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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灯者-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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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先生帮我收集有关这个主题的目录。青华先生给了我一份东欧国家哲学界的论文目录，我
拿上它去《译丛》办公室找宾雁。看到我手里有这么多他感兴趣的文章题目，他极高兴，连
连谢我，反复说还是哲学所资料室资料全，让人大开眼界。我问他为何对东欧国家的哲学感
兴趣？宾雁的回答让我吃惊，他说：“我想看看里面有没有解冻的苗头”。这话的深意我是
后来慢慢体会到的，但“解冻”这个词却令我兴奋。
从爱伦堡的《解冻》发表之后，这个词就为渴望自由的心灵所向往。它使我们俩人的对
话立即顺畅起来。宾雁对我这个素不相识的毛头小子如此坦诚，颇令我意外。想想他这一辈
子遭受的苦难吧。在这块土地上，他永远是敌人，伴随他的总是监控、告密、批斗、凌辱。
二十几年下来，他竟对人毫无防范之心。我们一直聊着，一起去食堂打饭。通常中午休息
时，宾雁会在译丛办公室把两张桌子并在一起，铺块毯子就在这桌上小睡片刻。但那天宾雁
没有睡午觉。自那时起，我们常常一起下班，骑车沿南北小街回家，一路交流各种政治信
息，谈论最近读的书，想的问题，永远有说不完的话。到东四十条分手，我往左拐回锣鼓
巷，宾雁往右拐回三里屯。冬天刮西北风时，看他费力地逆风而行，努力躬着身子蹬车，寒
风吹散他已经花白的头发，骑出几十米必定回过头来再招招手。我心中感动，认定这是个今
生今世的朋友。其实我比宾雁小近三十岁，真有点不知天高地厚。
那时我正关注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首先吸引我的是阿多尔诺的音乐哲学，因
为觉得他对十二音体系的论述太政治化而转读马尔库塞的美学心理学批判。看到宾雁对东欧
国家哲学界的动态有兴趣，我便把马尔库塞的成名作《苏联马克思主义》介绍给他。宾雁读
书极快，几天后就把书还给我，说这书很有价值，应该翻译出来。并对我说，其实他最感兴
趣的是南斯拉夫哲学界实践派的思想，读了马尔库塞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认为它们之
间有相通之处。他一再提醒我应该去读马尔科维奇。我不熟悉这个人，宾雁告诉我，他把马
克思的异化理论当作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七八年初，异化问题在国内哲学界还很少有人关
注，宾雁却已经注意到这个概念对瓦解现存意识形态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异化是确立人道主
义的基本概念。宾雁思想之敏锐，视野之开阔，让我吃惊。有趣的是，宾雁在介绍南斯拉夫
实践派时，用的是“新左派”这个词，给我印象极深。宾雁是做事认真的人，几天以后，他
就复印了一篇马尔科维奇的长文《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要我读，说他正考虑编一部南斯
拉夫哲学论文集，想收入这篇文章，要我读完之后把它译出来。真巧，我从西方的法兰克福
学派读社会批判理论，宾雁从东方的南斯拉夫实践派读社会批判理论，竟是殊途同归。现在
回想在七十年代末，“社会批判”这个概念为何如此吸引我们？更确切地说，为何宾雁会对
之如此着迷？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是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或者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是以后现
代社会为批判对象的。但当时在我们心目中，马尔库塞所使用的 Establishment（现存权势
集团）完全可以拿来指称专制集团。所谓“单维人”的概念也可指极权社会中受压抑的个
