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铁时代--王小波-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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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我去参加那个party——现在我是从反面来说，坐的是技术部开最后一辆车。当时天已经黑了，但是我也能看出来，这车不是往东山上开——东山上有好多疗养院，现在也都空着，但西山是禁区。这里是中央的地方。自从海里满是柴油，人家就不来了，连警卫部队都撤走了，但别人还是不敢进去。最可怕的是它离市府小区极近，肯定会让数盲们发现。不过，我既然已经豁了出去，也就不问了。车进了西山的围墙，空气登时变得很好闻，因为这里有很多的树，甚至可以说，整个西山就是座大树林。现在树很少见，城里的树都被农民偷走了，所以有好多年没闻见这么好闻的松树味。出于一种朴素的敬畏之心，农民还没到这里来偷。连小偷都不敢来的地方，我们来了，这件事不怎么好。
等到车开到广场上，看到那里黑压压的人群，我脑子里又嗡的一声。整个北戴河，整个秦皇岛没得数盲症的人都在这里，甚至还有天津和北京来的人，开来了各种柴油车、烧焦炭的煤气车、电石车，以各种垃圾为燃料，这些是各单位的公务车，一个个千奇百怪；还有新式的日本车、德国车、美国车、瑞典车，烧高级燃料，还有用电池的无污染车，每年要到日本去充一次电，然后就可以开一年，都是首长专车。这两种车的区别在于前一种开起来地动山摇，后一种寂静无声；前一种跑得慢，后一种开得快；前一种车上没有玻璃，驾驶员暴露在外，跨在各种怪模怪样的机件上，一不小心就会摔出来，后一种很严密；前一种车上有各种管道、铸铁手柄、传动皮带等等，后一种同有这些东西，倒有录相机加彩电、小酒吧、电子游戏机、卫星天线、全球定位系统等等；前一种很难开，后一种是人就能开，除了数盲本人，但他也不是真不能开，只是觉得开车失了身份。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别的区别。前一种车是我的人开来的，后一种是傍肩们开来的。现在他们正在广场上换车开，三五十辆结成一个车队，浩浩荡荡开出去，到山道上赛车；剩下的人在广场上，有五六千人，有个骡马在集的气概。这么大的集会，假如我不是头儿就好了。但是我们这辆车开来时，所有的人都对我们鼓掌，并且有人在扩音器里说：老大哥王二来了，可以开始了。这就是说，这本烂账又记在我头上。我觉得有股要虚脱的感觉，但是挺住了，站在车头上，大声问道：吃的东西够吗？底下人就哄我：老大哥，闭嘴！俗气！车还没停稳，就有些女人叫我们车上的人：喂！陈犯！我在这里！刘犯，快滚过来！这是弟兄们的傍肩在打招呼，都是砸碱时傍上的。但是没有叫王犯的——我忘了通知她了。
在医院里我又见到了蓝毛衣，她和我一样穿上了白底蓝条的睡袍，跷着二郎腿，坐在走廊里的沙发上和小护士吹牛，说这一回她肯定上吉尼斯大全。假如先抽她，她就是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受鞭刑的人。假如先抽我，她就是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受鞭刑的女人。这孩子身材不高，有一点横宽，体质极佳，十之八九打不死。我们俩在医院里大吃大喝，鸡鸭鱼肉不在话下，还吃王八喝鹿血。原来定的是我八下，她六下。上级的指示有两条：1。一定要抽得狠，抽得疼，把歪风邪气打下去；2。一定不能把我们俩打死，以免国际上的人权组织起哄。说实在的，这两条指示自相矛盾，乱七八糟。可以想象有一条是首长的意图，还有一条是秘书加上去的。但是都要执行。所以就把我加到十二下，把她加到了八下，给我们俩吃王八，还请了些五迷三道的大气功师给我们发气。除了这些措施，别的医疗保障方案还很多，但是都怕负责任，让我们自己定夺。这些方案都是胡说八道——试举一例，让我练铁裆功健体，在睾丸上挂砖头——只有一条有道理，我们接纳了。那就是在受鞭刑前灌肠导尿。大庭广众下，被打出屎来可不好。
