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人三部曲-第9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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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他大七八岁的哥哥大学助教杭得茶，虽然被他依旧大而无当但毕竟如暴风骤雨般的演讲镇住了。他紧张地看着得放，心想，会不会是我真的错了呢？人民群众正在创造的历史，难道是可以用以往的一切经验来囊括的吗？如此近距离地洞察历史内在的发展规律、把握历史进程的走向，对年轻的杭得茶而言，显然是一件力不胜任的事情。他向得放递过去一杯茶，他想趁他喝茶之际，见缝插针地思索一下。茶是白夜上次信封里剩下的那一点顾堵紫笋，非常好喝，但恰恰属于得放所言的棺材板文化。杭得放显然进人状态，一边就着那棺材板文化，一饮而尽，一边继续滔滔不绝——“人民群众为什么会被广泛地发动起来？为什么振臂一呼而百应？为什么这呼声来自最高统帅？什么叫史无前例？是谁真正歪曲了真理的声音？是谁要在神州大地上建立水泼不进针插不人的独立王国？谁是躺在身边的赫鲁晓夫？“杭得放那么东一句西一句地对着他的堂哥呐喊着，仿佛得茶就是他革命的死敌，又仿佛那个死敌就在他自己的心里，他要通过这种穷追不舍的方式把它从灵魂深处逼出来。这样一阵没有明确目标的穷追猛打，终于把他自己给追累了，伸出手去，对得茶说：“再给我倒点茶。”
现在他坐在床头，神情沮丧，昨天被选下来的失败感重新涌上心头，他也就总算和从前的他挨上了一点点边。
得茶发现他不再那么歇斯底里了，被他搅乱的思绪也才开始恢复一点正常。他当然还是同情他的堂弟的，堂弟的生活原则是永远第一，不要第二。这其中不是很有着少年人的虚荣、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英雄主义情结吗？他的那么些排比句，那么些反洁，那么些“必须“、“绝对“、“肯定“之中，不正包裹着一个非常软弱的、卑微的东西，非常个人的东西吗？如果真要批判，他自己不正是靶子吗？不过此刻当哥哥的并不想点破他罢了。他爱他的弟弟，甚至爱他的“永远第一不要第二“，他相信他是会很快成熟起来的。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革命也不在乎别人挑选。”
他只好那么泛泛地宽慰他。
“爷爷在政协也受冲击了。”
他告诉得茶，得茶并不奇怪。这场运动会涉及到很多人，他们杭家人是在所难免的。
“就把它作为对我们的一场考验吧。”
得茶回答。
得放很感动，抬起头来，说：“我会调整好自己的。我会让他们接纳我的。毕竟我还不是黑五类嘛。“现在，得放接受了这个同情和安慰，他的心情好起来了，信心足起来了。他站了起来，说：“你还要去湖州接人家的新娘子吗？等你回来，这个世界会变化得让你认不出来！”
第三部：筑草为城
第五章
茶学家抗汉，自马里首都巴马科乘飞机归国，在北京呆了一天。或许因为时差，他尚未从某种恍馆状态中恢复过来。
杭汉是在六十年代初马里独立后的第三年去那里的——黑人兄弟想喝在自己土地上生长的茶，他们的愿望得到了茶之故乡中国人民的支持。茶，到底是种出来了，被命名为4960号，显然与两个国家的国庆节有关。49——60号长势特别好，插穗一年就可抽长一米，每个月都有乳白色的茶花悬挂枝头。作为主攻茶叶栽培学的中国学者杭汉，在那个懒散而又好客的热带国家里，便分外地享受着荣誉和承受着别情了。
在国外事茶，回头看东方，遥远得像梦，中国就带上了马可·波罗般的传奇色彩。西非内陆的茶园又大又静描，叫你无法想像“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现实含义。杭汉亦不是一个耽于玄想者，他的房间里挂着一副对联：和马牛羊鸡犬家做朋友，对稻粱寂麦黍稷下功夫。那是茶学教授庄晚芳先生在他出国前赠送的，说是他早年立志学农务茶时的座右铭呢，杭汉也就把这种务实精神拿来做了自己的座右铭。
