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美人赠我蒙汗药-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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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三年　清污时批判的“三个崛起”的第一崛起。　他好歹不济是北大教授、博导、中国诗歌理论界的当红权威呀，搞了那么多年诗歌，　看过的诗一定不少，居然能在信中说：王部长您不但小说写得好，诗也写得那么好之　类……这不是胡说八道吗？任何懂点诗的人看了王蒙的那些诗也不会觉出好来，你一个　教授、博导、理论权威怎么就能恬着脸硬说那是好诗呢？如果那也是好诗，你作为专业　的诗歌研究者置中国的诗歌手何地？再从学术荣誉的角度讲，你置北大这名牌大学的教　授、博导的荣誉于何地？从做人的角度看，你这把岁数了，风风雨雨也经了不少，你又　置自己的尊严于何地呢？看了这信，你就知道了他作为诗歌理论权威的审美标准是什么　了。不是什么美学标准、知识标准。学术标准，而是人的地位标准。　权力标准。知名度标准。像许子东。谢冕都是学院派，他们的这种对权力的谄媚是　中国知识界一些人的常态。学术变成了权术，权术的背后是做人的技巧、混世的策略，　这样的学院派做的学问，怎么可能是学术，怎么可能取信于众呢？　

第十八篇　文学史上谁站得住　

　

