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人文读本-人与自我-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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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赏中，被碾成粉末。
当年轻时代的乐趣结束后，当身边的小孩长大成人，结婚离家后，当东奔西忙的生活接近尾声时，当双手无力从事繁重劳务时、当安乐椅、壁炉成为久留之地时，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得自己依靠自己。假如他们无法以书藉为伴，无法对重大时事问题产生兴趣，无心再去观察自己或许过问过去的改革如何得以实现，那么他们将很快老化昏聩。人的心智愈得到发展，得以使用，人的精力及对周围一切的兴趣便愈能持久。假如一个妇女一生参与公共事业，觉得对形成我们教育制度的法规负有责任，对我们的监狱制度负有责任，对私人住宅、公共设施及公共道路的卫生条件负有责任，对商业、财政、外交中的个别问题或所有问题有兴趣，那么，她的最后孤独至少是令人崇敬的，而她自己也不会以搬弄是非、传播丑闻为乐。
之所以要对每个人打开通往人的全部责任和幸福之门，其主要原因是，只有这样，个人才能得以发展；只有这样，一个人才能在各种情况下，获得力量去对付有时人人都不可避免的孤独感……
既然短暂的时光乃至永久岁月所带来的欢乐和痛苦，男女一样平分，那么男人想在投票箱前，在王位上代表妇女，想在国家中代妇女投票，在教堂里代妇女祈祷，在家庭里高居圣坛之卜，扮演神父角色，这岂不是霸道至极吗？
最能提高人的判断力，最能激发人的良知的莫过于个人的责任。最能增添个性尊严的莫过于承认个人自主权，莫过于承认——普遍承认——人人拥有平等地位的权利。这种地位要靠个人功绩去获得，而不是靠世袭、靠财富、靠家庭名望来巧取豪夺。既然男女肩负一样的生活责任，有着一样的命运，那么男女都要为现时及悠悠岁月做好同样的准备，要保护女子，使其免遭狂风暴雨般的生活打击，这种说法是十足的嘲弄，因为生活的风暴对女子如同对男子一样，从四面八方袭击她们。由于男子受过训练，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如何去抗争、如何去征服，因此女于遭打击后，结果更惨。个人自主的责任正是人类经验证明的事实。富人与穷人，智者与愚者，好人与坏人，男人与女人，不管是谁都得自己依靠自己，无—例外。
尽管有关妇女依赖男人的理论各种各样，在妇女一生的紧要关头，男人是无法挑起妇女肩上的重负的。当每个新生儿降临人世时，妇女独自迈向死亡之门。无入可以分但她的恐惧；无人可以减轻她的剧痛。当痛苦超越一个女人所能忍受的极限时，她独自一人跨进死亡的门坎……
由此可见，每个人总是位于生活的战场，在漫长、疲惫的行军中，独自前行。我们可能拥有许多朋友，拥有别人的同情与仁爱，使每天的旅途顺坦些，但在人生征途上，大喜大悲之时，每个人仍然是孑然一身……
在整个思想领域，在艺术、科学和文学界，在政府里，妇女已经占有一些与男人平等的位置……本世纪有出自她们之于的诗歌与小说、她们参与过宗教、政治和社会生活的重大改革，她们占有编辑、教授和律师的位置，医院病房里有她们的身影、教堂的布道坛上，学校的讲台上也有她们的声音。今天，开明的公众舆论所欢迎的正是这种类型的女性；生活事实与以往虚假理论的斗争所赢来的也正是这一胜利。
过去妇女围着手纺车和编织针转，政治活动范围极其有限，而今天的女性已经成长起来，要是仍然将她们局限于过去狭窄的政治圈里，能够协调吗？不能、绝不能！机器不知疲倦的肩膀已扛起男女身上的重负，织布机、手纺车只是昨日旧梦，取而代之的是笔刷、画架、凿子。同时，妇女的理想抱负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人的外界条件是以说明个人求自由、求发展的理由。然而，当我们考虑到每个人都得依靠自己时，我们觉得，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需要具备勇气，需要明察秋毫，需要调动身心的各器官，并在使用中得以增强和发展。