故而，人到中年的杭汉，通过各种途径听说的国内局势，不过是一个令人既感不安又生猜测的问题。杭汉模模糊糊地想到这十几年来的历次“运动“，在国外，这两个字的尖锐感，被距离磨钝了。
恢复感觉是需要氛围的。此刻，杭汉站在根本进不去的天安门前。盛夏八月，红旗翻飞，人山人海声浪如啸。所有的人都在叫喊，用的那一套词语，是以往运动中都没有用过的。杭汉除了听清楚了“万岁“和“打倒“，其他都还不甚了了。他不由想起了杭州的一双儿女，他无法判断他们会不会也在其中——他已经在西非呆了好几年，最后的那几个月，他想家想得很厉害。可是眼下他站在首都北京，站在红浪终于退去的天安门广场，夕阳西下，华灯初放，他看到一卡车一卡车从广场上捡起来的在欢呼中被挤掉的红卫兵们的鞋子，却一时找不到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感觉了。
这种找不到感觉的感觉，一直从北京延续到上海，又从上海延续到杭州，直到他挤掉了衬衣所有的扣子，从火车车厢的窗口狼狈地跌出，终于站到了月台上。
尽管他把国外带回的东西都暂寄在北京朋友处，但火车上依旧挤得一天一夜没地方坐。他累极了，而妻子黄蕉风果然没有来接他，关于这一点，他早有思想准备。他们虽生有一双儿女，但在杭汉的心目中，他始终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他是把蕉风当作大女儿来看待的。她总是出错，没有他的照顾，这个胖乎乎的女人的生活，就像她的近视眼，终日增里增懂。杭汉激动地想念着家人们，步行从城站穿越半条解放街。虽然满街都是“万岁“和“打倒“，以及五花八门的游街队伍，但没有影响机汉思家心切的情绪，他折人中山路，在快到羊坝头的一家菜场里，竟然还发现了集市上的半木桶黄鳝。杭汉心头一热，中国人的感觉，杭州人的感觉，一下子就回来了。
称了三条本地大黄鳝，按老规矩，杭汉清营业员烫杀了再带回家。他记得菜场旁边有家老茶馆，老虎灶上有现成的开水。杭汉与伯父同住，知道伯父喜欢吃炒鳝丝，但全家人没一个会杀，以前杭汉买了黄鳝，都是在那里烫杀了拎回家的，多年来也就成了习惯。
杭汉不知，此一回破了祖宗多少规矩，连烫杀黄鳝也一并破了。女营业员是个少妇，刚才卖黄鳝时就很不耐烦。菜场里成分比她差的人都造反游行去了，单把她留在这里抓这些滑腻腻的黄鳝，心里不平衡。想迁怒，正恨着没有机会呢，机会就找上门来了。她定定地目击了杭汉片刻，用大拇指戳戳后墙，嗓音嘶哑地喝道：“你给老子看看灵清，什么年代了，还要我们革命群众杀黄鳝？啥个成分都没查就卖给你，已经便宜了。你听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是杀黄鳝！”
杭汉先是吃了一惊，手提着那几条黄鳝一时发愣，后来便有些生气。杭州，出苏小小的地方，女子都该如西施一般的，怎么可以手指戳戳，老子老子，一副青洪帮的吃相！杭汉自小在温良恭俭让中长大，在国外呆的时间长了，又是茶学权威，别人也是当他一个人物来对待的，这样听人说话，倒还不曾有过。援非的中国人，虽然也离不开政治学习，但也不曾发展到日日背诵语录，故而孤陋寡闻，竟不知刚才那段“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乃是今日造反天下的口头禅。一时语塞，愣了片刻，才轻轻地回敬了一句：“你这个女同志，这么说话，什么意思？”
谁知那女子就蹬竿上房，秤盘扔得震天响：“你你你，你这个现反，竟敢说毛主席的话什么意思！抓你到造反司令部去！“现反！杭汉狠狠地眨了一下眼睛，才想起来现反就是现行反革命。这下子，杭汉可是真正地碰了个顶头呆——怎么买了几条黄鳝的工夫，他就成了现行反革命。正不知如何是好，一旁有人来拉劝他，边推边说：“好了好了，这位革命群众看样子是跟不上飞跃发展的革命形势了，赶快回去斗私批修，再不狠斗私心杂念，就要戴高帽子跟牛鬼蛇神一起游街了。”
