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人文读本-人与自我-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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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的个人生活常常被喻为时钟一般机械和枯燥，并且是过分吹毛求疵、学究气十足和以自我为中心的。据说〔海涅就这么说〕哥尼斯堡的家庭主妇们根据康德每天路过的时间校正钟表；据说（康德有一次就这么说）他对自己的健康状况的经常关注实际上是一种病态的自疑患症的表现；还据说他房间的陈设和家具的简陋显示了他对美的冷漠，而他恪守时间的刻板生活则掩饰着一题冰冷甚而是冻僵的心。
的确，康德的生活即使不是机械的，至少也是有严格戒律的。他的男仆每天遵命在清晨五点唤醒他，并且不容有任何例外，他总是头戴睡帽、身穿长袍在书桌前一直工作到七点，而每当上午讲课回来后又立刻恢复这套装束。此后他继续工作到下午一点，才开始进他那每天仅有的一餐。饭后不管天气如何总是散步。不过这项活动他是独自进行的，因为他有一种古怪的看法，由于谈话使人用口呼吸，因此不应当在露天进行。他讨厌喧闹，曾两次更换住处以避他人吵嚷，曾一次愤慨地写信结警察总监，要求阻止附近监狱的犯人唱圣歌以自慰。众所闻知，除进行曲外，废德不喜欢音乐，对视觉艺术亦毫无兴趣——他仅有一幅版画，一张朋友赠给他的卢梭肖像。
康德深知当时知识界所招受的责难。他通过这幅版画的主人来作自我辩解，说要不是卢梭使他确信，知识界可以在恢复人权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他会认为自己比普通劳动者更无价值。象所有献身于精神生活的人一样，康德需要强迫自己服从那种生活戒律，这不仅没有使他丧失精神创造力，反而使他的天才能够得到最充分的发挥。他爱寂寞，同样也爱交往。他总是毫无例外地有几个客人同他共进午餐，并且总是在当天上午去约请他们，免得他们因需要谢绝其他邀请而感到为难。他供给每人一品脱⑦红葡萄酒，如果可能的话，再加几道最爱吃的菜。他和客人们一道吃到三点，使他们既感到快乐，又得到教益。他努力让午餐在欢笑声中结束，（当然，这既是康德认为欢笑有助于消化而努力做到这一切的结果，也是谈话本身自然发展的结果。康德著作还闪现现着许多讽刺的笔调，实际上，他最喜爱读讽刺作品。他对于诗歌的热爱同对于音乐绘画的冷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甚至他对健康的关注，也不过是一种康德式的对义务的哲学沉思的结果。他既不赞美也不欣赏定居生活，而是把它看作不过是训练自己的智力所不可缺少的条件。浪漫主义运动的最伟大和最富于激情的著作家之一赫尔德⑧听过康德的讲座，以后又强烈地抵制这些讲座的影响。然而他高度评价康德本人井这样概括康德的特征：
我非常幸运地结识了一位哲学家，他就是我的老师。虽年已入壮年，但他仍有着青年人的那种充满快乐的饱满情绪，我相信，这种情绪他一直保持到垂暮之年。他那为思想而生就的宽阔前额显露出从不消逝的开朗与欢快的神情，丰富的思想从他的唇际轻吐而出，诙谐、警句和感人的幽默他运用得得心应手，他的富于启发性的讲课也是一种令人神往的消遣。
他考察过莱布尼茨、沃尔夫、鲍姆加通。克卢秀斯⑨和休漠，分析过物理学家开普勒和牛顿所阐述的自然规律。他以同样的精神——正象他在自然科学中注目于每一个进入他视野的新发现一样——高度赞赏当时问世的卢梭的著作《爱弥尔》和《爱洛伊丝》，评价了它们的意义，并且总是又回到关于自然和人的道德价值的毫无偏见的知识上来。
人类史、民族史、自然史、自然科学、数学及他自己的经历，是使他的讲课和日常生活生气勃勃的源泉。他从来不对那些他认为值得了解的东西漠不关心。任何阴谋诡计、任何局部利益和好处、任何对名望的欲求，都毫无力量妨碍他去发展和阐释真理。他鼓励并耐心地说服人们独立思考，专横与他的本性格格不入。这个人——我怀着最深切的感激和崇敬之情直呼其名——就是伊曼努尔？康德；我回想起他的形象就感到愉快。