不管男性在一般情况下，对女性有多大的保护力，一旦遇到天灾人祸，在生死攸的当头，妇女仍要独自去对付险恶的环境。死神为妇女准备的不可能是一条平坦的大道。男人的爱心与同情心只能给我们的生活锦上添花。连结无限时空的是神圣的自我之孤独，每个灵魂永远生活于孤独之中
有一种孤独，我们每个人随身带有的孤独，比那冰雪覆盖的山峦更加可望不可及，比那午夜的海洋更加深不可测，这就是自我之孤独。我们称为自我的内心世界、不管是凡人还是天神都看不穿、摸不透，它要比神灵守护的地下宝穴更隐秘，要比神殿的内室更隐秘，要比古希腊以流西斯城里的暗室更隐秘，因为唯有全能全知的上帝才能进入人的内心世界。
每个人生，慨莫如此。试问：有谁能够，又有谁敢将他人的权利与责任夺为己有？
编者旁白

女性是什么？女性能是什么？多年来，这个有关女性的终极性命题，一直像一个解不开的谜；不同时空的风尚、历史或价值理念的差异，也不时改写着对女性的诠释。女性，似乎从其诞生之初便是一个色彩变幻的悬念，让世界由于她的存在或优雅美丽，或黯淡丑陋。
生为女人，这不仅仅是一个性别，更是一个角色、一种命运。女人的特性几平是在上帝造人时便已定了的，那就是肩负人类生生不息的种的繁衍，以及相对于男性的自然气质——情感、情绪与灵性，温柔、贤淑与顺从。这种女性气质是如此神秘和直觉，远比男性更接近生命的来源，而女性也往往是在这一独特的感觉中，将自己的生命艺术化，从而构成自身。所谓女性的最高价值和惟一义务便是使她自身气质达到完美，以适合男权社会的价值标准——应该说，此类“女性神话”在这世界已经流行甚久了。波伏娃以一个女人的视角，对女性生命作了深情的透视，向全世界宣告：女性神话是男人的奢侈品，它是从对于男权的依附性来阐释的，既充斥着深刻的性别歧视，又掩饰不住让女性回归家庭相夫教子的狭隘目的；而承认女性同样是一个独立“大写的人”，则并不需要依据男权的设计来改变自己，因为女性原本没有固定的特性。于是，“女性神话”几千年的风花雪月和怜香惜玉便被雨打风吹去。
波伏娃无疑是世界范围内呼唤女性解放的一轮光华四射的太阳。“女性神话”的破灭所带来的现实冲击力可谓与呼唤女性解放的声音同样令人震撼。然而，对一位女性而言，能否真正意识到自己既是一个自主的人，又是一个女人，让人的价值与性别生命价值完美结合，这就不是仅仅从理论上阐述就足够的。女性从神话走向现实，意味着女性必须通过社会实践才能赢得独立，这又是同女性（尤其是脱胎于中国历史语境的女性）的某种文化惯性相抵牾的。因为生命的独立，首先是指女性既不该期待因自己的性别而享受“特权”，也不该去“适应”任何偏见或歧视，她应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为自己争取一块让生命与灵魂成长的芳草地。但几千年来，传统习俗对女性偏见不仅左右着整个社会的评判价值，同时也潜移默化地模糊了女性的自我认知。于是女性独立的要害，根本不在于大张旗鼓的运动与铺天盖地的口号，而仅仅在于：每个具体女性对自我意识的确认；而这意识的确立又是那么举步维艰！　　自然，女性在历史上的追求独立自由，从来没有逃脱男权的谴责甚至迫害。强权与束缚在给女性带来肉体痛苦与灵魂耻辱之余，又使女性在争取独立的长夜中备感孤独与寒冷。所有这一切无时无刻不在暗示女性，你想实现自我独立么？除了有赖社会进步，更有赖于女性心底有一种刻骨的性别平等信念，用伍尔芙的话说，便是有“一间自己的屋子”作庇护，才能在茫茫人海中独立驾驭生活之舟，驶向人生理想的彼岸。
作为一种生命现象，女性既不是一种被男权奴役的东西，也绝不是一个刻意与男性对立、为女权“奋斗”的工具。女性的使命应能在与男性的差异中显示人生的无限丰富性。曾几何时，神州大地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办得到”的旗帜下委实实现了西方女权运动孜孜以求的经济、政治解放，彻底颠覆了“女人是弱者”的传说。然而，明眼人不难看出，此类“妇女解放”同时又不幸使女性性别随之变态和漫画化，某种反自然的女性解放成了政治神坛的牺牲品。事实上，女性的真正独立，并不是作为男性的对立或反叛力量出现，而是作为个体所能显示的女性的独特性而存在。也许中国女性学者崔卫平的话最能表达这种独立的内涵：我是女性，但不主义。
