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阳光下晾晒-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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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左哄有哄的，孩子依旧哭，白猫不去理会他，只顾在厨房忙她的。
楼下乱糟糟的场面需要我细心梳理，我最担心民工们把黄芪堆放错了。两车黄芪的晾晒时问不等，有的晾晒了十几天，有的一天都没有晾晒，必须分开堆放。
刚卸完了车，司机就要连夜返回，这个季节正是跑活的时候，他们一天不想耽搁。白猫给司机点付了运费，每辆车五千块，司机上了车跟我挥挥手，卡车就消失在夜色里。我站在马路上一直朝卡车消失的方向张望，突然对司机多了一份挂念，觉得他们挣的是辛苦钱，很不容易，返回的路途依旧那样遥远，会有许多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我心里祝愿他们一路顺风，不要像来时那样碾死一条狗，或者其他什么东西，惹出无端的麻烦。
不知道白猫已经走到我身边，她轻声说：“还站着发呆？回去吃饭吧。”
就上了楼，开始洗手洗脸。白猫拿毛巾站在一边，那样子很焦急，说简单洗一洗，吃过饭好好冲个澡。我却不慌不忙地洗，我就是想让白猫拿着毛巾在我身边多站一会儿，她站在那里看我的眼神真是很受用，我总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洗完脸，坐到了餐桌前，看到餐桌上已经摆放了白酒，是一瓶小糊涂仙，我说喝一瓶啤酒吧，别打开这个了。白猫说，打开，喝点白酒解乏，总要打开的。白猫说着，自己动手把酒瓶打开了，给我斟满了杯子。我只好喝了，其实我不是喜欢喝酒的人，虽然也能喝几杯，但是品不出什么味道，感觉就是辣。但是白猫不停地给我倒酒，弄得我挺不好推辞的。
喝着酒，白猫就问我们这次出去的情况，说：“你黑蛋哥好吧？”
“好，到下面去了。”
“还住在郊区的那个旅馆？”
“嗯。”
“有一个很大的院子，我去过。”
“嗯。”
“他又喝了很多酒？”
“嗯。”
白猫停住了，仔细地看我，不说话。我抬头瞟了瞟她，意思说你看什么，白猫疑惑地说：“你好像变了，变得那个了。”
我说：“哪个了？”
“就是……大了。”
我喝着酒不说话了，心里想着黑蛋和曹姐的事情。我很想告诉白猫，但是曹姐也不错，况且我如果说出来，一定会搞得惊天动地。不能说出来，我心里就替白猫委屈，趁着白猫不注意的时候，我偷偷地瞟她，瞟了一眼又一眼，为什么替她委屈，自己也说不清。这种心境下，那酒也就喝的沉闷，不觉间半瓶酒已经没了。
吃完饭，白猫催我冲了个澡。我换上了一身干净衣服，就准备下楼安排自己的床铺。刚才卸车的时候，把我的床搬出了屋子，我要把它重新搬进去，在塞满黄芪的屋子里找出一张床的空间。正要下楼，白猫说话了，说一楼的仓库已经装满了货，明天再收拾吧，今晚就在楼上休息。我犹豫一下，白猫又说，里面的小屋子一直空着，你就睡小屋子。
孩子已经睡去了，白猫又坐在我的对面，问了一些内蒙古的事情，尤其对黑蛋的身体很关心，说他在内蒙古经常犯病。她大概不知道黑蛋为什么犯病，别说他有严重肾病，就是没有肾病的人，整天泡在女人怀里，大概也会弄得肾虚。我因为实在不想再继续那边的话题，就把我和黑蛋在天安门广场的遭遇讲给她听了。本来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但是讲着讲着，我突然觉得索然寡昧，最初的那种开心完全没有了。这也怪黑蛋，他已经把我们的遭遇讲给曹姐听了，现在我讲给白猫的时候，就好像咀嚼他的剩饭。不过白猫还是很快乐地笑了，笑出了声音，“咯咯，咯咯。”她是很少使用这种开放式笑法的，她给我的感觉总是平如池水，静若阳光。
