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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河镇-第9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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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四日，蒋介石亲临西安，下榻于临潼的华清池。
无意赐浴华清池，只因不见杨贵妃。
十二月七日，张学良再次赴华清池向蒋介石哭谏。蒋介石给张学良指出了两条路：一条是剿共；另一条是与十七路军分别调往福建、安徽。至此张学良已别无选择，因为蒋介石指给他的一条是死路，另一条还是死路。
“挟天子以令诸侯！”张学良想到了兵谏，并且马上取得了杨虎城的支持。
十二月九日，西安各界隆重集会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会后数千名爱国学生到华清池直接向蒋介石去请愿，蒋介石却严令“格杀勿论”。冤家路窄，宪兵三团的团长、去年在北平镇压“一二。九”运动的侩子手蒋孝先，又一次与赤手空拳的爱国学生们狭路相逢于灞桥。仇人相见，分外眼红。面对黑洞洞的机枪口，毫无惧色的学生们正要冲上去痛打侩子手，侩子手也正待挥下他那已经高高举起的、充满了血腥的右手。。。。。。
“慢！”千钧一发之际，蒋孝先的一声“打”字正待出口，却被闻讯赶来的张学良抢在了前头。
灞河桥头，张学良以“一星期内，用实际行动予以答复”的庄严承诺，终于说服并劝回了学生。后果不堪设想的一场流血事件，终于没有发生。
十二月十日，蒋介石在华清池主持召开军事会议，正式通过了第六次围剿红军的作战方案，并拟于十二月十二日下达总动员令。张学良以阿拉善旗之定远营发现有日本间谍活动欲派人前去震慑为由，带已经接受捉蒋任务的骑兵六师师长白凤翔，十八团团长刘桂五面见了蒋介石，一是探路，二是认人。
傍晚，十七路军特务营的宋文梅营长十万火急地来见杨虎城，告诉他说张学良卫队二营的孙铭九营长，带领着全副武装的人马去了临潼。因一时联系不到张学良，杨虎城误以为情况有变张学良已提前行动，于是立即启动了应急方案。抓起电话杨虎城刚要通了赵寿山，却见陈静远急匆匆地走了进来，于是又连忙捂住了话筒，陈静远压低声音告诉杨虎城说：“副司令已命孙铭九带人提前入驻灞桥，因打电话怕不保险，因此要我过来告诉杨主任一声以免引起误会。”杨虎城下意识地松开了话筒，里面立即传出赵寿山焦急地呼叫声，“杨主任。。。。。。杨主任！出了啥事？你你倒是说话呀。。。。。。杨主任！杨主任。。。。。。”在长出了一口气后，杨虎城这才对着话筒说：“没事了，寿山！一场虚惊。”
十二月十一日上午，蒋介石宴请了张学良、杨虎城、蒋鼎文、卫立煌和朱绍良等，宣布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
下午，张学良与杨虎城在西安设晚宴招待南京来的大员，酒足饭饱后又请众人到易俗社观看了《柜中缘》等著名的秦腔折子戏。
午夜，华清池的五间厅里，西京饭店的各个雅间里，蒋介石与他的随员们都已进入梦乡。至于做的是美梦还是噩梦，尚不得而知。
十二日凌晨，绥署所在的新城大楼里，张学良与杨虎城已经部署就绪。于学忠、王以哲、缪澄流、董英斌、孙蔚如、赵寿山、李兴中、孔从洲等高级将领们都未免有些着急，他们不时地瞅着墙上的挂钟，而挂钟的秒针却一点也不着急，依然保持着既定的节奏，从容而不慌不忙地滴答着，周而复始。
不知经过了多少个周而复始，随着钟声的第五响，三发橘红色的信号弹拖着长长的尾巴，突然划破了古城西安的夜空。
城南韦曲，东北军一零五师第一旅第一团全副武装，在副团长李铁醒的带领下分乘二十一辆卡车，开足马力向临潼方向疾驰而去。
灞河桥头，张学良的卫队二营在营长孙铭九的带领下，跟骑兵六师的师长白凤翔，十八团的团长刘桂五已提前赶往了华清池。在李铁醒团到达后，守候在桥头的一零五师师长刘多荃立即率领他们前去接应。
