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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人文读本-人与自我-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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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了自己，即这个世界失去了希望和信仰。事实上，在西方世界，不存在任何对人的信仰。因此，对机器的信仰并不能从灭亡中将我们拯救出来；相反，这种“信仰”只能加速自身的毁灭。西方世界既不会出现一种人道主义的复兴（在这种复兴中，问题主要不在生产和工作，而在于人性的最全面的发展），也不会取消其他伟大的文明世界所具有的一切。
我相信，认识真理首先不是一个智力问题，而是一个性格问题。最重要的因素是具有敢说个“不”字、敢于不服从权威的命令和公众舆论的命令的勇气。这种人再处于熟睡状态，而成为人；他觉醒了，并失去了无能、无用之感。亚当和普罗米修斯是两个伟大的叛逆者，正是他们的“罪行”解放了人类。但是，具有说声“不”字的能力从意义上讲也蕴含着说声“是”的能力。对上帝做出“肯定”的回答，也就是给凯撒说声否定回答；对人的“肯定”也就是对所有想奴役、剥削和愚弄人的那些人的否定。
我相信自由、相信人成为人的权力，相信人肯定自己并与所有试图阻碍人成为个人的那些人做斗争的权力。但是，自由不只是残酷压迫的废除，它不只意味着“脱”，而意味着这样一种自由——获得“独立”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自由，而不是充分有或使用物与人的自由。
我相信，无论是西方资本主义、苏联的还是中国的共产主义都不可能解决未来的问题。他们都产生了将人变为物的官僚主义机构。人必须将自然和社会的力量置自己的意识和理性的控制之下，置于那些自由的、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控制之下，不是置于一个管理物和人的官僚机构的控制之下。这些生产者管理着万物，并使物服从人的意志。人是万物的尺度，不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选择，：官僚主义和人道主义之间的选择。民主的、非集权化的社会主义正是这些状况的现，这些状况对于实现全面发挥人的一切力量这个最终目的来说乃是必不可少的。
我相信，个人和社会中的最严重的错误之一便是遵循统一的思维选择。“是死是活”、“要一种异化的工业文明还是个人主义的前工业化的社会”、“重新武装起来是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这些都是这种思维的例子。当然只有在人们从陈腐思想紧紧束缚下解放出来的时候，只有在人们允许发出人性和理性的声音的时候，才存在着或表现出别的新的可能性。“减少罪恶”的原则乃是失望的原则。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原则只能延长罪恶的时期，直至更大的罪恶出现。冒险去从事正义的、人类的事业，相信人性和真理声音的力量，较之所谓的机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更为现实。
我相信人必须摆脱奴役和使人麻木不仁的幻想。为了创造一个不需要任何幻想的世界，人必须意识到人本身内在的和外在于人本身的现实。只有丢掉幻想，人们才能获得自由和独立。
我相信，今天要注意的惟一一个主要问题便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人似乎要摧毁地球上的一切生命或者要摧毁一切保存下来的文明生活的价值，建设一个野蛮的、极权主义的组织来统治人类所剩留下来的一切。意识到这种危险性，注意到这一切方面的双边谈话——这些谈话使人看不到自己正在陷入的深渊，这是现代人所必须正视的一种职责、一种道德和理智的律令。如果人们做不到这一点，那么，我们是注定要失败的。
