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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并快乐着 作者:白岩松-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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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的那一座座废墟，我们都习惯于由于最初动机的善良而原谅了肇事者。
高伟峰松了一口气，我和很多人迟迟松不下这口气。后来我遇到《新闻调查》做这
个节目的编导张洁，谈起了这个案子，他的想法和我一样。但他告诉我，高伟峰被免于
起诉并不是由于民意的压力或高伟峰本人善良的动机，而是因为我们没有相关的法律。
听到这个解释，我稍稍松了一口气，没有相关法律毕竟比在压力下不公正执法能让
我接受一点，但明天呢？是不是真的会象高伟峰接受我采访时所的那样：即使理遇到这
样的事，还会采取相似的办法？
那就太可怕了。
无论是死去的张金柱还是行医的高伟峰，新闻人就是在面对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事件
中体会着理智和情感的冲突。这种冲突还会持续多年。只是希望，我们都感受到一种方
向，那就是这个社会正一步一步向理智与成熟，因为无论是好的还坏的情感，一旦被纵
容，最后都把我们毁灭。
中国当然可以说“不“，但关键在于中国怎样说“不“
1999年5月8号，每一个中国人都会记忆犹新的日子。那一天清晨，以美国这首的北
约袭击了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造成了三人死亡二十多人受伤的悲剧性后果。
这件事我知道的并不早，由于中午没有看午间新闻，下午有一场难得的足球比赛，
直到来到球场，我才听同事告诉了我这个消息。最初我并不相信，“这太不可能了“，
介但同事真诚的诉说让我不得不相信，一瞬间，我们沉默下来，然后就是愤怒。
我相信知道这条消息以后，我们一帮人在绿荫场上说了无数的脏话，矛头当然是对
着敌人去的，我们手无寸铁，而且面对也似乎是一群并不具体的敌人，有一种有劲使不
上的感觉，最初的愤怒除了用脏话来发泄一下还找不到其它的出口。
不一会儿，我的呼机就响了，台里通知我马上回台，准备当晚重播的《东方时空》
，把新的内容加进去。
这个通知救了我，知道了这件事，然而只能在家里坐着，那是一种痛苦。
晚上7点钟，赶到台里。台里是一片战前景象。这一一在本是星期六，但各个办公室
的人却比往常还多，每个人的脸上都很严肃。
评论部的人聚到审看间，讨论我们的节目计划，新的形势下，明天的《实话实说》
要拿下，我们要在当天晚上余下的时间里制作出一期间35分钟的《东方时空》，全面反
映这一事件。
晚上9点多钟，节目方案出来了，报请领导批准之后，10点多钟，各路记者开始行动
。这期间不断有记者在家中打电话来询问：“有没有什么事可以干？“然后就自发汇到
台里，愤怒已经让人无法独处。
中国当然要说“不“，但怎样说“不“却不能不考虑，只有有理有利有节的愤怒才
是有价值的。
晚上十一点多钟，我开始在演播室里陆续采访专家，他们在情感的愤怒之中理智地
分析着前因后果。
送走专家们，已是凌晨两点多钟，我又采访了前方的记者和在罗马尼亚的邵云环之
子曹磊。我知道，这一个夜晚，对于中国人来说，也是不眠的。
凌晨三点多钟，我开始写结尾语，这个时候，我知道，愤怒是需要理智的，也因此
，我在节目的结尾语中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也许我们该看一下今天的日历，5月9号，母亲节，原本这该是充满人性温情的一
天。在遇难者中有一位母亲和未来很有可能成为母亲的年轻妻子，然而几枚凭空而至的
