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的纽约琐记-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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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写的不是日记：为什么写这些毫不相关的事情呢？

事情是这样：近八九年来，我很画了一些画，全是毫不相关的画面——有眼前的，记忆的，自然，也就有所谓西方的，还有咱中国的种种内容——并置在一起，算是一件作品。我难得给人看，更难得开展览；凡看见的，尤其是中国的同行同好，都难得发生感应、认同，又都会来问道：为什么呢？你把这些不相关的画面画出来拼在一起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我要是知道我如今度过的日子（譬如7月31日）和我天天看到的一切（譬如以上种种见闻）到底是什么意思那该多好啊！我说我不知道。“你不知道怎么还会去画出来？”朋友问道。但我连为什么要去画出来我也不知道，我干脆就是要把我的“不知道”——又分明给我看见的纷乱事物——画那么一小点出来。等我画出来，这“不知道”似乎就传染给了看到的人，并将问题递回给我。怎么办呢，今天，我就忽然想到索性把今天的见闻胡乱写出来——这可以算是回答么？

但愿诸位每天过的是同我非常不一样的生活：非常有意思，而且说得出是什么意思。

1998年7月31日—8月1日




1。　艺术评论




摘自《杜尚访谈录》，卡巴内著，王瑞芸译，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38页：

卡巴内：那么，您对普吕东、卡罗吉或莱伯对这件作品的解释怎么想？

杜　　尚：他们每个人都给自己的解释留下了各自特别的记号。这并不意味着对或者错，都很有意思。这有意思是指当你想到写这类解释的那个人而言。对于那些解释印象派的人也是同样情形。你相信这，或相信那，取决于你感到与哪一种解释更亲近。

卡巴内：所以，从根本上说，您对那些写出来的评论不予关心。

杜　　尚：不，我很有兴趣。

卡巴内：您读了？

杜　　尚：当然，但都忘了。

1998年1月




2。　拙劣的比喻（1）




忘了是在哪天，总之，开春时节，好太阳，我出门搭地铁到画室去。从街口刚拐弯，一眼就看见两匹坐着骑警的骏马，一匹栗色，一匹黑色，在停着的与行驶着的车阵之间缓缓走动。

自从我所在的杰克逊郡几年前被市府列为“历史保留”街区（二战前的公寓楼群和林荫道在此地就够得上历史资格了），除了更新路牌，还添派两位骑警定期巡逻——现在我赶紧趋前几步同那两匹骏马走到平行的位置，像儿时在上海街头见到任何畜生那样梦游似的跟着、盯着。“小心脚步！”高坐在马背上的警察曼声提醒我，同时左眼一眯缝，表示他知道我在观赏他的坐骑。

所有警马都是精选的良种，不必同农家或牧场那些辛苦粗野的马匹相比，就是纽约中央公园专为招徕游客的仿古马车的好马也不在话下。警马，一望而知属于马类的上流阶级，养尊处优，不事劳动，除了给警员骑坐值勤，卸鞍前后，一律以车辆运送——人类自古由马匹代步，工业文明后，千里马终于歇了飞腿快蹄，改由车夫替它们起驾上路了：只见一辆专车隔成两间，乘载着两匹膘肥体壮的良马，脚下设有专接马矢的装置，冬日盖着纯呢的毯子，隆而重之，招摇过市，想必是送回去喂好吃食去了。我曾见日头下两三位彪悍的警局马夫在院子里伺候一匹良驹，捧着水管冲洗再三，然后周身上下细细梳刷，好不恭敬，那马只是理所当然地站着，亮着一副好身材——看哪！它们个个身量高挑骨肉停匀，脊背线越过高大男子的头顶之上，连头带尾怕有三米长，要是近距离在你视线前走过，必须转动目光才能看见全身。最可惊叹是毫光闪闪的鬃毛，又密集又平滑朝各个部位顺势旋转包围过去，严严实实裹着一身好肌肉。顶好看的肌肉是绷紧的，滑动弹跳的——毫无用处，只是展览着。

此刻这两头上等牲口就这么并肩迈着优雅的步子，以超级模特儿久经训练的架势，又像是潇洒的行书落笔那样一撇一捺地走着。精瘦结实的长腿每走一步都颤巍巍懒洋洋的，矜持而矫健，浑身静穆的精力仅只用了几分，仿佛单是为了给人看看遍体筋肉令人目眩的扭动，扭动得叫我不知该看哪个部分才好。

