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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灯者-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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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远不止于此，他不仅仅是满足， 更有一种期盼，一种向往，一种祈求，一种冲动，拿
自己的热血去浇灌初萌的嫩芽。我心悸动，宾雁啊，难道你忘记那架嗜血的机器仍踞伏在
旁？难道三十年的苦难竟没有在你心上留下丝毫阴影？难道冷漠易变又健忘的大众真会听懂
你的心声？难道上苍竟会眷顾这苦难的中华民族，用它的慈悲之手为歌吟者加上桂冠？望着
眼前这位身披晚霞，已不算年轻，却比孩童更纯真的人，我心生敬畏。
七八年在等待、期盼和思索中过去了。宾雁选编的《南斯拉夫哲学论文集》也大致完
成。七九年一月，他的右派问题解决之后，开始帮《中国青年报》做些事情，这是他准备重
归本行的前奏。七九年二月下旬，宾雁在所里找我，把我叫到《哲学译丛》编辑部办公室，
给我看他写的一份内参，事关一个叫曹天予的人。这份内参显然是宾雁动了感情写的，详细
讲述了曹天予遭受的种种苦难，强调了他的才华和取得的成就，最后呼吁青年报来关注这个
人的命运。我问这人是谁，他又给了我一份报纸，上面有个长篇报道，题目似乎叫《带着镣
铐攀登的人》，是写一个女青年克服种种困难，自学成才的事迹。主人公叫曹南薇。宾雁说
曹天予就是曹南薇的哥哥，妹妹的许多成就和这个哥哥是分不开的。那是个阴冷的日子，窗
外一片灰暗，宾雁一边语气激动地给我讲天予的事情，一边在屋子里来回踱步，似乎这个青
年若不是他的至亲，至少也和他有极深的关系。其实他们素不相识。我与宾雁有了这一年多
的交往，渐渐明白他这人是时刻准备着要把别人的痛苦扛在自己肩上。眼见别人有难，若不
能一援其手，他会寝食难安。天生斯人，福耶？祸耶？ 话入正题，他问我有什么办法能帮
帮天予。那时天予还带着反动学生的帽子在上海街道受人监管，而他可能的出路是来北京考
研究生。但这条路上障碍重重，宾雁也束手无策。大概宾雁知道我有些社会关系可以一用。
我当时的女友在科学界很有些能说上话的熟人，宾雁认为她也是个愿意帮人的热心人，或许
能为天予想想办法。果然，宾雁的这些设想在改变天予命运的过程中都起了作用。但那是另
一个漫长的故事了。
七九年春，我准备报考现代西方哲学专业的研究生。宾雁也经常不在所里，他的记者老
本行开始召唤他。我们在一起谈天说地的时间不多了。研究生考试结束后，我回编辑部，看
到办公桌上放着一只牛皮纸袋，上面是宾雁的笔迹。打开是两本书，一本是淡蓝色封面的
《南斯拉夫哲学论文集》，凝聚了宾雁的理论思考。一本是《重放的鲜花》，收录了宾雁等
人为之获罪的几篇报告文学，书的封面上部是一片漆黑的底子，下部有一块留白。在这黑白
之间，一支殷红的玫瑰奋然出土，枝干扭曲，惨然地微笑着，又像一块血痕，记载着民族的
苦难与耻辱。宾雁在扉页上有长篇题赠，我只记得一句话：“越胜，送给你，让我们永远记
住那个黑暗的年代。”
二、再入炼狱
最勇敢者往往是最不幸者，
成仁比成功更值得羡慕。
—蒙田
七九年九月号《人民文学》刊登了宾雁的长篇报告文学《人妖之间》。这篇报导在中国
当代文学史、新闻史上的崇高地位早有定论。从此，宾雁再一次义无反顾地投身于重树汉语
言说地位的斗争。中共建党之后，造就了一种新的汉语使用方式，在中共意识形态框架内，
汉语已不是一种言说，而是一种暴力。它的攻击性不仅存在于外部的政治斗争，而且直指人
的内部世界，侵入人的心智、情感、灵魂。它象恶性繁殖的癌细胞，侵蚀着诗经、楚辞、先
秦文、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小说所奠定的汉语言说的传承。它利用“五四”以来新
文化运动的成果，建构出一套用于操纵、控制人的活动，麻痹、遮蔽人的心灵的语汇。随着
中共凭借语言暴力完成了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掌控，中华民族却因失语而无家可归。
怎样才能获得重新言说的权利？在宾雁看来就是让语言重新面对苦难，重新面对中国人