人。特别是无压抑文明的概念，对于无往不在枷锁中的国人更有感召力。宾雁关注南斯拉夫
实践派，也有几个特别的着眼点。一是以人民名义行使统治权的党政集团，怎样异化为全社
会的压迫者。二是马克思的人道理想怎样引出了无人性的社会制度。三是马克思关于自由人
的论述怎样变质成压抑人的精神自由的意识形态，它敉平人的创造性思维，使人丧失人性。
这些问题令宾雁思索。因为他曾把青春献给这些理想，却眼见它们成为当权者的谎言，而那
些真正信奉和实践这些理想的儿女反遭吞噬。当时我认为对共产政权的决定性批判已经由两
部旷世杰作所完成，理论上是吉拉斯的《新阶级》，文学上是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年》。但
宾雁不同意，他认为，列宁主义是一个极坏的转折，他的阶级、政党、领袖相互关系学说，
是使马克思理论彻底变质的关键。宾雁多次强调，这套理论在中国未得彻底清算之前，马克
思学说中有生命的东西就不可能成长。这真是宾雁的洞见。
七八、七九年，思想界一些有头脑的人正积极地寻找理论上的突破口。当然，他们的努
力仍跳不出马克思理论的框架，但一些人希望能够在马克思本人的理论中发掘出新的思想资
源，作为批判毛式意识形态的根据。在马克思思想形成中起了重要作用的异化概念就成了这
个突破口。宾雁是最早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人之一。事有凑巧，当时高尔泰先生刚借调到社科
院美学研究室，我常和他在一起聊天，书法，绘画，美学，文学，海阔天空。高先生曾把他
为女儿手绘的一大本连环画《大怖龙的故事》拿给我看。作品从人物构图到色彩运用，无不
超逸高绝。一次我偶然向他提起《哲学动态》正想组织异化问题的讨论。高先生说，他曾在
六十年代写过一篇关于异化的文章，可以拿给我看看。几天后高先生来编辑部找我，拉我到
走廊无人处，小心翼翼掏出一摞稿纸，稿纸的边缘已经发黄破损，似有水渍在上。高先生说
这稿子文革时，藏在莫高窟某洞室，才躲过劫难。我恭恭敬敬接过来一看，文章题目叫《异
化辨异》。当晚拜读，其中某些说法我虽不尽赞同，但文章有理有据，很有价值。后得任俊
明女士首肯，发表在《国内哲学动态》上。国内刊物上讨论异化问题的文章，高先生这篇可
谓滥觞。杂志出刊后，我立即送了一份给宾雁。
之后不到一个月，我收到了从武汉寄来的署名墨哲兰的文章《马克思手稿中的异化范
畴》，文中对高先生的文章多有辩驳。作者对马克思的一八四四年手稿如数家珍，行文极有
力量，看得出是一位深思精辩的高人。我将手稿给宾雁看，告诉他讨论已经开始。宾雁很兴
奋，还特别问我文章的作者墨哲兰是什么人，问我和作者是否常通信。正是宾雁这一问，我
才给墨哲兰去信，三来两往，知道墨哲兰就是张志扬，文革期间被囚禁在单人牢房，手中只
有一部《一八四四年哲学经济学手稿》，志扬读它如茨威格小说《象棋的故事》中的主人公
读棋谱，真是“烂熟于胸”。也正是有了宾雁这一问，才有我和志扬二十多年不渝的友谊。
当时社科院院部有个刊物叫《未定稿》，负责人是李银河的父亲林伟。宾雁常去他那里
看各种资料，总拉上我一起去。银河的父亲温和开通，必把新收到的稿子给我们看，说“能
用就拿去发表，活跃思想”。《未定稿》收到的稿子五花八门，从那里可以看出七十年代
末，中国许多人在考虑各种各样的问题。可惜不管是《国内哲学动态》还是《未定稿》，都
不是公开刊物，那些鲜活敏锐、言之有物的文章只能“内部发行”，而且仅仅是极少的一部
分。公开的刊物上，永远是枯燥无味的废话套话。宾雁每次看稿回来，都感慨万千，说“中
国不是没有人才，都让这个制度压死了”。
宾雁关心的问题范围极广，从哲学理论到现代文艺思潮，从政治学到美学心理学，从宗
教到国际共运史。他常说的一句话是：“这个问题有意思，要抓紧时间研究研究”。我吃惊
于宾雁的学养。他读书又多又快，范围也广。他使用俄文差不多像母语，英文也好。一天我
见他在读一本讲谈社出版的《新马克思主义》，才知道他还通日文。
宾雁讨论问题的方式很独特。他总要先提出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是他久已信仰的理想，
也可能是一个他所不熟悉的主题，而这个主题干扰动摇了他的信仰。他会围绕这个主题反复
诘问。例如对“共产主义理想”这个陈腐命题，宾雁会锲而不舍地追问，“难道这个理想是
全无价值的吗？难道为追求这个理想献身的人都是上当受骗？”但是他又清醒地知道，那么
