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人文读本-人与自我-第28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那么，在家里谁应当拥有上述支配权呢？因为毕竞只可能由一个人把所有事务都结合到一个与其目的相协调的关系中来。假如我用合符骑士精神的语言来表述（但却不是说假话），那就是：妇女应当统治而男人应当治理，因为意向在统治而理智在治理。丈夫的态度必须显得是这样：妻子的幸福是先于任何别人而存在于他心中的。但由于他必须最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处境如何，他能够做到哪一步，所以他将象一个大臣对待那位耍准备一次庆典或筹建一所王宫的只顾享乐的君主那样，首先对君主的支配权表示必要的服从，只是因为目前手头拮据，或是必须首先解决某些紧迫的需要等等。所以最高统治者可以干他想干的一切，但却带有这样一个条件：由他的大臣把这种意志交到他的手中。
因为女人应当被追求（而这就要求在必要时对男性加以拒绝），所以甚至在婚后，她们也必须总是广泛地力求让人倾慕，以便一旦她们成为年轻的寡妇，就可以为自己找到情人。男人则通过婚姻的纽带而断绝了一切这样的权利，所以因女人这种取悦于人的欲望而产生嫉妒心是不对头的。
但根据女人的本性，夫妇之爱是不可侵犯的。女人们有时拿这个开玩笑，但正如上面已经讲过的，这只是一种戏谑。因为在这种权利上容忍和宽恕外人的侵犯必将导致对女方的蔑视。同时也导致对这样一个丈夫的憎恨。
通常，作父亲的娇惯他们的女儿，毋亲宠爱自己的儿子，而在儿子们当中那个最任性的小伙子，往往是被母亲（唯愿他成为勇敢的）而惯坏的。其原因似乎是考虑到两位老人在突然去世时的需要。因为，如果一个男人死了妻子，那么他就在他的长女那里得到照料和扶持，如果母亲失去了她的丈夫，于是那长大成人、身强力壮的儿子就负有责任，同时也具有本身的自然意向，来尊重她、扶持她，给她的寡居生活带来愉快。

在特征的这一个标题上，我已作了过多的讨论，超出了和人类学的其他章节显得成比例所能容许的限度。然而大自然即使是这样节约，但起码为了实现它种的保存的目的也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珍宝，以致于在新近的研究机会中，还会有大量足以提出疑问的材料，以使人赞叹那逐步发展起自然禀赋的智慧，并供人实际的运用。

①　　关于俄国人有一个古老的传说：如果妻子不在一定时候得到丈夫的一顿痛打，她们就要怀疑自己的丈夫与别的女人有来往。这通常被认为是一种虚构。然而在库克＇按：詹姆士？库克（17281779），著名英国航海家。——译者＇的旅行记中我们读到：当一位英国水手看见一个塔希提岛的印第安人用痛打来惩罚他妻子时，他想对那女的表现一点骑士精神，于是走过去威吓那位印第安人。女人马上转过身冲这英国人问，这与他有什么相干，丈夫这样做是应该的！人们同样也会发现，当已婚妇女公开与人私通，而她丈夫对此完全不加注意，却以酗酒、聚赌和别的暧昧关系来补偿在这方面的损失时，在妇人心中所充满的就不光是蔑视，还有仇恨，因为妻于已经看出．丈夫现在已把她看得一钱不值，他把自己的老婆毫不在乎地让给别人，叫别人来啃同一块骨头。
②参看理查逊写的《密尔顿传》。——译者注
③据传，苏格拉底的妻子脾气暴躁，常因经济问题与一味辩论、没有收入的丈夫争吵；又，《圣经？旧约？约伯记》载，上帝试验约伯的虔诚，让他生满毒疮，妻子劝他弃掉上帝，被斥拒。——译者注

