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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人文读本-人与自我-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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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有这样的人，才可以说他的重心完全存在于他自身之中。这就说明了，这样人——他们极其稀少，无论他们的性格多么优秀，他们都不会对朋友、家庭或总之一般说来的公众，表现出过多的热情和兴趣，而其他的人则常常这样。如果他们心里，有他们自己，那么他们就不会为失去任何别的东西而沮丧。这就使得他们的性格，了孤寂的基础，由于其他人绝不会使他们感到满意，因而这种孤寂对他们越发有总的说来，他们就像本性与别人不同的人，因为他们不断地强烈地感到这种差别以他们就像外国人一样，习惯于流离转徙，浪迹天涯，对人类进行一般的思考，用我们”而非“我们”来指称人类。
所以，我们的结论是，自然赋予他以理智财富的人乃是最幸福的人，主观世界，比客观世界和我们的关系紧密得多。因为无论客观事物是什么，也只能间接地起：用，而且还必须以主观的东西为媒介。
卢西安说，灵魂富有才是惟一真正的富有，其他所有的财宝甚至会导致极大的毁灭（格言，12）。内心丰富的人不需要任何外在的东西，但需要与之相反的宁静和闲暇，发展和锻炼其理智的能力，即享受他的这种财富；简单地说，在他的整个一生中每时每刻，他只需要表现他自己。如果他注定要以这种特性的心灵影响整个民族那么他只有一种方式来衡量是否幸福——是否能够使其能力日臻完美并且是否完成，他的使命，其他一切都无足轻重。因此，一切时代里的最有才智的人都赋予无干扰闲暇以无限的价值，就仿佛它同人本身一样重要。亚里士多德说，幸福由闲暇构成据第欧根尼？拉尔修记载，苏格拉底称颂闲暇是我们所能拥有的最美好的东西。所以，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指出，献身于哲学的生活是最幸福的活；或者像他在《政治学》中所说的那样，无论什么能力，只要得到自由发挥，就是幸福。这和歌德在《威廉？迈斯特》中所说的也完全一致，生而有天才并且要利用这种才的人，在利用其天赋时会得到最大的幸福。
然而，普通人的命运注定难得有无干扰的闲暇，而且它并不属于人的本性，因一般人命中注定要终生为着他自己和他的家人谋求生活必需品，他为求得生存而艰难相搏，不可能有过多的智力活动。所以，一般人很快就会对无干扰的闲暇感到厌倦，如若没有一些不真实不自然的目的来占有它，如玩乐、消遣，以及所有癖好，人生便会成为一个沉重的负担。由于这个原因，它受到了种种可能性的威胁，正如这句格言所说的——一旦无所事事，最难的莫过于保持平静。另一方面，理智太过超常，便会同变态一样不自然。但是如果一个人拥有超常的理智，那么，他便是一位幸福的人，他所需要的无干扰的闲暇，正好是其他人认为令人感到难以负担的、有害的；一旦缺少了闲暇，他便会成为套上缰绳的柏伽索斯①，便会不幸。如若这两种情况，即外在的与内在的、无干扰的闲暇与极度的理智，碰巧在同一人身上统一起来，那将是一种极大的幸运；如若结局一直令人满意，那么便会享有一种更高级的人生，那免于痛苦和烦恼的人生，免于为着生存而作痛苦斗争的人生，能够享受闲暇的人生（这本身便是自由悠闲的存在）——只需相互中和抵消，不幸便会奔走他方。
