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人文读本-人与自我-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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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说的还是就现在教育分门别类的研究方面的学问说。假定你把这个学问吸收到你的生命上来，转成德性，那么更困难。所以我想大家假如都能在这一个地方，在为人上想做一个真人，为学上要把自己生命的核心地方展露出来，来成学问，常常这样检点反省一下，那么你就知道无论是为人，或者是为学，皆是相当艰难，相当不容易的。所以我们老师的那一句话“为人不易，为学实难”实在是慨乎言之。这里面有无限的感慨！我今天大体就表示这点意思。因为时间不多，而且诸位在月会完后还要开大会，所以我就说到这个地方为止。

①程明道（10321085），即程颢，北宋哲学家，字伯淳，学者称明道先生。
②朱夫子（11301200），即朱熹，南宋哲学家，字元晦，号晦庵，人称朱夫子。
③海德格（18891976），通译海德格尔，德国哲学家。
④存在主义：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之一，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创始人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雅斯更尔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法国获得大发展，其代表人物是萨特、加缪等。

编者旁白

谁也无权否定日常生活的价值，当中世纪剥夺人的现世生活权利，它便制造了人类史的黑暗，是文艺复兴揭开了人生新篇章，它充满微笑和欢乐。当“文革”唾弃国人的物质享受权利，它就在20世纪中国重演了中世纪悲剧。由此可见国人渴望小康之合情合理。重温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将衣食住行列为人类生存的最基本需要，竟然让人感到分外亲切。但摆脱禁欲主义的束缚，并非倡导纵欲。当代生活的富足化、时尚化、休闲化往往使人囿于日常满足，而少有超越性想像。回归日常之路，现代人走得风驰电掣；超越日常之路，现代人却走得醉眼蒙胧，步履蹒跚，没有方向。将必要物质需求变成了日常的惟一需求，人类就在物质欲念中蜕尽精神风采，变得粗鄙化。美国人文主义者白壁德早就发出警告：“物的法则”胜利了，“人的法则”已经失灵。舒适的生活方式未必将人引向高尚，相反，它也可能不断地制造温柔陷阱：让人们在舒适中沉沦，沉沦得没有痛苦；不，是沉沦得无比欢欣。这种沉沦，是所有沉沦中最彻底的沉沦。
为维护人类的价值与尊严，雅斯贝尔斯认为当代生活进入了危机时期，这不是危言耸听。个体自我的存在受到威胁，普遍信心的缺乏已经形成，权威的消解使人类失去言说的共同基础，等等，都使人类丧失了有根基的、完整的生活方式与意志，人在这一种无根、无神的物欲之海中漂泊，雅斯贝尔斯对于物质、技术及全球化的担心，是因为它们在极大推进当代生活的富裕进程之际，没有同时极大程度地推进当代生活的精神进程。物质富裕挤窄了精神空间；而精神空间缩小又为物欲泛滥提供了更大领城。霍克海默惋惜自由时间的物化与家庭功能的萎缩，他认为这正意味着人的内心生活的消失。他对伟大艺术品所构筑的私人空间特别垂青，是因为这里才真正隐藏着现代人对现代生活的反抗，这反抗即使不能拯救人类于危机，但它显然使置身危机的人类得以喘息。这于人类的传承与发展，无异于留下了一个火种，一片青山。叔本华将那些只愿求得物质财富的人称为凡夫俗子，他强调理智财富高于物质财富，主观世界高于客观世界，否定感官快乐而肯定理智快乐。这不是唯心主义，而是在为人类幸福奠定精神基石，渴望人类的发展将在精神制约下，不脱其常态与常轨。人之所以为人，就应有个体意志、人生信念、宽阔的精神胸怀、心灵想像力、充分的反思意识……这既能赋予日常以意义，个人也应当在日常中活出意义。绝对不能将日常仅仅理解成物质的满足、个体对习俗的跟从和人在俗世取得荣耀。要想让日常成为“艺术品”而非奢侈品，就要重建人的精神世界，在精神与物质的相互制约中重建平衡。