十字路口。红灯。两位美人的蹄腿一阵轻巧顿挫（记得俄国小说中的贵族就管良驹叫做美人），那正着身子斜跨脚步让到街沿的动作多么羞涩、妩媚而彬彬有礼。啊！在满街汽车的噪音中马蹄清脆真是好听。它俩站定了，一条后腿像芭蕾演员那样曲着，筋脉俊美，栗色马的面门子上一笔雪白的鬃毛；黑色马从额顶到鼻唇就像绷着乌亮的锦缎。善良的马眼不见眼白，湿润、无辜，像是要哭或刚哭过。一只指蔻鲜艳的白手伸过去上下抚摸栗色马的狭长腮帮，它眨眼、顿首，镇定地稍稍后退半步，带着魁梧健硕的一身筋肉，带着畜生的全部无知和由于无知所以格外沉默而旺盛的生命感。街沿长椅上的老太太喃喃叹道：BEAUTIFUL！BEAUTIFUL！另一条长椅上那位经常仰面高卧的醉汉睁着泪汪汪的红眼瞧着马憨笑；有位小男孩用蓝到发白的眸子直勾勾盯着马腿，忽然咧开没牙的嘴，在童车里痉挛颤抖。周围车来人往。两匹马安详地垂首站着，同身边的一切毫不相似、毫不相干，高大，尊贵，无所事事。

绿灯亮了，我折往通向地铁站的八十二街，两位骑警也勒转马头在同一条街上继续缓缓前进。

好极了，那么我还能多看一会儿。为了让位给渐渐拥挤的车辆，它俩不再并肩而行。南北向的街道洒满阳光，照着一前一后两匹骏马的好身段，那遍体鬃毛光影流窜，好不华丽，俨然王侯出行：路人纷纷放慢脚步掉头观望，车中人也摇下车窗探出头来，不看警察，只为看马。从正面看，它俩的长脸、颈脖、胸肩因为前腿的依次迈动而频频起落，周而复始，显得又诚恳又庄严；从后面看，几乎拂及地面的尾鬃款款摆动着，那肥硕的屁股忽方忽圆挺翘耸动，看过去简直无耻而风流——忽然我意识到它俩裸体，在大街上，光天化日，众目睽睽。




2。　拙劣的比喻（2）




奇怪，就因为这两头裸体的牲口，人的样子，整条街的样子，还有店面橱窗里花花绿绿的广告、招牌、霓虹灯和各色商品，一时都露出伧俗丑陋、自愧不如的神色。这不是我头一次在纽约街头邂逅良马，真的，每次我都会醒悟我们日常所见何其乏味，这个时代的文明是好事而徒劳的，都仿佛弄错、失败了——在“美”的意义（假如美具有意义的话）面前失败了。我明白这是一时的妄念，但在街市人流间凛然兀然走走停停的良马却分明提醒我的心目：我们已经是另一种人类。是谁做主为摩登都市保留骏马的姿影？现代巡警并不需要马匹。马的威风、速度，加上动物的野性显然不具有辅佐现代治安的实际功能。为全副武装的警察配备骏马并斥资豢养，看来纯然出于装饰的、象征的、超现实的理由，这理由似乎缘自一种尚未被遗忘的对于仪式、排场、尊严，尤其是美的意识。是的，不论征战、巡逻，还是其他生存活动，我们早已活在用不着马匹的年代——它们被遗弃了，又被曲意奉承——这是马类的还是人类的福祉？

但两位裸体的美人浑然不知，只顾顿首耸臀一撇一捺向前走，凝着柔顺有余的眼神，那眼神被更其柔顺的浓密的睫毛遮了一半。

它们远了：当我登上通往地铁车站的阶梯口回看这两头牲口时，它们又复收起步子，婷婷袅袅站好了，一副又恭谦又倨傲的样子，等着成百辆拥挤堵塞的大小车辆缓慢通过。阳光照射在车身和马背上，闪闪发亮、光彩旖旎。噫！我这才注意到在我凝望骏马的这一路，街头所有的车辆都没看见，都失色了。什么意思呢？我无端感到这景象似乎有什么意思在。

于是我写下来，自以为回答了一个我常被问到也常在自问的问题：为什么我固执地迷恋古典艺术？车与马在我心里发生了一个不伦不类的联想——满街车辆好比是形形色色的“现代艺术”，那么，仪态万方的骏马像不像是“古典艺术”——此话何从说起？