临潼方面，担任华清池外围防务的，是张学良的卫队一营。张学良对营长孙玉瓒已提前面授了机宜，当张学良的贴身副官徐治范到达，孙玉瓒一面命令开门放行，一面带人紧随其后。徐治范乘着张学良的专车，托名副总司令有急事要面见委员长连着闯过两道大门。放过徐治范后守门的宪兵正要关门，却被尾随而至的王玉瓒营长一甩手给撂翻了。
担任蒋介石贴身防务的，是蒋孝先的宪兵三团。说是宪兵三团，实际上只是一个下辖四个班的加强排，每班由一个少校班长带队，二十四小时全天候地轮流守卫着。宪兵也立即鸣枪报警，这时灞桥的接应部队正好及时赶到，咣当一声巨响后，最后一道大门被汽车撞开了。院子里顿时枪声大作，荷花塘边、贵妃池畔、五间厅前，一片火网。。。。。。
第四十八章苦谏哭谏均无果兵
不见霓裳羽衣舞，只闻枪声爆如豆。
西安方面，宋文梅以闪电般的速度控制了邮电大楼与西安车站，并立即切断了西安通往外界的所有联系；赵寿山立即指挥各部队出其不意地同时包围并解除了宪兵二团、保安司令部和警察大队的武装；孔从洲也雷厉风行，指挥部队迅速占领了包括钟楼、鼓楼以及各个城门在内的所有制高点，并控制了西关机场。刘光复更是迅雷不及掩耳，率队将西京饭店里三层外三层地围得水泄不通。
带人冲进一间屋里时，刘光复发现抖索在被窝里的，竟是一男一女。
“什么人？姓名？”刘光复厉声地喝问道。
“陈——陈继承。”男的战战兢兢地回答说。
“啥！你就是陈诚？瞎种一个，毙了算毬咧！”一个士兵误以为是陈诚，说着就要开枪，却被刘光复给拦住了。在杨虎城给的名单中除了陈诚外，的确还有个叫陈继承的，职务是豫皖赣剿共总司令。
“不不！他不是陈诚，是陈——继——承。我——我是他老婆。”女的急忙辩解道。她回过过了神。
一经提醒，刘光复这才发现还没找到陈诚，于是严令细查。少时，军政部次长陈诚终于被从一口大衣柜里给“请”了出来。
至此，除于戴季陶之后周恩来之前，曾任黄埔军校第二届政治部主任的邵元冲死于非命外，其他诸如内政部长蒋作斌，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新任西北战区司令卫立煌，保定军事学院前院长蒋方震，新任西北剿共前敌总司令蒋鼎文，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第二十九军军长万耀煌等随驾来陕的十几个军政大员，均像当地农民吆喝着自家的猪羊去赶集一样，被驱赶集中到一间大厅里。
新城大楼，张学良跟杨虎城围着电话机焦急地踱着步子。其他人都一动不动的站在一旁，看上去活像是一群雕塑。张、杨二人既希望听到电话铃声又害怕听电话铃声，枪子可没长眼睛，更不会瞅红蔑黑因蒋介石是委员长而留个人情，他们既担心蒋介石逃脱，更担心蒋介石死于流弹。电话铃骤然响起，在犹豫了一下后，张学良伸手抓起了话筒，抓在他手里的，仿佛一颗随时都可能炸响的定时炸弹。
“啥。。。。。。不见了。。。。。。给我搜！”对着电话，张学良严厉地命令道。在重重地扣上电话后，他担心地对杨虎城说：“委员长不见了。听说被窝还是热的，棉衣、假牙、黑斗篷也都在，会不会是投进九龙湖自尽了？”杨虎城虽然也不无担心，却还是安慰着张学良说：“不会的。他不是这种人。”
除了沉默，还是沉默，足以令人窒息的沉默；挂钟只有挂钟，依然在不慌不忙地嘀嗒着，让人不得不心烦意乱的嘀嗒声。张学良跟杨虎城已不知踱了多少个来回，而挂钟的分针却慢条斯理地只转过了两周。
终于耐不住那让人不得不心烦意乱的嘀嗒，更无法忍受这足以令人窒息的沉默，张学良又伸手抓起了电话：“。。。。。。还没找到。。。。。。接着找！。。。。。。找不到。。。。。。找不到提着脑袋来见！”吧嗒一声后，电话又挂断了。
“杨主任！如果有个三长两短，你把我的头割下来以谢国人！”张学良说。
“副司令稍安勿躁。事情未必如想象的那么糟糕。我们再耐心。。。。。。”杨虎城还没说完，电话铃再次骤然响起。见张学良没有接电话的意思，杨虎城这才抓起了话筒：“啥？再说一遍。。。。。。好！太好了。赶快送过来。”连电话都来不及挂，杨虎城捂着话筒惊喜地对张学良说：“抓到了。副司令，抓到了，抓到了！”
“酒，酒！拿酒来。”张学良兴奋地喊道。凝固的空气终于重新开始流动，泥塑的群雕也似乎复活，酒杯的撞击声淹没了挂钟的嘀嗒。。。。。。