我认为牟宗三以其“真人”说，直露做人的价值底线，这是重建的一种努力。“真人”即不假，它是针对流俗于人的束缚而提倡回归人的本真，牟氏以孔子做表率，肯定孔子的真性情与做事执著，且执著中又蕴含豁达。牟氏的“真人”，既能充分伸展生命维度，又能深刻体认生命限度，在自我生命的抒发上，既酣畅淋漓又有规有矩。牟氏谈为学必须“打中我生命的那个核心”，还是肯定“真人”不可欺，只有与生命相结合的学问，才能成为充实与提升自我生命的源泉。从今天的立场看牟氏崇孔，我们会有心理距离。但若设身处地，处孔子之乱世而能将生命提升到孔子的境界，的确是一种大成功。孔子垂百世而成民族信仰，至少启示人们，他的这种活法，是活得意义充盈的。但牟氏又提醒人们，“真人”极不易做。要一生一世皆真实、勇敢地面对世界，面对自己的责任感，敢于承担，有所作为，那需要极大的勇气。这说明超越日常的路是漫长的，这超越只属于坚定者，要成为这样勇敢的坚定者，就得将超越性意义置诸日常的细枝末节，这当是理想，是天路历程，可又必须走；走，才有希望，而放弃便可能导致堕落，张炜不无忧愤地主张“坚立于尘埃、冲破迷惘”，他是否成功，将由读者判断；但我却从中看出，这是依靠自我生命的积蓄与爆发，来反抗媚俗。这种对精神的美好期待恰恰是在播撒精神复苏的春光。我真的深深感动于张炜的另一段话：“庞大的队伍由于虚假而消失，道路不再拥挤。既然走入了冷静和安宁，就应该充满希望。”是的，我与你，我们与你们，既然有意将自己归入那为数不多的人群，既然已经感觉到是孤独的行进，为什么不做得彻底一些、纯粹一些、坚定一些，以自己的矫健来吸引无数旁观者游移的目光，聚合起巨大的精神力量？
朱光潜主张“慢慢走，欣赏啊！”则是创造人生意义的另一种方式。人生的艺术化，实是通过人的情趣培养与丰富才抵达的。因为情趣愈烈，对狭隘功利的摆脱愈成功，人就愈能在一个更广阔的空间想像与追求。生命依托于物质满足，只是欲望的有限补给；生命依托于情趣的满足　　才是精神的极大丰富。但请注意，情趣对物欲的超越，并不是对人类基本需求的漠视，而是要优化此种需求，将物欲情趣化。赫勒区别“审美生活”与“有意义生活”，将前者视做个人化、封闭性、具有回避生活矛盾倾向的有限生活方式，而将后者视做对他人有用、开放、民主、拓展到整个人类的无限的生活方式，可谓是对朱光潜的生命理念的补充。朱光潜揭示了人生意义的个体发生层面，赫勒则揭示了它的群体目标层面，由个体发生层面走向群体目标层面，正是人生意义的完整呈现。但朱对个体化生存的重视有其特别价值。试想，没有每滴水珠的清纯可爱，哪能有江河湖泊的碧波荡漾？让个体肩负抵抗媚俗的责任，是走出媚俗的必然选择。“把地球变成所有人的真正家园”，这是一个美好愿望，但需要所有的人在精神上成为健康的人，才能组建一个真正属于所有人的家园。
物质的阳光照在人身，只能暖和他们的肌肤于一时；只有精神的太阳才能照临他们心灵的隐秘之处，才能暖透他们的一生一世。这不是精神高于物质的迂腐之论，而是说明精神对于物质的灵智作用，本来就是物质所无法置换的。人之所以为人，是精神的成熟为其举行了成年礼。成人，总是意味着他对世界与人生的理解已经成熟而臻自主自立。人而能立，是精神充盈才使其站立的，而不仅仅是因物质的堆积构造了躯干，他就能被命名为“人”，也不仅仅凭借他所聚积的财富，就能证明他“人”的身份。看看站立的猩猩吧，它只是猩猩而已。即使为它穿上漂亮外套，它还只是一个猩猩。
蓬首垢面的人啊，只要那双眼睛是雪亮的，只要那颗心灵是深邃的，他作为人的存在依然完整。
（刘锋杰）