现在我知道这件事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国家花了宝贵的外汇从新加坡的历史博物馆买来了藤鞭，那种东西浸了药物，打一下疼得发疯，事后又不感染——只是对我来说，有没有“整后”大成问题；从外省调来了武警，以防那天出乱子；与此同时，海滨路正在搭台子。这些事和我没有关系，我应该在日记里多写点我的问题。

星期四晚上，有人运来了一台很大的音响设备，有他妈的逼好几十千瓦，对着话筒吹口气，山海关都能听到。先有人说，上星期是我们技术部老大哥生日！我们的老大哥王二，万岁！万岁！万万岁！我乍听时几乎晕过去，一切不受惩罚的幻想都破灭了。到了这个地步，心里挺平静。在我看来，僭称万岁的事最严重，一有人提就死定了。但是居然就没人问。现在看来是有关心我的人把这事按下了。
有关万岁的事我要补充几句：我们部里有好几位浪漫诗人（我不能举出名字，以免他们也受鞭刑），但我认为，诗人的定义就是措辞不当的人。当然，数盲诗人不在此列。他们的问题不是措辞不当，而是诗写得太长而且永不分行。我个人的意见是措辞不当相对好一些。上星期有位数盲诗人在广播里朗诵诗篇，从早九点到晚八点，连题目都没念完，是否过分了一点？
那天晚上的餐桌上有各种好东西：香槟、茅台、鱼子酱，我们预备的东西全扔掉了。等到party散了以后，桌上还剩了大量的食品，全是特供。后来数盲让我招出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说实在的，我不知道。他们又让各特供点清点，仿佛我犯下了抢劫罪。我认为他们应当回家清点。但是局子里的人说，不能这样报上去，否则会说我偷到他们家里去了。
从正面来说，我已经体会到鱼子酱为什么是特供（危险品）了：这种东西太好吃，足以使人为之厮打起来。而在数盲那里就没有危险，他们好吃的东西多极了，犯不着为它打架。

后来大胖子要露一手美声唱法，不幸的是话筒有毛病，他嗓门又大，故而完全失都，满山满海都是驴鸣；别人就把他撵下台去。上来一个乐队，玩的又是重金属，好在我及时用棉花把耳朵塞住了。后来有人建议让砸过碱的大哥大姐们跳迪斯科，我就没有听见，糊里糊涂地被人放倒上了镣铐，这回可是铸铁的真家伙。爬起来以后看见大家跳，我也跳。别人是一对一对的，我是一个人瞎扭，自得其乐。忽然有人在我背上点了一指，回头一看，是我前妻。穿着套装，很合体，脸上浅笑着，妩媚之极。我赶紧把棉花掏出来，这会儿不是乐队吵，而是铁链子哗哗地吵。因为所有跳舞的男人都戴镣。我说：报告管教，忘了通知你。她说：没有关系。我说：又要劳动你送我去砸碱了。她说：大概吧。你是有意的吗？我想了本说：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事是有意，也没有什么事是无意。她凑过来，贴住我的脸说：你很诚实。这时候有人宣布说，各房间都有热水，可以洗澡，也可以喝。这就是说，早有人把深井启动了。深层地下水是特供的，它的危险性在于可以洗澡，洗澡很舒服，洗了还想洗，就会把水用光；我们用当然犯法，这是因为假如我们抽走了深层地下水，表层带有盐碱的水就会渗下去——数盲抽才没有问题，虽然他们抽了地下水，表层水也会渗下去。这件事我负完全责任——听到这条通知，她就带我去出操。进了房间才发现镣铐都打不开——后来是用手锯打开的——所以只好戴着干。那天晚上她没有发口令，我自己就行——事后她说：这样的情形是第一次吧。我说：是。她又说：这说明，你爱我？我说：大概吧。她一听，眼睛里全是泪，因为这回答不能让她满意。她又问道：那你可爱过别人？我斩钉截铁地说：没有。她就说：那我死了也不亏。后来又干了两三次，都是我主动。然后我们开着她的车回我的小屋，喝了很多酒，又干了很多回。后来就睡了，再以后我醒来，我前妻已经走了，到现在还没见着。
