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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狗秋千架-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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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天后他找到我，忸怩了半天后才说：“要不……要不就把那女孩送给我吧……我把她养到十八岁……”
我痛苦地看着他比我还要痛苦的脸，等待着他往下讲。
“她十八岁时……我才五十岁……没准还能……”
我说：“老兄！你别说了……”
我用自己的钱为女婴买了两袋奶粉，妻子摔碎了一个有缺口的破碗。她非常真诚地哭着说：“不过了！不过了！反正你也不打算过了。俺口里不吃腚里不拉地积攒着，积攒着干什么？积攒着让你给人家的孩子买奶粉？”
我说：“孩子他娘，你别折磨我了！你看不到我整天东奔西窜地为她找主吗？”
“你本来就不该捡她！”
“是的是的，我知道，可已经捡来了，总不能饿死她。”
“你多好的心肠！”
“好心不得好报，是不是？看在多年夫妻的分上，你就别絮叨啦，有什么主意就告诉我，咱们齐心协力把这个孩子送出去。”
“送走这个孩子咱自己再生一个！”妻子努着嘴，用类似撒娇的口气说。
“生！”我说。
“生个男孩！”
“生！”
“最好一胎生两个！”
“生！生！”
“你到医院找咱小姑去，让她帮着想想办法。城里的孤寡老人常有找咱小姑要孩子的。”
这是最后的斗争了。如果在医院妇产科工作的姑姑也不能帮我把这个女婴推销出去，十有八九我就成了这个女婴的养父了。这样的结果对我对女婴都将是一场无休止的灾难。夜里，我躺在炕上，忍受着跳蚤的攻击，听着妻子在睡梦中的咬牙声、吧咂嘴唇声和粗重的呼噜声，心里冰凉冰凉。我悄悄爬下炕，走到院子里，仰望着满天愁苦的星斗，好像终于觅到了知音。露水打湿了我的背膊，鼻子酸麻，我忽然悟到我必须珍惜自己的生命，我一直在为别人活着，从此之后，我应该匀出一点爱来留给我自己。回到屋里，我听到女婴在筛子里均匀地喘息着，摸到手电筒，揿亮，往筛子里照照。女婴又尿了，尿水顺着筛子网眼漏到地上。我为她换了尿布。老天保佑，但愿这是我最后一次为她换尿布。
小姑姑刚为一个妇女接完生，穿着白大褂，带着满头汗水和遍身血污，瘫坐在椅子上喘气。一年不见小姑姑，她老了许多。见到我进来，小姑姑欠欠身表示欢迎。那个安护士在里屋收拾器械，一个新生儿在产床上呱呱地哭。
我坐在我去年坐过的安护士的座位上，与姑姑对着面。那本贴满胶布的妇产科教程还摆在安护士的桌子上。
姑姑懒洋洋地问：“你又来干什么？去年你来了一趟，回去写了一本书，把你姑糟蹋得不像样子！”
我羞惭地笑了，说：“没写好。”
姑姑说：“你还想听狐狸的故事吗？早知道连狐狸的事也能往书里写，我给你讲一火车。”
姑姑不管我愿不愿意听，不顾接生后的疲劳，又滔滔不绝地讲起来。她说去年冬天，胶县南乡一个老头清晨捡粪时碰到了一个断腿的狐狸，便背回家将养着。看看狐狸腿上的伤要好时，老头的儿子来了家。老头的儿子在部队上是个营长，愣头小伙子，一见他爹养着只狐狸，二话没说，掏出匣子枪，嘭咚一枪，把个狐狸给崩了。崩了还不算，把狐狸皮也剥了，钉在墙上风干着。老头吓坏了，儿子却像没事人似的，恣悠悠地唱小曲儿。第二天晌午头，割了牛肉包饺子，儿子亲自动手，剁馅，切上芫荽梗、韭菜心、大葱白，倒上香油、酱油、胡椒粉、味精，别提有多全味了。饺子皮是用头箩白面擀的，又白又亮，像瓷碗片一样。包好了饺子，烧开了水，呼隆呼隆下了锅。锅里热气冲天，一滚、两滚、三滚，熟了。儿子抄起笊篱，往锅里一捞，捞上来一笊篱驴屎蛋子，又捞一笊篱还是驴屎蛋子，再捞一笊篱还是驴屎蛋子。儿子吓草鸡了。夜里，家里所有的门窗一齐响，儿子掏出枪来，怎么勾也勾不动机。实在没法子了，只好给狐狸出了大殡。