印刷厂里，《西安日报》与《西北文化日报》预留在头版上的“天窗”，立即被标题为《为争取中华民族生存，张杨昨发动对蒋兵谏》、《通电全国发表救国主张八项，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和《张杨发表对时局的宣言，八项主张要求全国采纳》的大块头文章所覆盖。车间里马达飞转机器轰鸣，一张张空白的新闻纸被印机连续地从这端摄入，一张张散发着墨香的成品报纸不断地从另一头被吐出。。。。。。
陕北保安，一份电文为“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主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扣留”的急电，被送到了毛泽东的手中。这份急电因发自十二月十二日的凌晨五点，所以又被叫做“文寅电”其中“文”字代表十二日，“寅”字代表着凌晨五时。
“文”日的“寅”时，抓蒋的行动才刚刚开始，张学良何以致电保安说蒋等已被扣留？原来按以前的密约，西安对保安的联系是一日三次，分别是五时、十三时和二十一时；而保安对西安的联系是一日两次，分别是五时与二十一时。没料到抓蒋会因阴差阳错而被耽误，又急于得到共产党的支持，张学良便提前发出了“文寅电”。
一石激起千层浪。保安方面竟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于是又于当天的二十一时发出“文亥电”，进一步核实了这个石破天惊的事变。土窑洞里，共产党人接受了这一突如其来的挑战，研究应急方案的非常会议连夜举行。
东都洛阳，东北军炮兵六旅的旅长黄永安，也同时接到了张学良的“文寅电”，遗憾的是在反复权衡利弊后，黄永安不但没有执行张学良占领军械库、封闭银行、切断陇海线、控制西工机场、阻止中央军西进的一系列命令，反而将张学良卖给了时任洛阳警备司令兼洛阳军分校主任的祝绍周，从而打乱了张学良的军事部署，向中央军洞开了通向西安的东大门，也给南京方面在后来的和谈中，增添了一枚沉甸甸的砝码。
知情后祝绍周动用了洛阳军分校的两千四百余人，连夜包围并缴械了驻洛的东北军千余人。在直逼潼关“勤王”的同时，祝绍周还派飞机急飞临潼“救驾”。不料飞机刚一着陆，飞行组长蔡锡昌等一干人，均被在临潼守株待兔的王玉瓒营长生擒活捉。
金城兰州，张学良的联络副官解方在睡梦中被译电员摇醒了：“刚收到一份来电，密码很特殊，请长官过目。”解方心里不由一惊，“一定是西安出了大事。”他一边穿衣服一边想。
解方，吉林东丰人。他跟张学良之间，绝非仅仅是一般的乡党或者上下级关系。远在一九二七年解方还在上中学时，张学良就对他特别欣赏，拟派其与自己的胞弟张学铭同赴日本去学习军事。岂料人各有志，青年解方却志在做一名济世活人的医生，张学良长叹一声后通过张学铭给解方送了四个字——大医医国。
正是这四个字，彻底地改变了解方的一生。跟张学铭一起东渡后，他竟成了冈村宁次跟土肥原贤二的弟子。这个门生虽然出乎其类又拔乎其萃，却没能让冈村宁次跟土肥原贤二这两位先生自鸣得意，他先以“我是中国人，名可以不要、利可以不要、命也可以不要，但国家的颜面却不可以不要”，严词地拒绝了跟冈村宁次去支援制造“济南惨案”的要求，后又彻底粉碎了土肥原贤二企图策动“天津事变”的阴谋。事后土肥原贤二懊恼地说：“没想到学生打老师，竟还打得这么的狠。”解方回敬他的是：“中国不是印度也不是朝鲜，天津更不是北大营。”
在王曲军官训练团结业后，他怀揣着张学良亲自交给他的密电本，肩负着少帅的信任与重托来到了金城兰州，来到了于学忠将军的五十一军。
果然不出所料。电报是张学良用只有他跟解方才知道的密码发来的：“军事会议破裂；我与杨主任合作，于今晨五时对蒋委员长实行兵谏，已将其及中央军政要员扣押。”译出的第一句电文，竟首先把解方自己吓了一跳。刻不容缓，看着长达数页的电文，解方立即敲开了通信营长冯梦瑞的房门，于是翻译的速度立即翻了一番。
千钧一发，而甘肃省主席兼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跟他的三个师长，却已被张学良提前召到了西安。军参谋长刘忠干从解方手里接过电报一看，立即被惊得魂飞魄散，竟一时间他竟乱了方寸不知如何应对。解方连忙催促说：“参谋长！事不宜迟，快拿主意吧。”