假如我在受鞭刑的时候死掉的话（这一段是我受刑前写的，现在知道我并没有死），希望领导上能把这个日记本交给我前妻。这个笔记本里有好几处说到我爱她，希望她看了能够满意。我一直不肯告诉她，是因为她是我的管教，我是她的“王犯”，这种关系比爱不爱的神圣得多。而那天晚上我告诉她，我大概爱她，情形和现在差不多，我觉得自己快完蛋了。当时我们那间屋里点着床头灯，挂着窗帘，但还是一会红、一会绿。这是因为有些混蛋带来了船上用的救生火箭，正在不停地燃放，而且火箭朝小区飞去。还有人在喇叭里说些放肆的话，恶意攻击——我没有说过这些话，但要对此负责任。窗帘上火光熊熊，不知烧了什么东西，很有可能在烧房子；后来才知道是烧木板箱。在这个地方开这种party，罪在不赦，因此我觉得自己很有可能被枪毙。当时我还本过，假如要枪毙我，千万别遇上球墨铸铁的枪。那种枪虽然不危险，但是拉好了架式等它不响，响的时候又没准备，死都死不明白。在这种情况下和她肌肤相亲，一切禁忌都不存在了。
除了告诉她这给，我还要告诉她，在小木屋的地板一面，有个木箱子，里面有点贵重的东西。有一套雕刻的工具、钢制的小刀等等，这些东西别人见了就会抄走。谁知道呢？也许她的下一个傍肩也是艺术家，这样就能派些用场。有些旧版的图书画册，还有我过去全部作品的幻灯片，给她留作纪念。还有几千美元，是我哥哥托人带来的，决不是黑市上换的，送给她——当然，假如要没收，我也没意见。有意见也没用——我已经死了。

五、　鞭　刑

1
我住进医院时，脊梁还完整。中间出来一次，是到广场上挨鞭子。后来里面住了很久。初进去时，还要交待问题。每个新见面的警察都先递个小本子过来，说道：老大哥，先给我签个字，然后咱们再谈。我成了明星了，虽然我什么都没干。就说市府小区断电的事吧，我事先一点都不知道。那天晚上我刚下了车，整个西山忽然灯火通明，我倒大吃一惊：这儿怎么有电哪？顺便说一句，电也是危险品，可以电死人。早就没有电了，自己发的不算。领导那里当然有电，他们勇于承担风险。正好电业局的老大哥在我身边，告诉我说：西山一直接着小区的电网，日本机组，好使着哪。我又问：会不会超负荷？他就哈哈大笑：这边一接通，那边就断掉了。所以那天晚上市府小区一团漆黑。本来一团漆黑时还有件可干（拿肚皮拱人），但是夫人们也都不见了——跑到我们这里来了，来之前还洗劫了家里的电冰箱、贮藏室。既然没有电，暖气也就停了，数盲们在黑暗中，又寂寞，又冷，还没人给他们做晚饭，生生饿了三天，只吃了些饼干。因此这个祸就惹得很大。公安局的老大哥后来说：你也该挨抽——第一、那天晚上不请我们；第二，我替你挨了多少骂！电话都炸了窝，让我派人上山拿人，都是我按住了。顺便说说，老大哥是常务副职的俗称，另一个意思是非数盲，各单位都有。我回答说：第一，以前我真的不知道公安局也有老大哥和弟兄们（他当即反驳说：屁话，数盲能办案吗？）假如挨了鞭子不死，一定补过。第二，我认为不值得感谢，因为那天夜里我们人多，你们敢来，恐怕是走着来，爬着回去。他听了哈哈大笑，说：你这张臭嘴——但是说得对。所以我们没上山拿人。我尽量安排，不让你死，但是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也别怪我。
根据从国外买来的卫星图片分析，星期四晚上有上万人、成千辆车到过西山，但这还不算多。星期五和星期六还有人从各地赶来，星期一party才散。高峰期是星期天，西山上有三万多人，在每个房间里都留下了用过的避孕套，搜集起来装了半垃圾车。但是我早就下山了，没有看到这种盛况。在这三天里，数盲们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既没有秘书，也没有专车，既不能工作，也没有家庭生活，所以感到很失落。西山上扩音器地动山摇地响，又有些信号火箭飞过来，市里的数盲就从小区里跑掉，去了山海关空军机场，等party完了才回来。后来他们到现场去看，看到半垃圾车的实物，又觉得心里酸溜溜的，一致认为对王二要严惩不贷。在此我要郑重声明，这件事和我无关。我没有这等身手，一人造出半车货来。
