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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美人赠我蒙汗药-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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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功立德立言”是一致的，被一种无所不能的人格所左右。 王朔：全是一腔奴才的得意与当不成奴才的哀怨。 老侠：对。“千万别把我当人”。你不把我当人我还知道怎么活，且活得有滋有味 壮怀激烈飘逸潇洒。你一拿我当人，我反而不知道怎么活了，无所措手足，弄到最后， 投湖自杀。屈原被楚怀王逐出宫廷，就是给了他一个做人的机会，他可以在反抗中独立 中活出人的自尊，可他想不开，投湖了。奴才最大的悲哀是主子不理解他的一片忠心。 奴才最大的欣喜，是主人把他奉为座上宾，聊聊知识或经国大计。 王朔：这么值钱的夜晚，恐惧要在坟墓中也继续回忆了。 老侠：我觉得中国的学者们，只要知道谁谁谁要召见他，他会一夜无眠，想着明天 穿什么，说什么，握手时的脸部表情该怎样才恰如其分。 王朔：就没有能硬起来的。 老侠：有。陈寅恪、梁漱溟。陈寅恪在五十年代初，北京多次请他从广东北上当历 史二所的所长，他提出约法三章，上面不接受他就不去，挨到最后，陈寅恪还是没有北 上。他在中山大学，除了“文革”时受到一些冲击外，上面对他基本是礼遇的。大跃进 后的困难时期，陶铸在广东主事，保护陈寅恪，给他配了高干级的特供，别人连肚子也 填不饱，陈却能吃到鸡蛋、肉、糖等。陈寅恪已是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典范了。但要是 与法国的现代圣女薇依相比，仍然不够层次。薇依是个纯粹彻底的圣徒，她和萨特、雷 蒙等人是同学，毕业于法国高师。 她不是基督徒，却有着任何教徒难以企及的对上帝的虔诚，对人的爱。她是苦行僧， 与下层人打成一片，去乡村去矿山，生生地把自己饿死了。二战时，她在美国治病，但 她的良知无法忍受隔着海峡在英国享受特供给病人的食品，严格按着国内被占领区的同 胞们的食品供应量领取食品。一九四三年八月病逝。我觉得法国知识分子，秉承圣女贞 德的传统，代代都有高尚的社会良知，从左拉到福柯，那种仗义直言的强烈社会责任感， 非常令人感动。 但是西方也有自称为社会良心的大作家不负责任的瞒与骗。刚才谈到过面对不义的 沉默是可耻的，罗曼。罗兰就是这种可耻的人。他不是有一本五十年之后重见天日的访 苏日记吗？你罗曼。罗兰在五十年前就看到了苏联极权主义的真相，却碍于自己的信仰 和自己的声誉而把它打入冷宫，好像他已意识到五十年后苏联的解体。 在苏联解体后，极权体制的真相用不着你来揭露也大白于天下。而在人们最需要了 解斯大林时代真相的时候，你看到那么多残忍的真相，却沉默，把专制体制的真相保 护起来，不让人看，这不但是对那个体制下的受害者＿的犯罪，也是对全人类的犯 罪。索尔仁尼琴的最伟大的地方就是他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向世界贡献了一个“古拉格群 岛”，这个词已成了极权主义的恐怖政治的代名词，如同奥斯维辛成了希特勒的种族灭 绝的大屠杀的代名词一样。而你罗曼。罗兰，身为世界知名作家，人道主义者，完全可 以没有任何人身风险地揭露真相。但你沉默！ 同是法国作家的纪德就不同，他从苏联回来，发表了《从苏联归来》，公开了真相。 他从此受到斯大林的嫉恨，再不邀请他去苏联了。二战后，西方的许多知识分子对西方 失望，走向左倾，到苏联寻找理想的社会。但是逐渐被揭开的真相使人们终于认清了苏 联体制的反人性实质。罗曼。罗兰作为一个作家，不论你的理想是什么，必须把亲历的 公之于众，使人们早一点儿认识到那个制度的非人性，这是你的责任。如果你不沉默， 对极权主义的认识就会觉悟得更早。 在此意义上，沉默就是隐瞒，隐瞒就是欺骗，欺骗就是良心狠罪。