如果我们都在核屠杀中被毁灭，这并不是因为人没有能力成为人，也不是因为人天生就是恶的，而是因为愚昧无知的舆论使人看不到现实，不能按真理行事。
我相信人的完美性，但是，对于人是否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我仍持怀疑的态度，除非人不久就能觉醒过来。
看守人，夜里如何？
看守人说：
早晨将到，黑夜也来了。
你们若要问，就问吧：
可以回头再来。①
①《旧约》以赛亚书，第二十一章。
幸福、献身和意义
加德纳
（1912 ）美国学者。本文选自林方主编《人的潜能和价值》，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彭吉象译，陈维正校。
假如今天的青年人没有被当前广为流行的那种对“追求幸福”的幼稚解释所迷惑的话，他们可能会更加容易理解“献身”在生活中的地位。任何一个人，只要他在智力和道德的发展上已经超过刚刚出生三个星期的婴儿，就不大可能真正接受当代关于幸福的观念。我们这样说并不见得过分苛刻。从亚里士多德到杰弗逊，所有曾经认真思考过人类幸福的人，一旦发现人们今天对这个字眼的解释时，肯定都会大吃一惊。
人不可能让自己沉湎于当代幸福观所暗示的那种单调枯燥的生活状态，这是一个简单的真理。虽然人们普遍认为满足、悠闲、舒适、娱乐和达到全部目的就意味着幸福，但事实恰恰相反，这一切并没有给人带来幸福。尽管经过了有史以来最狂热的努力，美国人并没有捉住象征幸福的青鸟。其原因在于：使人能够充分满足的幸福并不是一种人们可以渴求的生活状态。我们运用了空前未有的动力，结果却获得这样一种静止呆板的状况，这本身就是一种嘲讽。
一个穷困的国家可能抱有这样的错误想法，即认为幸福仅仅是舒适、快乐和拥有足够的各种物质。但是我们已经尝试过了，所以我们知道得更清楚。
任何人都可以接受上述事实，同时又不必低估生活中使人感到快乐的东西。对于那些劝告穷人应当满足于贫穷或者对饥者宣扬饥饿使人高尚的道学家，人们理斯当然要表示怀疑。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机会享受美好生活给人带来的舒适和愉快，但我们在这里所要指出的是，仅仅这些是不够的。假如舒适和快乐的生活就足够了的话，那么有不少的美国人应当说是极度幸福了。在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像美国人这样普遍地沉溺于自己的幻想。他们应当相互诉说自己的安宁的喜悦，而不是像他们现在这样彼此交换镇静剂的药方。
这样，我们就达到一种与流行小说鼓吹的见解根本不同的幸福观。小说宣扬的是满足欲望；而我们这种更正确的幸福观是指，人们朝着有意义的目标而进行的艰苦奋斗。这些目标使个人与更广泛更远大的人生目的联系起来。小说所说的幸福不过是乏味的无所事事，而正确的观点则是孜孜不倦的追求和有目的的努力。小说的幸福包括各种形式的百无聊赖的愉快，而真正的幸福却是指一个人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和才能。这两种幸福观都包括爱情，不过小说强调的是被爱，而正确的观点则更强调能爱。
我们这种更加成熟和更有意义的观点揭示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一个人在致力于履行其道德责任时也可能获得幸福。这种情形决不可能在那些受到当前流行的幸福观影响的人身上出现，除非他们的道德责任碰巧是异乎寻常的有趣。
请注意，我们在说到那种因朝着有意义的目标奋斗而产生的幸福时，我们并不是说一定要达到这些目标。人类某些奋斗的特点正是在于其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那些为建立一个理想政权或者为战胜人间疾苦而献身的人，可能也会享受到一些小小的胜利，但他们不可能赢得长期的斗争。目标会在他们的面前向后退去，始终是可望而不可即。正如奥尔波特所说，这样的奋斗“赋予人格以稳定不变性，但这绝不是达到目的后产生的稳定不变性，不是静谧安适所带来的稳定不变性，也不是紧张减轻后所导致的稳定不变性”。