然而，有些说法和这种看法相反。理智过人意味着性格极度神经质，因而对任何形式的痛苦都极其敏感。而且，这种天赋意味着性格狂热执著，想像更为夸张鲜明，这种想像如影随形不可分离地伴随着超常的理智能力，它会使具有这种想像的人，产生程度相同的强烈情感，使他们的情感无比猛烈，而寻常的人对于较轻微的情感也深受其苦。世界上产生痛苦的事情比引起快乐的事情多。有人常常似是而非地说到，心灵狭隘的人实质上乃是最幸福的人，虽然他的幸运并不为人所羡慕。关于这一点，我不打算在读者自己进行判断前表明我的看法，尤其因为索福克勒斯自己表明了两种完全相抵触的意见。他说：“思想乃是幸福至关重要的因素。”②但在别的地方，他又说：“没有思想的生活是最快乐的生活。”③《旧约全书》的哲人们也发现他们自己面临着同样的矛盾。如《圣经外传》上写道：“愚昧无知的生活比死亡还要可怕。”而在旧约。传道书》中又说：“有多少智慧便有多少不幸，创造了知识就等于创造了悲哀。”
但是，我们说，精神空虚贫乏的人因为其理智狭隘偏执平庸流俗，所以严格地说，只能称为“凡夫俗子”（philister）——这是德语的一种独特表达，属于大学里所流行的俚语；后来使用时，通过类比的方法获得了更高的意义，尽管它仍有着原来的含义，意思是指没有灵感的人，“凡夫俗子”便是没有灵感的人。我宁愿采取更为偏激的观点，用“凡夫俗子”这个词来指那些为着并不真实而自以为实在的现实而忙忙碌碌的人。但这样的定义还只是一种抽象模糊的界说，所以并不十分容易理解，在这篇论文里出现这样的定义几乎是不合适的，因为本文的目的就在于通俗。如若我们能令人满意地揭示辨别凡夫俗子的那些本质特征，那么我们便可以轻而易举地阐明其他的定义。
第一，相对于他自身，他没有理智上的快乐。如前所说，没有真实的需要，便不会有真正的快乐。凡夫俗子们并非靠了获取知识的欲望，靠着为他们自身着想的远见卓识，也不是依靠那与他们极其接近的富于真正审美乐趣的体验，来给他们的生活灌注活力。如若这种快乐为上流社会所欢迎，那么这些凡夫俗子便会趋之若鹜，他强迫自己这样做，但他们所发现的兴趣只局限在尽可能少的程度。他们惟一真正的快乐是感官的快乐，他们认为只有感官的快乐才能弥补其他方面的损失。在他们看来，牡蛎和香槟酒便是生活的最高目的。他们的生活就是为了获取能给他们带来物质福利的东西。他们确实会为此感到幸福，虽然这会引起他们一些苦恼。即使沉浸在奢侈豪华的生活之中，他们也不可避免地感到烦恼。为了解除苦恼，他们使用大量的迷幻药物、玩球、看戏、跳舞、打牌、赌博、赛马、玩女人、饮酒作乐，旅行，等等，但所有这一切并不能使人免于烦恼，因为哪里没有理智的需要，哪里就不可能有理智的快乐。凡夫俗子们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呆滞愚笨、麻木不仁，和牲畜极其相似。任何东西也无法使他高兴、激动或感兴趣，那种感官的快乐一旦衰竭，他们的社会交往便即刻成为负担，有人也许就会厌倦打牌了。舍弃那些浮华虚荣的快乐，他可以通过这些虚荣来享受到自己的实实在在的快乐。如，他感到自己在财产、地位上，相对其他那些敬重他的人的权势及力量，都高人一等；或者去追随那些富有而且权势显赫的人，依靠着他们的光辉来荣耀自己——这即是英国人称之为“势利鬼”的家伙。
第二，从凡夫俗子的本性来看，由于他没有理智的需要，而只有物质的需求，因而他会与那些能够满足他的物质需要而非精神需要的人进行交往。他把从朋友那里得到任何形式的理智能力看做是最无关紧要的事情；而且，即使他碰巧遇上别人拥有种能力，那也会引起他们的反感甚至憎恶。原因很简单，因为除了令人不快的自卑感外，在他的内心深处感受到一种愚蠢的妒意，而他不得不把这种妒意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来，不过这种妒忌有时会变成一种藏而不露的积怨。尽管如此，他也绝不会想到使自己的价值或财富观念与这样一些性质的标准符合一致。他不断地追求着地位、财富、力量和权势，在他眼中，只有这些东西才算是世界上真正一本万利的东西；他志在使自己擅长于谋取这些福利，这便是作为一个没有理智需要之人的结局。对理想毫无兴趣，这是所有庸夫们最大的苦恼，而且为免于苦恼，他们不断地需要实在的东西，而实在的东西既不能使人知足，也是危险万分的。当他们一旦对这些失去了兴趣，他们便会疲惫不堪。相反，理想的世界是广阔无边的、平静如水的，它是“来自于我们伤领域之后的某种东西”。④