多残暴龌龊、伤天害理的勾当是借这个理想之名而行。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矛盾始终困扰着宾
雁。从我们相识到他逝世，其间虽有相当的变化，但这个矛盾时而潜隐，时而彰显，总是挥
之不去。宾雁对马克思的那些理想主义的论述有相当共鸣。但是和他讨论马克思主义，你会
发现在他心目中，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大多包含在他的《一八四四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中
了，也就是说宾雁所热衷的是马克思思想中最具哲学性和人道主义的那些内容，而这些内容
恰恰不容于当下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在马克思的《一八四四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中有一段著名的论述：“共产主义是私有财
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地扬弃，因而也是通过人并且为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
它是人向作为社会的人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
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 在宾雁看来，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理想。也正是为了
探求这个理想，他一头扎进南斯拉夫哲学界的文献中，寻找这种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当
今世界中存在的理由。七八年下半年，宾雁花了很大精力编他的《南斯拉夫哲学论文集》。
他在为这部文集所作的序言中，道出了他心目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核心：人和人道主义。在
这篇没有署名的《编者的话》中，宾雁写道：“人和人道主义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以
及社会主义实践中应占据什么位置？是像苏联历史上那样，把物和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变摆在
第一位而较少考虑人的利益，人的权利和人的发展，把这一切放到遥远的未来呢，还是应该
自始就关心人的问题？”南斯拉夫战后哲学发展的基本特点之一，就是“在苏联历来的哲学
思想中被视为抽象物而排除于哲学之外的‘人’，应该占据哲学思想的中心地位。马克思主
义哲学首先要关心的，应该是人的解放”。
宾雁写这篇《编者的话》大约是在七八年底，虽然发表时已是七九年三月。当时中国社
会才开始出现政治变动的苗头。许多文革受难者刚醒过来低头看自己血淋淋的伤痕，而宾雁
已经站在哲学理论的高度，大声疾呼人的问题，真是空谷足音，振聋发聩。还不仅是这些，
宾雁进而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也会有人的异化问题。在苏联式的国家集权主义体制下，
工人无权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人民本应是政治主体，而实际上国家和以工人阶级名义进行
统治的党却成了主体，人民倒成了政治客体”。宾雁所指出的这种社会政治上的异化，正是
马克思主义的悲剧，它经过列宁的改造而走向其理论初衷的反面。由于密谋起义的需要，列
宁将政党改造成密谋集团，拥戴一个被称为领袖的绝对独裁者。列宁认为这是一个需要有铁
的纪律，并且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殊集团。它无需任何授权，也不需要合法化过程。它不对
被统治者负责，不对社会负责，而只服从那个领袖集团，即党的领导层，最终只对唯一的独
裁者负责。在这个阴谋集团打造的社会结构中，没有个人自由的空间，政治组织成为残酷的
迫害机器。在夺取国家政权的革命完成以后，统治集团愈来愈依靠意识形态动员和秘密警察