第四章　　心灵因博大而悲悯


感恩与善待

阿尔贝特？史怀泽
（18751965），法国思想家。本文选自史怀泽《敬畏生命》，陈泽环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题目为编者所加。

（1）
思考不应杀害和折磨生命的命令，是我青少年时代的大事。除此之外，一切都被逐渐遗忘了。
在我上学前，我家有一条名叫菲拉克斯的黄狗。像有些狗一样，菲拉克斯讨厌穿制服的人，看到邮递员总是要扑上去。因此，家里人指派我，在邮递员到来时，看住这条咬过人并冲撞过警察的狗。我用棍子把拉菲克斯赶到院子的角落，不让它走开，直到邮递员离开为止。当我作为一个看管者站在龇牙咧嘴的狗前面，如果它想从角落里跳出来，就用棍子教训它，这该多自豪啊！但是，这种自豪感并不能持续多久。当我们事后又作为朋友坐在一起时，我为打了它而感到内疚。我知道，如果拉住菲拉克斯的颈索，抚摸它，我也能使它不伤害邮递员。然而，当这令人尴尬的时刻又来临时，我又陶醉于成为看管者……
放假期间，我可以到邻居马车夫家去。他的褐马已经老了，而且相当瘦，不应老是驾车。由于我一直为当一个马车夫的激情所吸引，就用鞭子不停地驱赶马往前走；尽管我知道，褐马已经累了，扬鞭催马的自豪感迷惑了我。马车夫允许“不扫我的兴”。但是，当我们回家后，我在卸套时注意到了乘车奔驰时看不到的东西，马的胁腹成了什么样子，我的兴致一下子没有了。我看着它那疲惫的双眼，默默地请求它的原谅，但这又有什么用呢？……
我上高级中学时，有一次回家过圣诞节，我驾着马拉的雪橇。邻居洛施尔家有名的恶狗突然从院子里跳出来，对着马猛叫。我想有权狠狠地抽它一鞭，尽管它显然只是随意来到雪橇前面的。我抽得太准了，击中了它的眼睛，使它号叫着在雪地里打滚。它的哀号一直在我耳边响着，几个星期都不能摆脱。
有两次，我和其他小孩一块去钓鱼。后来，由于厌恶和害怕虐待鱼饵和撕裂上钩之鱼的嘴，我不再去钓鱼了。我甚至有了阻止别人钓鱼的勇气。
正是从这种震撼我的心灵并经常使我惭愧的经历中，我逐渐形成了不可动摇的信念：只有在不可避免的必然条件下，我们才可以给其他生命带来死亡和痛苦。我们大家必须意识到，漫不经心会带来可怕的死亡和痛苦。这种信念日益强烈地支配着我。我日益确信，在根本上我们大家都是这么想的，只是不敢承认和证实它。我们怕被别人嘲笑为“多愁善感”，我们已经麻木不仁了。但是，我决心保持敏感和同情，也不害怕多愁善感的谴责。
如果回顾青年时代，我就有这样的想法，我该感谢多少人啊，他们给予我许多许多。让我忧虑的是，对那些人，除了感谢之外，我又回报了些什么呢？我还未及表示，他们的善意和宽容对我具有多大的意义，他们中的许多人就离开了我们。好几次，我在墓地悲痛地默念着本应对生者说的话。
我相信我是感恩的。我逐渐告别了青年时代的漫不经心，那时，我还认为从人们那里领会善意和宽容是理所当然的。我以为自己很早就考虑到世界中的痛苦问题。但直到20岁，甚至在这以后，我还是太少地督促自己表达感恩心情。我太少地考虑，真实地领受感恩对人意味着什么。我经常由于胆怯而抑制了表达感恩。
由于我自己体验到了这一切，从而我并不认为，在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不感恩。我认为，不能这样解释有关十个麻风病患者的故事，好像其中只有一人感恩。我相信所有九个患者都是感恩的。只是那九个人先回到家里，迅速问候亲属，处理有关事务，准备事后立即到耶稣那里去表示感谢。由于他们在家里耽搁太久，而这时耶稣又死了，就没来得及向耶稣表达感谢。但另一个人则有听从直觉的才能，他立即寻找帮助过他的人并表示感谢。
从而，我们大家必须督促自己，真诚地表达未被表达的感恩。这样，在世界上就会有更多的善的光和善的力。我们每个人必须防止在世界观中接受有关世界不可感恩的辛酸格言。大地上泛滥的洪水，它不是我们需要其慰藉的喷涌的源泉。但是，我们本身就应是发现道路，成为源泉的水，它能够满足人类对感恩的渴望。