但是今夜不是，今夜的白猫就像一只鼓荡的帆。
我必须立即休息了，你知道我很年轻，很容易犯年轻人的错误。我不想在白猫面前显得很不老练。
过去我是不打呼噜的，但是今晚突然打起来了，而且很嘹亮，大概是过度疲劳，又喝了酒的缘故。我几次被自己的呼噜声惊醒了，醒来的时候，听到自己最后的那声呼噜在房间里余音缭绕。屋子有些闷，白猫已经关闭了空调，她晚上睡觉前总是把空调关掉，说睡觉的时候开空调很容易出问题。
夜里，白猫几次推开我屋子的门，走到我身边察看，我不需要睁开眼睛就知道她站在床前，她身上的那股气味总是随着她飘柔的脚步移动着。
我不知道她走进来的时候，那件毛巾被是否覆盖了我的身子，我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
29
第二天，我到劳务市场雇了几个乡下人，把屋子里的黄芪搬出来晾晒。我自然想起自己就是这样被黑蛋雇来的，也就一个多月的时间，但是我却觉得过去很久了。
一切安排妥当，我给晚报社的亚玲打了个电话，这次她正巧在办公室，我问了她稿子的事情，她说，“已经发了呀？你没有看到？”我很激动，说自己出去了半个月，没有看到。她说，“没关系，我这儿还有报纸，给你寄过去一份？”
“不要了，我过去取。”
我担心她不让我过去，说完了立即扣上电话。
这一次见到亚玲，我觉得很意外，她比我前两次见她瘦了很多，面容憔悴，仿佛得了一场大病。她已经把报纸准备好了，我刚进了屋就交给我，似乎又要离开报社。问她有没有杨洋父亲的消息，她说暂时还没有，如果有了会告诉我的。
“你好像瘦了不少。”我说。
“是吗？这些日子杂事太多。”她说着，微笑，略有羞涩。
“是呀，我到外地的时候，打了几次电话没有找到你。”我看着她的脸色说，“你家里有个男的接了电话，说话挺横的。”
“噢，他就是那样。”
我离开报社的时候，亚玲跟我一起下楼了，在报社门前的马路边分手的时候，我突然对她说：“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就告诉我。”
她愣了愣，我的话让她感到意外，但是她还是点点头，似乎很感激地说：“我会的，再见。”
回到了药行，楼下围着十几个人，是要来买黄芪的，白猫正焦急地四处找我，看到我回来了，有些气呼呼地问，“你到哪里了？也不打个招呼！”我说去报社问杨洋的事情了，她一听更来气，说：“总是惦着杨洋的事，刚回来就去折腾，杨洋没有给你开工资吧？你这人！”
看样子她真急了，话也说得很重。你也要理解她，那么多货堆放在家里，正好有人来买，应当赶快出手。眼下内蒙古的黄芪大批下来了，把家里的货处理完了，还可以再多发一些回来，错过这个村没有这个店了。再说，拉回来的黄芪大都没晾晒几天，万一遇到阴雨天，堆在屋子里霉了，就赔本了。
“黑蛋哥不是说要等到他回来卖吗？”我说。
“跟他说过了。”白猫说。
白猫看到这么多人来买黄芪，早就给黑蛋的手机打了电话，说还是趁早把货处理了，放在家里每天晾晒太费事。黑蛋说，“咋卖？你一个人能张罗过来？”白猫说，“有阿林在，让他张罗。”黑蛋说不行，黑蛋说：“阿林怎么能行呢？你不要太相信他了，这小子鬼精的，别让他耍了你。”白猫很生气，说：“怎么会呢？阿林不是你说的这样，我看他行，他越来越老道了。”黑蛋说，“我不管，你一定让他卖就卖吧，你可要盯紧他，记住，一公斤少了三块五毛不卖。”
白猫叮嘱我半天，告诉我如何跟那些乡下人讨价还价，我就去跟那些人商谈了。他们虽然从心里急着要买黄芪，但是却显出不慌不忙地样子，围着黄芪转来转去，说黄芪太湿了，还带着泥土，又说这批黄芪的颜色发乌，缺少糖分，等等。总之，他们是要把眼前的货说得很遭，然后才跟你讨论价钱。他们说这说那的时候，脸上露出憨厚和无奈的表情，好像我设置了一个火坑，等待他们送死来。我也是农村出来的，太清楚这些人憨厚背后的机警与狡黠，我只是听着，等到他们问价钱的时候，我才说，“这货就是鲜的，刚下来，你们都知道，我就按鲜货的价钱卖好了，三块八。”