监控来实行它的统治。这就是存在于苏联和中国的社会现实。对这个现实，宾雁有清醒的认
识。
在《南斯拉夫哲学论文集》选编过程中，宾雁很费了一番心思。他想表达自己的理论追
求，又要照顾文集能够顺利出版，在选题上就不能不有所取舍。一天下午，我去《哲学译
丛》，想约他下班一起回家，见他坐在那里很伤脑筋的样子，问他有什么事。他说：“文集
的内容不好定，有些文章不想收，但怕人家说不全面。”他指着一条划着红线的篇目，说这
篇文章没意思，谈的是列宁的创造性，基本上是老一套。可文集中要是一篇关于列宁的文章
都不收，恐怕会通不过。书出版后，见到里面收了这篇文章。有意思的是，宾雁亲自译了文
集中的五篇文章，《论哲学的社会作用及其与社会的关系》，《教条主义是革命的大敌》，
《教条主义和政治制度》，《同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斯大林主义》，《反映与实践》。仔细
读这五篇文章，能感到宾雁呼之欲出的追求：渴望使马克思主义挣脱官方意识形态的枷锁，
重新回到它的人道主义源头；把马克思主义从共产党意识形态中剥离出来，让它回归人类精
神文化之流。
宾雁当时约我译马尔科维奇的文章《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也属于这种努力。这篇文
章的主旨正是宾雁关心的问题“马克思理论的本质”。马尔科维奇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存在
的理由“首先是他的理论所想象的历史可能性仍然是有争议的，其次是在他批判的人本学所
假设的可能性中，人道主义的价值标准和实际选择最符合当代人类的要求。”宾雁同意马尔
科维奇的结论。宾雁几次对我说这篇文章很重要，一定要把它译出来。我怕自己译不好，辜
负了宾雁的信任，特意请了我的好朋友、英文修养极好的文冠中先生一起译。译稿交给宾
雁，他很满意。
宾雁自己译的文章都用哲学所的标准500字稿纸誊清。他给我看过他亲手誊清的稿子，
稿面干干净净，硬朗而不失秀丽的小字，铺展在绿格线内，几乎没有修改的痕迹。宾雁在这
本文集中用了两个笔名，一个是刘子安，这是他早年曾经用过的名字，另一个是金大白。一
次他颇有些得意地让我猜这个笔名的含义，还没容我猜，他就告诉我说这个名字的意思
是“今日真相大白”。我反问他今日何事真相大白？中共中央档案馆没开放，多少谎言藏在
那里？这些档案一日不公开，就没有真相大白的时候。宾雁争辩道：“终有一天会真相大
白”。我说那你应该改个笔名，叫“钟大白”。宾雁大笑。
现在回想起来，七八年真是个有意义的年头。黑夜似乎已到尽头，但仍然阴霾惨布，晨
曦已然微露，但拂晓依旧苦寒。宾雁一方面专注于捕捉各种解冻的蛛丝马迹，一方面又为前
途未卜而忧心忡忡。七八年初春的一天，我们约好在院里洗完澡一起回家，但那天浴室出了
故障，没有热水，我提议一起去街上澡堂泡澡。于是我们径直奔东四十条口上的松竹园浴
池。浴池中人很少，偌大的热水池只有两三个人。热雾弥漫中，人与人之间仿佛隔着一层面
纱。人泡在热水中，全身松弛，像喝了酒，说话的欲望特强。我忍不住向宾雁透露，我当时
正为一位新相识的姑娘神魂颠倒。男人之间的这种私密性谈话难免返诸自身。聊到深处，宾
雁就动情地谈起了他和朱洪的恋爱史。他和朱洪相识相恋于俄罗斯，那时他是中国青年代表
团的俄文翻译，朱洪是《中国少年报》的筹办人。宾雁说一见到朱洪，就觉得她有屠格涅夫
笔下女性的那种气质，温柔中含着内在的坚韧。他动情地谈起朱洪和他在一起所遭受的种种
磨难。这种磨难常人难以想象，更不要说在这种磨难中坚持着的日常生活。接着他就向
我“坦白”了他的“软弱”。
文革开始后，他被隔离审查，每天都在中国少年报的红楼里打扫卫生。一天他在打扫四
楼的平台，那天天空蓝得神奇。几个月来每天的批判凌辱让他疲惫厌倦之极，他走到平台边
上，心里突然涌上一股冲动，心想只要跨前一步，就可以不再看周围群魔乱舞，不再听耳边
狂徒喧嚣，彻底解脱这无止无休的折磨。这种解脱因此格外诱人。从四楼平台向东望去是宾
雁的家，他站在平台上努力远眺，眼前似乎出现了朱洪的身影，她正在晒台上晾衣服，手中
拿着小雁的一件小花衣服。为了把衣服晾得平展，双臂正上下甩动，那姿态平静又优雅。这
个幻觉那样真切地出现，宾雁一下子泪水涌出，突然有了抗拒软弱和诱惑的力量，从此他再
未有过轻生的念头。宾雁给我讲述这一幕时，声音安详平静，但让人能感到平静之下的情感
