地基金,使其成为一处鸟类保护区。
伯格伦德夫妇开着租来的大卡车离开了,沃尔特嘟嘟地摁着喇叭,帕蒂挥手和大家道别,之后没几天,一家专业公司赶来,在整片地产周围竖起了高高的、猫进不去的篱笆(既然帕蒂离开了,琳达·霍夫鲍尔便大着胆子说这道篱笆有些难看),很快,另外一些工人赶来,掏空了伯格伦德家的小房子,只留下个空架子,成了猫头鹰和燕子的避难所。直到今天,可以自由出入这片保护区的只有鸟儿和坎特桥小区的居民,在那扇他们知道开锁密码的大门上方,有一块小小的陶瓷标牌,上面有一张那个年轻、美丽的黑皮肤女孩的照片,保护区就是以她的名字命名的。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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