的真实生存。宾雁谈到他对天予的采访时说：“我重新获得政治权利后采访的第一个人竟是
这样一个受难比我更深更久的人，带有一点象征意义：今后我注定将是这一类人的代言
人。”这是一种出自本能的使命感。因为在语言暴力之下，作一个揭示苦难的言说者，意味
着将踏上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七九年暑期后，我去社科院研究生院读书，宾雁开始奔波在
白山黑水之间。我在日记中曾记过这样一笔：“宾雁来电话，说明日赴沈阳，眼前似见他颠
沛于途，身后落叶缤纷。”这次通话，我们谈了很久。离开哲学所，他有些遗憾，反复说他
对理论问题很有兴趣，有许多问题想研究，还有那么多的书要读，叮嘱我要定期把《哲学动
态》寄给他，因为他想了解理论界的动态。最后互道珍重，我半开玩笑地说：别人当记者不
过是个职业，你当记者却要上刀山入火海。宾雁沉默片刻，说“我这是自找”。
八一年底，现代西方外国哲学学会在西安召开年会，我作为会务人员赴会。正是在这次
会议上，社科院哲学所和北大外哲所的两拨青年学人相逢了。苏国勋是高我一级的学长，我
叫他苏大哥。友渔是我同门师哥，做事象他的专业“分析哲学”，一板一眼。北凌是哲学所
科研处的领导，虽不是学问中人，但心性相投，也和我们混在一起。嘉映和正琳是北大外哲
所的人，两人风格迥异。嘉映的辩论风格是雌伏的，从厚厚的眼镜后面紧盯着你，突然发
问，穷追不舍；而正琳则是雄扬的，分析问题天马行空，角度独到，令人拍案。我是见才心
喜，更何况八十年代初，正是“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的时代，碰到心灵相通，学养相俦的
友朋，真是喜不自禁。白天大会听我们上辈学人说些不着边际的废话，会后在宿舍里竟夜长
谈。文章砥砺，机锋相搏，思辩互见，妙语迭出，每有精思迸溅，恨不能呼人唤酒，浮一大
白。后来据嘉映回忆，和正琳两人十天睡觉时间总共不到二十小时。会议结束后，我们一同
乘车返回北京，又是一路的长谈。除了哲学之外，话题更广涉历史、文学、政治各个人文学
科。入夜，旅客们熟睡，唯有我们这个卧铺车厢中轻声细语不断。车厢外、旷野中孤灯摇
曳，昏暗的车厢内苏大哥、嘉映、正琳手中几点黄亮的烟头，那明暗极象荷兰画派常用的色
调，映在我心中，二十多年不褪。
分手后，接到嘉映的信，说这几个人不是轻易就有的，散了可惜，应当有个聚会的机
会。于是商定，每月初在嘉映的黑山沪住处开一次讨论会。选定主题，推人做中心发言，围
绕主题展开讨论。这就开始了持续几年的黑山沪聚会。最早，参加者有嘉映、嘉曜、正琳、
胡平、友渔，苏大哥和我，阿坚也常到会，后来甘阳、庆节、国平也来参加。由于每次讨论
的主题结合主讲者自己的研究专题，而且讨论相当深入，嘉映觉得这样说过就丢了太可惜，
我就提议每次主讲人都把主题发言整理成文，由我在《国内哲学动态》上发表。于是就有了
嘉映的论海德格尔，正琳的谈新黑格尔主义，友渔谈分析哲学，和我对马尔库塞的讨
论……。
宾雁是个爱朋友的人，也很愿意结交新人。在他繁忙的记者工作之余，偶有闲暇和
我“通个消息”，我自然满怀欢喜地向他介绍了新结识的朋友。宾雁很有兴趣地听我的介
绍，说什么时候能安排个时间大家见一见。但由于他超乎想象的忙，这一面要等到几年之后
了。我对他说没时间见面也没关系，在我寄给他的《国内哲学动态》上能看到我们讨论的成
果。当时我也不过是告诉宾雁这个信息，想他忙，和各地的贪官污吏正斗得紧，不会有时间
关注这些太抽象枯燥的东西。谁知，他竟打电话给我，说读了嘉映的谈海德格尔的文章，对
里面谈的内容挺有兴趣。电话中我们还对“此在”、“语言是存在的家”等等提法讨论了一
番。我说嘉映文章写得很精到，他说会再仔细看看。以他那时的工作节奏，真不知他哪儿来
的时间，关注这些抽象的问题。
更有意思的是，他不仅关注这些抽象的问题，还关心当年采访对象的具体问题。因宾雁
的努力，天予到了北京，后来和林春相识相爱。这本是个人私事，偏偏关心林春这个“好孩
子”的叔叔阿姨太多，反对他们恋爱的人不在少数。结果有些好心人找到宾雁，想让他出面
干涉。大概他那里听到的消息都对天予不利，好像天予和林春谈恋爱有点大逆不道。因为天
予到北京后曾经住在我家，宾雁就打电话找我，口气很急，听我讲完事情的原委，他松了口
气，说“如果人家是自由恋爱，外人还是不要管。都是大人了，而且天予受过那么多
苦。”当时我觉得有点奇怪，天予林春谈恋爱这件事，和天予受过多少苦本没有什么关系。