军参谋处长张熙光被请了过来。看过电文后他又看着解方问道：“沛然！依你看该怎么办？”解方坚定地说：“张副司令的命令，自然得坚决执行。”张熙光说：“用兵动武，事关重大。干了将何以善其后？”解方毫不犹豫地说：“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现木已成舟，我们必须跟副司令共进退。”顿了一下后他又接着说：“先下手为强！兰州是西安的大后方，稍有差错，势必陷副司令于被动。”张熙光又问道：“军、师长们都不在，执行如此重大的任务，有多大的把握？”解方斩钉截铁地说：“军长一向唯张副司令是从，无论在兰州还是在西安，他都会坚决执行命令的；三位师长虽然都不在，但参谋长都在，他们是绝对靠得住的！”在交换了一下眼色后，刘忠干和张熙光终于下了决心：“干！天塌下来我们一块顶。”
按刘忠干参谋长的吩咐，张熙光和解方立即着手拟订行动方案，冯梦瑞负责通知各师参谋长、各团团长到军部参加紧急会议。俟众人各行其是后，军参谋长刘忠干亲自前往省政府去接周从政秘书长。
整个金城淹没在朦胧的夜色之中，五十一军的军部里却是灯火通明，甘肃绥靖公署参谋长章亮琛、秘书长翁燕翼及处以上的军政要员们，都兴冲冲地应邀前来赴宴。身着便装的刘忠干参谋长更是春风满面，拱手将客人们一一地让进了大厅。
酒酣耳热间，东校场方向突然枪声骤起，一时满座皆惊人人失色。刘忠干参谋长却不动声色地站起来平静地说：“刚才接到报告，外面发生了一点小事，请大家不必惊慌。为安全起见，委屈大家到下水巷营房暂住，务必莫要随便走动。”
被软禁在西安西京饭店里的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做梦也没想到他远在兰州的老巢，这时也被冯梦瑞跟他的通信科长李翔云等控制并掀了个底朝天。
在绥署被查抄的同时，解方也率人赶到了中央军第二军的炮团。通过喊话，他对该团的团长、他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晓以利害，并兵不血刃地使该团全部放下了武器。
相比之下，东校场与机场的争夺要激烈得多。胡宗南部负隅顽抗的蔡、徐两个团长被击毙后，其残部终于被全部缴械。
来自兰州的捷报，终于使张学良跟杨虎城长长地吐了口气。
宪兵三团的团长、侍从室三组的组长、蒋介石的堂侄蒋孝先被当场击毙。新任侍从室主任钱大钧虽身负重伤，经及时抢救后却已无生命之虞。蒋介石躲进了骊山山腰一块虎斑石的背后，被找到后立即送进新城大楼。仓惶出逃中他受了点轻伤，并无大碍。
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的古都西安，成了让举世震惊，寰球瞩目的焦点。
钱大钧是张学良任鄂豫皖剿匪司令时的参谋长。两人因私交甚笃而受到蒋介石的猜忌，因此到西安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时，张学良虽再三力请，钱大钧还是被蒋介石给换了下来。雀鸠换巢，原侍从室主任晏道放任西安，成了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张学良的参谋长，钱大钧留居庙堂，接替晏道刚成了蒋介石的新任侍从室主任。
因猜忌而临阵易将，被放任在外的晏道刚因祸得福有惊无险，而留京做官的钱大钧却因福招祸而险些送了性命。
晏道刚虽为人忠厚，却一时难以取得张学良的信任，因此虽身兼要职，但对身边酝酿多时并即将发生的天翻地覆事前却是一无所知。从睡梦中被惊醒时，到处打电话参谋长却找不到他的副总司令，电话打到绥靖公署时，接电话的却不是杨虎城，而竟是他找了多时都不曾找到的张学良。
“发生了什么事。。。。。。我。。。。。。我也说不清。。。。。。在新城大楼。。。。。。我也不自由啊。。。。。。你还是到西京饭店暂避一时。。。。。。”张学良急中生智的一句鬼话，竟为忠厚老实的将晏道刚深信而不疑，于是他也稀里糊涂地被忽悠到西京饭店，并一头钻进了囚禁南京大员们的樊笼。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跟省主席邵力子一样，他才有幸没有卷入这个漩涡。要不，他跟邵力子即便是跳进黄河，怕是也难以洗刷清白。
