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人文读本-人与自我-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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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很可惜。
这个时代可不是思想家和艺术家最尴尬的时代，如果冷静一点将会发现，这从来都是思想界、艺术界百求不得的那种冲洗和鉴别的一个大机会。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精神的一度荒芜，总是意味着它将焕发出更大的魅力。
如果我们把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的曲线重叠到一块儿，就会发现：它们在很大程度上竟会吻合。文化低谷、通俗艺术高度繁荣，经济起步、社会变动、喧哗骚动，从疲惫到稳定……这个时候坚持下来的思想家不仅是生活的希望、时代的良知，而且还会成为下一个时代的星光。
我们都走人了检验和归属的时代，它对我们构成了那么大的刺激和引诱。庞大的队伍由于虚假而消失，道路再不拥挤。既然走人了冷静和安宁，就应该充满希望。瓦解之后，你的坚持将变得事半功倍。
面对一个倡扬生命的欲望和尽情挥发的时期，可以充分地体验痛苦和惊愕。也只有此刻才能最大限度地、强有力地向人心做出挑战。一个人哪怕有了几十分之一的回答，也会非常了不起。如果政治上极大地禁锢，各种思想都纳入固定的框架，钻入单一哲学隧道，我们就很难走入任意幻想的十字路口。没有犹豫也没有徘徊，答案是现成的，谁也不再试图从原有的答案下寻找另一个答案，有人替我们想好一切，人丧失了思想的机会和能力——只有单一的声音，它非常强大，不是嗓音，它是统一的巨大的声音，使你无暇思索，不能思索。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发现了几部那个时期留下来的珍品？大部分人，包括一些很了不起的思想家、艺术家都在那里沉默，干一点与他的身份极不相符的事情，他没写出什么了不起的东西。看来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不能脱离具体的客观环境，一个人总是在一种环境里生存。离开了一种环境就会失去某一种能力。环境能够毫不留情地、在不知不觉间扼杀或扩展人的某种东西。—个宽松放任的环境，人时常会有被淹没的危险，但这也比那种禁锢好得多。你可以比过去更大胆地幻想，放任你的思想。创造的力量呼唤出来了，魔鬼也应时释放出来了。恰恰走人了这种自由、混乱、多元，也就最大限度地焕发了人的创造力。
我们不得不适应现代世界的节奏和步伐，在经济、文化、政治各个方面与活着的今日世界“接轨”。当代文化要融人整个世界文化，经济更是如此。这样，时代的列车才能运转。不言而喻，我们的汉文化会空前地走向外部世界。当汉文化与世界文化发生撞击的时候，它将接受更多的新东西。这一代中国思想艺术界可以更多地接受世界文化遗产。以文学翻译为例，几乎任何一本有影响的外国文学新著，特别是“纯文学”，很快就会在我们的书店见到中文译本。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米兰？昆德拉的《不朽》，在国外刚出版了一年左右，我们国内就见到了它的中文版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发展和积累当然会比过去快得多。
在这个时期，操守恰恰成了最重要的。惟在这个时期，不能苟且，也不能展览肮脏。