①柏伽索斯，希腊神话中有双翼的飞马，被它踩踏过的地方有泉水涌出，诗人饮了便会产生灵感，所以柏伽索斯乃是诗人灵感的象征。——译者注
②（安提戈涅），1347—1348。——译者注
③（埃阿斯）；554。——译者注我们可以把他们界说为缺少精神需要的人。由此可以得出：
④在上述产生幸福的个人品性的论说中，我主要关注的是人的自然的和理智的本性。至于说明“道德”对幸福的直接的和间接的影响，请参照我的获奖论文《道德的基础》（第22节）。——原注
精神的魅力
张炜
（1956 ）中国当代作家。本文选自张炜《忧愤的归途》，北京，华艺出版社，1995。
现在，中国正在发生很重要的事情，出现了很多混乱陌生的东西，原有的话题不再令人感兴趣。无论是就一个人，还是就一种心境而言，随着时间的延续，人们都可能走近这样一个感觉：对很多事物正在失去热情……表现是多方面的，主要一个是无言。沉默比什么都好。没有热情，更没有激情，至少是不愿重复和驳辩，自己讲出来的话自己听了都觉得没意思。
冲动、激情，这一切都跑到哪里去了？真的消失了吗？我们知道，除了很外在的、热情洋溢的、精神焕发的，剩下的就全部潜在了心的深处——一个人总有一天能够陷入很深刻的激动，除非他对好多事物没有自己的看法，不懂得愤怒，不愿把富于个性的东西坚持下来，没有勇气。
一个人沉默了，就有了“敛起来的激情”。
生活的河流往前流淌，它不会总是一个速度，浪花翻卷得也不会一样。生活的变化淬不及防。近来，这种变化表现得更为突出、深刻，也更明显。由此带来的好多新的问题，对人心构成了足够的刺激和挑战。这期间的文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后果又将怎样？
好像人们已经对精神失去了期待，文学的命运可想而知。前不久，文学给予我们的好奇、那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还记忆犹新。好像历史发展到今天来了一次突变，社会再也没有留给文学一次机会，失去的就永远失去了。精神的高原都在走向沉寂、陷落。作家、艺术家、美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建筑学家、植物学家，几乎所有的学人和专家都走向了一个共同的处境。这对于那些一直外向，靠广大读者、观众簇拥着往前走的一部分知识分子而言，竟是相当尴尬的。文学艺术界尤其失望和焦虑。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电视文化全面地、不可抵御地全方位加强。除此而外，我们的文化生活中就没有任何值得注意的东西，引不起什么波澜和议论。电视艺术即使粗疏乎庸，仍然能在社会上风行，反应迅速；令人失望的是层次比较高的人也在表示认可，有的还伸出手掌欢呼，与通俗艺术的制造者配合良好。往往一部电视剧还没有播放，舆论界就开始制作一种假象，什么“轰动”、“万人空巷”，其实大多是夸张和编造出来的。广大群众，被传播媒介愚弄的现象非常严重。它们扭曲和覆盖大多数人的真实看法，有时想牵着鼻子走，一直走到很远很远——这时人们再要回头也做不到了。
看的人多并不说明“轰动”。没事了打开电视，有时只是一个习惯动作。我们过得太无聊，大多数是穷人，喜欢方便和简单，打发时光。电视艺术是穷人的消遣。总之看个画面很方便、省力气，至于是否看到底，是否从头至尾、如饥似渴地打开电视机，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更多的人是瞥上几眼，因为撞到眼上了。但它比纯粹的文学制品、艰深内向的文化制品和严肃文艺的读者多得多，这很自然。
其实何必惊慌。电视绝不会成为文学的杀手。欧洲普及电视是几十年前的事，他们除了电视，吸引人的东西还有很多，但他们的重要作家仍然有深厚的土壤，读者仍然有增加的趋势。我说过，电视艺术是穷人的消遣——这可不仅指物质方面的贫穷……享受也需要能力，在文盲还占相当大比例的一个国家里，更高深和更纯粹的艺术不会普及，因为没有消化的胃口。在刚刚解决温饱的人群中，需要的消遣品总是更直接、更便当、更通畅。粗疏和简陋有时非但不是缺点，还是吸引人的一个方面。某些电视艺术就是如此。一个很有教养的人不会把大量时间耗在欣赏电视节目上……”
