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铁时代--王小波-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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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艺术家改行的事，还可以补充几句，我们改行后，原来的位子就被数盲同志们接替了。所以现在简直没有可以看得进去的小说、念得上嘴的诗歌，看得入眼的画；没有一段音乐不走调，假如它原来有调的话。与此同时，艺术家的待遇也提高到了令人垂涎欲滴的程度。但是这也叫人心服口服——你总得叫人家有事可干嘛。而且艺术现在算是危险性工作了，它教化于民，负有提升大家灵魂的责任，是“灵魂的工程师”。万一把别人的灵魂做坏了，你得负责任；这种危险还是让数盲来承担。假如大家都去当领导，领导就会多得受不了，假如不让人家当领导，人家又劳苦功高。所以就让他们当特级作家、特级画家，这还是亏待人家了。

4
我有个哥哥，已经六十多岁了，现在住在美国。1970年左右，他在乡下当过知青。我那时只有七八岁，也知道他当时苦得很，因为每次回家来，他都像只猪一样能吃。他告诉我，他坐车不用买票，而且表演给我看。有一回被售票员逮住，他就说：老子是知青！售票员大姐听了连忙说：我弟弟也是知青。就把他放了。他还告诉我说，他们在乡下很快活，成天偷鸡摸狗不干活也没有人管。这件事告诉我，为非作歹是倒霉蛋的一种特权。我们就是一批倒霉蛋。所以拥有这种特权。举例来说，假如我看中了一间空房子，就可以撬开门搬进去住，不管它贴着什么封条。过几天房管局的人找到我，无非是让我把原来房子的钥匙交出来，再补办个换房手续。但是不管我搬到哪里，房子都没有空调，没有干净的供水，没有高高的院墙，门口也没有人守卫，所以搬不搬也差不多。现比方说，我们和哪个女孩子好，就可以不办任何手续地同居，假如风纪警察请去谈话，无非是说：你们双方都没有结婚，何不办个结婚手续？只是过不了几天，这位女孩子调到机关去，就会和我们离婚。然后就是傍肩，天天吵吵闹闹。据我所知，大家都有点烦这个。但这种生活方式是不能改变的，除非得了数盲症。

我简直想患数盲症，主要是因为现在的工作不能胜任。今天早上搞电力的小赵递给我一张纸，说道：对不起老大哥，遇到了问题。我拿起来一看，是道偏微分方程。我就知道这一点，别的一概不知。我举起手来说：大家把手上的事放一放，开会了。于是我们这些前演奏家、前男高音、过去的美术编辑、摄影记者等等，搬着凳子围成个圈子，面对着黑板上的微分方程，各自发表宏论。假如此时姓徐的不在，那也好些。他在场只会增加我们的痛苦。我说过，我们这间屋子里的人几乎都是蹩脚货，这孙子是个例外。他是个工科硕士（很多年以前得的学位），像这种人不是发了数盲症，就是到了国外，这孙子又是个例外。他听了某些人的意见，面露微笑。听了另一些人的意见，捧腹大笑。听了我的意见之后，站在椅子牚上，双手掩住肚子，状如怀孕的母猴，在那里扭来扭去。坐在他旁边的人想把他拖出去，他拼命地挣扎道：让我听听嘛！一个月就这么点乐子……这使大家的面子都挂不住了。大胖子男高音跳起来引吭高歌，还有人吹喇叭给他伴奏。在音乐的伴奏下，有些人动手拧他——怀着艺术家那种行业性的妒贤嫉能，以及对卑鄙小人的仇恨。这家伙是个贱骨头，挨拧很受用。等到乱完了之后，我就宣布散会。偏微分方程不解了，因为解不出来，改用近似算法。这个例子说明我们设计的东本为什么这么蹩脚——用了太多的近似算法。而在近似算法方面，我们都是天才。我们已经发明了一整套新的数学，覆盖了整个应用数学的领域，出版了一个手册，一流装帧，一流插图，诗歌的正文，散文家的注释，但是内容蹩脚之极。手册的读者，我人下级单位的同行经常给我们寄子弹头，说再把书写得这样不着边际，就要把我们都杀掉。其实我们不是故作高深，而是要掩饰痛脚。