但我还是这样想到，这样子写了出来，虽然我知道这不过是一个拙劣的比喻。

1998年8月




3。　艺术与良心（1）




奥斯卡颁奖大典最近几年添了一项内容：将年内去世的电影名流（演员、剧作者、制片、导演）生前作品片段，辑录集锦现场播映，名曰“怀念”。在连绵起伏的配乐中，亡者名姓连串而过，这时，盛会的喜庆气氛倒也不是乐极生悲，却陡然伤感起来。人死了，角色仍在银幕上哭笑，且大抵是早期黑白电影里的俏姑娘或俊小伙，鲜蹦活跳。其实当代的观众早已忘了吧，忽然重逢，啊，是他（她）们呀！

鬼。看老电影里的男男女女都像是活见鬼。费里尼说得客气一点，他说，人走进电影院是为做梦。

名震影史的人物，譬如几周前才刚辞世的大导演库布里克，则尺寸太大，不该放进匆匆一过的“怀念”集锦，所以今年的盛会特意添一组库氏毕生作品的剪辑，暗下灯光当场放映。放过，华灯大亮，全场衣香鬓影又复容光焕发，期待下一个重头节目：颁发本年度的“终身成就奖”。在过去十数年收看的实况转播中，我现在记得三位受奖的大牌人物：索菲娅·罗兰、黑泽明、费里尼，还记得他们的得奖感言？

索菲亚著名的大嘴用西西里口音英语说：我一生的体会，天才？你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黑泽明像个老实勤恳的公司总裁，请翻译告诉大家：我觉得我还不太了解电影。费里尼！在音乐发作、掌声雷动中施然出台，他谁也不看，晃着手指朝台下某排座位中的他的妻子叫道：别哭，别哭！我跟你说过，别哭！

当然哭了，随即破涕而笑。费里尼的妻就是个性格演员，不作表情也表情。

“终身成就奖”，棺未盖而论先定，向来被影人视为名垂影史的最高光荣，也是奥斯卡不可错过的碑铭，是故从来非同小可，必得赶在大师尚在人世时颁发。昔年影史神话人物卓别林望九之年专程从瑞士赶来领奖并接受全球观众致敬时，他已离开美国二十多载，早已息影，距他创作生涯的巅峰时期更长达半个世纪了，但奥斯卡奖不能放过他，否则，不是大师与奖失之交臂，而是奥斯卡对不起历史。记得我首次观瞻是项大奖场面，是1979年在北京看卓别林传记片的末尾一段：老人白发苍苍面对全场后生，努力抑制泪水，喃喃地说：我爱你们，你们对我真好！末了，他顺便做了个帽子滑落反手接住的滑稽动作。

年年3月奥斯卡盛会当晚，只等获颁终身成就奖的大师一出台，总是全体来宾轰然起立，总是哗然喧腾经久不息的掌声，全场气氛不再是开奖唱名的一惊一乍，不再是美式娱乐圈圆熟而恣意的调笑，所有人油然动衷神情庄严。艺术家！只见艺术而不见到艺术家，艺术将会是怎样情形？那一刻我甚至幻想凡？高同志或马奈先生忽然在台前出现，给我几分钟热泪盈眶直勾勾傻盯着他们的机会。

今年。今年的奥斯卡“终身成就奖”得主是美国大导演伊利亚·卡赞，他的力作，即根据威廉·田纳西话剧《欲望号街车》改编的同名电影，日后成为“天王巨星”的马龙·白兰度和《飘》女主角费雯丽在其中演对手戏，卡赞以擅长调教演员见著，四五十年代是他事业的盛期。一行有一行的寨主，一代有一代的大师，我并不熟悉卡赞，有名的《欲望号街车》竟是看不下去。担任司仪的是大导演马丁·斯科塞斯和大演员罗伯特·德·尼罗。赞美词过后，照例播映他毕生作品的集锦，接着是唱报卡赞大名，照例鼓乐齐奏，台内布景中央豁然开启，老先生颤巍巍步向台前：就在这时，现场录像转播了奥斯卡盛会鲜少出现的蹊跷场面：

大约只有三分之一的来宾从座位这里或那里零星站起，抬手鼓掌（其中有中国观众熟悉的梅丽尔·斯特里普），差不多好几条座线的整排来宾端然在座，不鼓掌，不出声。镜头切换到卡赞，他遍看坐席，轻微而显著地愕然，镜头拉开，收入全场站者坐者参差错落的全场景。他语句阻滞，笑容勉强，感言简短，旋即被领回台内。全过程也就几分钟吧（向卓别林起立鼓掌据称长达十五分钟），仪式照常进行，那一幕好似没有发生；台上台下的演员以教养和技巧使那几分钟过得尽量合乎礼仪，因为所有人当场目击礼仪发生裂痕，准确地说，未曾起立的来宾履行了另一项“礼仪”：集体的沉默——这位卡赞，今晚他勾起了几代好莱坞影人的政治记忆。