男权回潮——
当代美国的反女权思路

张宽
中国当代学者。本文原载《读书》，1995（8）

八十年代末在美国读书的时候认识的一位教授，观念非常之传统。每星期四下午，他总是风雨无阻地举起自制的标语牌，上面写着“你不可以杀人”，到学校所在小镇公立医院的门口进行两个小时示威。教授本着基督徒热爱生命的信念，反对医院为女生实施人工流产。他示威时的模样虔诚，方式平和，曾使我这个非基督徒的学生感动不已。可是也就在那段时期，报纸上常有宗教情绪激烈的反堕胎派人士围困医院、焚烧医院甚至枪杀医生的报道，读后令人惊愕。为了一个受精卵发育成正常的生命，不惜去杀死一个活人，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摩西十诫》中说的“你不可以杀人”可是一个绝对的道德律令啊！
后来才知道，医院门口的冲突有着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八十年代由于共和党主政，美国社会右倾保守思潮高涨，医院门口和平的或者暴力的反堕胎行动，应该被看成男权回潮释放出来的社会能量。
要谈男权回潮，应该先了解什么是女权运动。这是一个太大的题目，三言两语很难说清楚。挂一漏万地讲，女权思潮是欧洲启蒙运动以后随着现代女性意识的觉醒产生出来的，其基本纲领是男女平等。它认为在传统的男权社会中女人的权益受到了损害，才能受到了压抑。女人应该从传统男性中心社会给她的角色派定中解放出来，她必须获得受教育权、工作权、参政权，在性关系、婚姻和生育上的自决权。社会上长期存在的男尊女卑的现象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变。女权思潮的代表著作有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的《为女权辩护》（一七九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论妇女的从属地位》（一八六九）、德？波伏娃的《第二性》（一九四七）、贝蒂？弗里丹的《女性奥秘》（一九六三）和舒拉米斯？法尔斯通的《性的辩证法》（一九七○）等。
本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是第二次女权运动的高峰期，进入八十年代后，男权思潮开始反弹，在美国社会的各个领域都能感觉到一种反女权的倾向：对妇女解放不利的法案一个个地出笼，影视上的单身职业女性大多不讨人喜欢，百货店儿童玩具的货架上又摆满了女权运动抵制过的任人穿衣打扮的性感洋娃娃巴比……与这股思潮相呼应，八十年代美国的不少畅销出版物也表达了对妇女运动的不满和抵抗。
乔治？贾尔德（George　Gilder）七十年代中期就开始写反女权的小说，可是那时候他的作品卖相并不好。贾尔德的早期小说《裸体流浪汉》和《男人与婚姻》的主题都是男人找不到合适的女人结婚的苦闷。在《裸体流浪汉中》，作者回忆自己在加勒比美丽的海滩上碰见一位妖娆女士，一见钟情，上前搭话，才得知她是一位崇尚独立的女权主义者，正在驾船只身一人穿越大洋。女子告诉他：“我绝不会结婚，绝不，绝不，在今天，结婚是件愚蠢透顶的事情。”主人翁遭拒绝后情绪恶劣，在海岸边游荡，不小心从一块岩石上跌下，伤势不轻。于是作者开始感叹：如今男人结不成婚，都是女权主义者太多的缘故。男人不能成家，他的种种潜能便难以开发出来。单身男人往往情绪沮丧，心理不健康，他们很容易陷入贫困，死亡率也远比已结婚的男人高，“单身男人是性革命战争中的阵亡将士”。但是，这些“裸体的流浪汉”无聊之余会去酗酒、买枪、吸毒，走向犯罪，唯有一只结婚戒指才能驯服那些野蛮人。对年轻女人而言，与其在黑乎乎的胡同里与那些单身的流浪汉狭路相逢，不如趁早挽着他们的胳膊上教堂接受牧师的祝福。八十年代初贾尔德时来运转，他替里根主义经济政策鼓吹的《富裕与贫穷》一书售出一百多万册，他自己也一度成为白宫的笔杆子。《富裕与贫穷》主要谈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同时发挥作者的反女权思路。该书指责妇女运动不仅使一部分男人无法结婚陷入困境，而且妨碍已经结婚的男人到达事业的顶峰。已婚的女人外出工作，丈夫便不再是家庭经济的唯一来源，丈夫作为一家之主的感觉消失了，他的责任感和创造力也就随之消失了，男人慢慢地就成了窝囊废。从狩猎时期经工业革命到现代社会原本一直属于男人的事务许多已经被女人抢走了，而女人却不能做好她抢到手的那一份工作。所有这些都造成整个社会效率的低下。政府的福利政策为离婚独居的女人提供了某种经济保障，这一类的福利政策所起的作用是在变相鼓励离婚，瓦解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妇女解放运动使一个社会趋向于贫穷而不是富裕。