可在宾雁那里，凡是受过苦难的人似乎都有了特权。只有一个例外，就是他自己。
八十年代，是宾雁记者生涯中最富有戏剧性的年代。他踏遍中华大地，见证与言说着无
权者的苦难。他自己的命运也是跌宕起伏，无时不在风口浪尖上。他几乎以一人之力，面对
强权，担起为那些无权者言说苦难的使命。像卡斯特里奥面对加尔文，索尔仁尼琴面对苏联
共产党。前者被卡斯特里奥自嘲为“苍蝇撼大象”，后者被索尔仁尼琴称作“牛犊顶橡
树”。宾雁也自承了“笨人刘老大”的名号。确实，宾雁是朴拙的。他厚重、深广，像他家
乡的土地。土地从不会取巧迎合，屈膝谄媚，有时它会被浊流淹没，但当浊流退去，依然剩
它，倔强地承载包涵，生发养育。我们深知党文化总带着蛮横、伪善、虚饰的特征，它和宾
雁这种土地般的性格水火不容。党文化要在那些化脓的创口上蒙上绘了玫瑰的纱布，而宾雁
却要撕下这纱布，挤出脓血，剜去腐肉。结果他总躲不开那些政治文化暴行。正如茨威格谈
到卡斯特里奥对抗加尔文时所说：“我们多次看到这样一个人，他除了道德上的正直之外，
什么权力也没有，却同一个严密的组织孤军作战，那是几乎没有成功希望的。一种教条一旦
控制了国家机关，国家就会成为镇压的工具，并迅速建立恐怖统治。任何言论，只要是向无
限权力挑战，都必须予以镇压，还要扼住那持异议的言者和作者的脖子。”（《异端的权
力》）
好久没有宾雁的消息了。八二年的春节到了，我心里惦记，想去看看他。于是电话都没
打，就直奔他家。宾雁住三楼，我刚上楼，就见楼梯上站着几个人，个个风尘仆仆。心里奇
怪，大过年的，他们站在这儿干什么？敲敲门，是朱洪开门，她身后门厅里还站着两个人。
我以为是家里的客人，她说都是找宾雁有事的，并告诉我宾雁生病了，发着烧。我侧身绕过
门厅中的两个人，进了他那间客厅兼书房的大屋。见宾雁斜倚在沙发上，身上披了件大衣，
手里拿着笔记本，正在纪录，对面小沙发上有一位妇女给他讲着什么。我才明白他的家已经
成了上访接待站。大概是因为生病，宾雁脸色苍白，很疲倦的样子。朝我轻轻点点头，继续
全神贯注听那位妇女含着泪诉冤情。我站在那里倒显得碍事，便拜个年就告辞了。朱洪送我
到门口，我们相视一笑，她也是一脸无奈。去宾雁家连口水都没喝就走人，这是唯一的一
次。后来知道，这样的日子在宾雁家是司空见惯。
宾雁喜欢好电影，他收藏了许多国外名片，我有时会在他那里借电影录像带看。宾雁从
三里屯搬到金台路人民日报宿舍后，房子略大了一些，客厅里能放下一组柜子，其中一个柜
子里放满了录像带。他向我推荐过几部好电影，其中有《猎鹿人》和《夜间看门人》。有一
天我去取录像带，那时他刚从西德访问回来不久。访德期间，他给自己出了个题目，看德国
人如何反思和清算纳粹罪行。他当时希望这篇文章能使读者联想到中国，联想到中共建政以
来给中国带来的种种灾难，然后问一声，你们反省了吗？他给文章起的题目是《他们不肯忘
记》，下面的潜台词就是：我们忘记了吗？宾雁很兴奋地给我讲他在德国访问期间的感受，
特别提到德国社会民主党总理勃兰特在被纳粹屠杀的犹太人墓前下跪的一幕。他认为德国社
会民主党实行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给德国带来很大变化。它推动了德国社会向自由民主方向
发展，并且注重社会公平正义，保护工人利益。他说，看了德国的社会主义，就知道苏联、
中国的社会主义根本就是假的。他断定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在西欧社会党执政的国家中
已经实现了。
我们还谈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纲领和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路线的联系。其实宾
雁从来都对“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格外敏感。他当年在哲学所编《南斯拉夫哲学论文集》就
收入了好几篇很有份量的论述社会主义的文章，其中弗兰尼茨基的文章《社会主义和危机》
同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家们的论述多有相通之处。我知道在宾雁心目中，有一种理想社会模
式。正象他自己写到的：“我为什么没有选择国民党而投靠了共产党呢？……原因是马克思