有关party的事，我还最后有些要补充的地方。那几天我们成了数盲——吃数盲的饭，喝数盲的水，用数盲的电，和数盲的老婆睡觉；数盲成了我们——没了吃的、饮水、电、老婆，一切都要自己想办法。他们本可以像我们一样，到自由市场买块烤白薯、到饮水站要点饮水、点一盏电石灯，或者到地下室启动应急发电机，然后自己去找个傍肩，但是这样做证明他没有数盲症，所以他们不肯。假如不是我星期四在西山上开那个party，那么就会有别人在别的时间、别的地方开这种party。这是因为在此之前，我们，各种工厂的技术员、工程师，以及各种科技机构里的男人，还有所有的女秘书、夫人等等，觉得生活很压抑、需要发泄。这件事不能怪王二一个人。那半垃圾车的货就是证明。只有数盲才不觉得压抑，也不觉得有什么要发泄的，所以这个道理和他们说不通，他们认为这些事都怪我一个人。除此之外，他们也没有数量的概念，认为我一个人射出半垃圾车精液完全可能，并且不肯想想，射出半垃圾车后，我还能剩下什么。等到这件事过后，大家都发泄过了，感觉良好；但数盲们却觉得受了压抑，也需要发泄，要抽我的脊梁。我没有数盲症，只是个小人物，所以脊梁就保不住了。当然，这件事也不那么简单。听说有不少夫人旗帜鲜明地对丈夫表示：要是王二有个三长两短，我就和你一刀两断！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数盲总能站稳脚跟的。所以她们的努力也就能保住我一条命。除此之外，听说各机关都增加了夫妻生活的次数。这说明数盲们也会接受教训。虽然数量增加了，质量还是没改进。根据可靠情报，他们现在还是废话连篇，而且还是在拿肚皮拱人。
我现在可以坦率地说出一切，就如那位希腊勇士——当被带到暴君面前，被问到“你凭什么反对我”时，他坦然答道：老年。我现在的样子和老人差不多，但是问题还不在这里。我现在已经做好了死去的准备，这是最主要的。在我看来，数盲最讨厌的一点是废话连篇，假如你不制止他，可以说上一百年。除此之外，他讲的每一句话，我们都听过一千遍。当然，在这一点上，双方见仁见智，永远谈不拢。数盲们说，这话我讲了一千遍，你还是没有听进去；我们说，你讲了一千遍我还是听不进，可见就是听不进。数盲又说，一千遍没听进，那就讲一千零一遍。但是他根本不知道一千遍是多少遍，更不知这么多遍可以让人发疯。除此之外，我还有点善意的劝告，在干那事时，要把注意力从废话上转到女人身上，这样肚皮和阳具就能有点区别。当然，他们的绿帽子绝不是我一人给戴上的——只要有数量的概念就能明白，我一个人戴不上那么多绿帽子，但他们是没有数量概念的——讲出了这些话，我就可以挨鞭子和死掉了。

2
受刑日早上五点我就起来了，到手术室里接受处理——情况和手术前备皮差不多。然后穿上我自己挑的衣服，经过消毒的中山装，从手术室里出来，有位年轻的警察给我戴上铐子。那铐子看上去是不锈钢的，但戴上才知道，它又轻又暖，是某种工程塑料。我就开始琢磨它，想方设法把它往硬东西上蹭，发现它的表面比钢还要硬。问它是什么做的，押送的警察也不知道，只知道是进口的。看来世界上的技术正在日新月异地进步，不学习就会落伍。走到医院门口，遇上蓝毛衣，她穿着黑皮茄克，黑皮短裙，黑色长袜，高跟鞋，也戴着那种高级手铐，几位女警押着她。我吻她时，别人都扭过头去，然后我们就上了一辆囚车，这是一辆装甲车，也是特供，因为装甲不像球墨铸铁。她坐在我身边，然后就把脑袋倚在我肩上，说，起得早，困了。然后就睡了。这孩子长了张大宽脸，厚嘴唇，脸上有雀斑，但是相当耐看。她在睡梦里一再咂嘴。她用了一种法国香水，非常动人。这是特供。今天也有给我用的特供，那就是进口强心针。虽然还没用，但肯定能用上。
她睡了一小会儿，起来说道：老大哥，和你商量件事。呆会儿我先上。我说：你要破吉尼斯纪录吗？她说不是的，把你打个血淋糊拉，我看了害怕。听到了“血淋糊拉”这四个字，我背上开始刺痒，说：难道我就不怕？她愣了一下才说：好，你先上就你先上。我闭上眼睛——说着就使劲闭眼。我说：算了，和你逗着玩，让你先上。于是我就开始想象她挨打会是什么样，这些想法都很刺激。她说害怕，我就能懂了。这就是说，她和别的女人是一样的。