巨涛。这是一种怎样的对比啊，一面如维米尔笔下的人物，在代尔夫安详平和的家园中栖
居，一面如多雷为《神曲》所绘的插图，众生在炼狱中煎熬。这两个画面叠加在现实中国的
土地上，惨烈而荒谬。我们中国人就在这惨烈与荒谬中生生死死。
七八年初秋，中共中央发了个有关五七年反右的文件。一天父亲下班回家，把我叫到他
的房间里，指着桌上的一份红头文件说：“这是和老刘有关的文件，你拿去给他看看”。父
亲对宾雁是十分敬重的。父亲说五七年反右他是不赞成的，他当时负责的部门一个右派都没
有打。在共产党内，父亲是罕见的能宽容异己的人。他自己有所谓党性约束的一面，但对我
的反叛思想、“异端邪说”却能持宽容的态度，允许我在他面前批判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允
许我抨击中共祸国殃民的种种作为。虽然和我激烈争论，但不压制，不禁止。父亲知道我和
宾雁的交往后， 嘱我找个时间请老刘到家里吃饭。宾雁来了，和父亲相谈甚洽。送他出门
时，宾雁说“共产党里有好人”。这其实是他始终不变的看法。
我拿起这份红头文件蹬车直奔宾雁家，想着能给他一个惊喜，因为文件里有对定错了的
右派给予甄别之类的内容。想到宾雁也许会因此脱离苦海，我心里有点激动。初秋时分，天
清气爽，出门正值华灯初上。我兴冲冲赶到三里屯，敲开宾雁家的门，说，我带来了有关右
派平反的文件。宾雁大喜，但读完却若有所失地说：“照这个文件，我是没希望的。”边说
边把文件递给朱洪，吩咐“把有意思的地方记下来”。朱洪拿文件进了另一间屋子，宾雁就
把他当年被打成右派的经过详详细细讲了一遍，说全国五六十万右派，只要剩下几个不平
反，他也会在其中。我忙安慰他，说事情不至于坏到如此，但也有些沮丧。告辞回家，来时
的兴致一扫而光。而后宾雁终获平反，这实在有赖“共产党里的好人”胡耀邦。知道宾雁平
反后，我去他家祝贺，朱洪一开门就告诉我，今天许多人祝贺，宾雁喝多了。见宾雁坐在扶
手椅上，看我来强撑着要站起来，神志还大致清醒，说今天高兴，你敬一杯，他敬一杯，喝
得有点多。我见他不胜酒力的样子，连忙告辞回家。骑车在路上，想着宾雁这个人受的半辈
子苦，而今天终有一乐，不知为何竟悲从中来，不由长叹一声。宾雁后来的遭际仿佛证明了
我那晚上心中的悲伤是一种出自本能的预感。右派平反在宾雁竟是新一轮苦难的开始。
临近七八年底，各种社会思潮涌动起来，西单民主墙渐成气候，宾雁对此极为关注。自
十一月中旬开始，隔三差五，宾雁一定拉我去民主墙看看。他在人群中挤来挤去，手不停地
抄录，魁伟的身材在人群拥挤中格外显眼。见他那种全身心的投入，你不能不心生感动。宾
雁又“旧习不改”地乐观起来。十一月下旬的一天，他给我打电话，说听到一个外国记者传
来消息，他见到了邓小平，邓说“民主墙好”。电话中就能觉出他抑制不住的兴奋。他约我
第二天一起去民主墙，说很可能这两天就有重要消息。当时邓正在借社会上的民主力量对付
华国锋、汪东兴，而邓本人似乎成了民主转型的希望。宾雁对魏京生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评
价很高，但对魏直接针对邓的言论有些担心。第二天中午，我如约找到宾雁，一起去了民主
墙。那天有贵州来的诗人在朗诵诗歌，词句铿锵。民主墙前人头攒动，一霎眼的功夫宾雁就
不见了踪影。待我找到他，他已经在本上记了不少东西，问他找到些什么宝贝，说都是伸
冤、上访的材料。这就是宾雁的性格，不能看到别人的苦难却无动于衷。
我们离开民主墙时已近黄昏。入冬的北京，天黑得早，五点左右，已是夕阳西下。沿长
安街东行，骑到天安门广场时，宾雁突然兴奋地高声说：“越胜，我看这个民族是有希望
的。”我颇吃惊，因为宾雁难得有高声说话的时候，碰到再高兴的事，他也极少会提高声
调，永远是那种深厚的、带有胸腔共鸣的声音。而今天，他竟兴奋不能自已。夕阳下看他的
脸，染上一层红晕，愈发神采飞扬。天啊，中国竟有这等把民族的命运如此牵挂在心的人，
见到民族精神稍有苏醒，他便像个孩子得着了渴望已久的东西，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满足。
不，远不止于此，他不仅仅是满足， 更有一种期盼，一种向往，一种祈求，一种冲动，拿
自己的热血去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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