小姑姑肚子里鬼狐故事三天三夜也讲不完，而且全都讲得有时间、地点，证据确凿，你必须相信。我真为小姑姑遗憾，她应该去编撰《续聊斋志异》。
讲了半天鬼狐，姑也恢复了精神。产房里婴儿呱呱地哭。安护士摔门出来，气愤地说：“哪有这样的娘，生出孩子来，拍拍腚就跑了。”
我用探询的目光看着姑姑。
姑姑说：“是黑水口子的老婆，生了三胎了，三个女孩，这一胎憋足了劲要生个儿子，生出来一看，还是个闺女。他男人一听说又生了个闺女，赶着马车就跑了。世界上难找这样的爹。女人一看丈夫跑了，从产床上跑下来，提上裤子，哭着跑了。连孩子都不要了。”
我跟着姑姑到产房里看那个被抛弃的女婴，这个女婴瘦小得像只风干猫，身体不如我捡到的女婴胖大，面孔不如我捡到的女婴漂亮，哭声不如我捡到的女婴洪大。我感到了些许的欣慰。
姑姑用手指戳着女婴的小腹说：“你这个懒孩子，怎么不多长出一点来！多长一点你是宝贝疙瘩香香蛋，少长一点你是万人嫌恶臭狗屎。”
安护士说：“怎么办呢？放在这里怎么办呢？”
姑姑看着我，说：“三子，你把她抱回家去养着吧，我看过孩子的爹娘，五官端正，身材高大。这个孩子也差不了，养大准是个好闺女。”
没等姑姑把话说完我就逃跑了。
我坐在葵花地里发愣，潮湿的泥土麻木着我的屁股和下肢，我也不愿站起来。葵花圆盘上睫毛般的花瓣已经发黑，卷曲，圆盘上无数黑色的籽眼像无数黑色的眼睛盯着我。没有阳光，因为空中密布着破絮般的灰云。葵花六神无主，悲哀地、杂乱地垂着头。板平的泥地上，黑蚂蚁又筑起了几座城堡，比我那天见到的更伟大更壮观，它们不知道将来的急雨会再次轻而易举地把它们的城堡夷平，哪怕它们的巢穴是蚂蚁王国建筑史上最辉煌的建筑。没有一点点风，葵花地里沉闷得像个蒸笼，我酷似蒸笼里的一只肉味鲜美的鸭子。我想起在一个城市里，发生过的一个美丽的故事：一个美丽温柔的少妇，杀食年轻男子。股肉红烧，臀肉清蒸，肝和心用白醋生蒜拌之。这个女子吃了许多条男子，吃得红颜永驻。我想起在故乡的遥远的历史里，有一个叫易牙的厨师，把自己亲生的儿子蒸熟了献给齐桓公，据说易牙的儿子肉味鲜美，胜过肥羊羔。我更加明白了，人性脆弱得连薄纸都不如。风来了，粗糙的葵花叶片在我头上粗糙地摩擦着，发出粗糙的声响。粗糙的葵花叶片像砂纸一样打磨着我的凸凹不平的心，我感到空前的舒适。风停了，能够发声的昆虫都发出它们最美妙的声音给我听。一个大蚂蚱的背上驮着一个小蚂蚱，附在葵花秆上，它们在交配。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和人类一样。它们一点也不比人类卑贱，人类一点也不比它们高尚。然而，葵花地里毕竟充满希望。无数低垂的花盘，像无数婴孩的脸盘一样，亲切地注视着我。它们给我安慰，给我感知和认识世界的力量，虽然感知和认识是如此痛苦不堪。我突然想到小说《陆奥偶人》的结尾了：作者了解了陆奥地方的溺婴习俗后，在回东京前，偶尔进一家杂货店，见货架上摆满了闭目合十的木偶，木偶上落满灰尘。由此作者联想到，这些木偶，就是那些没及睁眼、没及啼哭就被溺杀在滚水中的婴儿……我无法找一个这样的象征来寄托我的哀愁，来结束我的文章。葵花？蚂蚱？蚂蚁？蟋蟀？蚯蚓？……都非常荒唐。什么都不是生活的本来面目。我在我啄出的隧道里，触摸着弃婴的白骨，想着这些并不是不善良，并不是不淳朴，并不是不可爱的人们，发出了无法辨明是哭还是笑的声音。陆奥的弃婴已成为历史了吧？避孕套、避孕环、避孕药、结扎输精输卵管道、人工流产，可以成为消除陆奥溺婴残忍事的有效手段。可是，在这里，在这片盛开着黄花的土地上，问题多复杂。医生和乡政府配合，可以把育龄男女抓到手术床上强行结扎，但谁有妙方，能结扎掉深深植根于故乡人大脑中的十头老牛也拉不转的思想呢？