作为大学教师，康德的责任是讲授哲学方面的全部课程。由于他长年把大部分精力投到了教学上，因而只发表了一些简短而不成熟的著作和论文。1781年，当他的第一部主要著作（也是他一生中的最伟大的成就）《纯粹理性批判》发表时，已年届57岁。在给摩西？孟德尔松的信中，康德就这本书写道：“虽然这本书是我十二年的沉思的产物，但却是我在大概四个或五个月的时间内仓促写成的。我极为注意其内容而较少考虑其文体和通俗性。”为了减少《纯粹理性批判》中出现的阅读困难，他出版了简短的《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1783）一书，在这本书中，旗帜鲜明的论战同《纯粹理性批判》中那些最有攻击性的段落的浓缩结合在一起，但这些浓缩仍然模糊难懂。1787年《纯粹理性批判》印行第二版时，康德重写了那些令人望而生畏的章节，结果是照样艰辛。于是评论家们终于一致认为，康德这本著作的晦涩难懂与其说是导源于文体，不如说是由于思想本身。然而，尽管有这种困难，这本书还是很快一举成名，以致整个德语世界都在提倡、教授、反对有时甚而是审查的刁难“批判哲学”。康德增强了自信心，1787年对赖因霍尔德（他为使康德思想通俗化作了大量工作）这样写道：“我能向你保保证，我越是长久地继续走我的路，我就越不担心会有任何反驳……能严重摧毁我的体系。”⑦《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问世三十年后，斯塔尔夫人⑩公正地概述了康德的这第一部《批判》的影响，她写道：当它所包含的思想财富被充分发现时，它在德国产生了如此巨大的轰动，以至于我们可以说，自那时以来，文学和哲学中所完成的一切，都是这部作品所推动的结果。”
在给孟德尔松的信中所提到的那十二年沉思期间，康德几乎未出版任何著作，他的早期（“前批判”时期）著述对于研究其成熟哲学的人只具有外围的意义。然而，一旦批判哲学被表达出来，康德就越来越充满信心地继续探究其细节。《纯粹理性批判》系统探讨了形而上学和认识论；接着，《实践理性批判》（1788）涉猎了伦理学，《判断力批判》（1790）则主要论述了美学。除此以外还有许多其它著作，所谓“柏林版”康德著作集现在已出版了整整27卷。在这些其他著作中，这样两本特别与我们有关，一是前面已提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一是1785年在第二部《批判》以前问世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达本书包含着康德道德理论的激动人心的表述。
在腓特烈大帝统治时期，哥尼斯堡呼吸到了启蒙的空气，康德赢得了腓特烈的大臣们，尤其是教育大臣冯？策德利茨的尊重（《纯粹理性批判》就是题献给他的）。腓特烈？威廉二世继位后，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当中，他的大臣魏乌纳起了很大的影响，1788年他负责宗教问题，企图结束对宗教的宽容。康德的《理性范围内的宗教》经过哥尼斯堡学院的批准，逃避了依法进行的书报检查，于1793年出版。魏乌纳对此极不高兴。他以国王的名义给康德写信，责成他就此事作出说明。康德在回信中向他的国王严肃地保证，今后无论在课堂上还是在著作中都不再公开讨论宗教问题。国王一死，康德就认为自己解除了这一保证。然而同当局的这一次冲突使他十分痛苦和辛酸。康德曾为自己是一个忠顺的臣民而感到自豪，虽然他曾在一位英国人面前表示过对共和国的同情。当时他说得那么轻松愉快，结果挑起了一场争论，最后他以雄辩的言辞赢了这场争论，驳倒了那位英国人的观点。这个人叫约瑟夫？格林，是哥尼斯堡的一位商人，从那以后，他成了康德最亲密的朋友。