好像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这么多的“作家”离开了队伍。前几年的拥挤犹在眼前，这从一些文学讲习班的盛况就可见一斑。文学青年分布在各地、各行各业。大学的文学沙龙、座谈会频频举行，那种热烈的场面令人难忘。如前的盛会从此销声匿迹、再也不会出现了吗？不知道。那可很难说。我相信在这种情况下，留下来的也就留下来了，走开的也就走开了，走开的用不着欢送。倒是有个奇怪的现象，其中的一些人转而商，赚了点钱，也有的赔得一塌糊涂——无论赔钱的还是赚钱的，都不约而同地表示了对艺术的轻蔑。他们把以前学到的一点艺术夸张的基本功，用到了对作家艺术家的污蔑和谩骂上。经商没有什么不可以，但经商和文学既然是不同的，艺术家就大可不必受生意新手的辱骂。我对这种嘈杂倒听得津津有味。艺术上的低能儿突然以为有了嘲笑的权力了。知道这是一个什么行当吗？这是伟大的鲁迅、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的事业，是但丁和普希金的事业……那种人其实是在显露自己的卑贱，不配加入高贵的行列。
个别人也不恭地议论起艺术家来，实际上这样的人往往是极为幼稚和可笑的，无论在自己的专业方面还是在对人生社会的认识方面，大致还处于不着边际的阶段。
真正热爱艺术的人走人了一个艰难的岁月。可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这个局面不会改变。有人在《读书》杂志上引了一位老作家的话，他说作家和艺术家要“守住”。“守”字用得多么好。因为来自各个方面的误解特别多，作家、艺术家与社会产生的隔膜越来越大。1992、1993年，好多人都提不起精神来，读者队伍越来越少，很好的著作才发行几百本。有一位著名教授，他最重要的一本论文集印了200本。这印数太可怜了。发行渠道不畅是个问题，这个时代开始弄不懂思想的价值。纯粹的学术、艺术著作本来就容易遭到误解，绝不能跟那些通俗文化制成品在一条起跑线上竞争。
一个人有好多欲望，其中最大最强的就是使自己摆脱贫困。积累财富的欲望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存在。好像很少有人安于清贫。不过眼下的情势是这种欲望已洪流滚滚，空前高涨。它对思想之域的冲击是非常大的。物欲若得到广泛的倡张和解放，人就开始蔑视崇高。
今天果真是不能谈论崇高，也没有了严肃和纯粹的艺术，不能回答和警醒了吗？我认为人群中从来不乏优秀分子，好的著作家从来不必担心他的读者太少。十多亿人口的大国不缺少纯美深邃的心灵。你觉得自己的声音有价值，就不要担心它弱小；你觉得你的见解很重要，就不要担心它藏在一个偏僻闭塞的角落。你会从角落里走出来一一不是你自己，而是你的声音，你的思索与劳作。今年冬天，我到一个贫穷的县份里去过，那里很贫瘠，秩序也很差。可就在那么一个偏僻闭塞的角落，也仍然能遇到一些热爱艺术和寻找信仰的青年。我接待了两个二三十岁的人，他们穿着很差，头发也没好好梳理过，其中的一个衣服上还有补丁，鞋子破旧。可跟他们的交谈，让我感到了极大的愉快和幸福。他们的好多见解，对经济、文化、艺术方面的新鲜而独到的看法，非常深刻。即便在繁华之地也极少听到的。这只是两个居于穷乡僻壤的青年。我很激动。我曾问他们认识多少人？他们说很多，我问经常和他们一起讨论的有多少？他们说过去20多个，现在只有五六个了。我想这就对了。这五六个人在这个县里一定是很重要的。他们的声音总是通过某个途径和某个机缘得到记录和传播，对人发生影响，比如说对我就有了一次极大的促进。我还要把他们的思想传达给我的朋友，并归纳到我的思索之中。我和朋友一块儿扩大两个青年的声音，并将这两个形象记在心中。