出于私人感情，钱大钧虽不便帮张学良说话，却对其对委员长的苦谏哭谏乃至诤谏都深感同情。直至事发的前一天，他还对张学良“火车头有些毛病，要不要修理一下”的建议深信不疑，从而使委员长的专列有车无头而变成了一堆废铁。故南京除了“委员长已死于流弹”，“委员长受到公审，已被处以极刑”，“委员长已被押送陕北，移交共匪处置”，“张学良劫持委员长以媚日”等谣传外，还多出了一条“钱大钧勾结张学良劫持委员长，欲取而代之”的猜测。是那险些要命的一枪救了钱大钧，要不，任凭你钱大钧浑身是嘴，恐也只能是哑巴吃黄连有口莫辩了。
第四十八章苦谏哭谏均无果兵
挂上去刚刚一年的“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的牌子，被摘了下来，新挂的牌子上，“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十三个大字赫然在目。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机关报《西京日报》，也更名为《解放日报》；改组后以王一山为省主席兼民政厅长，杜斌丞为秘书长的“陕西省政府”，也已开始施政；以高崇民、杜斌丞、王菊人等组成的“政治设计委员会”，也同时开始运转。
“委员长。。。。。。”前来看望的张学良正要向蒋介石道歉、说明自己并无恶意、所争的只是政见，只是想说服委员长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但蒋介石却不容分辩，刚一张口，张学良便被他打断了：“不要叫我委员长。我不是你的委员长，你也不是我的部下。”无论张学良作何解释，蒋介石只是充耳不闻。
“让委员长受惊了。”见是杨虎城，蒋介石立即变得和颜悦色起来：“啊！是虎城。快坐，快坐！”因为杨虎城从没劝过他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更没有像张学良一样为此跟他大吵大闹，因此蒋介石低估了杨虎城并寄一线希望于他。
“虎城啊，张汉卿犯上作乱，想必你事前并不知情。”蒋介石问道。
“不，是我俩一块干的。”杨虎城说。最后的一线希望已经破灭，在“哦”了一声后，蒋介石立即黑下了脸。
绥署参谋长李兴中将一封匿名信递给了杨虎城。打开看时，上面写的是“救委员长于危难，建千载一时之功”。杨虎城感到问题严重，于是找张学良商量，准备将蒋介石秘密转移到新落成而还没有来得及使用的高桂滋公馆。
高公馆位于玄凤桥，与张学良的公馆只有一路之隔，的确是一个最理想的所在，张学良立即表示赞成。
当宋文梅、孙铭九与白凤翔去接蒋介石时，蒋介石却一眼认出了白凤翔，他还以为要枪毙他，于是便一口拒绝了：“我哪儿也不去。我是行政院长，绥署是政府的地方，要死我就死在这儿。”说着他竟一头钻进了被窝。
知情后，张学良跟杨虎城竟一时不知如何是好。陈静远却笑着说：“带着枪去请人家，难怪把人家吓得半死。我倒有个主意，不妨一试。”
身着布衣长袍的陈静远，来到了蒋介石的住处，轻声叮嘱负责警卫的刘光复说：“听说日本女间谍南造云子又到了西安。这个女特务可是神通广大无孔不入，绥署这地方又事多人杂，委员长身系全国你可千万莫掉以轻心。进出的人都要严格检查，包括给委员长送饭的服务员和看伤的医生。”
陈静远对刘光复的万千叮咛，自然引起了蒋介石的格外注意。当听到“南造云子”时，他不禁打了个激灵，顿时想起了这个女特务对自己两次未遂的暗算，于是一骨碌爬起来对陈静远说：“那——那还是换——换个僻静点地方吧。”
“委员长果然是个聪明人。”尽管是晚上，陈静远还是命人给蒋介石简单地化了妆。在去高公馆的路上，蒋介石对颇有好感的陈静远说：“你是个好人。张学良真可恶！事前还领着人去给我‘照相’。”
在高公馆，刘光复换上了便衣，大门口的明哨也都换成了暗哨。背锅子睡觉——内紧而外松。
来自西安的所有消息均被捷足先登南京所封锁，抗日救国的八大主张被作乱犯上的谣言所淹没。本应大快人心赢得举国上下一片欢呼的壮举，得到的却是人神共愤千夫所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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