来买货的二十几个人，虽然不是一伙的，但是为了共同的利益，他们已经达成了协议，商定了最低价钱，谁也不许高于这个价钱买货。他们选出了两个代表跟我砍价，说最多只能给我三块二。我摇了摇头，不与他们砍价了，走到一边指挥几个晒货的乡下人，安心地翻晒黄芪，拉出了长期晒下去的架势。
买货的一些人凑在一起嘀咕了半天，然后又过来问我，说：“你给个最低价，我们一起把货分了，这多利索呀——给个最低价。”我说，“你们如果一起把货拉走，倒是可以再低一些，三块七，再不能少了。”他们立即摇头，说价钱高的离了谱，然后一伙人缓慢散去。
人都走光了，白猫有些慌，说：“你怎么抬的这么高？三块五就可以卖了，三块五他们一定都拉走了。”我没有理会她，我知道这些人明天还会来缠磨的，这是第一批新黄芪上市，他们谁都想买到第一批货，切了药片送到医院或者医药厂，去赶个好价钱。
第二天，这些人没有来，他们一定是集体商量好了，要冷我一些日子。但是，总有想拣便宜的人，要趁机耍个聪明，抢个先手。
等到了第三天早晨，他们当中的七八个人又来了，显然是甩开了另一些人偷偷来的。他们仍旧是拉出一副随便看看的样子，问三块六卖不卖，我摇头说不卖。
“你这人，嘴太紧，一点儿都不松，好吧，就三块七。”他们中的一个人说。
“不，三块八。”我说。
“咋？怎么又长了？你这小伙子，有这么做生意的？”
本来白猫在旁边听了三块七的价钱，心里正欢喜着，也没想到我又抬高了价钱，于是就走到我身边，站在身后偷偷用手拧我的腰，我一把将她的手抓住，在手里捏了捏，示意她不要吭气。“我已经晒了三天，都晒得半干了，这个价钱就不行了。”我说。
“说好了三块七，你不能一天一个价呀？”
“货随行情走，没有定价，我又没有跟你成交，这货再晒两天，三块八又不行了。”
白猫似乎要说话，我就用力捏她的手，气得她踩了我一脚。就在这个时候，那个人说话了，说：“能不能这样，三块七毛五，先付一半钱。”
我说：“三块七毛五可以商量，但是必须付现钱，老板不在家，我不敢赊账。”
他们似乎没有别的选择，于是就成交了。白猫惊讶地看了我一眼，把手从我手里抽出去了。
有两个人回去取钱、回去找车，剩下的人开始把黄芪收拢到一起，准备过秤。
就在这个时候，耗子和水水出现了。
耗子和水水是听到风声赶来的，耗子装模作样地说，“黑蛋哥没有回来？少了他，我们连麻将都打不成了，等着他回来呢，什么时候能回来？”我说也就这几天，那边有点事要处理一下。耗子就说，“后面还有几车货？这好像是土默特右旗的货。”其实耗子已经看了一个用来装黄芪的蛇皮袋子，那上面写着土默特右旗的字样。
白猫不知道耗子来干什么，就说：“是从土默特右旗拉来的，黑蛋又到另一个地方看货了，听说那地方的货刚下来。”耗子就和白猫聊天，问了货的价钱，然后就转到了生意之外的话题，漫无边际地聊着。
水水已经转到我身后，那腰扭的像洪湖水浪打浪，眼睛盯着我的身子。她小声说，“哎，耗子好像已经知道我们的事了，问了我几次，我都没有承认。”
我的心立即突突跳起来，扭头看了一眼耗子，他正跟白猫说笑。我很快镇定下来，问水水，“耗子怎么知道了？他又没有看到……”
水水说，“一天晚上我睡梦里喊叫你的名字，你说怎么办？”
我被他逼得快坚持不住了。
“打死你也不能说。”我瞅着她说。
她点点头，说：“哎，黑蛋到了哪里呀？不在土默特右旗？”
“我怎么知道？”我警惕地说。
“你看你这个样子，我就问黑蛋在哪里，你就把脸拉成丝瓜了，我问问能怎么了？你说，你不说我就不饶你。”水水说着，伸手去拉我的胳膊。
我发现耗子和白猫都朝这边看了，真担心水水再有别的剧烈的动作，想把她赶快打发走，于是告诉她，黑蛋去了准格尔旗。几个乡下人已经把两辆东风卡车和两辆拖拉机开来了，我和白猫开始忙着过秤，耗子也就离开了，走的时候，水水笑着对我说，“晚上没事了，去家里打麻将吧。”