我看过郑板桥晚年给他弟弟的一封信，上面说像我们这种能写几句诗、画几笔画的人太多了，这就算当代“名士”？实际上我们才算不得“名士”，我们不过是舞文弄墨的酸臭文人罢了，因为从我们的作品里一点看不到人民的痛苦和时代的声音……他说他如果为了混生活，完全可以干点别的事情，可以种地，何必捏着一支笔杆在纸上涂来涂去画来画去？世界上有多少种方法混生活？如果用笔墨混生活，可就算最寒酸、最可怜的一种了。郑板桥的觉悟令我心动。我从此明白一个用笔的人怎样才能不寒酸、不可怜：这就是记住时代和人民，好好地思想，要始终站立着。不能阿谀，也不能把玩——把玩自己的精神是非常可怕的。玩鸟也比玩自己的精神好啊！我们现在有人崇拜的不是一种献媚，就是一种酸腐。比起那些粗糙和浮浅而言，这种堕落更为隐蔽，并且有点“可爱”。不能忘记人、人民，要有郑板桥那样的警醒。思想与艺术之域，保留下来的只会是战士。艺术本身有魅力，但更有魅力的还是精神。一定要用心灵去碰撞，要写出人的血性来，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不变得可怜。
除了可怜，还有一种让人讨厌的艺人。这种人任何时期都有，他的笔无论怎么变化，总是跟一种强大的、社会上最通行最时髦的东西一个节拍。我们听不到他自己的声音。我们从一开始就应该跟这部分人划清界限。我们的心灵应该与他们不—样，我们的同情心任何时候都在弱者一边。同情弱者，反映最底层的声音——它正是未来所需要的。一个思想家、艺术家，惟一可以做的就是坚持真理和正义，不向恶势力低头，永不屈服，永远表达自己的声音，喊出自己的声音：只要这样做了，就会生命长存……
内心生活的消失

霍克海默
（18851973），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本文选自《霍克海默集》，渠东、付德根等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选文有删节，原题为《现代艺术和大众文化》，现题为编者所改。

与艺术相关的私人领域一直持续不断地受到威胁。社会倾向于取消艺术。自从加尔文派①把人在尘世的职业奉为神圣以来，与公认的见解相反的是，贫穷实际上已成为只要通过劳累就可被洗刷掉的一个污点。使每个人从奴隶制和农奴制中解放出来并使之回归自身的过程，同时也把人分成个人和社会两个部分，并使个人这一部参负重累累。办公室和工厂以外的生活被当做是为了恢复精力再到办公室和工厂的生活，因而是一种纯粹的附属物，是一种劳动的彗星之尾，像劳动一样用时间来衡量，而且被称为“自由”。自由也要求自我缩短，因为它本身没有独立的价值。如果自由过了恢复被消耗的精力所需的时间，除非它的骤增是用于工作培训，否则就会被认和是浪费。在19世纪的早期，儿童总是被从工厂带到宿舍，然后又被从宿舍带到工场，他们往往是边吃饭边工作，只是为了他们的职业而活着，就如今天日本工厂里的女工一样。这种条件得以成立的劳动合同原本就是一种纯粹的形式。在19世纪的后期，各种束缚有所松动，但自身利益使个人的生活比以前更为紧密地与商业联系起来了，直到20世纪的结构性失业动摇了整个秩序为止。永久性失业不可能改善预先封闭的职业。当纯粹的待业成了一种职业，当工作只是待业时，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差别就变得模糊起来。
几十年来，工业国家的广大阶层已经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全面地把握住个人生活尽管这种把握还是十分有限的。在20世纪，人们为康采恩②和官僚政治所控制，早期存在于职业和家庭之间的人类分工正在逐渐地消失（就大多数人来说，这种分工的有效性也常常是有限的）。家庭起着向个体传播社会要求的作用，因此不仅仅对个的自然出生而且对个体的社会出生都负有责任。家庭仿佛是第二子宫，在它的温暖的抚育下，个体集聚起他在家庭之外独立生活所必需的力量。实际上，家庭只是在有阶层中才能够充分地实现这种功能，在下层，这个过程一般都是无法实现的。下家庭的儿童往往过早地就被放任自流，他的倾向过早地得以确定，他所遭受到的震撼阻碍了他的精神发育，随之便带来了被压抑了的愤怒以及各种与之相伴的不良倾向在普通人的“自然”行为（这种行为常常受到知识分子的赞赏）的背后，往往就潜藏着恐惧、骚动和剧痛。青少年的性犯罪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的民族动乱，都是这一过程的标志。人性本来并不恶，恶来源于社会所施加给极力想要发展的人性之上的暴行
