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人文读本-人与自我-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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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严。
孟子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同“人”这一大写的字相比，与“富贵”、“贫贱”相连的“钱”字，与“威武”相连的“权”字，理应小写。明乎此，“角色自尊”，不言自明。
　　（夏中义）
　



第九章　　直面苦难的勇气


梁漱溟的骨气

任华　　驰方
本文选自梁漱溟《我的努力与反省》，桂林，漓江出版社，1987。原题为《梁漱溟先生访问记》，有删节，现题为编者所加。

“思想是销毁不了的！”
谈到文化大革命，梁漱溟先生说：“文化大革命是突如其来的，很突然，思想上没有准备。物质上受了点损失，也不是我一家一户，全中国的千家万户，都受到骚扰。我的女人吃了苦头，我还好，活了下来，历劫嘛！所有的字画、简版、图书都烧毁了，这些都是身外之物，没有什么。不过，思想是销毁不了的！……”
当时，梁漱溟住在德胜门的积水潭小铜井一号，附近还有城墙。梁家正面叫豁口，不远处是“一二三中学”。最早来“造反”的，就是这所学校的红卫兵。梁老先生说：“都是一群孩子。”
1966年8月24日，这些红卫兵来敲门。梁老先生赶紧去开门，小将们蜂拥冲入。
不容分说，大家就动手：开箱、倒柜、翻抽屉、撕字画、砸古玩、烧图书……小铜井搞得不亦乐乎，梁氏三代的藏书、明清名家法绘、从戊戌维新到东西文化论战的名家手札等文物古籍，院子里烧了好几天。梁漱溟说：“这些东西，是我曾祖、祖父和父亲当了三代京官陆续购买的。有些珍本古籍，对我们用处不大。我向来反对附庸风雅，对名人书画也不感兴趣，如果真是‘革命’需要，那你们就处理吧。不过，我对这种处理方法是不同意的。最可惜的，是两部洋装书：《辞源》和《辞海》。这是我一个四川的学生借给我的，不能烧。烧了，我就无法物归原主了。他们不听，硬把两部书丢进火海。因为布面精装，一时烧不着，就捞起来边撕边烧……当时我心里很不愉快，因为我将失信于学生，无法把原物归还原主了，这是我终生的一个遗憾。造我的‘反’，造我祖宗三代的‘反’，我都没有意见，为什么连我学生的两部普通书也不肯放过呢？……”
红卫兵的头领看到梁家正房装有电话，就说：“我们的司令部就设在这里，整个院子我们都占领了！”于是，他们又七手八脚把梁家的日常用具丢了出来。红卫兵又把梁漱溟拉出去游街、批判斗争。
游斗回来，梁漱溟被关在小铜井南房的小屋中，不准自由行动。
老人被折腾了将近一个月。家也砸了，书也烧了，游街也游了，批斗也斗了，最后造反派拿来一叠白纸，“勒令”梁漱溟写“交代”，交代一生的“罪行”……
梁漱溟面对一叠白纸，思潮起伏，感慨万千。萦绕他的脑际的，是这样的信念：“书籍烧毁了，思想是销毁不了的。”
从19随年9月21日开始，在没有一本参考书的南小屋，凭着记忆，73岁的梁漱溟动手写作《儒佛异同论》。　
白天，在狂热的噪音声中，他写作不辍；夜晚，在暗蚊的不断侵扰中，他依然写作不辍；红卫兵把他揪出去批斗，回来时满身大汗，家人拿毛巾替他擦汗，他回到南小屋继续写作。《儒佛异同论》进度每天一千多字，写了个把月，终于完篇，全文四万多字。意犹未尽，接着又动手写《东方学术概观》。
此时，黑云压城，从海上刮来了所谓“一月风暴”。他仰望云天，忧虑重重，深深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担心。但是，他相信：“纵然是‘泰山颓、梁木坏、哲人萎’，我们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将千秋万代，与世永存！”
“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1973年10月4日，是夏历重阳节。梁漱溟在寂寥中度过了他的八十诞辰。同年　10月底，江青鼓动的“批林批孔”，捎带批判梁漱溟。江青在一次大会上还怒斥“梁漱溟何许人也”……