不光数学是我人瓣痛脚，还有各种力学、热力学、化学、电工学等等。事实上，我们的痛脚包括了一切科学部门。我知道，美国有个《天才科学家》杂志（这个天才当然是带引号的），专门刊载我们的这些发明，而有一些汉奸卖国贼给他们写稿，还把我们的照片传出去，以此来挣美元稿费，其中就包括了这个姓徐的。因为他的努力，我已经有两次上该刊的中心页，三次上了封面，还当选过一次年度“天才数学家”。据说正经搞理工的读了那本刊特，不仅是捧腹大笑，还能起性，所以我经常接到英文求爱信和裸体照片，有男有女，其中有些还不错，但多数很糟糕；危险部位全被炭笔涂掉了。我一封信都不回。对于某些搞同性恋的数学家，我比《花花公子》的玩伴女郎还性感。为此我不止一次起了宰掉小徐的心。但是我也是明白，就是倒霉蛋也不能杀人。
我觉得外国的科学家缺少同情心——假如他们和工程师都傻掉，只剩下一些艺术家，我倒想看看他们那里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假如毕加索活着，马蒂斯活着，高更和莫奈都活着，我也想看看他们画起柴油机是否比我高明。但是最没有同情心的是小徐这种人。我曾经把炭笔塞到他手里，强迫他画一张画，哪怕是画个鸡蛋也行。但是他就是不接，还笑嘻嘻地说：我不成，我有自知之明。这话又是暗讽，说我们都没有自知之明。
在马蒂斯决定复活，替我来画柴油机，我还有一件事要提醒他：他休想得到一点顶用的技术资料。有件事和他死前大不一样：国外所有的技术书刊都以光盘、磁盘的形式出版，而这类东西是禁止进口的，以防夹带了反动或者下流的信息。至于想用计算机终端从国外查点什么，连门都没有。这是因为一切信息，尤其是外国来的信息都是危险的。的电话可以，必须说中文，因为有人监听，听见一句外文就掐线。我不知马蒂斯中文说得怎么样，假如说得不好，就得准备当个哑巴。除此之外，什么材料都是危险品：易燃的、易爆的、坚硬的。危险这个词现在真是太广义了。在这种条件下，让马蒂斯来试试，看他能搞出些什么！

会后小徐对我说：你把你的贝宁木雕给我，我就给你算这道题。我说你妈逼你想什么呢你，又不是我要算这道题。那时候我的脸色大概很难看，吓得他连连后退，过了老半天才敢来找我解释：“老大哥，要是你要算这道题我马上就算，要你什么我是你孙子！”
这时我已经恢复了老大哥的风度，心平气和地说：我不要算这道题，是公家要算这道题。我尽心尽力要把它算出来，这是我的责任，但它毕竟不是我的题。小徐说：只要是公家的题他就不算，这是他的原则。但是他不愿为此得罪老大哥。我说：我怎么会？坚持原则是好事。为了表示我不记恨他，我和他拥抱，吻了他的面颊，这让我觉得有点恶心——这家伙有点娘娘腔。但我既然是老大哥，对所有的人就必须一视同仁。
有关那件木雕，有必要说明几句，那是上大学时非洲同学送我的，底座上刻着歪歪斜斜的中国字：老大哥留念——我们是有色人种。这是个纪念品，其一，这说明我上大学时就是老大哥；其二，它说明有个黑人把我当成黑人。一般来说，我们黄种人总是被黑人当成白人，被白人当成黑人，被自己人不当人，处处不落好。我能被黑人当黑人，足以说明我的品行。这姓徐的竟想把它要走，拿到黑市上卖。只此一举，就说明他要得数盲症了。

开完了数学讨论会后，我坐到绘图桌前，那个穿红毛衣的实习生搬凳子坐在我身边，假装要帮我削铅笔，削了几下又放下了。说实在的，削铅笔不那么容易，刀子钝笔芯糟，假如她只是心里有话要说，那就是糟蹋东西。那孩子悄声对我说：王老师，我会算这道偏微分题。我也悄声说道：别管我们的事——辅导老师没关照你吗？她说：关照过的，但是我的确会算。我不理她（我还要命哪），她还是不走，这叫我心里一动——于是我压低了声音说：读过《1984》？她脸色绯红，低着头不说话。这就是说，读过了。