当我回顾我的青年时代时，使我的心情难以平静的还有这样一个事实：许多人给予我某种帮助，或对我来说是某种帮助，但他们并不知道。这些从未与我交谈过的人，这些我只听过他们叙述的人，已对我产生了一定的影。向。他们进入了我的生活，成为我心中的力量。由于我就像处于那些人的约束之下，我就甚至会去做那些通常我不那么清楚感受和不那么坚决去做的事。为此，我始终觉得，我们大家在精神上似乎是依赖于在生命的重要时刻所获得的那些东西而活着的。这个富有意义的时刻是不宣而至的。它不显得了不起，而是非常朴实。是的，有时它们在回忆中才获得对我们的重要性，就像音乐或风景的美有时在回忆中才出现那样。我们获得了温柔、善良、抱歉、真诚、忠诚、顺从痛苦等品质，为此我们要感谢他们。因为通过他们的所作所为，我们才体验到这一切，成为思想的生命像火花一样跳入我们之中并燃烧起来。
我不相信，人们能把他本没有的思想灌输给这个人。一切善良的思想是作为燃料而存在于人心之中的。但是，只有当火焰或火种从外部、从其他人那里扔人其中时，这些燃料才会燃烧起来，或真正燃烧起来。有时，我们的火也要熄灭，并且通过一个人的经历重新燃起。
因而，我们每个人都应深深感谢那些点燃其火焰的人。如果我们遇到受其所赐的人，就应向他们叙述，我们如何受其所赐，他们也将为此惊叹。
我们当中也无人知道，他做了些什么，他给予了人什么。它对我们隐藏着并应一直如此。有时候，为了不失去勇气，我们可以看到其中一点点。但这种力量的作用是充满神秘的。
总之，在人对人的关系中，不是存在着比我们通常承认的多得多的神秘吗？我们中没有哪个人能断言，他真正了解一个人，即使多年来他一直与这个人生活在一起。关于构成我们内心体验的那些东西，对于我们最信赖的人，我们也只能告知他们一些片断。至于整体，我们没有能力给予，即使他们能够把握。我们共同漫步于昏暗之中，那里没有人能仔细辨认出他人的面貌。只是偶尔地通过我们与同行者的共同经历，或者通过我们之间的交谈，在一瞬间，他在我们之旁就像由闪电照亮了一样。那时，我们看见他的样子。以后，我们也许又长时间地并肩在黑暗中行走，并徒劳地想象他人的特征。
我们应该顺应这一事实，我们每个人对其他人来说都是个秘密。结识并不是说相互知道一切，而是相互爱和信赖，这个人相信另一个人。一个人不应探究其他人的本质。分析别人，即使是为帮助精神错乱的人恢复正常，也不是一个好的办法。不仅存在着肉体上的羞耻，而且还存在着精神上的羞耻，我们应该尊重它。心灵也有其外衣，我们不应脱掉它。我们任何人都无权对别人说：由于我们属于一个整体，因此我有权了解你的一切思想。母亲从来不可以这样对待她的孩子。所有这一切要求都是愚蠢和不幸的。应做的只是唤起给予的给予。尽你所能地把你的部分精神本质给你的同行者，并把他们回复给你的东西作为珍宝接受下来。
从青年时代起，我就认为敬畏别人的精神本质是不言而喻的，这也许与我遗传的内向性格有关。后来，我越来越坚持这种看法。因为我看到，当人们要求像看一本届于自己的书一样看别人的心灵，当人们在应相信别人的地方却要了解和理解别人，就会产生痛苦和异化。对于我们所爱的人，我们大家必须防止责备他们缺少信赖，即使他们不是每时每刻让我们看到他们的心扉。我们越是熟悉，相互之间越是变得充满神秘。只有敬畏其他人精神本质的人，才会真正对他人有所帮助。　
从而我认为，任何人都不应迫使自己过多地泄露内心生活。我们不能再把自己的精神本质和他人的精神本质混在一起。惟一的关键在于，我们努力追求心中的光明。这个人感受到别人的这种努力。人心中的光明在哪里，就会在哪里放射出来，然后我们相互了解，在黑暗中并肩漫步，而不需要注视别人的脸和探视他的心灵。
（2）