在工业社会的最后阶段，甚至富人阶层的父母也不把他们的孩子当做后嗣，而是当做将来要适应大众文化的人来教育。他们感受过命运的无常，并且推测出其后果在下层，父母的保护性权威过去一直受到威胁，如今已丧失殆尽。专制主义政府负责个体为他将来作为全体之一分子这一角色所做的准备活动。它们宣称，都市化生活的条件要求个体做好准备。法西斯主义以极其残忍的手段所解决的问题在现代社会中已存在了一百年。除了克莫拉依旧具有教育价值外，这条线索一直从克莫拉儿童团体延伸到纽约的地下俱乐部。
今天，所有阶层的儿童都相当熟悉经济生活。他期望的未来不是获得一个王国而是从他认为有前途的职业去挣钱度日的生活，他像成年人一样坚强和精明。现代社会结构证明，孩提时代的乌托邦之梦在青年时代的早期就将被击得粉碎，受到高度赞扬的“顺应”取代了臭名昭著的俄狄浦斯情结。如果家庭生活真的一直反映着公共生活的卑鄙、暴政、谎言和既存现实的荒谬，那它也确实产生了抵制和反抗这一切的力量。给每一个体的生活指明内在方向的体验和形象不可能从外界获得。当孩子陶醉于母亲的微笑，在父亲面前炫耀或反抗时，当他感觉到有人分享他的体验时一言之，当他们受到人的发展所必不可少的亲密和温暖所激励时，那些体验和形象就会闪现出来。
家庭逐渐瓦解，个人生活转变成为闲暇，闲暇转变成为连最细微的细节也受到管理的常规程序，转变成为棒球和电影、畅销书和收音机所带来的快感，这一切导致内心生活的消失。早在文化为这些受操纵的快感取代之前，它已呈现出一种遁世主义特征。当重新调整现实的时机成熟时，人们便逃入个人的观念世界并调整他们的思想。内心生活和理想已成为保守因素。但是，随着人们采取这种逃避的能力的丧失一一无论是在贫民区还是在现代定居地，这种能力都不可能增长——人类已丧失了认识不同于他所生存的那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的能力。那另一个世界就是艺术的世界。今天，艺术的世界仅存于那些坚定地表现了单一个体与残酷的环境之间的巨大差距的艺术品中——如乔伊斯的散文和毕加索的《格尔尼卡》之类的绘画中。这些作品所表达的悲哀和恐怖不同于那些出于理性的原因而逃避现实或奋起反抗现实的人的情感。艺术品中所潜藏的意识是从社会中分离出来的意识，因此被迫采取怪诞、不和谐的形式。这些冷漠的艺术品依旧忠实于反对存在的荒谬的个体，因此保留了先前伟大的艺术晶的真实内容，比今天任何老生常谈的作品都更紧密地与拉斐尔的圣母像和莫扎特的歌剧相联系，今天，幸福的笑容都带着狂热的面具，惟有狂热者忧郁的脸上还保留着希望的标记。
今天，艺术已不再立足于交往。根据居约的理论，审美特性源于一个人把艺术品所表现的情感当做自己的情感来认识这一事实。在生活的画卷中，我们的生活变得昭然若揭，“这种类似于我们自己的生活的生活”已不再是19世纪中产阶级那种有意识的、积极的生活。今天，个性看上去还是个性，无论是“精英”还是大众都服从于那种在任何特定情况下只允许他们做出单一反应的机制。他们那些尚未开掘出来的本性因素无法得到相应的表现。在他们有组织的市民生活的背后，在他们的乐观主义和巨大热情的背后，人们充满疑惧，困惑不解，过着悲惨的、近乎于史前的生活。最近艺术品表现了这种情况，并揭开了掩饰一切人际关系的理性的虚饰外表。它们消解了所有实际上模糊不清、混乱无序的表面一致和冲突，只有在诸如高尔斯华绥和朱利斯，罗曼等的英雄传奇中，在白纸黑字的文章和通俗传记里，一致和冲突才获得了人为的统一。不过，最近的纪实作品已抛弃了真正的统一性存在的观念，这些作品是孤独的和绝望的生活的典型写照，这样的生活根本找不到通往他人甚至是通往其自我意识的桥梁。它们是典型写照，而不是纯粹的征兆。绝望还在纯艺术领域之外，即所谓的娱乐和“文化商品”世界中被揭示出来，但这只能通过心理学理论或社会学理论的手段，从外部推断出来。艺术作品充分表现了个体的被遗弃状态和绝望。