正因为如此，富有自我更新精神的人从不感到自己已经达到目的。他明白，真正重要的事业是不可能完成的，可能有间断，但决不会有终点。一切有意义的目标都会随着人向它们的迈进而往后退去。那些自以为已经达到目标的人恰恰是丧失了目标，或许他们一开始就没有什么目标。
人们普遍认为，处于自然状态的人只愿意从事那些对于满足生理需求来说是必要的活动，但是，每一个人类学家都可以证明这种看法并不正确。原始人对于他所属的社会群体和他所承认的道德秩序有着强烈的义务感。人类一定在人为的文明大染缸中经过相当时间的浸泡后，才可能想像得出只有那种沉迷于生理满足的生活方式才是完美无缺的。
任何头上长着眼睛的人都能够看到，大多数人（包括男人和女人）为了一个有意义的目标，都愿意承担艰难困苦，而且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事实上，他们常常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承受苦难。蒙田写道：“安适会使美德落空，美德只有在充满荆棘的崎岖小道上求得。”
这并不是说，人们所抱有的任何超越自我需要的目的都一定能得到我们的赞同。这些目的可能具有最高的理想主义特征，但也可能是残酷的，甚至是邪恶的。这是我们讨论的问题的一个突出特点。如果我们错误地以为人只需要满足其物质要求而不给他提供任何有意义的东西，那么他就会轻率地抓住出现在面前的头一个“有意义的东西”，不管它是多么肤浅和愚蠢。他可能献身于虚假的神明、毫无理性的政治运动狂热的崇拜和一时的风尚。因此，如何把人的献身精神引导到有价值的对象上，这—点至关重要。
如果认为人是无私的生物，只希望服务于高尚的理想，那也是错误的。我们已经反对了那种把人性看做是一味追求物质享受的、自私自利的过分简单的观点，但我们也不能陷入另一种相反的错误中。人是一种复杂而矛盾的存在。他以自我为中心但又不可避免地要与自己的同类交往。他是自私的，但他又可以做到最高的无私：他为自身的需要所控制，但又发现只有使自己与自身需要以外更广泛的东西联系起来，他的生活才会有意义。这是人的自我中心主义和道德倾向之间的紧张冲突，正是这种紧张冲突给人类历史增添了不少戏剧色彩。
自我实现者的创造力
马斯洛
（19081970）美国心理学家。本文选自林方主编《人的潜能和价值》，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李文恬（加3点水）译
我一着手研究真正健康的、高度发展和成熟的、自我实现的人们，我就必须改变关于创造力的观念。首先，我必须放弃那种陈腐思想，即认为健康、天赋、天才和多产是同义的。我的被试中有相当一部份人，在我就要说明的特定意义上，他们虽然是有创造力的和健康的，然而在通常的意义上，他们却是不多产的。他们既没有伟大的天才和天赋，也不是诗人、创作家、发明家、艺术家，或有创造性的知识分子。而且这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即某些最伟大的人类天才肯定不是心理健康的人，如瓦格纳①、凡高②、拜伦③等。有一些是心理健康的，而另外的一些则不是，这是很清楚的。很快我就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伟大的天才不仅多少有赖于性格的优良和健康，而且也有赖于我们对之了解很少的某种东西。例如，有些证据表明，伟大的音乐天才和数学天才，更多地是通过遗传而来，而不是后天获得的。看来很清楚，健康和特殊天才二者是独立的变量，它们可能只有微弱的相关，也可能没有相关。我们也可以一开始就承认，心理学对于天才类型的特殊才能知道的非常少。这方面我不准备多说，我只限于谈那种广泛的创造性，这种创造性是每一个人生下来就有的继承特质。看来，这种创造性与心理健康是相关协变的。
而且，不久我就发现，第一，我已经象大多数人一样，根据成果考虑创造性了，第二，我已经不知不觉地把创造性只局限在人类努力的某些传统领域上，我无意识地假定：任何画家、任何诗人、任何作曲家，都过着创造性的生活。理论家、艺术家、科学家、发明家、作家，可能也有创造性。而其他的人则可能没有创造性。我不知不觉地假定，创造性是某些专业人员独家的特权。