与贾尔德类似，罗伯特？布莱（Robert　Bly）主要也是从男人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布莱是六十年代末反越战时期成名的左翼诗人，他从格林童话翻新出来的《铁人约翰》是八十年代中期的畅销书。作者努力在书中塑造出新时代的男子汉形象。布莱声称他所倡导的男人文化和男子汉气概并不一定是反女权的，相反它可能与女权主义的指向殊途同归，他只是试图去关心和解决女权主义兴起以后男人身上出现的问题。当今的美国有许多单亲家庭，小男孩与母亲一起生活，摹仿学习的榜样都是女人，这些男孩长大之后必然阴柔盛于阳刚。女权主义造就了不少女强人，女强人喜欢的又都是些弱男人，温柔一些的男人在女权运动的大潮流下获得“性”的可能性多一些，所以社会上便出现了女人的男性化和男人的女性化趋势。美国的男人都像是些傍着妈妈要酸奶吃的永远长不大的小孩子，而女人也总是把男人当成小孩子对待。影视媒体上的男人多是艾兰？伍德一类的娘娘腔，社会生活中自然也就不能产生出《伊利亚特》、《奥德赛》类型的英雄好汉。阴盛阳衰是一种时代病，是反自然的，也是妇女运动造成的消极因素。布莱和他的同道们为此想出了一个具体的解决办法：举办男子汉周末研习班。把几十个男人集中到一处休闲胜地，先让大家熟读《铁人约翰》，然后让男人们戴上面具，穿上兽皮，或者击鼓，或者嚎叫，或者摹仿野兽以四肢爬行，扑打格斗，用近乎宗教的仪式来唤醒沉睡在现代男人心中的勇武刚烈气慨，恢复男人应有的本性。男子汉研习班一期期地办，加上巡回讲演的收入，布莱的日子比当一个穷诗人好过多了。
贾尔德和布莱似乎都只是从男人的立场上对妇女运动作出回应。写有《美国人心智的封闭》的原芝加哥大学哲学教授艾兰？布鲁姆除了认定女权主义是他自己所珍爱的西方“经典作品生命力的最新崛起的敌对势力”以外，还从女人的角度来批评了女权运动。他认为妇女解放运动与女人的本性相冲突，女权主义欺骗了女人，它使女人得不到爱情，无法缔结婚姻，它唆使女人把物质的追求置于伦理和道德之上。极端的女权主义者都像是些女巫，纯洁的小姑娘容易入其魔障，而它自己也由于失去了应有的生育能力而灵魂痛苦，所以“女权主义是女人的大敌”。另一位男权倡导者华伦？法瑞尔（Warren　Farrell）在他的畅销书《男人为何如此》中也表达了与布鲁姆类似的见解，他发现“愈是女权主义倾向严重的女人对男人便愈加自我封闭”，“我们处在一个男人不被女人所理解的时代”。法瑞尔认为传统的社会模式并不是女权主义所说的“男人中心”，传统社会模式并不仅仅是为了男人建立的，它是为了男女两种性别而建立的，而且尤其地对女性有利。比如在美国的六、七十年代的妇女解放运动之前，妇女在传统的婚姻模式中虽然在经济上不能充分独立，但是她们的经济生活是有保障的。一个女人，不管她在事业上是否成功，她都可以获得爱情，而男人却必须到社会上去打拚。如果他在事业上失败，他在婚姻与爱情上也绝不会幸运。人们常常说的“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站着一个女人”这一句话，不妨理解为男人未必愿意成功，未必在乎成功与否，是社会逼迫他去奋斗，是站在他背后的向往功名利禄的女人把他当成了自我实现的工具。夫荣自然妻贵，女人不必直接面对外界的压力便可以享受成功带来的一切。在这层意义上，男人不过是挣钱的机器，是工作压迫下的奴隶，他比女人受到的压迫要深重许多。所以首要的问题应该是男人的解放而不是妇女的解放，而女权运动所做的一切，不过是把原有的社会设计中对妇女有利的一些方面给瓦解掉了。
以上种种说法的“知识产权”所有者都是男人，说他们是男人沙文主义的代表没有什么不妥。给男人沙文主义提供理论根据的是加州大学人类学系教授温森特？萨里奇（Vincent　　Sarich），萨里奇教授的一个引人注目的“学术推测”是女人的脑容量低于男人。一九九一年，由萨里奇教授发起，上百名教授参加组成了“加州学者联盟”，他们反对在大学里设立女性研究学科，反对七十年代初由当时的约翰逊总统签署的、旨在保护少数族裔和女性受教育和就职权益的“反歧视法案”（Affirmative　Action），声称大学里鼓励招收女性和少数族裔学生、雇用女性和少数族裔教师将不可避免地造成学术水准的下降，而“反歧视法案”已经反过来对白种男性造成了歧视。萨里奇与他的同道的努力已经有了结果，他们在政界已经有了不少代言人，最近一段时期国会山庄的议题之一便是修正甚至取消教育界的“反歧视法案”。
问题在于男权反扑的浪潮中搀进了若干女人的声音。八十年代以来对女权运动进行批评和反思的著作不少出自女人之手，把这类著作称为“后女权主义的”可能比“反女权主义的”要合适一些。修丽特（Sylria　Ann　Hewlett）在《美国妇女解放的神话》中将女人这一社会群体作了比较仔细的区分。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有上层中层和下层的区别，有职业女性也有家庭妇女，职业女性又分为白领层和蓝领层，白领女性又可分为精英类和普通类。修丽特认为美国女权主义运动的诉求往往只是有利于那些上层的、精英的、功名心特别强的处于传统婚姻模式之外的职业女性，与广大中下层妇女的愿望和要求脱节，有时甚至会损害后者的利益。比如关于男女平等法案，许多妇女宁肯选择呆在家中，她们不愿意到社会上去工作，与男人一样被平等对待；对职业妇女而言，平等法案由于不考虑性别差别，从而会取消对女性的职业保护。