导弹却改变了这一切，她们再也体会这种人间温情，而我们所有的中国人也将在这一天
分担她们家人的痛苦和悲伤。
然而面对1999年5月8号，我们仅有悲伤、痛苦与气愤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拥有清醒
的头脑和冷静的认识，这个世界并不象善良的人们相信的那样善良，霸权与侵略一直就
在我们身边。
要相想世界真正和平，中国必须强大，让我们一起加油，把心中强大的中国梦尽早
变为现实！“
我至今都能感受到，当初写下这段文字时心中的痛苦，情感无数次想挣脱理智的束
缚，想最大限度地发泄愤怒，但最后还是在气愤与理智之间寻找到结合点，因为正如我
在结尾所写的：仅有骒不够的。
在事情发生的第二天，我听到一个段子，是骂克林顿的。
“我们每一个人在天堂中都有一块表，上帝看每一个人在人间的好坏表现，来决定
你的表走得快还是慢。如果你在人间总做好事，上帝就会让你的表走得慢一点，这样你
就可以在人间长寿，而如果你总在人间做坏事，上帝就会让你的表走得快一些，这样你
就在人间短命。结果5月9号这一天，有人上了天堂，好奇地寻找克林顿那块表，结果被
告知，由于天堂炎热，克林顿那块表被上帝拿去当电扇了。“
哈哈大笑中，反映了中国人的一致心理。发泄愤怒是容易的，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
窗户都被砸了，车好被烧了，美国驻成都领带馆也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更有趣的是
，在东北的长春，一个愤怒的中国小男孩将校园内一名美国外教的儿子结结实实打了一
顿。
中国当然要说“不“，主权受到侵犯，3个生命的失去，没有愤怒那才奇怪。
但显然，一味地愤怒下去并让愤怒超越界限也不是办法。
我相信如果听任愤怒美国在中国的大使馆和领事馆在几个小时办就消失，很多在华
美国人的日子也不会好到哪儿去。
但中国人没有，几天之中，中国人寻找到了愤怒和理智的最好结合点。因为绝大多
数中国人都知道：只有自身的强大才是最好的报复。
几年前，一本《中国可以说不》风靡一时。中国当然可以说“不“，但说“不“显
然不单单是一个发泄民族情绪的问题。
在中国驻南大使馆被炸之后，我听到不少人对我说：“老毛头那时候多厉害，美国佬怎
么啦，照打不误。“听到这话，我理解说这话人的心情，但是要知道毛主席的强硬有其
冷战时代的时代背景，如果让我们真的回到老毛头的时代，人们就真的舒服吗？，毛主
席的强硬是对立在闭关锁国的基础上的，而闭关锁国的结果却是自身日渐落后、内乱不
断。如果我们能在强硬的那个年代，合理地解决说“不“和强大自身的关系，早一点打
开国门，也许今日我们说“不“的底气就会强的多。
今天的中国不是没有说“不“，但有策略地说不正是为了明天说不更有影响力更加
掷地有声。
我当然能够感受到这样做时的痛苦，甚至有一些决策者也和我谈过他们心中的这种
痛苦，但今日世界之中，弱肉强食，不讲策略的说不最后只能使自己日益虚弱，那样的
后果不堪设想。
邓小平在很多年前说过这样一段话：
每一个人都可以从这段话中读出不同的含义来。有人读出痛苦，有人读出策略，有
人读出伟大，但不管你怎么想。在目前的局势下，都得这样做，而且越是高层，对其中
的深意理解得越深。
在这个时候，作为中国人中的一员，我常常会有一种咬紧牙关，有一些眼泪和委屈
咽回肚子的感受。但今日不在理智与情感间寻找最好的结合点，明天我们的就无法大声
说“不“。
在我们所遭遇的种种理智与情感的冲突之中，这是最大也是最痛苦的，而这又是必
须让理智占上风的长久冲突。
因此很多年中，我们都将面临同样的问题：中国当然可以说不，但关键在于怎样说
不。
〓〓〓第十七节·改革记忆：并非个人的历史〓〓〓
内容暂缺
〓〓〓第十八节·泪洒天堂：生命的终结是感叹号〓〓〓
做新闻工作，表面上看是和一个又一个事件打交道，而归根结底，其实是和一个又
一个具体的人打交道。平常做《东方之子》就更是如此。
而一旦不停地和人打交道，人的生老病死，我们就都回避不了。曾经眼见着是生龙