但是，这些预期被我的各种各样的被试给打碎了。例如，一名妇女，她是没有受过教育的、贫穷的、完完全全的家庭妇女和母亲，她所做的那些平凡工作没有一件是创造性的，然而她却是奇妙的厨师、母亲、妻子和主妇。花很少的钱，而她的家庭不知怎么的却总是十分美好。她是一个完美的女主人，她做的膳食是盛宴，她在台布、餐具、玻璃器皿和家俱上的情趣是无暇的。她在所有这些领域中，全都是独到的、新颖的、精巧的、出乎意料的、富有创造力。我的确应该称她是有创造性的。我从她那里以及象她一样的其他人那里学到：第一流的汤比第二流的画更有创造性；一般来说，做饭、做父母以及主持家务，可能具有创造性，而诗也不必定具有创造性，它也可能不具有创造性。
我的另一名被试，献身于最好称之为最广泛意义的社会服务，包扎伤口，帮助那些被生活困难压倒的人，她不仅以个人方式而且以组织方式去做这些工作，这个组织能比她自己帮助更多一些人。
另一名被试是精神病医生，“纯粹的”治疗家，他从未写过任何东西，也从来没有创造出任何理论和研究。但是，他乐于从事帮助别人创造他们自己的普通工作。这个治疗家，把每一名患者都看成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人。他没有行话、预期和先入之见，他具有道教般的单纯、天真和杰出的智慧。每一个患者对他来说都是独特的人，因此，他是以全新的方式理解和解决全新的问题。甚至在非常困难的病例上，他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证实了他做事的“创造性”（不是已成陈规的或“保守的”方法）。另一个人使我懂得了，创立一个商业网可能是创造性活动。我从一名年轻运动员那里学到，完美的擒拿动作可能是象一首诗那样美的作品，可以用同样的创造精神对待它。
我明白了，我曾反射式地认为“有创造性的”、胜任的大提琴手（因为我把她与创造性的音乐、创造性的作曲家联系起来了），实际上只是很好地演奏了别人写好的曲子，她不过是喉舌，象一般的男演员或“丑角式人物”是喉舌一样。而优秀的细木工、园林工，或者裁缝，则可能是真正有创造力的。我应该在每一事例上做出个人的鉴定，因为几乎所有的角色和工作，都既可以有创造性，又可以没有创造性。
换句活说，我学会了把“创造性的”这个词（以及“美的”这个词）不仅运用到产品上，而且以性格学的方式，也运用到人、活动、过程和态度上。另外，我也开始把“创造性的”这个词，用到形形色色的产品上去，而不再只用于标准的和普遍认可的诗、理论、小说、实验和绘画等等上。
结果我发现，区分“特殊天才的创造性”和“自我实现的创造性”是必要的。后者更多地是由人格造成的，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广泛地显露出来，例如，以某种念头表现出来。这种创造性，看来好象是创造性地做任何事情的一种倾向：如管理家务、从事教育等等。似乎通常是这样的，自我实现者的创造性的本质方面是一种特殊的洞察力，就象寓言中那个孩子能看见国王没穿衣服那样（这与创造力即产品的思想太抵触了）。这样的人能看见新颖的、未加工的、具体的、个别的东西，正如能看到一般的、抽象的．成规的、范畴化的东西一样。因而，他们更为经常地生活在日然的真实世界中，而不是生活在用词表述的概念、抽象、预期、信仰和刻板化的世界中，而很多人却常常把这两个世界混淆起来。罗杰斯的用语：“对体验虚怀若谷”很好地表达了这一点。
相对说来，我的所有被试者比普通人更自发，更倾向于表现。他们的行为是更“自然”而较少控制和压抑的，似乎是自如而自由地流露出来的，较少阻碍和自我批判。这种无抑制地和不怕嘲笑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冲动的能力，是自我实现者的创造性的本质方面。罗杰斯用了极好措辞“充分发挥作用的人”来描绘健康的这个方面。
另一个观察结论是，自我实现者的创造性在许多方面很象完全快乐的、无忧天虑的、儿童般的创造性。它是自发的、不费力的、天真的、自如的，是一种摆脱了陈规和陋习的自由。而且看来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天真的”自由感知和“天真的”、无抑制的自发性和表现性组成的。几乎所有儿童都能自由地感知，他们没有哪里可能有什么、什么东西应该在哪里、哪里总是有什么等等的先验预期。几乎所有的儿童，在受到鼓舞的时候，在没有规划和预先意图的情况下，都能创作一支歌、一首诗、一个舞蹈、一幅画、一种游戏或比赛。