你就为了自己头 上的左派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良知的光环隐瞒真相。当时的法国，正是右派的自由主义 知识分子与左派知识分子论战的时候，罗曼。罗兰的日记显然不利于他所属的左派阵营。 为了派别的利益，也为了自己头上的光环，他居然隐瞒了那么残酷的东西，包括与斯大 林的谈话。这太自私了。最莫名其妙的是，中国出版这本日记时，极尽赞美之能事，那 种夸法，完全不负责任。与纪德相比，罗曼。罗兰不是个东西。 王朔：他与斯大林谈话的那种口气特别谗媚，而且还带撒娇的意味。你们那个事人 民要了解，我们相信苏共的解释。我记得谈到了未成年犯罪问题，少年犯，把未成年的 人判了刑。他说：我们很理解苏联政府在这个问题上面临的环境。他先替人家。替别子 手想好了杀人的理由。他的意思是说我问你这个问题，听你们的解释，是怕别人对你们 产生误解，我知道你们肯定有你们的原因，不知真相的人不明白，你们跟我讲清楚了， 我替你们跟他们去解释解释，跟他们说说，别让他们老蒙在鼓里，老那么糊涂。他的这 种口气中有种助纣为虐的残忍，和对刽子手的谗媚。 老侠：还有一本写高尔基的书《高尔基传》，作者是想还高尔基的本来面目，还有 替高尔基辩护的味道。说高尔基的许多思想和行为在当时的苏联是不合适宜的。 但是，高尔基再伟大，我也无法原谅他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形成所起到的关键作 用。还有就是，在全世界都怀疑苏联的劳改制度的非人性时，他带了三十几个知名知识 分子去了劳改营，回来后看到的都是虚假的，只有一个少年犯向高尔基说出了一些真相。 但他仍然带着其他作家一起写赞美劳改营的文章，说劳改营如何好。索尔仁尼琴曾就此 指责过高尔基。我觉得仅就这件事，无论他在一些细节上多么不合适宜，比如保护了某 个知识分子啦，都是不可原谅了。 一个知识分子，世界知名作家，自称代表良知，自称“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你在 这种大是大非的大节上一旦没有了做人的诚实的底线，任何小修小补皆于事无补。罗曼。 罗兰作为极权体制的极少的几个外来见证人，却在冷战时期知识界一片混乱时，居然隐 瞒真相，一隐就是五十年，你的底线就没有了，再怎么辩解皆无用。 小时候读《约翰。克利斯朵夫》还对他有点美好的记忆。但一看了他那本五十年后 才见天日的日记，这个人在我心中就被彻底pass掉了。他死了，他的东西我不会再看一 眼。因为他做人已经没有底线了。 王朔：是不是也有的人是一时糊涂。 老侠：那是两回事。一九四九年你糊涂，二○○○年再说糊涂受骗上当之类的就是 借口了。也有的知识分子会糊涂一时。猛地碰上一种政治巨变，他就发蒙。就像福柯， 对西方的弊端看得那么清楚，诊断得那么准确，刺得那么锋利，但当伊朗发生宗教革命， 霍梅尼在万众的顶礼膜拜中不费一枪一弹地坐上皇位，许多西方人谴责霍梅尼的政教合 一的政权非人道。 福柯却激动得为其辩护，还跑到伊朗去亲历那时候的盛况。他的叛逆心理扭曲了他 的判断力、洞察力。还有我不理解的是，像福柯这么反叛的大哲人，法兰西学院那类地 方是典型的知识权力的体制化，是他批判的对象。他不该进那个学院，要那份荣誉。但 他进了，要了，而且在角逐这个位置的过程中，他对支持的人心怀感激，对反对的人恨 在心里。这太让我失望了。 还有海明威，就因为他请福克纳为他的《老人与海》写点什么，福克纳拒绝了，他 就从此嫉恨福克纳。 人类的弱点是相通的。 王朔：从名利的角度讲，中国其实对知识分子的考验不太多，没什么大钱，几百万 几千万的，也没什么大名，像“布克奖”、“龚古尔奖”、“普利策奖”、“诺贝尔奖” 等等。你看人家郭沫若郭老，有人说他晚年痛苦，我去他家一看，那是个王府呀，要我 坐在王府中痛苦，确实不好意思。要是在监狱中还说得过去。在监狱里，那时候你要做 出什么选择，说经过痛苦的挣扎之类我还信。每个人必须身临其境地去选择，没有进去， 你根本不能说站在监狱中如何如何……郭老在那么大的宅子，弄得像在监狱中似的。反 过来，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贱，这种下作就是天生的了。