一九八六年九月
飞艇
母亲总是一大早就把我和姐姐喊起来。腊月的早晨，地都冻裂了，院子里杏树上的枯枝咔叭咔叭响着。风从墙壁上的裂缝里尖溜溜地灌进来，我的脸上结着霜花，我的腮上溃烂的冻疮每天夜里渗出一些粉状物，极像白色的霜花。
“起来吧，起来吧，兰，金豆，”母亲烦恼地叫着，“早去早回，赶前不赶后。”
母亲催促着我和姐姐去南山讨饭。我忘记那是什么年月了。我六岁，姐姐十八岁。姐姐带着我去南山讨饭，是我过去的生涯里最值得回味的事情。飞艇从天上掉下来，一头扎在我们村东河堤上的时候，是腊月里的一个早晨——一想起那时候比现在这时候格外寒冷的气候，我就思维混乱，说话，写文章，都是前言不搭后语，头上一句，腚上一句，说着东又想着西，这是小时候冻出来的毛病，怕是难治好了。
那时候我们村的孩子们都去南山讨饭，不仅仅是孩子去，老婆也去，大闺女也去。太阳刚冒红，我们村里的讨饭大军就向南山进发，一出村时结成一簇，走出半里路就像羊拉屎一样，稀稀拉拉，遍路都是了。我和姐姐总是跑在最前头。我们跑，我们用跑来抵御寒冷；我们一旦不跑，汗水就晞了，空心棉袄像铁甲一样嚓啦嚓啦响，冰凉啊冰凉！我们冻急了，我们对寒冷刻骨仇恨。我大骂：“冷，冷，操你的亲娘！”同行的人都被我逗笑了。
方七老爷的老婆龇牙一笑，说：“这孩子，好热的家伙，操冷的亲娘，把鸡巴头子给你冻掉了！”
众人更笑，都吸溜吸溜的，鼻尖上挂着清鼻涕。
一群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跟我一起齐声喊叫：“冷冷冷，操你的亲娘！”
我们叫骂着，向无边无际的寒冷宣战。我们跟一群对月亮狂叫的狗差不多。但寒冷毕竟是有些退缩，金红色的阳光照在我们冻僵的面颊上、耳朵上，像无数根烧红的针在温柔地扎着。
我曾经多次领略过融化的痛苦。寒冷先让我的脸、耳朵结成冰坨子，阳光又来晒融这些冰坨子。我不怕冻结最怕融化。冻结，刚开始痛一点，也就是十分钟吧，十分钟过后就不痛了，我感觉不到自己的耳朵和面颊是否存在。融化可就不好受了，痛当然是有一些了，最难受的是痒，奇痒奇痒，比痛难受百倍。后来我曾经想过，世上的酷刑，刖足、车裂、指甲缝里钉竹签、披麻戴孝、走烧红的铁鏊子、子弹头撅肋巴骨、活剥皮……听来令人咋舌，不寒而栗，但似乎都可忍受，痛，只要能忍住第一拨，后边的都可忍受；但痒就不同了，痒是一场持续不断的神经战，能令人发疯。当年中美合作所的特务们发明了那么多种酷刑，但唯独没发明使人奇痒难挨的刑法，这真是个遗憾！
在阳光下我的脸、我的手、我的耳朵一齐融化，黄水汩汩流淌，腐肉的气息在清凉的空气中扩散，几千只蚂蚁在我的冻疮的溃面上爬着，钻着。我想要是有一把锋利的刀子，把我头颅上的皮肉剔除得干干净净，一定会非常舒适，当然，手背上的皮肉也应该剔除干净，脚趾脚边上应该扎针放血。我的手自己抬起来去搔脸。姐姐厉声喊：
“金豆，不许搔脸，搔毒了结紫疤！”
姐姐的脸上也有冻疮，但尚未溃烂，一个红豆豆，一个紫豆豆，几十个红豆豆紫豆豆分布在姐姐的腮上，姐姐的脸像个开始变坏的红薯。
奇痒，又不能搔，不用姐姐提醒我也知道我的脸已经不能搔了。它已经跟烂茄子、烂西红柿差不多了。我像一匹活泼的小猴子在地上蹦跳着。我本来可以哭，但哭给谁看呢？我们那儿的俗谚曰：看男人流泪不如看母狗撒尿。
在我们这支讨饭的队伍里，头脸上生疮的并非我一人。一群男孩子都像我一样，在化冻的痛苦中，跳嚷成一群活泼的小男猴。
我们刚刚骂狠了寒冷，现在又要骂温暖了。
依然是我先草创，然后大家共同发展。
“热热热，操你的亲爹！”
“热热热，热热热，操死你的亲爹！”我的朋友们与我一起高呼。
“冷冷冷，操你的亲娘；热热热，操你的亲爹！”我们高呼着，迎着那轮火红的太阳，向着南山跑去。