康德喜欢同妇女交际（只要地们不妄称理解《纯粹理性批判》），他也曾两次打算结婚，然而每次他都犹豫很久，直到最后决意不婚。一天，他的那位不修边幅的男仆身着黄色外衣，醉熏熏地来到桌旁，康德怒不可遏，命令他脱掉卖了，并答应补偿他的经济损失。当时康德非常吃惊地了解到这位仆人曾结过婚，现在是个鳏夫，正准备再婚，那件黄外衣就是为婚礼买的。康德对这些意想不到的事大为震惊，此后再也没有满意地看过他一跟。看来康德无法使自己相信婚姻——他曾把婚姻说成是两个人的“各自性器官的相互利用”的协议——是人之常倩。然而，在他的早期著作《对于美和崇高的感情的观察》（1764）中，康德令人信服地论述了两性之间的区别。他激烈反对这样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男人和女人分有一种共同的本性，单是这种共同本性就足以决定他们的关系的特征，相反，他赋予女人以魅力、美以及融化人心的能力。与女人所属的性别不同，男性是一种更加“崇高的”、“讲原则的”和“重实际”的性别。康德对女人的这番描述与他对自然美的描述是一致的。正是自然首先激发了他的情感。他母亲曾带着孩提时的他去观赏自然美的景象，以便唤醒他对她所眷恋的事物的感情。①我们有可能从他身上所唤起的对女性魅力和自然美的倾倒中看出性爱感情的痕迹。这种性爱感情若能得到更能动地表达。我们的理智发展史从中获益非浅的常规，就很可能被打破。
1796电康德作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正式讲座。那时他的机体官能已经开始衰弱，阴沉的忧郁已取代了他以前的欢乐。费希待说他好象在沉睡中讲课，惊醒之后又去开始他那早已忘了一半的课题。不久康德便神志模糊，丧失了辨认旧友的能力，甚至讲不出一个完整的简单句。他凋谢了，完全失去了知觉。1804年2月12日，他结束了无可指责的一生与世长辞了，连他生前的理智能力也不能陪伴他。来自全德各地的人们以及哥尼斯堡的全体市民参加了他的葬礼。他甚至在老态龙钟之年也被公认为哥尼斯堡城的最伟大的荣耀。他的坟墓曾一度消失，1881年又被恢复。他的遗骨1924年被移放到附属于大教堂的一座庄严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的门廓。1950年不知哪些破坏者撬开了石棺，将其一扫而空。那时哥尼斯堡已不复是学问的中心，它被并入苏联的版图，并且已被重新命名．以纪念一个寿终正寝的斯大林的心腹。一座铜碑仍然安故在城堡的墙头上，俯瞰着这座死寂而荒凉的城市，碑上镌刻着《实践理性批判》结束语中的这样几句话：
有两种东西，我们愈时常、愈反复加以思维，它们就给人心灌注了时时在翻新、有加无已的赞叹和敬畏：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
这段碑文每天都使加里宁格勒的居民们想起他们可能仍然在赞美的这两种东西。这是加里宁格勒居民们的幸运。

①　　哥尼斯堡即前苏联的加里宁格勒，当时是东普鲁士王国的首府。——译者注
②　　虔信派是17世纪德国路德教的一个教派。——译者注
③　　哥尼斯堡大学的别名。——译者注
④　　腓特烈大帝即腓特烈二世。——译者注
⑤　　即《自然通史和天体论》。——译者注
⑥　　哈曼（17301788），德国作家、思想家。——译者注
⑦　　品脱，容量单位。——译者注
⑧　　赫尔德（17441803），德国思想家，历史学家。——译者注
⑨　　克卢秀斯（17151775），德国神学家。——译者注
⑩　　斯塔尔夫人（17661817），法国女作家、文艺理论家。——译者注

论学两则

王国维
（18771927），中国现代学者。本文选自周锡山编校《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大原。北岳文艺出版社，　1987。

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