现在也没有什么直接的过分的 威胁，也没有什么大利，他们仍是这个样子。 老侠：最可悲的是有许多比我们位置好的人，地位比我们高，影响比我们大，出来 说几句真话也闪不着腰身，但这些人就是沉默。 王朔：是被以前的噩梦吓坏了吧。心有余悸。 老侠：我觉得不光是他们本人的原因。一是既得利益，吃人家的嘴软、手也软。 再就是这些人的子女。我去一位导师家，他的妻子和其他家人的那种小心翼翼的保 护，就像捧个价值连城的古董，生怕一不留神摔碎了。对老人的一切，包括与社会 的接触，家属们儿女们就横在那儿，什么人让见、见多长时间，什么人拒之门外，选择 是极为功利的。他们拒绝这拒绝那，就是不拒绝某位市长、市委书记送个生日蛋糕，送 个祝寿花糕，送副赞美的条幅…… 王朔：这些家属们像寄生虫，靠垂暮之人干瘪的身体过活。很可怜。
第十一篇 导演能坚持什么
老侠：我记得你曾执导过两部片子，一部是《我是你爸爸》，还有一个是《过着狼 狈不堪的生活》，两个片子都没有通过。看来，你与别人合着弄个电影剧什么的还能播 出，等你自己真想弄个什么片子，完全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弄，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王朔：是啊。我能退出来，我可以写小说，谁管得着？我在里面时最后弄得自己也 没劲儿了，太累，无聊，受委屈是活该倒霉我自找的，我最后出来是必然的。 一是自己内心中已经觉得没劲了，二是有外力迫使你退出。冯小刚当时就比较可怜， 他没有退出来，他就得吃这碗饭。做导演的就是可怜，你要想适应这个社会，有饭吃， 弄点儿钱花，那你就要投其所好，搞个贺岁片，票房成功，市场成功，也给咱这来之不 易的安定团结添几分喜庆。好，别有洞天了！那就继续下去吧！ 老侠：换句话说，在这儿当导演拍片子就是不能是你自己，必须变着法儿迎合什么。 王朔：必须这样。在那过程中也许会有不舒服不满足，觉得是不是可以拍点别的， 但很难做到。这些还在其次。在与一些导演的接触中，我感觉到他们有一种特别强烈的 要生存下去的需要，就是说他们作为导演生存下来的欲望特别强。而且，他们生存下来 的成本大，不像我，没什么成本，一个人写就成了。他们的生存成本多大啊。真的，很 严酷的！一部片子砸了或通不过，你想拍下部片子就找不着钱，多少袅雄一晃而过，去 年还红得发紫，转过年来，一炮没打响，就下来了，作为导演的失败。拍一部片子难死 了。 这种情况，只有身处其中才能体会到那些制约的严酷。你说的那种勇气，到了节骨 眼上，临到了豁一下子，可能脑袋瓜子一热，都能挺。我不拍了成不成！但一时的意气 过后，自己就开始煎熬自己了。一起混，人家都在拍片子，你却拍不了。 你要坚持你自己你就拍不成。那你只能往后退，妥协！对那些拍迎合片子的导演， 我从最同情的角度讲，是被生活逼的。当然，你可以说，咱不干成不成？有的人就说： 我就不干这个就退了。但我觉得，这种人挺少的，基本没有，我能退出，是因为我原本 就是写小说的，有退路，要是我也没有小说，我也很难说就那么退出来了。大部分都是 没辙的。在这点上，我觉得，我退出来也很难对他们取得一种人格优势，我不能跟人家 说：你瞧我，干不下去，我回去写小说，他们往下干，活受累吧。因为人家可能真没退 路。 老侠：非要钻进那个明明是迎合什么的圈子嘛！说白了，不是生存问题，而是电影 这一行所带来的名声与金钱的问题，实际上是利益。想一个人活得没有心理压力，有口 饭吃并不那么难。但要活得有个虚名和大把的金钱，在这儿除了投机取巧就没有其他路 好走了。 王朔：所以在这种条件下，你说电影能是个什么东西，它不可能是个东西。你要个 性化也只能是一种普遍要求中的畸形东西。整个电影，所有的东西都是假的，虚幻的， 自吹自擂的，就从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电影就没有好电影，只有极个别的地方。局部的 有闪光的地方。现在大家都说陈凯歌的《刺秦》不好，我倒觉得还可以。虽然他的想法 一开始就是错的，但是他还要自我坚持，想从中弄出点儿个性来。 这样，他只有在这么个情况下才能坚持个性。什么情况呢？