从青年时代起，敬畏别人的精神本质对我来说就不成问题，但与此相反，对于我们与人的其他交往，在何种程度上应该克制或直率的问题则浪费我的心思。我苦于这两个方面的冲突，直至高中毕业时克制倾向才占了上风。羞怯妨碍了我把对他人的同情感表达出来，妨碍了我对他人提供内心所愿的服务和帮助。由于牟罗兹的伯母的教育，我的这种行为方式进一步强化了。她叮嘱我把克制作为良好教养的总和我应该学会把任何“迫切性”当做最大的错误之一，我也确实为此而努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已从这种良好教养的克制规则中解放出来。我觉得，这就像和谐规律一样，虽然它普遍有效，但已被音乐的生命之流多次淹没了。我日益明白，如果我们奴隶般地受制于克制的话（克制要我们遵循通常的交往习俗），我们会耽误多少善行
人们通常说：一个人要审慎地对待他人，并且不经召唤就不参与他人的事务。我们必须始终意识到这给我们带来的危险。对于不认识的人，我们也不可以绝对疏远在任何时候，没有人把其他人完全并始终当做一个外人。人属于人。人有人的权利。消除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具有的疏远性，并使我们建立真正的人对人关系的各种境况，是会出现的。由于违背了真诚的公理，才会有克制的原则。我们大家都能摆脱疏远性，并使人成为人。我们耽误得太多了，因为流行的良好教养、礼貌和得体观念已使我们失去了直爽。这样，我们每个人向他人拒绝了我们本愿给予他的东西，本来追求的东西。由于我们不敢按我们的真诚本性行动，人们中间存在着许多冷酷现象。
我有幸在青年时代接触到一些人，他们尊重一切社会规范，并保持了直爽的天性。当我看到他们由此给予人的一切时，我获得了勇气，自己去尝试像我感受到的那样自然和真诚。我在那时获得的经验，不允许我再次顺从克制的规则。我尽可能地把内心热忱与适当的礼节结合起来。我不知道，我做得是否始终正确。我很少能提出有关的规则，就像我很少能确定，在音乐中什么时候人们应顺从传统的和谐规律，什么时候应追随高于一切规律的音乐精神。但我了解，那些真正由心灵决定、深思熟虑地不顾规范的行动，人们很少把它当做过分殷勤。
决定一个人本质和生命的理想以充满神秘的方式存在于他的心中。当他走出童年时，它就开始在他心中发芽。当他充满青年人对于真和善的热忱时，它就开花结果。我们以后的收获，都取之于我们的生命之树在春天的萌芽。
在生活中，我们应努力始终让像青年人那样思想和感受的信念，像一个忠诚的顾问，陪伴着自己的生活道路。我本能地防止自己成为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成熟的人”。
被应用于人的说法“成熟”，对我来说始终有些令人害怕。因为，在此我总是听到如此不和谐的词：贫乏、屈从和迟钝。通常，我们看到所谓人成熟的标志是：顺从命运的理性化。人们逐步放弃年轻时珍视的思想和信念，以别人为榜样追求这种理性。他曾信赖真理的胜利，但现在不再信赖了。他曾努力追求正义，但现在不再追求了。他曾信赖善良和温和的力量，但现在不再信赖了。他曾能热情振奋，但现在不能了。为了能更好地经受生活的惊涛骇浪，他减轻了自己生命之舟的负担。他抛弃了被认为是多余的财富，但扔掉的实际上是饮用水和干粮。现在他轻松地航行，但却是一个受饥渴折磨的人。
年轻时，我曾听到大人的谈话，有些说法深深地刺伤了我的心灵。他们在回顾其青年时代的理想主义和热情时，只是把它看做似乎值得人们留恋的东西。同时，他们又认为放弃它是人对之无能为力的自然规律。
我害怕有朝一日我也会这样令人忧伤地回顾自己。我决心不屈服于这种悲剧性的理性化。我已经试图实行我在几乎是孩子气的反抗中的誓言。
成年人太喜欢在其可怜的境况中卖弄，以使青年人明白：总有一天，他们会把今天极为珍视的一切的绝大部分东西看做只是幻想。但是，深沉的生活体验对青年人说的则是另一番话。它恳请青年人，在整个生命中要坚持鼓舞他们的思想，人在青年理想主义中觉察到真理，由此他拥有一笔无价之宝。
我们每个人必须对此做好准备，生活要夺去我们对善和真的信仰以及对它们的热忱。但是，我们并不需要听它摆布。付诸实施的理想，通常为事实所扼杀，但这并不意味着，理想从一开始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