杜威说，艺术是“最普遍、最自由的交往形式”。但是，在一个被公认的语言只是加剧混乱，而独裁者撒的谎言越大就越深刻地打动民众的心的世界里，艺术和交往之同的鸿沟必定非常巨大。“艺术突破在一般交往中无法逾越的障碍……”，这些障碍存在于公认的思维方式中，存在于毫无保留的实际表象中，存在于宣传文学和畅销文学的语言中，欧洲已走到了这一步，所有高度发达的通讯手段都起着加剧和强化那些导致人类分裂”的障碍的作用。在这一点上，收音机和电影院的威力决不亚于飞机和枪炮。今天的人们似乎相互理解。如果他们不再能理解自己或他人，如果他们不再信任自己的交往形式，如果自然的行为变成了不自然的行为，那么，至少恐怖的动力会停止下来。就最新的艺术品依然沟通交往这一点而言，它们谴责作为毁灭工具的现行交往形式，谴责作为衰变之妄想的和谐。
虽然当今世界受到最新的艺术品的猛烈抨击，但它可以改变进程。技术的无限威力、生产之日益增长的地域独立性、家庭的嬗变、存在的社会化，所有这些现代社会倾向都有可能使人们创造根除这些过程带给地球的痛苦所需的条件。今天，个人的本质依旧封闭在自身之内，个体的理智行为不再内在地与他的本性相联系。他们采纳情境可能强加给他们的任何指令。流行的判断，不论真假，都如其他社会功能一样来自上面的指导。无论民意调查多么丰富，无论统计调查或心理调查多么详实，它们所能达到的往往是一种机制，但绝不可能是人的本质。当人们最坦诚地表露他们内在的自我时，最明显地表现出来的恰好是掠夺、邪恶、狡诈等，而政客相当清楚地知道如何处理这些。事先设定的和谐存在于政客的公开意图和人们破碎的内心生活之间。人人都知道自己是邪恶的、奸诈的，弗洛伊德、帕累托和其他人都证实了这点，但他们很快就得到了宽恕。但是，在面对每一件新的艺术作品时，大众都满怀恐惧、驻足不前。与元首们不一样的是，艺术作品并不求助于心理，也不像精神分析那样包含着指导心理“调节”的承诺。艺术作品在使备受践踏的人们强烈地意识到他们的绝望时，又提供了使他们愤怒不已的自由。允许希特勒成为伟人的那一代人，在卡通片中的无助的人物所引发的狂笑中获得充分的快感，而不是在毕加索的绘画中获得快感，因为他的绘画没有提供娱乐，无论如何也不能为人们所“欣赏”。有些人内心知道自己实际上是愤世嫉俗、充满怨恨的人，但他们喜欢被看做是单纯而幼稚的人，当看到唐老鸭戴上手铐时，单纯幼稚者天真地表示赞同和欢呼。当前就是这样。只有通完全拒绝人们的流行反应，对人类未来的信念才能得以保持活力。

①加尔文派：其中一义即指加尔文宗。基督教新教宗派之一。因加尔文所创而得名。加尔文（1509　1564），16世纪瑞士宗教改革家。加尔文派宣称人因信仰而得救，《圣经》是信仰的惟一泉源。人的得救与否，皆上帝预定。不相信圣餐礼仪中存在耶稣的真体血，但认为有耶稣体血的德能。摒弃祭台、圣像和祭礼等。主张政教合一，由教徒推选长老与牧师共同治理教会．并取缔演戏与赌博，提倡节俭，严禁浮华享乐。
②康采恩：德语konzem的音译，原义指多种企业集团。这是一种规模庞大而复杂的资本主义垄断组织

日常生活的“为我们存在”

阿格妮丝？赫勒
（1929　　），匈牙利当代学者。本文选自阿格妮丝？赫勒《日常生活》，衣俊卿译，重庆出版社，1990。

有两种类型表现于日常生活之中的“为我们存在”：一种是幸福，另一种是有意义的生活。
幸福是日常生活中“有限的成就”意义上的“为我们存在”。即是说，它是有限的和完成的“为我们存在”，它原则上不能够发展与拓宽，它是自身的终极目标和极限。
由于这些原因，幸福是古代世界的时代精神的核心。希腊人和罗马人的世界是有限成就的世界（达到了人们所熟知的最高程度的完善），它的界限不是需要克服的障碍而是终点。由于这些原因，由于古典个体是有限的个性，所以这一世界中的至善被认为是幸福。即是说，由于生活是在这一有限成就的世界中可以设想和可以达到的，所以这一生活是“为我们的存在”。