杭汉认出来了，拉他的正是开茶馆的周师傅，从前在汪庄当伙计的，抗战前夕他还请他们抗家人在三潭印月喝过茶的，杭家和他向来就熟。他不解地边走边说：“这位女同志是怎么啦，为什么这么恨我？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嘛，六四年我出国前全国人民都在学习雷锋，大家见面都是笑嘻嘻的嘛。”
周师傅边拉他到拐角处的老虎灶旁，边说：“杭老师你就再不要多说一句话了，今日要不是小撮着伯让我拉了你出来，说不定一顶高帽子已经戴在你头上，铜锣敲敲游街去了。”
正说到此，小撮着就在老虎灶旁的旧八仙桌后立了起来，用脚踢开了长凳，说：“我眼睛不好，也没看出是汉儿。不过听声音看做派，必是我们抗家人。“杭汉见是小撮着伯，虽是老了一些，精神却是好的，便着急地说：“撮着怕你也进城来了，亏了你拉我过来。我出国几年，家里的事情都接不上头了。“小撮着伯用手指了一下周围，说：“莫提你出国几年，连我这日日在家门口拄着的人，也接不上头了呢。”
周师傅连忙为他们二人冲了茶，摆着手压低声音说：“撮着你也是管不住自己这张嘴，小心被红卫兵听见，抓去游街！”
“老子1927年的老党员，老子革命的时候，这群毛孩子的爷爷还不知在哪里穿开裆裤呢，老子怕他们这些小猢狲属毛灰！”
“你小撮着是1927年的老革命，我周二可没有你的光荣历史可以拿来吹。不要到时候你掸掸屁股就走，连累我这老虎灶也开不下去。”
杭汉见周师傅一边在老虎灶前为他烫杀黄鳝一边那么说，心里过意不去，就说：“不会的，不会的，公私合营那会儿，我们忘忧茶庄都合营掉了。记得当时你也想合的，没地方合，这才留下的嘛。““杭老师，你真是不知今日天下如何走势！我已经看出来了，这根资本主义尾巴，割了多少年，这一回算是真正保不住了。”
周二这么说了，杭汉倒是有些上心，这才抬头仔细看那老虎灶。老虎灶的炉面是平的，下埋大锅，靠里砌两口小锅，远远看去，小锅似虎眼，大锅似虎口，那通向屋顶的一根烟囱，倒是像煞了一根老虎尾巴。旁边又置着几张八仙桌，配着数条长凳，这就便算得上是茶馆了。杭汉还能记起那老虎灶旁贴的一副对联：灶形原类虎，水势宛喷龙。如今这副对联已经换得一新：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虽然这资本主义的尾巴说割就割，但此刻既未割，那尾巴上便依旧坐满了看热闹的人。从前茶客相坐，谈的话题，天一句地一句，什么都有，杭州人称之为说大头天话。这个大头天话里也是包括革命的。但从前在茶馆里阔谈革命，毕竟多为风雅，不像今日，除了革命，茶馆里也没别的主题可以阐发了。杭汉边喝茶，边等着周二和摄着帮他收拾黄鳝，边听人们评点眼下局势，听一个茶客搭腔：“我们街道有个女人，一个人守着个儿子过，人也漂亮，脾气也好。昨日红卫兵去她家抄了，说是台湾特务呢。我去看了，嘿，那才叫挖地三尺！把地板都撬完了，说是要查那发报机呢。”
“查出来了吗？”
众人就心急地问。
“要那么好查，还叫台湾特务吗？”
说话的不屑，“那女人也是硬，红卫兵拿皮带抽，也没把发报机抽出来，我看就差上老虎凳了。可惜不是白公馆渣滓洞，那女人也不是江姐。最后几个小将也急了，说她是花岗岩脑袋死不开窍，浇了一头的沸水……”
听到此，众人不由轻叫起来，说：“亏这些小将想得出！”
茶客站了起来，抖抖手里的小彩旗说：“你们哪，都记着，这碗茶也不能够再喝上几天了。保不定一会儿来群红卫兵，也往茶桌上泼那沸水。你当我们这样二郎腿跷跷，茶杯托托，是什么人？统统都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要打倒在地再踩上一只脚，一万年不得翻身呢。“他这么说着，就扬长而去。杭汉心里忐忑，想问问那人是哪个街道的，张了张嘴，也没有开口。眼前发生的一切，令他摸不着头脑，也让人恐惧。他有一种万丈高楼就要一脚踏空的不幸的预兆。现在他已经彻底忘记了非洲——真不可思议，他离开那里才两天，就已经无法判断，那个黑非洲中的绿色的茶园，究竟是现实还是梦了。