　　（富华）
　



第八章　　角色的自期与自律


《新人口论》二题

马寅初
（18821982）．中国现代救育家，经济学家，人口学家。曾任北京大学校长。本文选自杨东平编《大学精神》，沈阳，辽海出版社，2000。

关于《新人口论》的说明
1955年《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一文完成后，即着手准备人口问题的发言稿，打算在1955年的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但在浙江小组会上讨论时，好多代表不同意我的看法，且竟有人认为我所说的是马尔萨斯的一套。虽然他们的意见我不能接受，但都是出于善意（那时会上空气不适于提出这样的问题），故我自动地把发言稿收回。今天（1957年）时机成熟，遂把发言稿在人代大会上提了出来。全文登载于　1957年7月5日的《人民日报》。发表后，接到各地人民来信40余封，几无一不赞成我的主张。我的人口论与马尔萨斯学派完全不同，他们主张以瘟疫、疾病、战争等残酷的手段把人口削减，而中国的马尔萨斯者竟主张把中国人口削减至2亿左右，我则不但不主张削减而且要提高劳动人民的劳动生产率，借以提高他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我只主张把还没有生出来的人口，用避孕的方法控制起来而已。
附带声明
一、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书
据去年7月24日和11月29日的《光明日报》估计，批判我的学术思想的人不下　200多人，而《光明日报》又要开辟一个战场，而且把这个战场由《光明日报》逐渐延伸至几家报纸和许多杂志，并说我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一些主要论点已经比较深入地为人们所认识，坚持学术批判必须深入进行。这个挑战是很合理的，我当敬谨拜受。我虽年近80，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不过我有一个要求。过去的批判文章都是“破”的性质，没有一篇是“立”的性质；徒破而不立，不能成大事。如我国的革命，只破而不立，决不能有今天。你我都不欢迎那些如李达先生所说的：“抠名词、抠概念、语义晦涩，内容空洞，带一些八股气”的文章（《人民日报》1958年11月10日第7版）。更不欢迎如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同志所说的那种作风。王任重同志在他的《读书、谈心、想问题》一文（载《人民日报》1959年4月9日）中说：“讲共产主义风格，还要敢于坚持真理，从实际出发，而不要‘随风倒’。学习先进，力争上游，永远都是需要的。但是有些同志并不是真正学习先进，而是按‘空气’办事。听到人家一点风声，他就赶紧照办，不问一问人家究竟是怎么做的，也不想一想这样做到底好不好，和自己的情况适合不适合。事后看来，这些同志闹了许多笑话。为什么‘随风倒’？这里面有个‘抢先’的思想在作怪。有的同志怕落后，不管条件如何，事事都想站到头里；也有的同志是图虚名，好出风头。这种‘抢先’的思想，和党所教导我们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精神，根本不是一回事。我们共产党人要赤胆忠心地为人民工作，不要为虚名工作；要按实际情况办事．不要按‘空气’办事。”
我们所最欢迎的，是如潘梓年先生所说的那种概括各种新变化的哲学或经济文章，因为哲学的中国要求有中国化的哲学（《哲学研究》1958年第7期）。据《光明日报》的意见，我的学术思想是资产阶级的，那么应该写几篇富有无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文章来示一个范，使我们也可经常学习。