柏拉图由于正是最深刻地体验到古代城邦的危机，因而在他的著作中，除了人们公认的幸福概念外，还有另一幸福概念，这并不令人惊奇。这另一概念是“瞬间的”幸福，在柏拉图看来，这是在爱情中和对美（理念）的沉思中所发生的成就的瞬间幸福。
在古代，有限的成就（幸福）是完全积极的范畴，与此不同种类的成就是不可能的。然而，从文艺复兴开始，这一有限形式的成就的社会基础被逐渐侵蚀了。文艺复兴以来，只能在一个持续变化和冲突的世界中获得幸福，人一直寻求“为我们的存在”，而同时又不断超越前此一切阶段的感觉。但是这似乎只有当一个人使自身同生活的冲突相隔离，把自己的生活封闭起来才有可能。对现代人而言，现实借以成为“为我们存在”的过程，包含有面对着世界的冲突，对过去的持续超越．不断迎接新挑战，以及个人在这一进程中所遭受的所有损失与伤害。一言以蔽之，它也包含着不幸。
这是歌德最先开始（在《浮士德》中）应付的新问题。浮士德一达到“幸福”状态，他同魔鬼的契约就要实现：他的灵魂就会丧失，他就会进入地狱。歌德的解决方法是使浮士德不是设法达到“幸福”的状态，而是达到有意义的生活的见解，这样他可以逃避沉沦。
但是，如果说，作为日常生活的“为我们存在”的幸福表现出否定的意义，它对处于日常生活之中的个体而言却并未丧失全部意义，在那里它依旧保持柏拉图指派给它的功能，即给定时刻的成就中的“为我们存在”。由于这一幸福按其定义是“瞬间”，没有必要把它视做终极意义上的生活状态。恋爱中的融洽，对美的入神，艺术创作，道德决意，这些以及类似的体验，唤醒我们内在的强烈的清楚明白的“为我们存在”的情感，虽然它是“瞬间的”，但是它却是可以无数次再产生的瞬间。生活并未消解于这些瞬间之中，它并未随它们而终结。这些是日常生活的伟大时刻，但是它们不会穷尽日常生活的持续的“为我们存在”，也不会成为它的替代物。
幸福的倒数是满足。如我们所见，满足并非产生于一般的“为我们存在”，而是来自两种需要：愉快和有用性的满足。因此，即使当满足是伴随着对他人有用的存在的满足时，满足感同幸福相比也处于更低的层次。诚然，像幸福的时刻一样，满足也依旧是更高的“为我们存在”的组成部分。但是这只是在倾向的意义上而言的，满足的时刻产生不满足，因为满足不具有完成的界限，尤其在满足是伴随着对他人有用的存在之处，更加如此。
有意义的生活是一个以通过持续的新挑战和冲突的发展前景为特征的开放世界中日常生活的“为我们存在”。如果我们能把我们的世界建成“为我们存在”，以便这一世界和我们自身都能持续地得到更新，我们是在过着有意义的生活。过有意义生活的个体，并非是一个封闭实体，而是一个在新挑战面前不畏缩，在迎接挑战中展示自己的个性发展的实体。这是一个对它而言只有死亡才能确定期限的过程。这一个体不压抑自己的个性，不给自己的个性强加极限，而是“同宇宙较量”。在对他开放的可能性中，他选择他自己的价值和他自己的世界——他与之较量的宇宙。
关于幸福，亚里士多德认为，如果我们想要幸福，我们就不仅需要美德，而且也需要富有、美丽、智慧等这样的“天赋”。对有意义的生活而言也是如此。首先，在其中过有意义生活的世界必须是允许这种生活的世界。社会关系愈是异化，对某种“天赋”的需要就愈大。做苦力劳动的人几乎没有机会过有意义的生活。敏锐和才能是必不可少的“天赋”，尽管很难把它们同道德区分开来。——一个人可以具有道德，而“智能”只是简单的原料。
如果满足是幸福的倒数，那么我们可以断言，“审美生活”是有意义生活的倒数。“审美生活”也是处理日常生活的一种方式，因此它成为“为我们的存在”；“生活的艺术家”——过审美生活的人——在个人水平上展示他的才能。那么，这种生活方式同有意义的生活方式间不存在差异吗？区别在于，过“审美生活”的人只有一个意图，把他的日常存在转变为“为他的存在”；如果一种冲突在这点上威胁妨碍他，他就简单地采取回避的行动。他的性格中缺少的是“对他人有用”的气质：他不具备感受他人需要的才能。“生活的艺术家”意欲过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