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于当世之用者，哲学与美术是已。天下之人嚣然谓之曰无用，无损于哲学美术之价值也。至为此学者自忘其神圣之位置，而求以合当世之用，于是二者之价值失。夫哲学与美术之所志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也。其有发明此真理（哲学家），或以记号表之（美术）者，天下万世之功绩，而非一时之功绩也。惟其为天下万世之真理，故不能尽与一时一国之利益合，且有时不能相容，此即其神圣之所存也。且夫世之所谓有用者，孰有过于政治家及实业家者乎？世人喜言功用，吾姑以其功用言之。夫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岂不以其有纯粹之知识与微妙之感情哉。至于生活之欲，人与禽兽无以或异。后者政治家及实业家之所供给，前者之慰藉满足非求诸哲学及美术不可。就其所贡献于人之事业言之，其性质之贵贱，固以殊矣。至就其功效之所及言之，则哲学家与美术家之事业，虽千载以下，四海以外，苟其所发明之真理，与其所表之之记号之尚存，则人类之知识感情由此而得其满足慰藉者，曾无以异于昔。而政治家及实业家之事业，其及于五世十世者希矣。此又久暂之别也。然则人而无所贡献于哲学美术，斯亦已耳，苟为真正之哲学家美术家，又何慊乎政治家哉。
披我中国之哲学史，凡哲学家无不欲兼为政治家者，斯可异已！孔子大政治家也，墨子大政治家也，孟、荀二子皆抱政治上之大志者也。汉之贾、董，宋之张、程、朱、陆，明之罗、王无不然。岂独哲学家而已，诗人亦然。“自谓颇腾达，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非杜子美之抱负乎？“胡不上书自荐达，坐令四海如虞唐”，非韩退之之忠告乎？“寂寞已甘千古笑，驰驱犹望两河平”，非陆务观之悲愤乎？如此者，世谓之大诗人矣！至诗人之无此抱负者，与夫小说、戏曲、图画、音乐诸家，皆以侏儒倡优自处，世亦以侏儒倡优畜之。所谓“诗外尚有事在”、“一命为文人，便无足观”，我国人之金科玉律也。呜呼！美术之无独立之价值也久矣。此无怪历代诗人，多托于忠君爱国劝善惩恶之意，以自解免，而纯粹美术上之著述，往往受世之迫害而无人为之昭雪者也。此亦我国哲学美术不发达之一原因也。
夫然，故我国无纯粹之哲学，其最完备者，惟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耳。至于周、秦、两宋间之形而上学，不过欲固道德哲学之根柢，其对形而上学非有固有之兴味也。其于形而上学且然，况乎美学、名学、知识论等冷淡不急之问题哉！更转而观诗歌之方面，则咏史、怀古、感事、赠人之题目弥满充塞于诗界，而抒情叙事之作什佰不能得一。其有美术上之价值者，仅其写自然之美之一方面耳。甚至戏曲小说之纯文学亦往往以惩劝为旨，其有纯粹美术上之目的者，世非惟不知贵，且加贬焉。于哲学则如彼，于美术则如此，岂独世人不具眼之罪哉，抑亦哲学家美术家自忘其神圣之位置与独立之价值，而葸然以听命于众故也。
至我国哲学家及诗人所以多政治上之抱负者，抑又有说。夫势力之欲，人之所生而即具者，圣贤豪杰之所不能免也、而知力愈优者。其势力之欲也愈盛。人之对哲学而有兴味者，必其知力之优者也？故其势力之欲亦准之。今纯粹之哲学与纯粹之美术既不能得势力于我国之思想界矣，则彼等势力之欲，不于政治，将于何求其满足之地乎？且政治上之势力有形的也，及身的也；而哲学美术上之势力，无形的也，身后的也。故非旷世之豪杰，鲜有不为一时之势力所诱惑者矣。虽然，无亦其对哲学美术之趣味有未深，而于其价值有未自觉者乎？今夫人积年月之研究，而一旦豁然悟宇宙人生之真理，或以胸中惝恍不可捉摸之意境一旦表诸文字、绘画、雕刻之上，此固彼天赋之能力之发展，而此时之快乐，决非南面王之所能易者也。且此宇宙人生而尚如故，则其所发明所表示之宇宙人生之真理之势力与价值，必仍如故。之二者，所以酬哲学家美术家者，固已多矣。若夫忘哲学美术之神圣，而以为道德政治之手段者，正使其著作无价值者也。愿今后之哲学美术家，毋忘其天职，而失其独立之位置，则幸矣！
三十自序
前篇既述数年间为学之事，兹复就为学之结果述之：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要之，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诗歌乎？哲学乎？他日以何者终吾身，所不敢知，抑在二者之间乎？