我们过去都是艺术家，艺术家的品行就是：自己明明很笨，却不肯承认。明明学不会解偏微分方程（我们中间最伟大的天才也只会解几种常微分方程），却总妄想有一天在睡梦中把它解开，然后天不亮就跑到班上来，激动地走来走去，搓手指，把粉笔头碾成粉；好容易等到大家来齐了，才宣布说：亲爱的老大哥，亲爱的同事们，这道题我解出来了！！然后就在黑板上写出证明，大体上和数学教科书上写的一样，只是在讲解时杂有一些比喻，和譬如“操他妈“之类的语气助词，这能使大家都能理解。有了这些比喻和“操他妈”，证明就属于我们了。讲解者在这种时候十分激动并且能得到极大的快感，有一位天才的指挥家在给大家讲解“拉格朗日极值”时倒下去了，发了心肌梗塞，就此一命呜呼。这种死法人人羡慕。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才不容易得数盲症。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不喜欢女人来帮助我们。当然，有些少数丧失了自尊心的人也会这么干，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关于艺术家不得数盲症的机理，有必要讲得更明确：我们在科技方面十足低能，弄不懂偏微分，所以偏微分才能吸引住我们。假如能弄懂，就会觉得没有意思了。这就是说，我们不能太聪明，并且要保持艺术家的狂傲的性情，才能在世界上坚持住。
另一个故事是这样的：以前我有一位同事，是吹萨克管的，是个美男子。因为在十几岁时玩过一阵子无线电，速校毕业后负责电子工程。此人钻研业务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发誓不把概率论里的大数定理搞明白死不瞑目。因此他就丧失了自尊心。有一回，我们部里来了个小眼镜，她说能证明大数定理，也不知用了什么手段，居然让美男子听懂了证明。然后他就完全惟小眼镜马首是瞻。听说他们在家里玩一种性游戏：小眼镜穿着黑皮短裙，骑在美男子脖子上。后来她实习期满要调到上级单位时，两人就双双殉情而死——这当然又是小眼镜的主意。刚毕业的女孩子总是对殉情自杀特别感兴趣（她们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让我们一块死吧！仿佛只剩下电死吊死还是淹死这样一些问题），但是不能听她们的，都死了谁来干活？我就接到过多次同死的邀证，都拒绝了，是这么说的：你能调到上面去很好呀，别为这个内疚；我们大男人，不和女孩子争，等等。讲完了，挨个耳光，事情就过去了。这是因为我从来不请教女人数学问题。假如证教过，知道了她们有多聪明——她们的美丽已经是明摆的了——多半就没有勇气拒绝死亡邀请。这是活下去的诀窍。
　有关这个诀窍，必须再说明一遍，因为它很严重。不能问女人科学问题，因为你已经四十多岁了，做了多年科技工作，不懂大数定理、不会解偏微分方程，而且得不了数盲症，又有何面目活着？我们都在危险中，所以就不要让一个二十岁的女孩子告诉你，你不会的她都会。这是因为你是男高音、画家、诗人，她要得到你。活下去的氓窍是，保持愚蠢，又不能知道自己有多蠢。有一句话，我要与大家共勉：好死不如恶活。我的兄弟们，我已经四十八岁了，还有一身病，但还在坚持。
5
今天是星期四，也是我四十八岁的生日。这一天的一切，都有必要好好总结一下。我像往常一样上班去，天像往常一样黄，自来水像往常一样臭，像往常一样，有人遇到了一道数学题，我们开会讨论，并且像往常一样没有解出来。这都是表面现象。实际上，我比往常老了一岁，天比往常更黄了一点，自来水比往常更臭了一点，没有解出的数学题比往常多了一道，一切都比往常更糟糕。我在制止这个恶化的趋势方面竭尽了心力：力图忘掉今天是我生日，力图改进我的柴油机想让它少冒点烟，力图想出一种净水器，力图解出那道数学题，但是全都没有结果。我们技术部里每个人都在力图解决这些问量（只有第一个问题除外），但是都没有结果，因为他们都比我还笨。只有一个人除外。首先，他可以解出那道数学题，其次，他是学化工的，在水处理方面肯定有办法；最后，他是管燃料的，假如能给我纯净一点的燃料，柴油机就可以少冒一点烟。但是他什么都不干，到班上打一晃，看完了我们的洋相后，就溜出去了，而且是借了我的摩托车。我有确实的情报，他是跑到上级那里去打小报告去了——虽然他自己说是去医院看病——此种情形说明他很快府发数盲症。我应该不借他车，但是我不能。他说，他要去看病。而且我是老大哥。