3。　艺术与良心（2）




50年代冷战肇端，美国进入全面清查清洗左翼人士的“麦卡锡时代”。可怜好莱坞年轻演艺家当年实在是奉左倾为时尚而加入共产党，结果纷纷被打入黑名单遭到整肃，重者自杀、疯狂，轻者失业、酗酒、沦落。不少涉案作者日后则改名换姓才能发表作品。当时左倾的卓别林虽未入党，但他是那场著名整肃行动中最著名的受害者，他被时任众议员的尼克松亲自划入驱逐名单，提前结束了他在好莱坞的辉煌事业，回到欧洲。这一去，直到70年代奥斯卡新一代影人发出恳请这才回到美国受奖。

卡赞，一度的共产党员，1952年经联邦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传唤出庭，供出八名同党得以避祸，日后事业顺遂。另一位同党，当时已经成名的演员伏莱德·格莱夫拒绝合作，从此自影坛销声匿迹。半世纪后，卡赞获奥斯卡“终身成就奖”提名，遭到同行同业的强烈反对，照中国的说法，他是一位“叛徒”，美国人则视之为可耻的“告密者”。然而时过境迁，卡赞影作等身。评选者谓艺术与人应该分开考量才是道理，在一片争议中，终于通过颁奖。是夜，遂有前面提到的一幕。

那些日子，所有好莱坞权贵的长条房车里出现传单：“不起立，不鼓掌。”报章则引述同情卡赞的大演员华伦·比提的话，他说，今天我们在这儿讨论通过还是不通过，因为我们都不必亲身经历那个困难的时代。结果这位好莱坞著名的“花心男子”起立鼓掌，而在他身边的妻子——好不容易将华伦收服为丈夫的著名演员安奈特·贝妮则凛然端坐。在奥斯卡会场外，当天有一百五十人（多为当年受害者家属）持“不要洗白黑名单”标语牌抗议，另有一百五十人站在卡赞一边也加入抗议。场内，成排坐而不起的人士不但坐而不起，并冷眼等待暮年的卡赞是否其言也善、天良未泯，趁这最合适，也是最后的机会，向往事道歉。

没有道歉。他太老了？八十九岁。他分明说，感谢奥斯卡委员会颁奖给他的“勇气”。好几位坐者面色越发峻怒，其中有入围最佳影片的年轻导演。两位司仪都现出难以欢然坦然的神色，斯科塞斯，不知是为此羞惭还是开玩笑（或许两者皆然），索性紧贴卡赞身背后躲藏自己，老人嗄哑地唤道：马丁，你在哪儿？然后将无可奈何、不情不愿的马丁拽回身边。斯特里普四顾坐席毅然起立，然而听完卡赞感言后，她的善良目光一瞬间闪失焦距，泄露内心的失望。但愿我的解读是错了，但事关重大而在大庭广众，迅速的一瞥，意思尽皆收入视线，奇怪，毅然起立者多是中年一辈，默坐抗议的反而都是比较年轻的演员——历史无情人有情，我这才目睹伤害怎样潜越时间。西谚谓：“我们原谅，但不忘记！”我也这才领教西方人执拗的集体记忆。

奥斯卡颁奖典礼上一回类似的场面，大概要算是曾经卡赞调教而后声名鹊起的马龙·白兰度那次著名的行为：事在70年代，他获颁最佳男演员奖，自己不出席，却支使一位印第安籍的青年女子在代他上台领奖时，宣读他的一篇文稿，无情谴责白人在19世纪残酷屠杀灭绝美国中部“伤膝镇”土著印第安人，痛揭美国国家和全体白人的历史伤疤。所有来宾猝不及防，不得不坐听始终，奈何他不得。今世美国芸芸白人众生谁该对祖宗的罪孽负责？好一个白兰度，他为此名上添名，而这名分搅了好莱坞一台大戏。

前后两次，事主事因不同。上次台上给台下出难题，这回是台下不给台上脸面，然而都在颁奖大典当场“发难”，都是为了与在场来宾其实无关的陈年宿怨：今晚所有以沉默表态的演艺人士不曾身受麦卡锡时代之害，当年，他们之中有半数尚未出生。半个世纪过去，此人此事与他们何干？他们对那段历史岂能感同身受，而曾经感同身受的那一代人十九早已退出历史，在座的晚生实在与卡赞无冤无仇，今晚他们坐在这里只因是大牌明星，身价千万盛装华服争奇斗艳，忽然，他们板起脸来逞示自己尚有良心。