就是你想的要跟他的要 求不谋而合了，《刺秦》里就有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内容，正好与主旋律吻合。 当年我们的祖辈们就有一种慷慨赴死的精神，弘扬这种东西和咱们弘扬爱国主义莫 名其妙地合在一起。这样的吻合可以搞出点儿自己的个性化东西。人说张艺谋投机啊。 谁不投机，无非是投得好看、难看。在某种程度上，可能都是投机。 老侠：你说像张艺谋、陈凯歌这样的导演，是国内外的知名导演，都得过国际大奖， 当过国际著名电影节的评委，人家还请张艺谋拍歌剧《图兰朵》，钱也是大把大把的。 何苦不拍一部自己想拍的东西？你觉得是不是当了名导了，他们就用不着…… 王朔：怎么用不着，我说这是没有止境的，他不会因为你说什么就停下来，至少是 想想。这里还有个问题，他们早年可能也是一路投机过来的。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早 年就坚持了什么才取得今天的成功的。他早年投的什么机呢？我以为就是流行观念的机 呀。那会儿时髦什么他就拍什么。其实和谢晋的做法大同小异，谁也没真坚持过什么。 倒是田壮壮比较牛，他拍的电影《猎场扎撒》、《盗马贼》，多难看的电影啊，但他说， 我就喜欢，我就拍这个，你不让我拍，别的我还不拍了呢。 老侠：壮壮最后拍了个《蓝风筝》，没通过，以后他真的不再拍片子了。 王朔：对，你可以说他在某种程度上还坚持了自己。其他人，别说坚持自己的立场、 坚持自己的趣味。坚持自己美学上的什么观点，就连最低劣最煽情的MTV也能干了。陈 凯歌监制和当艺术指导，拍了一个《国旗》的MTV，农村的小孩光着脚手捧国旗，从上 海的胡同里跑出来，然后是大家捧着，全国人民都捧着，香港那些人马也来了挥动着， 然后是武警们去升旗，刺刀林立。表情庄重、步伐整齐、地动山摇，这些所有的画面叠 在一起，大家又都庄严注视着这升旗的场面，就让人感到泪往心里流。你说他不会煽情 吗？我说他太会煽情了，在同类MTV中，我见过的最煽情的。 老侠：回头想想，其实他们从一开始就煽情，就诗情画意的。《黄土地》、《红高 粱》等东西完全受八十年代最时髦的观念所左右，他们要用一个电影概括历史。 表现全民族的生命力，所以他们从那时重视的就是大的空的概念，他们对人采取俯 视的视角，居高临下。相比之下看看台湾的候孝贤的《风柜来的人》，拍得极为真实流 畅，是中国人拍的青春片中最好看的。人家侯孝贤对人的关心是一种切近的具体的平等 的，真正把人放在镜头前拍。而陈凯歌。张艺谋则是用外国的电影技巧包装虚假的浪漫 情怀，我称之为“黄土地的浪漫情怀”、“红高粱地的浪漫情怀”，他们那个时候就在 用浓烈的抒情手法撤弥天大谎。外国人来中国，大都要去看那个老古董长城，张艺谋就 用电影建一座中国人的精神长城。长城是什么？有什么伟大的智慧可言，不就是帝王们 为了睡个好觉，做完春梦，利用权力驱赶着羊群般的人进行最原始的体力劳动吗？毫无 智慧可言、倒是透出恐惧、愚蠢和残忍，不惜人力，不在乎生命，修死多少人他不管， 只是往高往长了修。又有什么用？满族的那么点儿人不照样踏破山海关长驱直入，征服 了偌大的汉民族吗？再说，这个长城与当代中国有什么关系？什么关系也没有。陈凯歌 在看了50年国庆大典后接受中央台采访，说一通爱国主义的言辞，与他拍MTV是完全一 致的，也与张艺谋一边拍片子一边建所希望小学是一致的，他们本身就是大牌坊了。 王朔：我觉得陈凯歌在某种程度上也还在坚持自己的趣味，当然是在那种吻合条件 下，那张艺谋呢？我倒觉得，他好像一直有一些，你可以说是天生的也好，他是一直能 赶上潮走的人，这一大浪来了，这种弄潮儿天生具有的能力，手把红旗旗不湿那种。所 以，每次潮来，他都有把自己变成意识形态而又是在拍片子的能力。 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并不困难。现在是玩真善美的时候，当然玩真善 美可能玩得不好看，也可以玩得很好看，他就是这个。所以，有人说他追求真善美，他 自己也这么讲，他本质上是追求真善美的，他拍的片子，反映着他的本质，就是个形为 意用。那我觉得，他本质上就没什么东西，真善美谁不会追求哇，拎出一个都会说我也 追求真善美。