又如关于性解放、关于无过失离婚法案，结果都是成全了男人，伤害了女人。六十年代性解放运动中一个响亮的口号是“自由使用自己身上的器官”，这个貌似女权主义的口号轻易地让男人获得了以前要花较大的代价才能到手的“性”，制造出了数目庞大的单身母亲家庭。女权运动曾经大力推动的无过失离婚法案为男人逃避责任提供了方便。女权主义试图去破坏或者改造原有的家庭结构，而家庭恰恰是广大妇女应付社会危机的保障，大多数妇女希望巩固而不是毁坏家庭。女权运动忽视了女人的生养责任，不关心生儿育女期间的女人的权益。以走向社会、男女平等为口号的女权运动步入了歧路，它把孩子与洗澡水一起倒掉了。愈是推进妇女解放运动，妇女的生活便愈是尴尬，妇女的日子便愈是活得没有滋味，就像修丽特的书名副题所说的，“解放”以后妇女所过的是A　Lesser　Life。总之，妇女解放是一个神话，女权运动没有能够帮助女人，相反它害了女人。　可以批评修丽特与男权反扑的势力沆瀣一气，修丽特也并不声称自己为女权主义者。但是像卡米拉？帕格利亚（Camille　Paglia）那样以女权主义者自居，却又以十分尖刻的语言痛骂她心中的“浅薄的女权主义者”，情况就变得复杂了。帕格利亚的《性面具》（Sexual　Personae）是我读到过的探讨性别与文化关系的一本最有份量的著作，简单地说，帕格利亚反对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出的著名论点：女人不是天生的，女人是后天造成的，男性中心社会按自己的需要塑造女人，压迫女人。帕格利亚把以上的论点颠倒过来了：她认为女人是天生的，男人创造出来的文明拯救了自己也保护了女人；若是女人充当了物质文明的主要承担者，人类今天也许还住在茅草棚里。帕格利亚最后这一句话为许许多多的女权主义者所诟病，按她们的标准帕格利亚是伪装的女权主义者。这或许也能说得过去。但是六十和七十年代女权运动的一些领袖人物到八十年代也表现出了某种程度的转向，这种转向是女权运动成熟后的反思还是迎合男权的回潮？这的确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于一九六三年出版的《女性奥秘》是美国第二次女权运动的经典，影响过整整一代人。弗里丹通过对著名女校毕业生生活道路的追踪调查，发现受过最好的教育的美国妇女的人生目标也只是找个好丈夫，当贤妻良母。某届毕业生返校日夸示于人的口号竟然是“我们嫁了一整打哈佛”。二战后的美国兴起一股把女人送回家中的暗流，特定的社会势能塑造出了它所需要的女性奥秘：女人爱撒娇，女人离不开家，女人对外面的事物不关心，女人最需要的是一个能原谅她的缺点、体贴她的丈夫。弗里丹揭示出所谓女性奥秘乃是男性中心社会精心策化的阴谋，目的是将女人锁在家中。她鼓励女性从社会给她的传统角色派定中挣脱出来，除了发挥自己女性的因素外，还应该投身于适合于自己的社会工作，在创造中实现自身的价值。可是到了一九八一年，当弗里丹写《第二阶段》的时候，她对自己早先的较为激烈的姿态作了一些调整。她认为女权运动从七十年代开始出现了偏差，女权运动过于男性化了，女权主义成了女人想当男人的代名词。女权运动过多地追求在男人的世界里去获取成功，没有从正面去肯定男人和女人之间固有的差别，去拥抱和歌颂女性对于生活的特殊的敏感；女权主义的领袖人物对女人与生俱来的母性召唤缺乏回应，在家庭问题上有一个盲点。女权运动促使全社会去关注的反强奸问题、堕胎权问题、女性性感部位（阴道或阴蒂）的认定问题和男女平权问题等都显得有些虚张声势，甚至维护妇女权益也并非美国妇女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六十和七十年代为了争取男女平权，妇女运动常常忽视或者抹杀了两性之间的差别，现在是正视和从女性的角度来肯定这些差别的时候了。八十年代应该是女权运动的《第二阶段》，如果不反省，六十和七十年代的许多成果有得而复失的危险，而使妇女运动要功亏一篑的正是妇女自己。过去女权运动争取妇女权益多是从政治斗争、社会抗争入手，今后应该注意家庭的作用，家庭也可以是妇女运动的场所，从影响丈夫出发也能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以前的妇女运动对公共领域的作用低估了，今后应该鼓励妇女投身社区公益事业的多种义务活动，通过为社区作贡献来体现自己的价值，要从女童子军和青年姐妹会抓起。
钱满素女士在《世界文学》一九九五年第二期的一篇精彩论文中多次提到了弗里丹的《第二阶段》，论文列举了多条妇女运动的悖论：
女人不是天生的／女人是天生的。
妇女进入社会是解放／妇女进入社会不是解放。
同工同酬是平等／同工同酬不是平等。……
还可以继续列举。留心一下可以发现：以上悖论的前半部分是正宗女权主义的思路，后半部分是反女权主义的或者后女权主义的思路，笔者倾向于将后一种思路看成男权回潮的产物。
　
这篇文章的主要资料来源为：Susan　　Faludi，　　Backlash——The　　Undeclared　　War　　Against　　American　　Woman，New　　York：　　Crown　　Publishers，Inc，1991。