王朔：你粗一想中国文化灿烂呀、丰富呀、渊远流长呀，细一想都有谁呀，没谁呀。　就说现代文学吧。现代文学我想了想，那些在大学课堂中有定评的作家，也就是鲁迅说　得过去。　剩下的人也就是一篇东西、二篇东西而已，后来的沈从文还可以。你说那个排序，　鲁郭茅、巴老曹，前三个人中只有鲁迅，后三个人中曹禺还可以，《雷雨》差点，《北　京人》和《原野》还确实是好。《原野》真让我受了一次阶级教育。我原来以为地主和　农民是对立的，可能那时候没有咱后来接受的阶级斗争的观念。那时地主与农民们都是　干爹干妈的关系，这才是旧中国农村的真实情况。三四十年代老舍有一点不错的东西，　五十年代就是瞎写了。他们的水准也没有超过一个普通的好作家。　一个作家要立个“腕儿”，总该有一二篇东西还行吧，其实写出那么一二篇好东西，　也不是特别难。就靠一二篇好东西就那么进入现代文学史了。其实现代文学史也不是个　东西，拉了不少闲人废人，却排挤了很多正经的作家，包括像张爱玲这样的人都没搁进　去。　老侠：现代文学史可以没有茅盾，不能没有张爱玲。　王朔：现在大家都在修史，要推翻重来。可我对这些史家谁也不信。我觉得他们都　是带着很大的偏见在修史。那个给作家排座次的教授，把金庸排成第四，怎么让人信服？　经常能听人说他最近写了一本文学史，虽然我没看过，但以往的读史经验。现在的环境　和气氛就让你不相信他能那么老老实实地写一回。他个人的成见肯定会搁在里头。　老侠：这么些年来，“史”这个东西，已经是意识形态的脚注，做史都成套路了。　在大学时，学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王瑶主编的《现代文学史》，无非是什么　时代背景、主题思想、艺术特征三大块。现在重新修史，无非是换一种舶来的方法，什　么方法时髦，就用什么方法，比如用文本分析的方法从头搞一遍。　王朔：是不是现在他们不好意思再用谁是进步的。谁是落后的方法来写史了？　老侠：实际上，中国现在的文史哲，做到今天，还没有一本令人满意的东西出来，　我们没有好的理论家和史学家。中国人的教育最要命的还不是大学，而是中。　小学，特别是文科的课本。语文课本选的那些篇章从小就败坏了学生的口味，把学　生培养成不知道什么是好东西。还有中国教的那套作文法，那种分类，论说文怎么写、　叙述文怎么写之类的，学生不知道怎么写东西，这跟过去考试时的八股文没什么两样。　这套东西，古八股也好，今八股也好，洋八股也好，从根上讲是一样的：窒息孩子们的　创造力。现在的大学稍好一点儿，讲课的自由度大一点儿，学生选择的机会多一点儿。　高考制度已经把中小学生逼上了八股思维的唯一小径上，你不能旁观，更不能后退，除　了沿着这条狭窄的路走，四周全是悬崖。全是深渊。　“文革”　的那代孩子，好赖还停过课，儿童的天性还能舒展舒展，知青下乡还能跟锄头跟土　块子跟坑头踉牛猪狗……跟有生命的东西打交道。现在的孩子，从入学开始，学的东西　好像与活的生命无关了，全是死的，从外面强加的。　王朔：照你这么说，唯一的出路，逃离死人的出路，就是不上学。　老侠：我在国外有一种感觉特别强烈，他们关心活的东西，关心生命的跃动。　他也许没读多少书，但他每天无意识的视听感觉潜移默化地培养出对活的生命的敏　感和关心。这是种渗透性的，每天耳濡目染的，是靠念书无法培养的。我有一次陪一个　老外去看《焦裕禄》，她对中国电影感兴趣。其中有一场戏，她的反应既让我吃惊又特　别可爱。一个老头重病在床，他的儿子商量怎么办，结果决定去找焦书记。　这老外看到这腾地就站起来，大声说：人都快病死了，找焦书记有什么用，应该去　找医生。县委书记能治病吗？这电影怎么会这么拍，连常识都没有。还有一场戏，焦的　老婆要买点肉，半路让焦给拉了回来，说现在正是困难时期，大家都吃不饱，咱不能吃　肉。回家后吃饭，焦的孩子不想吃窝头，哭着闹，焦打了孩子，然后让一家人围着饭桌　团团坐。那个老外看了说，怎么对自己的孩子这么残忍。你焦书记想为人民想当清教徒　想做清官想成为人格神那是你自己的事，你无权要求你的妻子和孩子与你一起去牺牲。　那场家庭戏吃饭戏，最后变成的焦书记正襟危坐，面色沉重地讲道理，国家和人民的大　道理。这哪是一家人在吃饭，分明是在开县委常委会。　