梁漱溟先生说：“那时，江青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目的另有所图，却又点了我的名。我被弄得稀里糊涂，搞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我听了文件，读了报，觉得都是一个调子，就是对孔子全盘否定，把林彪的罪恶归罪于孔孟之道。当时我只能‘腹非’，不能‘明言’，因为这又是一场政治运动，我不了解它的来龙去脉，决定保持沉默。”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政治压力逼得他非开口不可，而一开口，便引起了一场新的风波。
梁漱溟沉默了一个多月，但会上会下逼他一定要表态。君子坦荡荡，无所畏惧，他就在同年12月14日的会上，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他说：“此时此地我没有好多话可说。这里是政协学习会，‘政’是政治，必须以当前政治为重；‘协’是协商协调，必须把一些不尽相同的思想、意见求得协调若一。我们来自四面八方，要协调就要求同存异。……我对当前的‘批林批孔’运动持保留态度。至于如何评价孔子，我有话要说，准备专门写篇文章。但我的文章不能公开，怕有碍于当前的运动。我的苦衷是：我很不同意时下流行的批孔意见，而我的亲属和友人都力劝我不要说话……”年过八旬的梁漱溟当然清楚，此时此地，他再没有不说话的自由了。在某些与会者的软硬兼施下，他连“不能公开”的堑壕也告陷落。在无路可退的情势下，只好公开见解。
1974年2月24日和25日，81岁高龄的梁漱溟衣冠整洁，拿着皮包，就像当年在北京大学开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那样，斯斯文文地走进了“政协会议室”。他打开皮包，取出里面的讲稿、参考书和笔记本，整齐地摆在会议室的茶几上，庄严地站起来，和课堂上的教师一样，就“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为题，有声有色地讲了两个半天。消息传开，轰动丁北京。
梁漱溟说：“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我们，是指今天的中国人；如何评价孔子，就是在今天回头去看过去，看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影响，是好是坏，是大是小，站在今天的角度来评量。孔子本人已不会说话，不会申诉，大权操在我们手里，由我们来判断！我们写文章、下判断，就要负责，要多考虑，而不要不负责，考虑太少，因而抬高了他或贬低了他。这于孔子倒无损，于我们则不好，没有尽到责任。”整个讲话分“中国传统文化植根于伦理情谊”、“社会家庭化国家天下化”、“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孔子反独断的理性主义”、“传统文化消极失败的一面”、“中西文化之长短得失”、“汗明无执与仁厚有容”、“何以欧洲分裂而中国浑融”等十段。
梁漱溟从阐述中国文化入手，然后肯定孔子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上的历史地位。他说：“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孔子是接受古代文化，又影响着他之后的中国文化的，这种影响，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古人都不能与孔子相比。他生活在前二千五百年和后二千五百年的中间，他本人是承前启后的。”他明确表示：“我的观点，是与时下流行的批孔意见不同的。”这就是对江青之流全盘否定孔子的答复。
针对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编的所谓《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文件”，梁漱溟说：“林彪是不是要走孔子的路、行孔盂之道？我却不敢相信。我不认为林彪是受害于孔子！”他公开表示：“我的态度是，不批孔，但批林。”