我的被试者，正是在孩子般天真的意义上是有创造性的。或者，为了避免误解，因为我的全部被试毕竟不是孩子了（他们都是五十多或六十多岁的人了），请允许我们这样说，他们至少在两个主要的方面，或者保留了、或者恢复了孩子般的天真。也就是说，他们是非类化的或对经验是虚怀若谷的，而且他们是白发的，倾向于表现的。如果说，儿童是天真的，那么，我的被试者则是达到了“第二次天真”，正如桑塔亚纳④的说法那样。他们的天真感知和表现是和老练联系在一起的。
总之，这一切听起来仿佛我们是在论述人性中固有的基本特性，出生时就赋予所有人的、或大多数人的潜能。这些固有的基本特性，由于人适应社会上存在的文化，就被掩盖、或披抑制而大多丧失了。
在另一种特性上，我的被试也不同于普通人，这一特性使创造力更有可能出现。自我实现的人比较地不怕未知的、神秘的、使人困惑的东西，而且通常是主动地进攻，从中挑选出难题，全神贯注地思考它。现在援引一段我对此的描述：“他们并不忽视未知的东西，不否认它或躲避它，也不力求制造假象好象它是已知的，他们也不过早地组织它、分割它或对它分类。他们并不依赖熟悉的事物。他们对真理的探索，也不强求确定、保险、明确和有条理。正如我们在哥尔德斯坦的脑损伤者、或在强迫性神经症患者那里所看到的异常形态那样，当整个客观情境有这种要求时，自我实现的人们可能安于无秩序的、粗线条的、混乱的、浑沌的、模糊的、有疑问的、不确定的、不明确的、近似的、不严格的、不准确的状态（在科学、艺术以及一般生活中的特定时刻，所有这一切是完全合乎需要的）。”
“因此，疑问、不明确性、不肯定性，以及作为结果的搁置决定的必要性，就发生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是苦恼，但是对于一些人来说，这是愉快的激励性的挑战，是他们生活中的高潮，而不是低潮。”
我做的一个观察，已经困扰我多年了，然而，现在它开始有了眉目。这就是我所描述的自我实现者对于二歧式的解决。简言之。我发现有许多对立和极性，我们都应该以不同的眼光去看待，不能象心理学家惯常认为的那样是直线延伸的理所当然。例如以困扰过我们的第一个二歧式为例，我就不能确定我的被试究竟是自私的还是不自私的（我自然而然地陷入了或者是这样或者是那样的境地，这一个越多，另一个就越少，这就是我提出这种问题暗含的意思）。我迫于事实的绝对压力，不得不放弃这种亚里士多德式的逻辑。从一种意义上说，我的被试是很自私的；而从另一种意义上说，他们又是很不自私的。二者融合在一起，似乎不是水火不容的，而是在一个合理的、动力的统一体或合成物中，这很象弗洛姆在他有关健康利己的著名论文中所描述过的东西。我的被试已经用这种方式。把对立物综合在一起了。因此，使我认识到，把利己和利他看成是矛盾的和完全排斥的，这本身就是人格发展水平低下的特征。同样，在我的被试身上，许多其他的二歧式也都转化为统一体了。认知和意动的对立（心对脑，希望对事实）变成了有意动结构的认知，象直觉和推理得出同样的结论那样。责任、义务变成了乐事，乐事和义务合为一体了。工作和玩乐的区别也变得模糊了。当利他主义成了令人愉快的利己的事情时，利己的享乐主义怎么能够与利他主义对抗呢？所有这些最成熟的人，也是具有最强烈的孩子式天真的人。总是被描绘为具有最强烈的自我和最明确的个性的这些人，恰恰是最有可能易于没有自我、超越自我和以问题为中心的人。
这恰恰是最伟大的艺术家所做的事情，他们能把不协调的、不一致的、彼此抵触的各种颜色和形式，纳入一幅画的统一体中。这也是伟大的理论家所做的事情，他们把迷惑人的、不一致的事实放在一起，从而使我们能够看出它们实际上是在一起。对于伟大的国务活动家、伟大的治疗学家、伟大的哲学家、伟大的父母以及伟大的发明家来说，也同样如此。他们全都是综合者，都能够把分离的、甚至对立的东西纳入一个统一体中。
我们在这里谈的是整合能力，是在人的内部反复整合的能力，是把他在世界上正在做的一切整合起来的能力。创造性在一定程度上能依靠人的内部整合能力了，它就成为建设性的、综合的、统一的、整合的创造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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