二、　红毛衣＆老左
1
红毛衣说，她看过《1984》。这是乔治·奥威尔的作品，是一本禁书（现在有很多禁书），因此没有铅印本，但是有无数手抄本，到了工学院的女生人手一本的地步。我的外号就是从书里有个情节，女主人公往男主人公兜里塞了一张条子，昨天就出了这种事，我兜里出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I　love　you！”连写法都和书上一模一样，足见看《1984》入了迷。只有一点和书上不同：作为男主人公，我不知是谁塞的。在此这前，我过生日，每个实习生都要吻我，这是一种礼仪。一共两个女孩子。有一个很奔放，简直是在咬我，另一个很不好意思。那个不好意思的脸红扑扑，嘴唇很硬，这种情形说明她从未有过性经验，所以应该把她排除在外，但其实真凶就是她。我总算找到我需要的人了。
王二把红毛衣请到家里来喝咖啡——我这样写，是因为当时我正在大公无私的状态——王二有真正的哥伦比亚咖啡，是他哥哥寄来的，不过有年头了，没有香味。但毕竟是真正的咖啡。现在他还给王二寄咖啡，但是总也收不到，因为邮政系统也是一团糟。好在还可以打越洋电话，否则就会和哥哥断掉联系。打越洋电话比国内电话容易得多，拿起听筒摇上几下（现在电话都是人力驳接的了），说：你给我接美国，然后喀喀乱响一阵，就换了声音，“ATNT　operator……”，你告诉她对方付款、电话号码，马上就会通。当然，有时也不顺利，接线员朝你大吼一声：美国，美国在哪儿？你只好告诉他往上找，左边第一个，有时他还是找不到，此时就只好骑车奔往电话局，自己来接线，不过这种现象不多。哥哥要给王二打电话就麻烦得多，先接中国，再接河北，再接秦皇岛，再接北戴河；这就要三个钟头。接到北戴河就不能接了，好在此地人人认识王二，半个电话局的人都会出来找他。但是他跑去接电话时，十回里有九回不是他的电话。电话里的人再三道歉说，他想找某人，但是电话局的人不认识某人，并且建议他找王二，王二谁都认识，所以只好找王二传话。这些话越扯越远，就此打住——红毛衣对王二说：味真怪。这说明她没喝过真咖啡。喝完了以后，她还是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连杯子也不知往哪里放。这是因为她以前没到单身男人家里做过客——这孩子长着一个圆圆的娃娃脸，很可爱。王二说，把杯子放在桌子上，她就把杯子放到桌子上，与此同时，提醒自己一定要勇敢一些。这屋子里很暖和，墙上挂着挂毯，茶几上有一件乌木雕，但是看不出雕的是什么。她把手放上去，问王二这是什么。王二说是阳具。她赶紧放开手（好像握到了蛇），定了定神，又握住它说：很好玩。此时王二招了招手说，你坐过来。她就坐到王二身边，心里怦怦地跳，但也觉得自己很勇敢。王二抚摸了她的头发，吻了吻她的额头，说道：你很可爱。然后又用一根手指触触她毛衣底下凸起的乳房，然后说：说吧，找我有什么事。那孩子把脸伏在他胸前说：我爱你——我有点恋父情结等等。语不成声。王二哈哈地笑了起来：真奇怪，你们个个都有恋父情结。别逗了，看我能为你做点什么。于是她坐直了身子，看着王二的脸。王二的眼睛时，全是慈爱。于是她不再扭捏，坦言道，她喜欢大胖子。王二说，大胖子有傍肩了，是和平队里的一个金发女郎。后来她又说，喜欢小赵。王二摇摇头说，你对他不合适。再说，他也不需要你。小孙就要到湖边去砸碱了，你肯不肯押他去？她马上就答应了。这说明小说真是有危险的，《1984》就能让一个女孩子情愿担当看守这样危险的工作。只有数盲才能写出毫无危险的小说——那种小说谁都不看，故而无危险。
有关这件事，我还有点需要补充的地方。我当然爱听女孩子对我说：我爱你。但恋父情结之类的话一点都不爱听。她们这样说，当然有她们的道理，但我不爱听也有我的道理。我还什么都没有做呢，怎么就被人看成了个老头子呢？