头上不远处钟声响了，是熟悉的钟声，青年会的钟声，是他杭汉青年时代的英勇无畏的象征。可是，此刻他手里拎着一串杀好的黄鳝，却茫然失措。他看看东又看看西，一双脚不知道往哪里挪。他记挂着杭州的所有的亲人，既想往羊坝头走，又想别过头到解放街，那里住着他的亲生父亲杭嘉平和他的宝贝儿子。父亲是政协委员，也许从他那里，能得到一点局势的内幕。
就听口号与刺锣又密密响起，但见一队人马便浩浩荡荡地杀将过来。那领头的小将，一身军绿，一边倒走，一边叫喊，黑发一耸一耸的，背脊上一大片的汗渍。因为不停地挥手，皮带扎着的衣服下摆都耸上去了，在腰上拧成了一团。游行队伍一圈是用绳子围起来的，前面绑着些牛鬼蛇神，挂着大牌子，戴着高帽子，个个都弄得奇形异状，恐怖古怪，像是古装戏里被押赴刑场的囚徒，只是自己敲着锅锣开道罢了。后面，倒像是开了一家流动的成衣铺子店。两个人一排，一头一尾地扛着晾衣服的竹竿，竹竿上挂满了花花绿绿的衣服，有貂皮大衣、缎子旗袍、高档呢料子的西服。人群一下子就挤成了堆，杭汉被他们裹挟在其中，看着看着，耳朵就嗡嗡响，眉毛上的汗直往眼睛里掉。不知怎么的，他瞧着这些东西怪眼熟。
小撮着在旁边对他耳语：“你看看你看看，如今的人革命真是容易，把人家屋里的衣服抄出来到各处亮一亮相，也没有国民党蒋介石来追杀，这算什么好汉？我们那时候才叫提着脑袋——”
杭汉一边擦着汗一边说：“小撮着伯，你给我上去仔细瞄瞄，那件灰呢大衣旁边，捧着个暖锅一般的东西走着的姑娘，我看看有几分像我们家的迎霜——”
小撮着脚一眼就回过头来说：“不是迎霜还能是谁？你看她手里捧着的那个东西，你仔细看看，不是那年你上苏联专门买回来煮茶的？你爸爸喜欢，你就送给他了。”
“莫非这个茶炊也成了四旧？”
杭汉还是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还有一层不相信他没有说出来——他的那个和她妈妈一样胆小的女儿迎霜，竟然敢捧着个茶饮——那东西可不轻——走在斗志昂扬人群簇拥的大街上。
小撮着跺脚叹气说：“你这个人啊你这个人，那年你刚刚捧回这个东西，我就说了这种洋货没意思。苏联修正主义赫鲁晓夫他们用用的东西，你拿来用干什么？还不是用出祸水来了！”
这么说着就一头钻进人堆里，找迎霜去了。
杭迎霜手里捧着的那个茶炊，俄语称为“沙玛瓦特“，是紫铜锻制的。那年浙江农业大学茶学系教授庄晚芳先生带国外留学生，首先就是从两名苏联学生开始的。杭汉第一次从他们那里听说茶炊，回家向曾经去过苏联的父亲请教，父亲对那渗透俄罗斯风格的茶炊大加赞赏。以后他作为中国茶叶代表团的成员出访苏联，千里迢迢地就专门背回来一个，送给了父亲。没想到今日竟然在八月的骄阳下，由自己的女儿捧了出来示众。他满脸发烫，汗如雨下，后背却刷的一阵凉到了前胸，此时女儿已出现在他面前。
1956年，杭汉与他的同事们刚刚培育出了一种小乔木种的茶树优良品种，因在霜降之后仍有新芽萌发，故名迎霜。回到杭州，妻子在医院生下了一个姑娘，正等着他取名呢，他看着姑娘的小胖脸，说：“就叫迎霜吧。”
迎霜比三年前高出了一大截，胖乎乎的，像她的妈，但一脸的紧张，看不出见到父亲时的喜悦，只是睁着大眼睛说：“是哥哥叫我来的，是哥哥叫我来的！”
“你哥哥呢？”
迎霜指指那个已经蹦远了的领头喊口号的红卫兵，杭汉可真正是一点也认不出他来了。
“你们把爷爷家给抄了？”
杭汉的声音变了调。他这才醒悟过来，怪不得看了这些大衣旗袍他会那么熟悉。
迎霜低下头去，俄顷，又抬起头来看着父亲，目光又空洞又坚定。那么就是了，就是这一对儿女干的好事情了。他一把抱过了茶炊就往回走，迎霜跟在父亲后面，几乎就要哭了起来，抽泣着说：“妈妈进牛棚了。”
杭汉停住了脚步，看着女儿的眼睛。女儿的额上，奇怪地浮着几条皱纹。女儿像看一个陌生人一样地看着他，她小声地问：“爸爸你到底是不是特务？”
“我？'女儿一边往前走一边说：“妈妈进牛棚了，交代你的问题。造反派已经来过我们家了：你是日本特务，爷爷是国民党，我们是要和你们划清界限的！”