耗子和水水走后，我后悔死了。水水一定是在诈我，她能那么想念我，夜里喊叫我的名字？这种水上漂的女人能这么容易动感情？但是，不管怎么说，我是被她套住了，自己在她身上做了动作，心里总是不踏实。
从上午十点过秤，一直到下午六点，终于把乡下人打发走了。剩下四五吨的货，乡下人说太潮湿了，不愿要，我就让人把这些货搬进屋子里。好在这几天的天气不错，可以连续晒几天。
二十几吨的货剩下四五吨，白猫心里轻松多了，尤其卖掉的货，按照她最初的打算，我给她多卖了四千多块钱，这是她没有想到的，于是她立即给黑蛋打了电话，说了情况，把我结结实实地夸了一通。黑蛋也挺高兴，说让我抓紧返回去，他准备再运回两车货来。
我去卫生间冲了个澡，换了衣服，白猫已经准备好了晚饭，而且桌子上又摆放了酒。我说不喝了，吃过晚饭后要出去一下。白猫很警惕地瞟了一眼，似乎已经知道我要去哪里了，但是还是说，出去有事？什么时候回来？我老实地告诉她，要去洗脚屋看望杨洋，时间不会太长。白猫脸色有些阴暗，说：“你折腾了一天，这么累了还出去？”
“我把报纸送去，一会儿就回来。”我说。
“送报纸，明天送也不迟，吃了饭早些休息吧。”白猫说。
“我不累。”我坚持说。
白猫低头吃饭，吃着吃着，突然抬头问我：“你是不是想去……做那事？你说实话。”
我知道她说的那事是什么事，就红了红脸，抿抿嘴说：“不是的，就是想去看看她。”
白猫说：“想那事也正常，你这个年纪正是想那事的时候，只是、只是要注意，最好不要去那种地方，别染上了病。”
“真不是……我就去送报纸。”
我出门时，白猫突然叫住我，给了我一千块钱，让我去买一个寻呼机，“就买191台的，到了外地也能呼到，到时候找你找不到，急死人，买到后马上把号码告诉我，剩下的钱，你晚上用吧。”

　·8·


　衣向东作品


第九章
30
太阳还没有落，大街上的人都匆匆忙忙地赶着回家，街面上一时拥挤起来。我和身边的人不时地碰撞着，擦着他们的身体走着，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擦肩而过，很有意思。你的身体虽然被陌生人碰撞着，但是你却没有什么想不开的，碰撞了也就碰撞了。我去了附近的电信局，买了一个五百多块钱的191寻呼机，号码是1163469，当场让服务员调试了，然后就给白猫打了电话，把号码告诉了她，才朝洗脚屋赶去。
去洗脚屋的路上，我心里就忐忑不安，担心杨洋不出来见我。结果像我担心的那样，根本没有见到杨洋。洗脚屋的那个姓柳的老板见我去了，就说杨洋在给客人按摩，没有时间见我。又说，“杨洋不是告诉你不要再来找她了？她说过不见你就一定不会见的。”我猜测杨洋对柳老板叮嘱过了，于是就磨蹭着不肯离开，希望见到我认识的豆豆，但是豆豆一直没有露面，我就只好问道：“豆豆在吗？”
“也在接待客人。”柳老板不冷不热地说，“你想洗脚按摩？我们还有别的小姐。”
我摇摇头，把手里的报纸交给柳老板，说：“麻烦你交给杨洋，上面有一篇写她的文章。”
柳老板接过报纸，看了看那篇文章，说，“我代杨洋谢谢你了。”我准备离开洗脚屋的时候，想起自己刚买的呼机，就把寻呼机的号码留给柳老板，希望她能转告杨洋。“她有事的时候，就呼我。”柳老板犹豫了一下，还是把写着号码的纸条接过去了，没有一句话。
离开了洗脚屋，我站在大街上不知道该朝哪个方向走了，我的心很灰暗。越来越浓的夜色正从四周漫上来，笼罩了这座城市，在这夜色里，一切的夜生活开始了。我沿着马路慢慢走着，看着从我身边走过的一个个陌生人，很希望他们当中的一个人能突然停下来，跟我说说话。但是，这座城市惟一可以和我无拘束地说说话的杨洋，已经不再想见我了。我相信她还是惦念我的，只是担心她在我的关爱里陷得太深。
我还是坚信有一天找到了她的父母，她一定会回到我身边的，那时候我们让一切重新开始。
想到寻找杨洋的父母，自然想到了报社的亚玲，我是把希望寄托在她身上了。我在一个电话亭站住了，很想给亚玲打个电话，说实话，我对这个女人印象不错，觉得她是一个比较随和的人，富有同情心和平民心，是比较容易接近的。