今日之哲学界，自赫尔德曼以后，未有敢立一家系统者也。居今日而欲自立一新系统，自创一新哲学，非愚则狂也。近二十年之哲学家，如德之芬德，英之斯宾塞尔，但搜集科学之结果，或古人之说而综合之、修正之耳。此皆第二流之作者，又皆所谓可信而不可爱者也。此外所谓哲学家，则实哲学史家耳。以余之力，加之以学问，以研究哲学史，或可操成功之券。然为哲学家，则不能；为哲学史，则又不喜，此亦疲于哲学之一原因也。
近年嗜好之移于文学，亦有由焉，则填词之成功是也。余之于词，虽所作尚不及百阕，然自南末以后，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则平日之所自信也，虽比之五代、北宋之大词人，余愧有所不如，然此等词人，亦未始无不及余之处。因词之成功。而有志于戏曲，此亦近日之奢愿也。然词之于戏曲，一抒情，一叙事，其性质既异，其难易又殊。又何敢因前者之成功，而遽冀后者乎？但余所以有志于戏曲者，又自有故。吾中国文学之最不振者，莫戏曲若。元之杂剧，明之传奇，存于今日者，尚以百数。其中之文字，虽有佳者，然其理想及结构，虽欲不谓至幼稚，至拙劣，不可得也。国朝之作者，虽略有进步，然比诸西洋之名剧，相去尚不能以道里计。此余所以自忘其不敏，而独有志乎是也。然目与手不相谋，志与力不相副，此又后人之通病。故他日能为之与否，所不敢知，至为之而能成功与否，则愈不敢知矣。
虽然，以余今日研究之日浅，而修养之力乏，而遽绝望于哲学及文学，毋乃太早计乎！苟积毕生之力，安知于哲学上不有所得，而于文学上不终有成功之一日乎？即今一无成功，而得于局促之生活中，以思索玩赏为消遣之法，以自逭于声色货利之域，其益固已多矣。诗云：“且以喜乐，且以永日。”此吾辈才弱者之所有事也。若夫深湛之思，创造之力，苟一日集于余躬，则俟诸天之所为欤！俟诸天之所为欤！
荣誉与爱荣誉

罗家伦
（18971969）19281930年任清华大学校长，19321941任中央大学校长。本文选自罗家伦《新人生观》，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我所提出的“荣誉”就是指英文的“Honour”或德文的“Ehrlichkeit”。这两个外国字，本都含有人格的意义，在中文方面，很难找到适当的译名，我现在译作“荣誉”。
人生的目的不仅是为生活，而且还要荣誉的生存。荣誉是人格光辉的表现，也是整个人生不可分解的一部分。没有荣誉心的人，就谈不上人格；漆黑黯淡地过一世，这种生存有何意义？
西洋人很重视荣誉；他们把荣誉看得比生命还更重要。假如你说某人无荣誉，他一定认为这是对于他最大的侮辱。为了荣誉问题而实行决斗，也是常见的事。这种决斗办法的对不对，是另一问题，但他们对于荣誉的尊重，却不可小看。英国人对于身兼枢密大臣的内阁阁员，称作“The　Right　Honourable”，不是恭维他是最高贵的，而是恭维他是最荣誉的。美国西点（West　Point）陆军军官学校的校训是三个字，就是“国家，责任，荣誉”（Country，Duty，Honour）；这是他们在军人精神教育上对于荣誉的重视。欧美许多学校的考试，还有所谓“荣誉制度”（Honour　System）：就是教员于出题以后，立刻退出教室，并不监考；他只在黑板上写一个大字，就是“Honour”（荣誉）。于是学生懔然于荣誉的观念，不敢作弊。万一有人作弊，不但学校立刻把他开除，而且这个人从此不齿于同学。（最近西点学生同时是全美冠军足球队队员九十人，因考试抄袭而全体开除，任何人不能挽回，就是一例。1951年9月9日补注。）
荣誉的观念，在中国社会，却太不发达了。为唤起一般人对于荣誉的认识和尊重起见，所以我特别提出这“荣誉与爱荣誉”的问题来讨论。
说到荣誉，往往就要联想到“名誉”。但是荣誉和名誉不同，荣誉不就是名誉。“名誉”在英文里面，是另一个字，即“Reputation”。名誉是外加的，而荣誉，却是内足的。更明白一点说，名誉只是外界的称许，而荣誉则内部发出来的光荣——也可说是光辉——与外界所加上的名誉相合而成的。所以荣誉具有内心的价值，较名誉还要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