像这样的青年我相信一辈子还会遇到。我想他们的周围可以形成一帮类似的人，鼓励修研。一个人常常渴望一辈子要干很大的事情，有这个奢望是很对的。可是究竟什么才是大？人的一辈子只要真正能够改变一两个人，那他这一辈子就很了不起。我看过一个故事，讲一个笃信宗教的人，他一辈子都在做一个事情，就是挽救世俗的人，让他们皈依，一切的机会都不放弃。有一次他在车站上等车，利用短短的五分钟就成功地“救”了一个人。他幸福极了。他就是这样地重视人。现在有很多人不重视人，不爱人。让这样的人充斥时代是令人厌恶的、渺小的、没有希望的。真正伟大的人必有高贵的心灵，必爱人、重视人。这种爱和重视不是抽象的，而是非常具体的。要从同情关怀一个具体的人开始你的善良。要不厌其烦地为不幸的人去辩解和呼号，哪怕一生只为了一个这样的人。他如果是无辜的，就让我们全力以赴地护住这个身躯吧。为一个人可以付出自己的所有，敢辩驳，而且不被周围的巨大声浪所淹没。一个人是小的，他代表和说明的原则却有可能是大的。
时间好像被压缩了。我们踏上了时代的列车。稍微翻一下世界历史，来一个回顾：美国和欧洲的整个资本原始积累阶段，“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虽然我们不能也不必沿着它们的旧有轨道挪动，但总是由农业国往工业国过渡，总是从商品经济很不发达的社会走向比较发达的社会。这是一个转折。和欧美一样，在转折期有一大部分艺术家会走入尴尬，走入无以为继的那么一种状态。他们与社会的隔膜是非常明显的。社会每一次发生动荡，社会秩序每一次出现凌乱，艺术家就会如此。美国考利写了一本《流放者的归来》，记录了海明威等所谓“迷惘的一代”怎样苦熬巴黎。他们一群艺术家大部分从世界大战中归来，归来之后却遇到了那样令人失望的一个美国社会。社会开始转换，秩序陷于混乱，原有的准则与状态一块儿给打乱了，等待进入新的轨道。各个阶层、各个领域，都出现了混乱。而艺术家、思想家又不断地处在既留恋过去又探索未来的状态中，都有一颗不安分的心。他们很敏感地从新生事物里发现谬误、重复和倒退，结果责无旁贷地成了一个时代里彻夜不眠的提醒者。他们很痛苦，也不免恍惚迷惘。当人们的欲望得到最大限度的张扬和放纵时，精神会—度失去魅力。一些艺术家沦落到当时世界艺术中心巴黎去了。巴黎比美国快了半拍，整个社会更趋于稳定，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大格局已经形成，艺术家在那里更容易找到知音，从精神上获得满足，得到发展。海明威、庞德……好多艺术家，数不胜数。所谓“流放”不光指远离家园，它也指精神家园的失落。
回到美国前后，他们相继写出了自己最重要的作品，成为20世纪初期最重要的作家，也是整个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奠基者、经典作家。社会、文化经济的发展总有个轨迹，过去了的一段历史可以佐证当代中国，帮助我们寻找规律。
急剧变动的社会生活如同一个频频搬动和打扫的大房间，整个空中灰尘密布，让人恐惧和焦躁，无所适从；但灰尘也是有重量的，它不能老在空中，它会落下来。不同的事物总要回到它自己的位置上去，形成自己的格局，不会总是处于混乱状态，这就叫“尘埃落定”。
关键问题是谁能坚立于尘埃，冲破迷惘？如果在这个时期能够坚持下去，认定你的追求和创造，认为你的激动都是出于生命的需要，那么你就不会飘浮。混乱时期从另一个方面讲也总有使人飞速成长的机会，历史上的重要作家、艺术家大多是从最困难的精神环境里冲杀出来的。与此相反的是，总会有一批又一批艺术家放弃了，松弛了，结果也就沦为平庸，等而下之。这是一种必然，很可惜。
这个时代可不是思想家和艺术家最尴尬的时代，如果冷静一点将会发现，这从来都是思想界、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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