梁漱溟这番言论的后果，便是由“批林批孔”发展到“批梁”。从1974年3月至9月，“批判梁漱溟”的运动搞了整整7个月，大小批判会开了100余次，赠予他的新帽子是“孔老二的孝子贤孙”和“孔盂之道的卫道士”。
在3月11日的会议上，他表示“我不再申说，静听就是了”。从此以后，历时半年，每会必到，态度是：沉默！
“批梁”运动打算9月底告一段落。作为结束前的高潮，政协开了次总结性的集中批梁大会，批判会的主持人奉命一再追问梁漱溟对批判的感想。梁漱溟在9月23日的座谈会上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11月18日，梁漱溟还写了《批孔运动以来我在学习会上的发言及其经过的事情述略》，再次重申了“不可夺志”的明确立场。
有人要梁漱溟对这两句话做出解释。梁漱溟在会议上侃侃而谈：
“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这是受压力的人说的话，不是得势的人说的话。‘匹夫’就是独人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但是这个‘志’却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他的‘志’。”
面对苦难四题

周国平
（1945　　），中国当代学者。本文选自周国平《人生哲思语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题目为编者所加。

1。　面对苦难
人生在世，免不了要遭受苦难。所谓苦难，是指那种造成了巨大痛苦的事件和境遇。它包括个人不能抗拒的天灾人祸，例如遭遇乱世或灾荒，患危及生命的重病乃至绝症，挚爱的亲人死亡；也包括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重大挫折，例如失恋，婚姻破裂，事业失败。有些人即使在这两方面运气都好，未尝吃大苦，却也无法避免那个一切人迟早要承受的苦难——死亡。因此，如何面对苦难，便是摆在每个人面前的重大人生课题。
我们总是想，今天如此，明天也会如此，生活将照常进行下去。
然而，事实上迟早会有意外事件发生，打断我们业已习惯的生活，总有一天我们的列车会突然翻出轨道。
“天有不测风云”——不测风云乃天之本性，“人有旦夕祸福”——旦夕祸福是无所不包的人生的题中应有之义，任何人不可心存侥幸，把自己独独看做例外。
人生在世，总会遭受不同程度的苦难，世上并无绝对的幸运儿。所以，不论谁想从苦难中获得启迪，该是不愁缺乏必要的机会和材料的。世态炎凉，好运不过尔尔。那种一交好运就得意忘形的浅薄者，我很怀疑苦难能否使他们变得深刻一些。
我一向声称一个人无须历尽苦难就可以体悟人生的悲凉，现在我知道，苦难者的体悟毕竟是有着完全不同的分量的。
幸福的反面是灾祸，而非痛苦。痛苦中可以交织着幸福，但灾祸绝无幸福可言。另一方面，痛苦的解除未必就是幸福，也可能是无聊。可是，当我们从一个灾祸中脱身出来的时候，我们差不多是幸福的了。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其实，“大难不死”即福，何须乎后福？
2。　苦难的价值
人们往往把苦难看做人生中纯粹消极的、应该完全否定的东西。当然，苦难不同于主动的冒险，冒险有一种挑战的快感，而我们忍受苦难总是迫不得已的。但是，作为人生的消极面的苦难，它在人生中的意义也是完全消极的吗？
苦难与幸福是相反的东西，但它们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直接和灵魂有关，并且都牵涉到对生命意义的评价。在通常情况下，我们的灵魂是沉睡着的，一旦我们感到幸福或遭到苦难时，它便醒来了。如果说幸福是灵魂的巨大愉悦，这愉悦源自对生命的美好意义的强烈感受，那么，苦难之为苦难，正在于它撼动了生命的根基，打击了人对生命意义的信心，因而使灵魂陷入了巨大痛苦。生命意义仅是灵魂的对象，对它无论是肯定还是怀疑、否定，只要是真切的，就必定是灵魂在出场。外部的事件再悲惨，如果它没有震撼灵魂，仅仅成为一个精神事件，就称不上是苦难。一种东西能够把灵魂震醒，使之处于虽然痛苦却富有生机的紧张状态，应当说必具有某种精神价值。