妻子和孩子不是听丈夫、父亲的儿女情长，而是听县委书记的训话。　王朔：咱们小时候都没有什么真正的父爱母爱家庭温暖，人越大越感到小时候大人　们都忙着革命，我们无父无母的就好大了。　老侠：我们从小生长的环境大恶劣，没有盐，给你灌一肚子水，然后把你突然扔到　物欲横流之中，这种诱惑谁能抵挡住？！　王朔：在红色沙漠中长大的人，逮着个什么比饿狼还要贪婪和凶狠。　老侠：再回过头来说现代文学。文学史上肯定的那些大师级人物，像茅盾、巴金、　郭沫若、冰心、丁玲等等，从语言的角度讲远不如肖红、张爱玲、沈从文地道。　特别像女作家中的冰心和丁玲，她们都是模仿西方开始，从行文到情绪，后来这种　模仿在四十年代上海的城市小说中、在八十年代的刘索拉、徐星们，马原、余华们的小　说中一次次重复。　王朔：冰心的小说当时都什么人看，也是年轻人吗？　老侠：冰心最初是以社会的“问题小说”的姿态出现的。　后来她受泰戈尔的影响，转向了《致小读者》。　王朔：现代文学这批人你觉得谁还能站得住？　老侠：现代文学史除了鲁迅之外，再没有大师了。有些人偶尔会有点东西，但整体　上真的没什么东西。　王朔：你觉得中国文学不成气的原因是什么？　老侠：语言问题。“五四”时期是白话文的开创期，那时的人们不管写什么，只要　用白话文，都是在创造一种新的语言方式。他们是幸运的，无所顾忌地创造，每一种试　验都有意义，哪怕是像钱玄同等人那种主张汉语拉丁化的试验也有意义。　草创过后，形成了几种语言模式，胡适代表了浅白平静的一路，他的语言风格写文　学作品不行，像打油诗，但对普及新观念功不可没。还有就像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张　扬的激烈的语言风格，后来的“太阳社”都是这类语言，比如像郭沫若的文学就是最典　型的。这种声嘶力竭死命张扬的语言在以后嫁接到革命口号的语言上，形成了刘白羽、　杨朔、魏巍式的大抒情语言，这种夸张的大抒情曾是新时期文学开创期的主旋律。再有　就是周作人等人继承明清小品文，古代山水游记、山水诗、宋词婉约派的美文式语言，　朱自清的散文，林语堂的随笔，“新月派”的东西，沈从文的小说都是这种路子的，这　种语言在本世纪后半叶几近灭绝，又在新时期文学中重新泛滥。还有一路人的语言是翻　译文体，像冰心、丁玲，四十年代上海的施存蜇、穆时英以及一大批作家。巴金、茅盾　这样的被奉为大师的人，根本就没有语言，从语言的角度讲，他们在文学上贡献寥寥，　他们的书的价值只能作为思想史资料社会学研究的素材用。肖红、张爱玲这两位女作家　是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具有文学语言天赋的人，她们完全是用女人本身的东西写作，用　子宫中的语言。她们是什么样的人，就有自己什么样的语言。张爱玲身上还有家族遗传　的痕迹，肖红则是无复依傍地写作，完全靠她自己的天才，她的语言也有些美文的滋味。　这些语言风格在后来的文人中都留下了痕迹，特别是那种张扬的语言。美文的语言。　翻译文体的语言。唯一不可模仿的是鲁迅的语言，那种又黑又冷又沉又热又锋利又幽默　的语言。　鲁迅的独一无二既是思想深度上的、斗士姿态上的，也是语言上的。他的语言中有　唐代诗人李贺的阴森、鬼气。李贺死得太早，他的诗既没有文以载道的道德面孔，也没　有“诗以抒情”　的婉约请调，与其他的诗人完全不同，也与《聊斋》的鬼故事毫不相似。李贺的诗，　让人想到《呼啸山庄》、美国诗人狄金森的诗，感到地狱中的黑色毒汁。　王朔：他这种类型在中国诗人中好像很少。　老侠：对。这种诗人太少了。中国现代文人有些被传统的美文弄得不知所措。　你看过林语堂的东西吗？《吾国吾民》？　王朔：那倒没看过。只看过他两个杂文集，全是随笔。　老侠：你对他的东西怎么感觉？　王朔：原来我觉得鲁迅挺独特的，读完后我发觉他们有些腔调是共同的。林语堂好　像比鲁迅更“油”一点，但他有些东西也挺尖刻的。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否定态度是比较　一致的。他们都觉得传统文化不叫东西，他没有鲁迅那么激烈，林语堂是绕着弯子说话。　