二、对爱护我者说几句话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去年有200多位批判者向我进攻，对我的两篇“平衡论”和《新人口论》提出种种意见，其中有些是好的，我吸取过来，并在小型的团团转综合性平衡论中做了些修改　（共七点），但是他们的批判没有击中要害，没有动摇我的主要的或者说根本的据点——“团团转”的理论、“螺旋式上升”的理论，和“理在事中”的理论，也无法驳倒我的《新人口论》。在论战很激烈的时候，有几位朋友力劝退却，认一个错了事，不然的话，不免影响我的政治地位。他们的劝告，出于诚挚的友爱，使我感激不尽；但我不能实行。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学术问题贵乎争辩，愈辩愈明，不宜一遇袭击，就抱“明哲保身，退避三舍”的念头。相反，应知难而进，决不应向困难低头。我认为在研究工作中事前要有准备，没有把握，不要乱写文章。既写之后，要勇于更正错误，但要坚持真理，即于个人私利甚至于自己宝贵的性命有所不利，亦应担当一切后果。我平日不教书，与学生没有直接的接触，总想以行动来教育学生。我总希望北大的1。04万学生在他们求学的时候和将来在实际工作中要知难而进，不要一遇困难随便低头。
最后我还要对另一位好朋友表示感忱，并道歉意。我在重庆受难的时候，他千方百计来营救；我1949年自香港北上参政，也是应他的电召而来。这些都使我感激不尽。如今还牢记在心。但是这次遇到了学术问题，我没有接受他的真心诚意的劝告，心中万分不愉快，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希望我这位朋友仍然虚怀若谷，不要把我的拒绝检讨视同抗命则幸甚。
　　原载《新建设》1959年第11期
康德
第一章　生平、著作和性格
康德的生平、著作和性格

斯克拉顿
英国学者。本文节选自斯克拉顿《康德》，周文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康德这位近代最伟大的哲学家，除了义务（duty）外，不为任何东西所动。因此他的生活平淡无奇。在他看来，一个有道德的人应当能控制自己而不受情感的驱使；应当对权力和名誉淡而处之，权力和名誉的意义比起义务本身的意义来，应看作是微不足道的。为了能够轻松地按照这个道德理想而行动，康德约束自己藏身于学术事业，完全服从于一种毫无变化的机械程序。哥尼斯堡①这位身材矮小的教授就这样成了典型的近代哲学家：蛰居于斗室之内，然而却视自己为无限空间的君主。
伊曼努尔？康德1724年出生于哥尼期堡，父亲是一位贫苦的马具匠。在九个孩子中康德排行第四。康德的父母老实本分，是虔诚的虔信派②教徒。在当时，虔信派这个路德教会内部的改良主义运动，用劳动、义务和祈祷的神圣性观念慰籍困苦，在德国中、下层等级中具有强有力的影响；它对至高无上的良心的幻想，对康德的道德思想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尽管它在某些方面是反理智的，但仍然是17世纪推动德国教育普及的一股主要力量。虔信派学校在哥尼斯堡创办起来了。由于一位聪敏慈善的牧师发现了康德的才智，康德在8岁那年被送进这所学校读书。这样一种教育竟然轮到出身低微的康德，这对于后世是幸运的，但对于年轻的康德本人也许就不尽如此了。他对老师们的感激之情，同对老师们的难以忍受的热情的厌恶之心混杂在一起，以致在以后的年代里他只字不提早年教育。关于他的早年教育的性质，我们可以从他的一篇论教育的短文（根据康德晚年的讲课笔记编辑而成）中得到一些印象：
很多人想象他们的年轻岁月是其一生中最愉快、最美好的时光，但实际上并非如此。那些岁月是最令人讨厌的；因为我们那时处在严格的纪律约束下，很少能够选择朋友，更很少能够有自由。