我前妻也说过害怕，那是在砸碱的时候，晚上她要上厕所，让我陪着去。到了地方，她进去了，我在外面遇上巡逻队，就有麻烦。
——黑更半夜，你怎么出来了？
——报告，是管教拿枪押出来的！
——那就不同了。怎么枪在你手里？
——报告，她拿着嫌累！
——那又不同了。她不拿枪，你跑了怎么办？
——报告，我逃跑时先把枪还她。
——你要是不还她怎么办？
——报告，不还是犯错误，我不敢不还。
——那你就在这里等着吧。你都把我绕糊涂了！
我前妻在里面都听见了，出来时就说：王犯，对答甚为得体！我回答说：是管教教导有方。她说：真他妈的冷！把枪还我。快点回去暖着我。向后转！跑步走！一二一！一二一！

在那辆东摇西晃的囚车里，和我蓝毛衣聊了一会。我问她爱看什么书。她睁大双眼，连雀斑都放出光彩来：《塔拉斯·布尔巴》！！！这是果戈理的书，里面有战争、酷刑、处决等等，是一本关于英雄的书。这比我想象的好得多，但这决不是说这书不危险（它也是禁书），而是我心里有更不祥的猜测——Story　of　O。当然，是我猜错了。
后来蓝毛衣就又睡着了。又把头歪在我身上，十分沉重。在受鞭刑的早上，前往刑场的中途，我想一个人消停一会，看来也是不可能。这个女孩子我都是猜不透。。本来挨鞭子是我们的事情——首先是我的事，因为我是老大哥——莫不成她也本来当老大哥？但是她硬要来插一杠子。首先，根本没人请她来帮我们打架；其次，更没人请她去把保安的鼻梁打断。要知道我们和保安的关系并不像表面上那么坏，在她插一杠之前，保安打我们，我们也打保安，双方都留有分寸；至多打到头破血流，从来不把骨头打断。这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游戏。她插一杠以后，双方都死了人（我们的人被打死，他们的人被枪毙），以后就再没法算一种游戏了。这件事实在让人痛心。

3
我既胆小又怕疼，原本宁可自杀也不会去挨鞭子。这一点在我坐在囚车上前往刑场的路上已经充分表现出来：我出了一路的冷汗，服了三片救心丹，虽然早上导过尿，弹力护身里还有点潮湿的意思。最可怕的是到了刑场上多半还要出乖露丑，让大家都看到我是孬种。我在鞋底里藏了一片保险刀片，随时可以拿来割脉。但是我挺着没用，主要是今天这么大的场面，假如主角畏罪自杀，数盲恼羞成怒，谁知会出些什么可怕的事。可以想象的后果是：1。随便揪另外一个人抽一顿；2。把该我挨的鞭子加在蓝毛衣背上。不管发生了什么事，别人都要看不起我。我不能让这样的事发生。我的责任心极强，这就是我总是当老大哥的原因。
我哥哥也是个负责的人。他得了关节炎从乡下回了城，进了一家小工厂，每天拐着腿去上班，哪怕是天阴下雨腿疼时也按时前往，夜里往往还要加班。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你还看不出来吗？假如大家都不好好干，国破民穷百业凋零之时，我们就会有另一次“文化革命”，或者和外国开战，或者调军队进城来军管。总而言之，领导上想要破罐破摔，有好多种摔法，你想象都想象不出来。想要避免被摔碎，我们必须要表现得像个好罐子。在我看来，像他那样负责的人还是挺多的，在青少年时期，我只见过一两次摔罐子的情形。到了中年，该我负责任时，我想我是尽心尽力了，人家要抽我的脊梁，我都让抽了。
我哥哥王大和我极相像。下乡插队时，他是集体户的户长，除了干活，还要管大伙的吃喝。进工厂以后，他是班组长，上班总是早来晚走，还不敢拿加班费。后来他又当过学生班长、工会小组长、各种会议的召集人等等，直到他当得不胜其烦，逃到美国再也不敢回来。有个老美一见了他就说：你在军队里呆过，当过二十年军曹！当然，这是想当福尔摩斯的老美。其实我哥哥一天兵都没当过。现在王大一想起自己干过的各种不伦不类的差事就做噩梦。我和他的经历大体上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