第十九篇　悲剧的鲁迅　

　

老侠：我不能同意你对鲁迅的看法。鲁迅与林语堂包括周作人的最大差别是生命深　层的东西。鲁迅的阴、冷、黑、沉、尖、辣、烈都是中国作家中独一无二的。　他对中国的绝望是骨子里的、无余地的，他看到了中国人骨髓中的腐烂，所以他不　仅在态度上而且在语言上也不跟中国的传统有任何调情。林语堂就大不一样了。　他的《吾国吾民》确实把中国传统文化骂得挺狠，贬得很低，但他的语言是美文的，　宋词婉约派的，极为缠绵极其风花雪月，极为飘逸轻盈，我就想不通一个人在骂人时能　用一种谈恋爱式的或对着山水抒情式的语言。把他的小品文与鲁迅的杂文比较一下，差　别太明显。像《我们是怎样做父亲的》。《我之节烈观》、《纪念刘和珍君》等等。后　来林语堂移居美国，用英文写作的《人生的艺术》，影响挺大，他说中国文人受老庄、　佛家影响的这一路人生，是种艺术化的人生。这才是他骨子里的东西，才是他骂中国传　统骂中国人骂得那么温柔敦厚那么绅士的原因。他好像不会尖刻，至多是幽默，而主调　是感伤，他讨厌传统，从他定居美国可以看出，但他骨子里是传统文人，作为个体，他　没有鲁迅的力量，去突破传统的遗传。　王朔：我对鲁迅没有你那么深的尊敬。他的确在中国文人中比较棒。但我这人从小　就听不了高高在上的教训，我所了解的鲁迅，是那个又高又大又全几近成神成圣的鲁迅，　他是毛泽东之外唯一不能碰的神，谁招了他谁就倒霉，不但是当时招了他，过去招了他　也要新仇旧恨一起算。我印象中的他神圣得像万金油棍子，逮谁抡谁，不分青红皂白。　批胡风就拿鲁迅说事，“文革”中批周扬们也用鲁迅做刀枪，“文革”后批“四人帮”　鲁迅又成了口诛笔伐的武器。这种偶像化的鲁迅我就觉得它不是什么好东西。再有是后　来看了他后期与文坛上各路人交恶的那些东西，那我就觉得他是个心胸狭隘、记仇记到　血液中的人。他的那点好东西全在前期，后期的东西没法看，看了就想这人自以为是中　国文坛的尊神，谁也碰不得，一碰他就要咬人。后来明白了点，鲁迅被弄成棍子和垃圾　筒是有点儿冤，与他本身基本无关。但是一个人被如此利用，打遍天下无敌手，那我就　觉得肯定他自己也提供了某些口实。　所以我觉得看来看去，没有什么正经人，中国文化是什么也没有，理论，没有；学　术，没有；作品，没有。就是白干一场，一百多年白干一场。就这么个鲁迅，还被弄成　凶神恶煞的狰狞。我要是碰上他这样的人，读读几篇东西就算了，千万别凑近乎，凑过　去肯定没有好下场，谁沾谁挨。　老侠：不管怎么样，你还承认他有东西。我觉得鲁迅确实是迄今为止无人超越的大　家。要想超越他，就不是多读几本书。多积累点儿知识。多写多少万字能做到的。要有　一种天赋的个人的深度才行。鲁迅的后期确实写了许多无聊的甚至被人利用遗害至今的　东西，他四面树敌，攻击“新月派”与胡适等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他把资产　阶级、小布尔乔亚挂在嘴边，要打“落水狗”。“资本家的乏走狗”等等。还在一些谁　拿了帝国主义的英磅，谁拿了苏俄的卢布上耿耿于怀，几近于斤斤计较的小人心理，既　小气又阴暗。他早年倡导个人自由，但他实在弄不清什么样的价值观。社会体制才可以　保障个人自由。有人常常设想鲁迅如果活到以后会怎么样？以他临终前的清醒和一个也　不放过的性格，他的命运不会比胡风好多少，至多是陈寅恪、梁漱溟的命运。　另外，鲁迅身上也有盟主欲，他之所以四面出击，八方树敌，是因为那些人不买他　的账，他曾与林语堂关系较好，引为同路，但因为对“新月派”的不同立场，最后连朋　友也做不成了。他骂那些在文坛上文化界中有头有脑的人物，却对文学青年态度和蔼可　亲，像柔石啦、萧红萧军啦等等，他在这些尊他为导师的青年身上找到了诲人不倦的感　觉，满足了他盟主的虚荣心。还有他与许广平之间的通信，《两地书》怎么读也读不出　他俩是情人、夫妻，而一直是导师与学生之间的口吻。这太可怕，从文坛上当导师当到　了家里的床上。你还别吃惊，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好为人师，诲人不倦，管他是同事、　朋友还是夫妻。父子，只要给他个台阶，他立马就踩上去发表训令。　还有他对当时学院派的攻击，肯定有他心怀嫉恨的因素，胡适他们一去北大就是教　授，而鲁迅只混了个讲师。　王朔：我也知道鲁迅晚年与瞿秋白的谈话，他已经看清了周围一伙的真面目。　老侠：鲁迅后期的悲剧或者甚至都可以叫滑稽剧，有他个性中的因素，但我觉得这　种个人的因素如此放大乃至于狂妄得失控，是我们这个文化没有给他提供一种更高的尺　度。我们的文化太世俗化了，没有西方的宗教性的绝对彼岸尺度，如果有，鲁迅如果是　个基督徒，在他写完《野草》之后，在他意识到自己在这个文化中社会中是唯一的孤魂　野鬼，是匆匆的过客之后，他就再也不会回到世俗之中与庸人们纠缠万。他的《呐喊》、　《彷徨》中的小说以及前期杂文，已经把中国人看透了，他“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　背后是《野草》中的绝望，那种前面只有荒凉的坟的绝望，他在这个文化中已经无路可　走，处在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状态中，但与屈原不同，屈原还相信明主，鲁迅则　什么都不信，这种状态就是在绝望中把自己看成唯一的绝望者。他的前面也只有三条路：　自杀、走向与一切人为敌的唯我独尊的狂妄。面向一个更高的价值进行自找灵魂的拷问　与对话。在中国这种没有超越的神圣价值的世俗大背景中，鲁迅不选择自杀，就只能选　择唯我独尊的姿态与世俗作战了。　鲁迅当时进“左联”，既有道义上的原因，更有沉寂多时有机会做一回盟主的原因，　他与“四条汉子”的论战，表层是“国防文学”与“大众文学”之争，实际上是“左联”　盟主地位之争。他发现人家请他去“左联”，不是让他说了算，而是把他当工具用，他　的那种“荷戟独彷徨”的孤傲就必然指向任何他看不上的人和事物，在中国，以鲁迅这　样的深度与天才，他眼中又能有谁呢？正是他这种狂妄导致了他晚年的浅薄，也导致他　以后再一次作为工具、棍子四处开花。如果鲁迅心中有上帝，有敬畏，《野草》之后的　他就不会再与庸人作战，也不会把自己降低为庸人，而是会写出类似圣澳古斯丁的《忏　悔录》或帕斯卡尔的《思想录》那种超越胜的东西。鲁迅的悲剧也是整个中国知识界悲　剧的缩影。心中没有超世俗的神圣尺度，没有对这神圣的真正谦卑和敬畏，我们就会永　远挣扎在借迅是挣扎，其他人不是）或苟活在世俗的权力、金钱。地位和名声的泥潭中，　永远是急功近利的小聪明，不可能有智慧大悲们大道义大坚韧。狂妄必遭天责，这种命　运，连集道义、智慧、深邃和坚韧于一身的鲁迅也无力幸免。　王朔：那我就觉得唯有悲观绝望一途才能成全出一个像样的中国人了。再谈到语言，　我倒觉得现在翻译体确实变成一事实了。我看过一些文章说翻译体真可恶。　它其实是中国人自产的一种文体。　