活虎的一个人突然有一天你就被告知他已经躺在了病床上，虽然人得病总是常事，然而
毕竟或多或少有过交往，因此这个时候就常常感慨造物主的残忍。
更加残忍的是要经常面临一些死亡，尤其是那些曾经在我们的镜头前抒发过自己的
抱负讲述过自己的人和珠，如果有一天，忽然哪一位同事告诉你：他已经走了，我往往
会突然愣一下神，然后让他曾经在我们面前说过的精彩的话语在自己的眼前飞过，也算
是一种纪念。
做《东方之子》节目几年，陆续的不少节目中的主人公悄悄离去，比如有一天，我
打开报纸，突然看到一篇纪念前任卫生部长陈敏章的文章，“他走了？“再仔细一看，
已走了一些天，“才60多岁啊！“可造物主从不因为他过去做了多少好事而迟些下天堂
的请柬，看这篇文章时的那一瞬间，我的心情自然和其它读者不同，因为几年前，他还
在部长位置上时，我采访过他，清清瘦瘦，办公室里一张整洁的小床，一个知识分子部
长的典型形象。直到采访结束和他告别时，他还在意犹未尽地和我们谈他的忧虑：中国
的乙肝患者能不能少一点。这样一位一直为他人的健康操心的人，自己竟然英年早逝，
而且残酷的是由于他是位优秀的医生，因此身体刚刚有些异样的时候，他就准确地为自
己的病情下了判断，然后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这个细节让我看这篇文章的同时，有
一种再为他做一期
“东方之子“的愿望，然而一切都晚了。
还有的告别给人的突然性更大。96年底我采访了民乐大师彭修文，接着我就出差到
上海，工作之余，我在上海的报纸上惊讶地发现彭修文去世的消息，“这怎么可能？“
然而白纸黑字告诉我，这是事实。可对我来说，另外一个事实是，我刚刚结束对他的采
访没几天，节目还没有播出，而采访他时，彭大师还精神很好，脑子里全是民乐的问题
，还有很多多年来不被人理解的痛苦与寂寞。
然而这一切都随着大师的仙逝而走远，身后只有哀悼的哭声而了东西南北的议论声
。
对我来说，刚刚相逢就得在心中准备告别词，彭大师的离去给我内心的冲击是大的
。
每一次和优秀人物的相识都是一种缘份，而每一次和相识过的人说永别又都是一件
再残酷不过的事。然而毕竟只要在人世间，这种告别就会残忍着出现，让你我无法躲开
。于我来说，每次看到生命的终结，我都不认为这是个句号，而往往是个感叹号在我脑
海中盘旋，以下几次告别自然过去几年中印象深刻的，几个的感叹号也自然在心中挥之
不去。
1997年2月邓小平突然离世
1997年是中国大事不断之年乎我们的意料，然而原订的忙碌是从7月1日香港回归开
始的，接着是十五大然后是大江截流，也因此大家都做好上半年轻松一点的准备。
但谁也没想到，在这段轻松一点的上半年，小平的逝世却让所有的中国人都轻松不
起来。
那个春节刚过，我和《新闻调查》摄制组飞往广东，去做一期关于广东足球滑坡现
象调查的节目。
足球一直是我的爱好，这一次把爱好与工作连在一起，心中的欢喜与往日不同，加
上摄制组里大多是球迷，一路上欢声笑语，都以为要经历一段愉快的广东之旅。
2月20号上午8点多钟，我还在广东一家宾馆的床上熟睡，突然被编导刘春叫醒：“
岩松，小平去世了！“
也许是睡梦中被醒，一时间有点懵，脑子中还接受不了这个事实，晃晃脑袋坐在电
视机前，看到的虽然是香港的电视节目，但内容已是关于小平去世的，这时，我不得不
相信这个事实。
一瞬间，有一种很大的毁灭感和恐慌袭击着我们。小平去世是突然的，但这件事在
我们很多人心中都设想过，出现，并不突然，然而国内国外，邓小平去世后的局势分析
都给这个事件的出现蒙上了一层神秘和担忧的色彩。
我很快清醒过来，下楼去报摊上买报纸，买报纸的人很多，很多报纸也很争气，这
么短物时间竟已出了好几版善于邓小平去世的各种报道和背景资料。
翻这些报纸时，我心中想的最多的总是可能是：接下来的中国将走向何方？
在这一个上午，21年前周总理去世和毛泽东去世的情节也顽强地往我脑海里跳，想
推也推不出去。
……
1975年底，我和家人去哈尔滨去接正在外地接受治疗的父亲回家，我印象非常深的
是，就在我们第二天就要回家的那一个晚上，医院里的喇叭传出了哀乐，音乐还没有结