所以，他花活玩不下去了，正好，他的本质与你的政策要求合到一起了， 他的本质一亮，就是这么一个片子，《一个也不能少》，而且是一个告诉人只要努力就 能成功的。 老侠：张艺谋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之所以风头压过其他第五代，就是他知道什么 可以流行。他的片子实际上一点也不先锋，抛开他片子中建造虚假精神长城的大观念不 说，即便在取材上他也极为通俗，这就是他死盯住“性”，而且都是些犯忌的有刺激胜 的“性”。《红高粱》是“野合”，《菊豆》是“乱伦‘，《大红灯笼》是”妻妾成群 “，他想用影像夸大张扬中国人的生命力一样地夸大、张扬性的作用。用浓墨重彩的电 影技巧包装那点可怜的硬造出来的”性高潮“。他的硬件全是流行色情小说的主题。到 了”咱爹咱妈“又变成爱情的流行曲。而陈凯歌在实验电影上走入绝境，《边走边唱》 彻底失败，在国际电影节上弄了个”金闹钟奖“，即最乏味的电影。于是他也不得不转 向通俗转向大众转向主流，他曾说张艺谋走的是好莱坞主流电影的路子，而他是异端电 影，永远不会迎合主流。但他坚持不住了，于是有了《霸王别姬》，他的硬件更打人， 同性恋，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电影中。 名演员，阵容强大。我听人说了这片子棒，还获了“戛纳奖”，就去看了，但没看 完，看不下去，一切都那么虚假，巩俐和张丰毅在影片中做爱的镜头就更虚假。 他的这个劲，走到《刺秦》的弘扬一点儿也不奇怪。他不会像壮壮那样，在坚持中 宁愿寂寞，他一定要一条路走不通，就去转身迎合市场迎合主流，为自己重新立腕儿。 王朔：那我还觉得陈凯歌有点儿自己的东西。张艺谋最近的片子，我特别受不了的 是什么？是《一个都不能少》里面向社会灌输的一种观念，我认为对中国人特别有害： 你只要努力，就能收获，一分耕耘就会有一份收获，有志者事定成！他似乎以为别人都 在变换立场，只有他一个人坚持，他觉得他自己就是这样，坚持！那我就要问，坚持的 是什么？就是你不断赶着潮头在那儿干！你不让我这么干，我就那么干，拣你喜欢的干， 反正我就要在这儿。我就要挖，任谁也拉不住我下地，挖！ 我倒觉得，如果是我，如果我真的是坚持，那我就这么挖，你不让我挖，我就不挖 了。我的坚持是就在这块地用这把锹用这种挖法挖。这才是坚持。而他呢，就是要挖， 不让我挖，我可以偷着下地。不让用铁锹，我用镐；不让用锅，我用手创。 换来换去，总有一样叫你满意的，叫你允许我挖下去。 老侠：实际上张艺谋他教给人的坚持是一种什么逻辑呢？ 实际与主流的逻辑是贯通的。为崇高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张艺谋是为了坚持（拍 电影）可以不择手段。扩而广之就是，为了活出一种体面，要不择手段地坚持下去。挖 达不到目的，我就创。浪漫的诗意的浓墨重彩的镜头不行，我就换一种朴实的平淡的纪 录片似的镜头。他拍的《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全是一个样，弄得土呵呵 的，群众演员，用最朴实最写实的电影手法撤一个弥天大谎。秋菊也坚持，坚持到最后 是公安局领导出面、市领导出面帮她解决问题，替她鸣不平。 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农民在现代土皇帝治下的无奈一点儿也没有了。他也在告诉别 人：只要你坚持，就一定能有出头之日。他只管活着，不管怎么活，而这种不问怎么活 的活法恰好就是中国人观念中那种“好死不如赖活着”。最可笑的是还有一位北大的法 学教授，拿着《秋菊打官司》论证中国法治的本土资源，反对与国际通行的法律规则接 轨。把严肃的论证建立在一部撒谎的电影上，我就只能说这位教授的论证也是谎言，是 知识上的不诚实和道德上的不负责任。 王朔：他后面那两个更是撒弥天大谎，秋菊到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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