她像是突然清醒过来了似的，猛地站住，从父亲的怀里抢过了那只茶炊，小声而坚定地说：“我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一切重在表现。“这话根本就不像是她这样十二岁的孩子说的。她回头就走，杭汉还没来得及抓住她的胖胳膊。他一边揩着自己脸上的汗——他已经分辨不出那是热汗还是冷汗——一边问讷'你要和我划清界限？”
他自己都能听出来，他的声音在发抖。
女儿皱起眉头深深地看了他一眼，看样子，这个问题已经困惑着她许多天了。她一边摇头一边倒退着走，那个大茶炊被她抱在怀里，胖鼓鼓的像是抱着个小孩。她就这么摇着头转身，小跑着走了。后面看去，她可真像是一只摇摇摆摆的鸭子。杭汉没弄明白，女儿的摇头，究竟是什么意思；他也没弄明白那些突然涌现出来的从来也没有听说过的名词：黑五类、牛鬼蛇神、无产阶级司令部……他恍兮馆兮，不但不知今日是何时，也不知今日所处何地。他想张嘴，但突然发现自己语言发生了障碍，母语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已经不能用“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这样的词组语段，来与人们对话了。
杭汉到羊坝头的时候，天色已近黄昏，大街上白天群情激奋的场面暂告一段落，小将们纷纷回营补充粮草去了，杭汉也拐进了伯父嘉和家的老院子。
在大院门口的垃圾箱盖上，杭汉看到报纸堆里漏出了一双白色的高跟皮鞋，样子很摩登，看着眼熟。他想起来了，是蕉风的鞋子，放在家里很多年了，也没人再去穿它。他顺手拎了起来，眼睛都热了，仿佛那上面还有着蕉风的体温。他的另一只手上还拎着那串黄鳝，小半天下来，都有些发臭了。他顺手一扔，让那黄鳝换了皮鞋，没有再多想，夹着鞋就走进院子，穿过早已失去了原样的弄堂和天井，到家门口。见房门紧紧关着，就用细细的高跟鞋跟敲打着。从门里伸出了一个脑袋，是住在龙井山中教书的盼儿。一见他手里的高跟皮鞋，细眼睛都惊圆了，失声叫道：“怎么又回来了！”
杭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就见母亲叶子一橹手把杭汉拉了进来，接过了那双鞋子，心有余悸地问：“有人见你手里的鞋了吗？”
杭汉说：“没注意，好像……”
“——有人看见了？”
叶子问。她那种大惊小怪的样子很好笑，杭汉摇摇手说：“你们也太草木皆兵了，这么大的群众运动，谁顾得上你们手里的一双高跟皮鞋啊。”
这么说着的时候，他就走进了自己的房间。房间掀得天翻地覆，日本鬼子扫荡过一样，叫他愣住了，瞠目结舌。回过头来看看，伯父嘉和站在门口。母亲叶子哭了起来，说：“他们昨天来抄的。”
杭汉干巴巴地问：“蕉风是从这里带走的吗？”
嘉和说：“不要急，不要急，他们不过是翻了翻，没大弄。我刚刚从她那里来的，他们说是教职员工集体办学习班。被带走的人还有很多，蕉风自己把事情说说清楚就好了。“杭汉坐都没有坐下来，就要向外走，说：“我现在就去说清楚。”
他碰到嘉和的薄薄的胸脯上。叶子拉住了他的袖子，说：“你明天再去吧。”
杭汉看着这两位老人的眼睛，知道他们拉住他是对的。他现在根本就不能够露面。他一露面，就会被那些人抓进去的。
嘉和几乎半夜没睡，从昨天那些不速之客来翻过这里之后，他就开始整理家里的东西。
要说杭家的细软，这几十年来，也可以说是几乎荡然无存了。他们的生活和几十年前茶庄中的小伙计相比，也没有什么高下之分了，嘉和觉得很踏实。直到昨日造反派们从这里带走了蕉风，他们才发现，原来还有那么多需要破的四旧啊。
左邻右舍都在热火朝天地毁物，院子里焦火烟气，纸灰满天飞，倒像是下了场黑雪。叶子不停地轻轻跺脚，对着嘉和发小火：你怎么还不烧啊！你怎么还不烧啊！可杭嘉和不是一个轻举妄动之人，他看着叶子，说了一句相当严厉的话：“又不是日本佬进城！”
叶子就怔住了，眼泪流了出来。嘉和顿时心软下来，搂过了叶子，贴着她的脸，说：“别害怕，有我呢。”
叶子看看丈夫，说：“我不是害怕，我是担心。”
嘉和拍拍叶子的肩膀，说：“我去去就来，回来就办事。”
叶子说：“我真是担心。”
嘉和就叹气说：“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