第二十篇　文学语言的泛政治化死亡　

　

老侠：“五四”时代的任何文体，除了老古董的古汉语，都带有原创性。这些年中　国如果有一点出息，大都要归于翻译界的功劳。虽然在语言上没有形成成熟的东西，但　是起码在输入西方的观念和方法上功不可没。翻译似乎是仅存的果实。　王朔：我记得王小波的文章里也曾提到翻译对文学的贡献。我不知道是不是讽刺，　我忘了。　老侠：我想不会是。　王朔：我印象里他不是讽刺，是正面评价。那要我看大部分现在的翻译体都是一种　讽刺，特别这种文体在南方作家那儿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说老实话，这种文体我觉　得有的写的好的还可以读。因为有的书面语言，像胡适那种白话，我觉得也不大白的，　已经不像话了。要是作家碰上复杂的东西，我看再写长点，翻译体就是句子长，写长点　也许更纯厚，就看你写的那东西是什么了。但它坏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就是好多那种　夹的弯弯字儿。这是翻译体特有的。　我看到好多更年轻的小孩儿写的东西吧，其实感觉都特别好。可是，好像在他们那　儿现在也是一种时尚，提一些洋人，提一些外国作家呀什么的。他们好像很乐意承认这　些洋人是他们的精神支柱，他们的创作灵感，他们的写作经验，他们的所有东西都是从　洋人那儿来的。没有翻译体的博尔赫斯这样的作家，就没有他们身上的整个调子。这个　我确实没办法判断。不过，这个……这个翻译体它显然催生了很多中国作家，假如要没　有外国作家的这些翻译作品，他们就好像不知道怎么写作了。　就是通过这些翻译的东西，他们学习了一些方法，当然有人后来慢慢也形成了他们　自己的风格。　老侠：当代文学较早的翻译体作品就是王蒙意识流呀，刘索拉、徐星等人的准嬉皮　文学啦，高行健的戏剧呀，更早的就是《今天》文学。刘索拉与徐星的那种模仿，是从　情绪到文字的全面模仿。王蒙呢？只是模仿翻译体的意识流语言，作品的内在观念完全　是传统的。高行健的模仿近于抄袭，他的《车站》在结构上照搬《等待戈多》，只是他　加了个中国式的光明的尾巴。贝格特的等待是绝望，彻底的绝望，永远等不来戈多，而　人们只能无奈地等下去，等得无聊，等到老，等到死。　高行健的等待最后是不再等了，一个知识分子模样的人摆脱那些继续傻等的人，孤　独地走了，去寻找希望，而不是毫无作为地等下去。你看，这类当时的先锋实验剧，从　西方的荒诞剧汲取灵感，居然最后还是那种文学观念，光明的尾巴。　王朔：不光是我中毒呀，连艺术先锋们都可以引以为同道和知己。　老侠：王蒙的意识流是瞎扯淡，汉语的时态就写不了意识流小说。这么简单的语言　时态，怎么能模拟出人的意识的流动。语言是思维方式。西方人的复杂的时间观念使他　们的语言的时态极为丰富。咱中国人似乎从没有时间概念，王朝的循环与时间的静止相　一致，也与语言中时态的贫乏粗糙相一致。中国每个帝王一登基就要改元，就要割断时　间重头开始，就是这么一代代循环下来，时间像一个封闭的圆周，每个帝王都把自己封　闭在这个圆内。李阳特运儿，还用“东方意识流”命名王蒙，似乎这种东西是咱东方作　家的创造，是西方作家的语言实践与咱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结晶。实际上，王蒙的　意识流完全失败，就他自己的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