快感和痛感是肉体感觉，快乐和痛苦是心理现象，而幸福和苦难则仅仅属于灵魂。幸福是灵魂的叹息和歌唱，苦难是灵魂的呻吟和抗议，在两者中凸现的是对生命意义的或正或负的强烈体验。
幸福是生命意义得到实现的鲜明感觉。一个人在苦难中也可以感觉到生命意义的实现乃至最高的实现，因此苦难与幸福未必是互相排斥的。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人们在苦难中感觉到的却是生命意义的受挫。我相信，即使是这样，只要没有被苦难彻底击败，苦难仍会深化一个人对于生命意义的认识。
痛苦和欢乐是生命力的自我享受。最可悲的是生命力乏弱，既无欢乐，也无痛苦。
多数时候，我们是生活在外部世界里。我们忙于琐碎的日常生活，忙于工作、交际和娱乐，难得有时间想一想自己，也难得有时间想一想人生。可是，当我们遭到厄运时，我们忙碌的身子停了下来。厄运打断了我们所习惯的生活，同时也提供了一个机会，迫使我们与外界事物拉开了一个距离，回到了自己。只要我们善于利用这个机会，肯于思考，就会对人生获得一种新眼光。古罗马哲学家认为逆境启迪智慧，佛教把对苦难的认识看做觉悟的起点，都自有其深刻之处。人生固有悲剧的一面，对之视而不见未免肤浅。当然，我们要注意不因此而看破红尘。我相信，一个历尽坎坷而仍然热爱人生的人，他胸中一定藏着许多从痛苦中提炼的珍宝。
至于说以温馨为一种人生理想，就更加小家子气了。人生中有顺境，也有困境和逆境。困境和逆境当然一点儿也不温馨，却是人生最真实的组成部分，往往促人奋斗，也引人彻悟。我无意赞美形形色色的英雄、圣徒、冒险家和苦行僧，可是，如果否认了苦难的价值，就不复有壮丽的人生了。
领悟悲剧也须有深刻的心灵，人生的险难关头最能检验一个人的灵魂深浅。有的人一生接连遭到不幸，却未尝体验过真正的悲剧情感；相反，表面上一帆风顺的人也可能经历巨大的内心悲剧。
欢乐与欢乐不同，痛苦与痛苦不同，其间的区别远远超过欢乐与痛苦的不同。对于一个视人生感受为最宝贵财富的人来说，欢乐和痛苦都是收入，他的账本上没有支出。这种人尽管敏感，却有很强的生命力，因为在他眼里，现实生活中的祸福得失已经降为次要的东西，命运的打击因心灵的收获而得到了补偿。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赌场上输掉的，却在他描写赌徒心理的小说中极其辉煌地赢了回来。
对于沉溺于眼前琐屑享受的人，不足与言真正的欢乐。对于沉溺于眼前琐屑烦恼的人，不足与言真正的痛苦。
我相信人有素质的差异。苦难可以激发生机，也可以扼杀生机；可以磨炼意志，也可以摧垮意志；可以启迪智慧，也可以蒙蔽智慧；可以高扬人格，也可以贬抑人格——全看受苦者的素质如何。素质大致规定了一个人承受苦难的限度，在此限度内，苦难的锤炼或可助人成材，超出此则会把人击碎。
这个限度对幸运同样适用。素质好的人既能承受大苦难，也能承受大幸运，素质差的人则可能兼毁于两者。
痛苦是性格的催化剂，它使强者更强，弱者更弱，暴者更暴，柔者更柔，智者更智，愚者更愚。
3。　以尊严的方式承受苦难
苦难是人格的试金石，面对苦难的态度最能表明一个人是否具有内在的尊严。譬如失恋，只要失恋者真心爱那个弃他而去的人，他就不可能不感到极大的痛苦。但是，同为失恋，有的人因此自暴自弃，委靡不振，有的人为之反目为仇，甚至行凶报复，有的人则怀着自尊和对他人感情的尊重，默默地忍受痛苦，其间便有人格上的巨大差异。当然，每个人的人格并非一成不变的，他对痛苦的态度本身也在铸造着他的人格。不论遭受怎样的苦难，只要他始终警觉着他拥有采取何种态度的自由，并勉励自己以一种坚忍高贵的态度承受苦难，他就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有效地提高着自己的人格。
凡苦难都具有不可挽回的性质。不过，在多数情况下，这只是指不可挽回地丧失了某种重要的价值，但同时人生中毕竟还存在着别的一些价值，它们鼓舞着受苦者承受眼前的苦难。譬如说，一个失恋者即使已经对爱情根本失望，他仍然会为了事业或为了爱他的亲人活下去。但是，世上有一种苦难，不但本身不可挽回，而且意味着其余一切价值的毁灭，因而不可能从别的方面汲取承受它的勇气。在这种绝望的境遇中，如果说承受苦难仍有意义，那么，这意义几乎惟一地就在于承受苦难的方式本身了。弗兰克说得好：以尊严的方式承受苦难，这是一项实实在在的内在成就，因为它证明了人在任何时候都拥有不可剥夺的精神自由。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终归要面对一种没有任何前途的苦难，那就是死亡。而以尊严的方式承受死亡，的确是我们精神生活的最后一项伟大成就。