3。　艺术与良心（3）




做人要凭良心，艺术也要凭良心。凭良心讲，卡赞获奖的资格毋庸置疑，一如他的白圭之瑕毋庸置疑。怎么办呢？只好是有人同意而有人不同意；有人起立，有人就是不肯起立。今晚，不论是表达内心的敬意还是鄙夷，二者都不容易做到，真的，都要拿出几分勇气。

卡赞旧案属政治事件，端坐抗议也是政治表态，这篇稿子起先的题目是“艺术与政治”。但艺术家不事政治，也并不都会遇到政治麻烦，于是改成现在的题目。卡赞长得古怪丑陋，大而无当的鼻子霸占颜面，鼻梁鼻翼疙疙瘩瘩——这倒与他过往的劣迹无关，也非关良心，那是上帝的事。他的代表作回顾集锦颇有几段悲壮动人的画面，诚然大师手笔。这金像奖与受奖典礼是他一生的艺术的报答，抑或是他一时过错的报应？当他扫视全场，镜头也扫视全场时，天可怜见：一位老人，老艺术家，在他毕生最光荣的时刻不得不将自己同时交付给无以逃遁的难堪，众目睽睽。呜呼！昔年麦卡锡分子和今晚的来宾都不肯放他一马。四十七年前他出庭时经历怎样的内心挣扎？同此刻相较，孰难，孰易？

所幸我未被传唤出庭或被邀请参加奥斯卡盛会。居家坐看电视更不必牵动良心。瞧着卡赞老苍苍站在聚光灯下斜举奖座左顾右盼、结结巴巴，我怜悯他。我竟也传染到难堪的苦味，而台下的场面又实在令人肃然起敬好生佩服。在沙发上久看电视身子会斜下去，那一刻，我不由得缓缓欠身，直坐起来。

1999年3月




4。　艺术与艺术家




毕加索不愿回电纽约现代美术馆支持“艺术自由”，将电报扔进废纸篓。事在1946年。但他与吉洛关于这件事的谈话还没完。以下摘自《和毕加索在一起的日子》第213页—214页：

我提醒他，马莱伯曾指出，对国家来说，一个诗人的作用还抵不上一个成天玩九拄戏的人。“没错，”巴布罗说，“柏拉图为什么说诗人应该被驱逐出共和国？就因为任何一个诗人，任何一个艺术家，都是反社会的，并非诗人和艺术家要这样，实在是他们只能如此，国家从国家角度出发，当然得把他们驱赶出去；而他若是个真正的艺术家，那么，他不会想要被人认可，这正是艺术家的天性。

“艺术家一旦被认可了，就意味着他所做的一切是可以理解，可以通过的，因而只是一顶破帽子，根本不值一钱。一切新事物，一切值得一做的事，都没法得到承认。人们就是看不到那么深，那么远。说什么要捍卫文化，要给文化以自由，纯属荒唐。人们只能在一个广泛的意义上捍卫文化，譬如指继承文化遗产；而自由表现的权利是要艺术家自己去夺取，而不是由人赐予。它不像某个原则能够加以确定，而一旦确定后就得存在下去。假如有什么原则的话，那只有一条，即此原则之所以存在乃是为了反对现存秩序。

“俄国人才那么天真，以为艺术家会适应社会，他们不懂什么是艺术家。国家对真正的艺术家，对那些真知灼见者能怎样呢？不能想象俄国会出个兰波（法国前卫诗人）。连马雅可夫斯基也自杀了。

“有创见的人与国家是完全对立的。对国家来说只有一个办法——扼杀那些具有真知灼见的人，如果社会这一观念是为了支配一个人的思想的话，那么这个人就必定要毁灭。反之，要是没有扼杀个人的国家，也就不会有具真知灼见的人：只有在这么一种时刻，在这么一种压力下，才会有具真知灼见的人。

“人只有在越过无数障碍之后，才能称得上是艺术家，因而对艺术非但不该加以鼓励，相反应当压抑艺术。”

1999年3月28日




5。　艺术与自由




摘自《和毕加索在一起的日子》，弗朗索瓦兹·吉洛、卡尔顿·莱克著，周仲安、吴宪、姚燕瑾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211页：

米罗走后不久的一个上午，我们收到卡恩韦勒寄自巴黎的快信，信中还夹着一份纽约来的电报。

此前，我们已听说不少美国国会议员谴责现代艺术将导致政治颠覆的怪论，这些论调类似三十年代希特勒的煽动性演讲，也是目前俄国人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