哲学家大卫？罗恩肯，康德以前的校友，在他们都成名之后给康德的一封信中写道：“三十年前，那些狂热的宗教徒们的迂腐而令人忧郁的（但不是毫无价值的）纪律压得我们俩透不过气来。”不可否认，康德从他的早期教育中既形成了相当程度的忧郁感，也培养了非凡的自制力。成年之后的最初一段时间，他曾作过一番努力，用自制力去克服忧郁感，几乎获得完全成功。尽管环境窘迫，身材不端而瘦小；尽管失去了他所崇敬的父亲和深情热爱的母亲，康德还是很快成了哥尼斯堡最受爱戴的人之一，他的优雅、智慧和敏捷的谈吐到处受到人们的欢迎。
康德16岁进入他的出生地的哥尼斯堡大学念书．六年之后毕业。因无法谋取大学教职，他在许多家庭当过私人教师，直到31岁才在大学获得编外讲师职位。这种讲师没有薪俸，但有资格公开讲课，通过私人学费而获得一点微薄报酬。那时康德已出版了论动力学和数学的著作。他还通过私人数师身份带来的种种联系，获得了自如的社交机会，在这种交往中，他博得了一个“雅致的硕士”的美称。
哥尼斯堡那时是一个比较显要的城市，有五万居民并驻守着一支庞大的军队。它作为一个为东普鲁士贸易利益服务的海港，人口稠密，其构成也形形色色，有荷兰人，英国人，波兰人和俄国人。那所1544年作为阿尔伯尔金纳学院③而创办的大学，是一个具有一定重要意义的文化中心，但在18世纪中叶这所大学充满了一种地方偏狭之气，默默无闻，以至于腓特烈大帝④1739年作为王储访问哥尼斯堡时，竞说这所大学“与其说适合成为科学的舞台，不如说更适合于训熊。”次年，膜特烈大帝登上王位，他竭力向他的王国的这一角落推行高度的文化和标志他的统治特点的思想宽容。这时的康德已把真理和义务看得高于一切，他幸运地发现，这所大学对于他追求这两个目标中的任何一个都不会成为重大障碍。或许正是这一点（正如他对于他的裔胞之地的依恋感情一样），促使他留在这里长久地等待第一次委任，并在此后又继续等了15年，直到被授予他渴望已久的教授职位。这一时期，康德几次谢绝德国其它大学的聘请，继续在他的居室里诚心诚意地给学生们授课，正是这些讲授建立了他的声誉。他的智力劳动主要贡献给了数学和物理学，3l岁那年发表的一篇关于宇宙起源的论文包含了他对星云假说的第一次系统阐述。然而，他的任务要求他讲授范围广泛的学科，包括自然地理学。也许由于他不愿意旅行的缘故吧，他成了这门学科的公认权威和（根据极为赞赏这位哲学家的康特？普尔斯塔的意见）人们交谈的话题。
在某种程度上说，康德当上形而上学和逻辑学教授而不是数学或自然科学教授，纯属偶然。然而在康德的生涯中，从这时起，他就把全副精力都倾注于哲学，在课堂上详尽地讲述着十年后出版的、使他赢得德国最伟大的杰出人物的声誉的那些著作的思想。哲学家哈曼⑥写道，听众必须在康德教授预定上课时间前一小时即早晨六点到达课堂，以便占上座位。康德的学生雅赫曼这样描述廉德的讲演：
康德有一种独到的阐述和定义形面上学概念的巧妙方法，这种方法，就我所闻，就是在听众面前进行他的思想探索；仿佛他本人刚开始考虑这个问题。然后，逐渐补充新鲜的决定性概念，一点一点地完善先前确立的解释，最后得出他对这个题目的研究的明确结论。对这个结论，他已经从各个角度作了全面考察，使聚精会神的听众不仅获得关于这个题目的知识，而且无意中受到思想方法上的教益……
在给朋友的信中，这同一位作者谈到了康德的伦理学讲座：
在这里，他不再只是一位思辩哲学家，而同时成了一位生气勃勃的演说家。他既满足了听众的智力要求，又完全抓住了听众的思想感情。确实，聆听它的创造者亲口以如此有力的哲学雄辩讲授卓越的纯伦理学说，是一件无与伦比的乐事。有多少次他曾使我们感动得热泪盈眶，有多少次他曾激起了我们内心深处的波澜，有多少次他曾把我们的心灵和感情从自私的唯我主义的羁绊下解脱出来，升华为崇高的纯粹自由意志的自我意意识，升华为对理性规律的绝对服从，升华为对他人的崇高责任感！
雅赫曼的话虽然有点恭维过分，但绝不虚假。无论是私下交谈还是公开讲演，康德的作为演说家的名望，远在他的那些最伟大的著作出版以前，就已得到人们的广泛承认
康德的个人生活常常被喻为时钟一般机械和枯燥，并且是过分吹毛求疵、学究气十足和以自我为中心的。据说〔海涅就这么说〕哥尼斯堡的家庭主妇们根据康德每天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