主义思想对于青年人所具有的魅力。中国的苦难实在是太深重了，中国人对于改变自己的奴
隶地位的愿望实在是太强烈了，因而越是主张激烈、彻底变革的思想越是富于吸引力。”但
眼见共产集团国家的社会主义进程，同马克思给出的社会主义理想背道而驰，他开始困惑，
希望找出症结何在。
为此我们回顾了百多年的社会主义思想史。伯恩施坦对马克思的修正当然是绕不过去
的。他指出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暴力革命的设想是错误的，认为社会进步应当通过民主
改良的方式来实现。其实，他的某些观点恩格斯在晚年也同意了。这就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津
津乐道的恩格斯的名言：“资产阶级的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
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信奉民主社会主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伯恩
施坦的继承人，但是比他走得更远，因为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已不同于那个时
代。伯恩施坦在哲学上信奉马堡学派的新康德主义，把人看作目的而不是手段。勃兰特时代
的社会民主党理论家则吸收了卡尔。波普批判理性主义的思想。受波普“开放社会”的影
响，他们提出“开放的民主社会主义”，并从马克思的遗产中继承了有关个人和人类自由的
人道主义遗产，把它当做自己的理论基础。勃兰特宣布：“自由精神是我们党的原始基
础”。德国社会民主党一九五九年哥德斯堡纲领中也指明：“社会党人主张这样一个社会：
每一个人都能自由地成长发展，都能以主人翁态度投身于人类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民
主社会主义者认同民主政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强调公平原则，关注个人道德，开放地择取
人类精神文化成果，与不同观点的思想流派对话，批判苏式社会主义，显示出它的生命力。
与此相反，列宁在同第二国际的斗争中，分离出另一条在不发达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的
道路，即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这个名称表明，它把组成社会生活的要素之一——活
生生的个人，简化为可以用自然科学方法处理的客体。他们相信，在社会生活中同在自然科
学中一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个真理就掌握在最高领袖手中。社会生活中的
个体可以简化为具有互换性的标准件。因此他们可以数字化地处理人命，按比例地迫害大
众。选择了这条道路的政党必然信奉暴力革命、一党专制、领袖独裁、思想禁锢、舆论控
制、党内清洗、警察滥权，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视万民如刍狗。它实质上是反社会主义的，
霍尔瓦特将之称为“国家主义”。如果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可以通过组织工会、发动罢
工来捍卫自己的权利，那么在这种国家主义之下，工人则只能听任统治者宰割。这种制度在
斯大林手中登峰造极，传至中国，贻害至今。
宾雁在他的自传中说：“这是没有民主与自由的社会主义，大权独揽，不受监督的党的
领导，没有人民参与，对人民不承担责任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毛泽东式的‘马列主义’”。
宾雁将其称为“四个不改”。他特别赞赏罗莎。卢森堡对列宁的批评：“列宁所主张的极端
集中制，本质上不可能产生积极的创造性精神，而只能孕育打更人式的毫无独创性的思
想。”他把这句话抄在一张卡片上。在自传中，宾雁还写道：“他们是企图消灭人们头脑中
的理性，同时又把个人的自我意识、表达和发展自我以及改变世界的欲望窒息在萌芽状态