束，我看到我的格母亲已经泪流满面，可不一会儿，我见他们又破涕为笑，，原来哀乐
响过以后，传来的是康生去世的消息，这自然让他们笑容满面。因为哀乐响起来的时候
，他们凭直觉以为是周总理去世了呢！
当时的中国人都已经绝望地把中国的命运系在了周恩来的病情好转上，周恩来能晚
点走是他们最后的希望，也因此晚点听到为周恩来响起的哀乐，他们便觉得，希望还在
，心中的热度就还存在一分。
当时我还是个孩子，自然无法体会这种情感，但我已经隐隐感觉到：周恩来别去世
，这样大人就都会高兴一点！
可是几亿人的挽留也没能阻挡周恩来生命的离去。
1976年1月8号，哀乐还是为周恩来响起了，马上大人们便都泪流满面，当时的父亲
已经病入膏肓，然而，1月8号那一天，他却听一次广播掉一次泪，我也掉了眼泪，不过
并不是因为司令，而是大人绝望的哭声中，有一种让我恐惧的东西，我知道，大人的哭
声不仅仅是为一个优秀领导人的离去。那几天，就象约好了一样，来我家中的大人，动
不动就在谈到周总理时掉一次眼泪，后来看家中有人来，我就干脆到外面去，我可不想
看大人哭。
那一个龙年可没打算只让中国人哭一次，9月9号那天下午，我正在学校里玩耍突然
喇叭里又传出了哀乐，我们都惊呆了，“又是谁？“
“伟大领袖毛主席不幸去世！“
末日可真的是到了，听到这个消息的最初，我们一大帮孩子可是有点不信，不一直
是毛主席万岁吗？怎么才80多岁他就离开我们呢？
家中的日子也不同以往，父亲躺在床上，他的日子已经不多了，也许是身体的原因
，毛主席的去世没能让他掉眼泪。奇怪的是那几天，说起一些事来，大人都很小声，我
印象深刻的是，那几天不许娱乐，因此大人们喝酒时，都要把窗帘挂得严严实实，把门
紧紧关好，然后才敢把酒往肚子里倒。
第二天上午，我还得继续上学，到了班级后，老师又把毛主席去世的消息告诉给我
们，课是自然没其它内容了，惧成了最重要的课程。
老师的语气是哀痛的，不一会儿，我们50多人中就有人哭了起来，不用回头也知道
是我们的女班长，这一下，我们的压力很大，有人哭了我们不哭那可是阶级感情的问题
，于是很快大家都趴在桌子上哭了起来。
正在这时一位老师走了进来把我叫走：“大家化悲痛为力量，白岩松跟我走。“
原来当时我是学校广播站的广播员，一大堆怀念毛主席的稿件等着我去念呢。于是
我就坐在学校的广播室里，拿着沉重的腔调开始播送。
那几天由于我父亲来日不多，家中大人很多，感觉得到，他们忧心忡忡，谁也不知
道中国将会怎样？议论起来，他们也左顾右盼，唯恐哪句话说错了给自己惹下大祸。
家中的气氛自然凝重极了。
9月15日，我的父亲去世了，对于我们一家人来说，家人的离去自己是哀伤的极致，
然而毕竟毛主席刚刚去世，我们对于父亲的追悼也不敢在张旗鼓，哭声也多少有点压抑
。悲伤不能无限制地释放是我对那一个九月最深的记忆。而每一个人对未来的恐慌，沉
甸甸地在那时人们的心中压了许久。
然而痛苦过后光明就一点点到来，国家如此，家庭如此，个人好如此。
那一页都翻过去了！
……
有了二十一年前那样一种伟人离去后，民众恐慌与担忧的记忆，很自然的，小平去
世，也直接下意识地有了些担忧。
但中国在这二十一年中已经脱胎换骨了。
知道小平去世后的那一个上午，我们摄制组的几个人一直在议论中度过，相信每一
个人心中也多少对以后几天工作是否能够如期进行没有太大的把握。
悲痛和担忧是必然的，工作仍要继续，中午和要接受采访的对象打了个电话，对方
回答我们：下午的采访可以正常进行。
中午从宾馆出来，大街上依然车流穿梭，行色匆匆的路人与往日看起来没有什么两
样，餐馆里大多数仍然是座无虚席。看起来，虽然空气中隐隐有一种伟人离去后异样的
味道，然而生活仍在正常继续。
进行完广州的采访，第二天我们赶到深圳继续有关广东足球的调查采访。
一到深圳，和我们谈起邓小平的人更多了，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一位出租车司
机谈起邓小平，仿佛有些自言自语般感慨：这个城市是属于邓小平的。
我理解这位出租车司机的感情，看着车窗外高楼林立的深圳，想着二十年前这里还