以尊严的方式承受苦难，这种方式本身就是人生的一项巨大成就，因为它所显示的不只是一种个人品质，而且是整个人性的高贵和尊严。这证明了这种尊严比任何苦难更有力，是世间任何力量都不能将它剥夺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受难者如同伟大的创造者一样受到世世代代的敬仰。
知道痛苦的价值的人，不会轻易向别人泄露和展示自己的痛苦，哪怕是最亲近的人。
喜欢谈论痛苦的往往是不识愁滋味的少年，而饱尝人间苦难的老年贝多芬却唱起了欢乐颂。
面对社会悲剧，理想、信念、正义感、崇高感支撑着我们，我们相信自己在精神上无比地优越于那迫害乃至毁灭我们的恶势力，因此我们可以含笑受难，慷慨赴死。我们是舞台上的英雄，哪怕眼前这个剧场里的观众全都浑浑噩噩，是非颠倒，我们仍有勇气把戏演下去，演给我们心目中绝对清醒公正的观众看，我们称这观众为历史、上帝或良心。
可是，面对自然悲剧，我们有什么呢？这里没有舞台，只有空漠无际的苍穹。我们不是英雄，只是朝生暮死的众生。任何人间理想都抚慰不了生老病死的悲哀，在天灾人祸面前也谈不上什么正义感。当史前人类遭受大洪水的灭顶之灾时，当庞贝城庞贝城：意大利坎佩尼亚的古城，位于意大利南部维苏威火山东南麓，公元79年被火山喷发物掩埋。城市被毁时人口约25000。该城是手工业和商业发达的海港。居民被维苏威火山的岩浆吞没时，他们能有什么慰藉呢？地震、海啸、车祸、空难、瘟疫、绝症……大自然的恶势力轻而易举地把我们或我们的亲人毁灭。我们面对的是没有灵魂的敌手，因而不能以精神的优越自慰，却愈发感到了生命的卑微。没有上帝来拯救我们，因为这灾难正是上帝亲手降下的。我们愤怒，但无处泄愤；我们冤屈，但永无申冤之日；我们反抗，但我们的反抗孤立无助，注定失败。
然而我们未必就因此倒下。也许，没有浪漫气息的悲剧是我们最本质的悲剧，不具英雄色彩的勇气是我们最真实的勇气。在无可告慰的绝望中，我们咬牙挺住。我们挺立在那里，没有观众，没有证人，也没有期待，没有援军。我们不倒下，仅仅是因为我们不肯让自己倒下。我们以此维护了人的最高的也是最后的尊严——人在大自然（=神=虚无）面前的尊严。
面对无可逃避的厄运和死亡，绝望的人在失去一切慰藉之后，总还有一个慰藉，便是在勇敢承受命运时的尊严感。由于降灾于我们的不是任何人间的势力，而是大自然本身，因此，在我们的勇敢中体现出的乃是人的最高尊严——人在神面前的尊严。
人生中不可挽回的事太多。既然活着，还得朝前走。经历过巨大苦难的人有权利证明，创造幸福和承受苦难属于同一种能力。没有被苦难压倒，这不是耻辱，而是光荣。
佛的智慧把爱当做痛苦的根源而加以弃绝，扼杀生命的意志。我的智慧把痛苦当做爱的必然结果而加以接受，化为生命的财富。
任何智慧都不能使我免于痛苦，我只愿有一种智慧足以使我不毁于痛苦。
人们爱你，疼你，但是一旦你患了绝症，注定要死，人们也就渐渐习惯了，终于理智地等待着那个日子的来临。
然而，否则又能怎样呢？望着四周依然欢快生活着的人们，我对自己说：人类个体之间痛苦的不相通也许正是人类总体仍然快乐的前提。那么，一个人的灾难对于亲近和不亲近的人们的生活几乎不发生任何影响，这就对了。
幸运者对别人的不幸或者同情，或者隔膜。但是，比两者更强烈的也许是侥幸：幸亏遭灾的不是我！
不幸者对别人的幸运或者羡慕，或者冷淡。但是，比两者更强烈的也许是委屈：为何遭灾的偏是我！
对于别人的痛苦，我们的同情一开始可能相当活跃，但一旦痛苦持续下去，同情就会消退。我们在这方面的耐心远远不如对于别人的罪恶的耐心。一个我们不得不忍受的别人的罪恶仿佛是命运，一个我们不得不忍受的别人的痛苦却几乎是罪恶了。
我并非存心刻薄，而是想从中引出一个很实在的结论：当你遭受巨大痛苦时，你要自爱，懂得自己忍受，尽量不用你的痛苦去搅扰别人。
在多数情况下，同情伤害了痛苦者的自尊。如果他是强者，你把他当弱者来同情，是一种伤害；如果他是弱者，你的同情只会使他更不求自强，也是一种伤害。
不幸者需要同伴。当我们独自受难时，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