我就在湖边砸过碱，那是一片大得不得了的碱地，好似一片冰雪世界。这个比方年轻人未必能听懂，因为有十几年冬天不下雪了。由于缺乏电力，所有的碱厂都停了产，纯碱却是工业不可或缺之物。所幸有些玉米地里会长出碱来，虽然含有很多的盐，但也不是不能用。当然，地里出产碱的话，就不长玉米，这叫做鱼与熊掌不可兼得。那里是不折不扣的地狱，但是犯了错误的话，就不能不去。小孙设计的锅炉爆炸了——这多半不是他的错，谁知那锅炉是怎么烧的。现在的锅炉工都是农民，技术员都是锅炉工，工程师都是艺术家，艺术家都有数盲症，操蛋的可不只是我们——但是锅炉工也炸死了，死无对证。故此他得到湖边砸上两年碱。这件事本身并不是那么坏——只要你砸过碱，什么也不怕了——但是因为锅炉炸死了人，他情绪低落，十之八九会在湖边自杀。我得找个女人和他一道去，这样他就能活过来。我当年去的时候，双手铐在一起拎着行李。我前妻跟在后面，手里摆弄着一把手枪，说着：别做蠢事——否则一枪崩了你！走着走着一声枪响，把我的帽子打了一个大洞。她很不好意思地说：走火了。我说：不怪你。国产枪总是走火，球墨铸铁就是不行。她又板起脸一说：往前走！球墨铸铁一样打死你！
有关球墨铸铁的事，需要补充几句。这种材料是非常之好的，可加工性好，熔点低，而且钢铁厂那些笨蛋就炼得出来，就是太笨重。拿它造出来的柴油机像犰狳，方头方脑怪得很；造出的手枪像中世纪的火铳，最小号的也有十五公斤。我前妻端了一阵，就累出了腱鞘炎。后一上我拿泡沫塑料做了一个，和真的一样，而且不会走火，不重要的场合拿它充数。只是用它时要小心，别被风吹走了。
有关碱场的风光，还有必要补充几句。那里一片白茫茫，中间是一片洼地。洼地里有一些小木棚，犯人和管教就住在里面。那地方有很多好处：因为水里　含碱，洗衣服不用肥皂，当然衣服也很快就糟。因为风很大，可以放风筝，但是冬天也特别冷。伙食有利于健康，但是热量也不够。在那里除了干活，还要伺候管教。假如你是男的管教是女的，或者你是女的管教是男的，就得陪管教睡觉。这是因　为晚上实在实在没事可干，一人睡一个被窝又太冷了。
我设计的柴油机没有爆炸过——这种东西不会爆炸，除非你在气缸里放上雷管，而那种爆炸就不是我的责任了——我去砸碱是另有理由。大概是在十年以前吧，就像天外来客一样，技术部里来了一个归国留学生，学工程的博士。当然了，在他看来我们都是垃圾，我们的设计都是犯罪，我们听了也都服气。然后他就当了老大哥，我下台了。这使我很高兴。就是现在，谁要肯替我当这个老大哥，就是我的大恩人。他一到部里来，大家都觉得自己活着纯属多余，当然也不肯干活；因此就把他累得要死。
除了设计工作，他还给我们开课，从普通物理到数字电路全讲。听课的寥寥无几，但我总是去听的。我从他那里学了不少东西，所以才能设计柴油机，速校里学的东西只够设计蒸汽机——过去我设计的动力机械就是蒸汽机，装到汽车上，把道路轧出深深的车辙——后来我和他发生了技术路线上的争论——他主张大胆借鉴新技术，一步跨入二十一世纪；我主张主要借鉴二十世纪前期的技术，先走进二十世纪再说，理由如下：你别看我们这些人是垃圾，底下的人更是垃圾。提高技术水平要一步步一米这本是两个非数盲之间的争论，争着争着，数盲就介入了，把我定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头子，送到湖边去砸碱。有个女孩子毅然站了出来——她就是我前妻。砸了两年，提前被接了回来。这是因为好多人得了数盲症（包括那位留学生），部里缺人，又把我调回来当老大哥。这位留学生当了我们部长，隔三差五到部里来转转，见了我就放些臭屁：老大哥，以前的事你要正确对待呀！我就说：正确对待！部长，我爱你！搂住就给他个kiss。其实不是kiss，而是借机把鼻涕抹到他脸上。他一转身我就伸脚钩他的腿。谁要是被碱水泡过两年，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