是一个小渔村，很容易让人感叹：深圳，这座城市其实就是邓小平的纪念碑，而这样的
纪念碑在全国还有多个。
今天回忆起来，我很庆幸邓小平去世的第二天，我们到达深圳，因为在几天工作之
中，我们能强烈感受到深圳人对小平的感情。
受深圳人的感染，我们几个人去深圳深南大道那幅著名的邓小平画像前献花，到达
那里的时候，我们看到，献花的群众络绎不绝，旁边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隔一会儿就要
把堆积如山的鲜花和花圈用车拉走，以便为后来的人空出地方来。
我们献过花之后就旁边默默地驻足，这时看到各种不同的献花人的神态和表情至今
难忘。有一位中年妇女献过花之后，往后退了一步，深深地鞠了一躬悄悄地离去，还有
一位商人模样的中年男子嘴里念念有词，跪下嗑了一个头，最后悲伤地离去……
身后的城市依然是车水马龙地喧嚣着，然而眼前这祭奠伟人的仪式却静默无声，沉
默中深藏着一种感情，而可贵的是这种祭奠的仪式都是群众自发的，感情更是发自内心
的。
接着我们又去了深圳的植物园，那里有小最初在这里种下的树，到达目的地后
，我们发现，抱这个目的来这里的人很多，小平当年种的那棵树已经长得郁郁葱葱，树
下围了一圈鲜花和小的花圈，显然，此时，象征生命省略的绿树也被人们当成另外一个
哀思的地方。
我们在深圳的几天采访顺利进行完毕，似乎所有的人都心照不宣地把那份哀痛深藏
心底，然后一如既往地让正常生活工作秩序继续。
当采访结束后，我们几个人最初的担忧慢慢消失了，一个伟人的离去当然在众多人
心中造成伤痛，然而这伤痛并没有把正常的生活秩序打乱，人们用一种成熟的平静更深
刻地纪念伟人，我想念小平在天之灵一定会喜欢这种纪念吧！
深圳的工作结束了，我们几个人急着回北京，因为第二天是小平火化的日子，我们
都希望自己成为长街上送行的一员。于是，这个晚上我们赶回北京。
第二天一早，我起床之后就悄悄走上长街等待灵车的通过，街边的人已经很多，大
家都像约好一样默不作声地等待。隔了一会儿，小平的灵车缓缓地从人们眼前通过，人
群中开始有哭声，然而这时长街上的哭声和二十一年前送别总理时已经大不相同。那时
的长街相送，除去对总理的哀悼还有一种希望破灭的恐惧和对国家民族自己命运的担忧
，而二十一年后，送别小平的哭声，最主要的是一种真心的感谢。
这个时候我知道，小平正是用自己改革近二十年的努力营造了这种不同于1976年送
别之情，伟人离去后，人群中的感激、民众对未来的信心、恐惧与担忧的消失都和小平
有关。他用自己的奋斗在离去之后告诉我们：你们送走走的只是一个伟人而不是一个时
代。
于是所有这之前海外媒体对邓小平离世后的种种悲观的分析都在这种成熟而保持正
常生活节奏的哀思中破灭了。
中国人用不再担忧这种心情为小平送行，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伟人的离去还会打乱
中国行走的节奏，中国将正常前行。
这同样是改革二十年的重大成果。
1994年春节，一个年轻的犯人为营救落水儿童献出生命，人群中涌起一种矛盾的感
动。
1994年春节刚过，我们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在离天津不远的一个监狱里，一位
北京的犯人叫姜世杰，因为在一起杀人事件中成为帮凶而被判八年徒刑。由于在狱中表
现良好，因此春节快到的时候，他被奖励在监狱旁边的姨妈家过年，为此远在北京的母
亲也赶了过来，和儿子一起过这个难得的团圆之年。
大年初一早上，姜世杰和母亲出来散步，路过一条小河的时候，听到河中传来了救
命声，姜世杰没怎么想就跳进了水中，两个孩子得救了，然而姜世杰却再也没有出来。
在这一事件发生的全过程中，他的母亲一直就在河边，直到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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