张宽

女人的职业

伍尔芙
（1882—1941）．英国文学家。本文选自《伍尔芙随笔集》，孔小炯、黄梅译，深圳，海天出版社，1993。

当你们的秘书邀请我来时，她告诉我，你们的团体所关心的是妇女的工作，她建议我可以给你们谈谈我自己的职业经验。我确实是个女人，我也确实在工作。可是我有什么职业经验呢？这是很难说清楚的。我从事的职业是文学，在那一行中，能给予女人的经验比起其他的职业来就更少了——极少，我的意思是说，极少有特别惠及女人的。例外的是戏剧。因为这条道路是许多年以前开辟出来的，动手的有芬尼？伯尔尼①、阿弗拉？本②、哈利？马提诺③、简？奥斯丁、乔治？爱略特。许多著名的女人，以及许多无名的和被忘记的女人，曾在我之前修缮着这条路以使之平坦光滑，并且调整着我的步伐。所以，当我写作时，我的前面只有极少一些物质障碍。写作是一项高尚和无害的职业。家庭中的安宁不会被钢笔的摩擦声破坏，也没有需要得劳动家庭钱袋的大驾。用16个便士，人们就可以买来足以写出莎士比亚所有剧作——如果你们有此雄心大略——的纸张。钢琴和模特儿，巴黎、维也纳和柏林，大师和夫人，这一切都非写作者的所需之物。写作所用纸张的便宜，当然了，就是为什么女人在她们于另外职业中取得成功以前，能成为一个成功的作家的原因。
不过要告诉你们我的故事，那可是简简单单的。你们仅需在自己心中想像一下一个在卧室中手上拿笔的姑娘就行了。而她也只需把那支笔从左移到右——从10点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