中。要创造一种全无独立的思维，又无发展自我欲望的，最易统治与驾驭的动物。”我想他
的心与罗莎。卢森堡是相通的。
宾雁赞同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但他对苏联、中国的现存社会主义持严厉批评的态
度。他认为，人们忽略了这种社会主义和希特勒、墨索里尼的社会主义的血缘关系。希特勒
的国家社会主义、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社会主义、苏联的“发达社会主义”和中国的“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它们的政治结构、统治方式，是一致的，可以统称为极权社会主义。汉
娜。阿伦特正是把希特勒的德国和斯大林的苏联当作分析极权社会的样板。苏联的克格勃、
希特勒的盖世太保、墨索里尼的褐衫党，都是用来制造社会恐怖的工具。当恐惧笼罩着社
会，并渗入每个人的内心时，专制暴政便高歌猛进。宾雁感慨，德国人在总结历史教训时，
往往会反省到全民族的软弱，每个人都有悔罪感。他提到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纳粹时期是受到
残酷迫害的，但勃兰特却不以此开脱自己的党。他在纳粹受害者墓前毅然下跪，代表的是整
个德意志民族的忏悔和认罪。宾雁问我，在中共手下屈死的人命何止千万，有谁曾向老百姓
下跪悔罪？我说，他们不会下跪，只会让冤魂下跪来感谢虐杀之恩。宾雁长叹一声，默然无
语。
一九八六年，政治气氛略有宽松。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因赵紫阳的干预无疾而终。甘阳
从北大毕业分配到社科院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我们从朋友又变成了同事。那时甘阳已经着
手筹划《中国：文化与世界》丛书。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他当时的设想是要把西方世
界有重要意义的现代学术文化成果大规模迻译到中国来。在我们看来，中国对现代西方学术
文化的了解尚肤浅，许多问题的讨论都是无根的游说。我很赞成这种学术建设的基础工作，
特别是想到能有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做些扫荡意识形态，重建真正的学术文化精神的工
作，心里很高兴。甘阳联系了一批北大、社科院的青年学者，组成了《文化：中国与世界》
丛书编辑委员会。后来他希望编委会的成员涵盖面更宽一些，我就帮他联络了我的几个老朋
友，邀刚从美国回来的银河和正在美国的天予、林春加盟编委会。银河和天予同意了，林春
却因为某些考虑而婉拒，让我有些遗憾。
当时三联书店负责人沈昌文先生和董秀玉女士对编委会的工作帮助很大。沈先生开玩笑
说自己是文化商人，但是他确实慧眼独到，看到了由青年学者自组编委会编辑大型丛书的生
命力。我记得编委会的代表甘阳、国勋、依依、王炜和我，曾在在三联书店与沈先生董秀玉
女士见面，谈合作的事。沈公明确表示，丛书的大政方针完全由编委会自己决定，三联书店
只提供出版发行服务。在中国当时的出版体制下，沈先生的这种做法开了先河。八六年气氛
宽松，宾雁很高兴，我们见面打电话的机会略多了一些，他一如既往地乐观。我向他谈起甘
阳的设想和编委会的工作。他觉得一代新人已经开始成气候了，特别是有了组织形式。我曾
把甘阳计划出的书单寄给他，他希望我给他几本已经出了的书。我和甘阳商量，甘阳说“统
统给，凡是出了的书都给老刘一份”。我记得大约寄了十几种书给他。
八六年十一月下旬，父亲二次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安然去世。我给宾雁打电话想告
诉他这个消息，正巧他不在北京。但当晚他就从外地来了电话，除了劝我节哀之外，特地嘱
我代他和朱洪给父亲送一个花圈，以表达他的哀悼。追悼会那天，宾雁送的花圈摆在中
间，“刘宾雁、朱洪敬挽”的署名清晰醒目。
送走父亲以后，北京的政治空气紧张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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