电话打到亚玲家里，有一个男人接了电话，很不耐烦地说她不在家。好在这次他没有立即挂断电话，我就多问了一句，说：“她去哪里了？我找她有急事。”那男人说，“你打她的手机吧。”
我按照那男人告诉我的手机号码，给亚玲打了手机，她接了电话后，很抱歉地说她还没有得到有关杨洋父亲的消息。我急忙说自己不是催问这事的，是要把我刚买的寻呼机号码告诉她。她“哦”了声，找了笔和纸记下来，然后问我，“你还没有返回内蒙古？”我说明天就走。她又“哦”了声，说：“有了消息我就给你发传呼，好吧？”
本来我应该把电话扣掉了，但是我却一直拿着话筒，而对方也没有立即挂上手机，就这样静止了一会儿，她就问了：“你有什么事吗？”
“没有，你在家里？”我问。
“啊，在家里，怎么？”
“吃过饭了？你帮了我的忙，很想请你吃饭。”
她停了一下，然后问：“你好像有事，你在哪里打的电话？”
“光明街口的电话亭。”
“好吧，你在哪里等我，十五分钟。”
放下电话，我的心才突突跳，自己没想到会把她约了出来，现在突然约了，我跟她怎么说呢？
心里正乱乱地想着跟亚玲说些什么的时候，她已经走到我面前了，微微一笑，把手伸给了我。我实在不习惯跟人握手，在离开乡下以前，似乎还没有人把手伸给我握握。
握过了亚玲的手，她观察了我的脸色，说，“你还没有吃饭？”我老实说已经吃过了，她就笑了，说：“吃过饭了想起请别人吃饭呀？”我被她一句话说得很窘，正不知怎么解释，她又说话了，说自己也吃过了，“你下次再请吧，等到找到杨洋的父母，你说呢？”她看着我，微笑着，尽管她比过去瘦多了，但是笑起来还是很好看的。“找我有事？”
“没有，就想给你打个电话。”
之后我不知道再说些什么了，亚玲已经看出我的不老练来，主动说，“我们两个人不能站在这里说话吧？找个地方坐坐，你喜欢喝茶还是喝啤酒，或是喜欢唱歌？”我说，“都行，都可以。”她又笑了，说：“那就找个能喝茶能喝酒能唱歌的地方，你跟我走。”
她带着我去了一个练歌房，要了一个小包间，服务生给我们倒上了啤酒和茶水，就小心翼翼地把门带上，退出去了。屋子里一时很静，只有打开的电视里播放着歌曲，我们在柔和的光线里，坐在沙发上，无语。从房门的玻璃口处，可以看到一个个亮丽的小姐来回走动，有的已经被客人揽住了腰肢。
亚玲端起啤酒说，“喝啤酒吧，你怎么不说话呀？”我动了动身子，端起杯喝酒，一边喝着一边琢磨我应该说点什么话，想了半天，终于说：“谢谢你帮了我的忙。”
“你都说了几遍了，叫我出来，不是为了再对我说一遍吧？”
“我是想再求你，能不能想别的办法，帮忙找了找杨洋的父亲？”我突然找到了这个话题，觉得还是比较合理的，说，“你一定要帮我这个忙。”
“这件事好像对你很重要，是吧？”
我点点头，看了看她。她穿着一件开领很低的短袖上衣，下身穿着一条长长的裙子，一直长到脚脖子。
“你能不能告诉我，杨洋是怎么救了你的命？”
“以后、以后吧。”
她很理解地一笑，说：“好吧，等找到了杨洋的父母是不是？”她站起来，拿着点歌薄走到电视前，换了一张光盘，说，“我给你唱一首歌吧。”
她唱的是《糊涂的爱》，唱完，一笑，伸手说，“来，跳舞吧，你会吗？”我摇摇头，说自己不怎么会跳舞。她说，“好跳，就跳两步吧。”说着拉起我的手。
谁都知道，其实在歌厅包间里跳舞，纯是找感觉，那么狭窄的空问，你说能跳舞吗？要跳也只能跳两步，把两只脚来回倒来倒去，总是一个动做。
我揽住了亚玲的腰，在她的带领下，两只脚来回挪动，很快就找到了简单的节奏了。“你没学过跳舞？”她问我。我告诉她，自己这是第一次到舞厅，过去从来没有到过这种场合。
“我今年高中刚毕业。”我说。
“你还会有许多个第一次，有些是你愿意去做的，有些是被动的，不过该会的终究要会的。”她说话的时候，面孔离我很近，说话的气息扑打在我的脸上。
“你的歌唱得真好。”我说，“不过不是唱给我听的。”
“怎么不是唱给你听的？就是为你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