方家七老妈瘪着嘴说：“这群破孩子，冷，你们骂；热，你们还骂。当个老天爷也真是不容易！”
方家七老妈那时就有五十多岁，去年我探家时，听母亲说她不久前死了。这时离飞艇扎在河堤上已有二十多年。
在我的印象里，方家七老妈永远穿着一件偏襟的黑色大袄，袄上明晃晃地涂抹着她的鼻涕和她的孩子们的鼻涕。她的棉袄是件宝物，冬遮寒风，夏挡雨水。而且，在我的印象里，七老妈的怀里，永远抱着一个吃奶的孩子。好像我们家乡的泥玩具里的母猴子永远扛着一只小猴子。七老妈吃不饱穿不暖，但保持着旺盛的繁殖能力。她一辈子生过多少个孩子，她自己是否说得清楚也值得研究。这也许是一种工作的需要。抱着孩子讨饭更能让人同情。俗话说：行行出状元，七老妈是讨饭行里的状元。她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她是吃百家饭长老的。她一辈子没生过病。
一九六九年，生产队里开诉苦大会。天上布满星，月牙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仇，千头万绪，千头万绪涌上了我的心，止不住的辛酸泪，挂在胸。我们高唱着这支风靡一时的歌曲，等着吃忆苦饭。我特别盼望着开忆苦大会吃忆苦饭。吃忆苦饭，是我青少年时期几件有数的欢乐事中最大的欢乐。实际上，每次忆苦大会都是欢声笑语，自始至终洋溢着愉快的气氛，吃忆苦饭无疑也成了全村人的盛典。
究其根本是，忆苦饭比我们家里的幸福饭要好吃得多。
每逢做忆苦饭，全村的女人，除地、富、反、坏、右的家属外，几乎都一齐出动。她们把秋天晒出来的干胡萝卜缨子、干红薯叶放在河水中洗得干干净净，用快刀剁得粉碎。保管员从仓库里拿出黄豆、麦子、玉米，放在石磨上混合粉碎。杂粮面与碎菜搅拌，撒上咸盐，浇上酱油——有时还淋上几斤豆油，上大锅蒸熟。我们唱着忆苦歌曲就闻到大锅里逃逸出来的忆苦饭的香气啦。
歌唱声停，队长走上台，请方家七老妈上台忆苦。七老妈抱着她的活猴般的孩子，用一只袖子掩着嘴，嚎天哭地地上了台。
七老妈的诉苦词是天下奇文：
“乡亲们呐，自从嫁给方老七，就没吃过一顿饱饭，前些年去南山要饭，一上午就能要一篓子瓜干，这些年一上午连半篓子也要不到了……”
队长在台下咳嗽了一声。
“要饭的太多了，这群小杂种，一出村就操着冷的娘，操着热的爹，跑得比兔子还快，等我到了那儿，头水鱼早让他们拿了。”
队长说：“七老妈，你说说解放前的事儿。”
七老妈说：“说什么呢？说什么呢？解放前，我去南山要饭，天寒地冻，石头都冻破了。天上下着鹅毛大雪，刮着刀子一样的小东北风，我一手领着一个孩子，怀里抱着一个孩子，一步步往家里走。腊月二十二，眼见着就过小年啦。长工短工都往家里奔。孩子们冻得一个劲儿地哭，我也走不动了。走到了一个村庄，寻了个磨屋住下来。破屋强似露天地。孩子们不哭了。从面口袋里摸出地瓜干子来，咯嘣咯嘣地吃。后半夜，我觉得肚子不大好，就让两个大孩子到人家草垛上拉把干草，孩子拉草没回来，俺那个小五就落了地。孩子们见我满身的血，吓得又哭又叫。有一个好心的大哥进来看了看，回家端了一盆热汤来，让俺娘儿们喝了。我说，好心的大哥，俺一辈子忘不了你……”
方家七老妈每逢说到磨房生孩子这一段时，必定要掩着鼻子哭。台下心软的娘们儿也跟着唏嘘。
队长振臂高呼：“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人们杂七拉八地跟着呼叫：“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方家七老妈一说起她在磨屋里生孩子的事就没完没了。反过来说一遍，正过来又说一遍。忆苦饭香气扑鼻，勾得我馋涎欲滴。我不知道别人，我只知道我恨不得有支枪把唠叨起来没完没了的方家七老妈从台上打下去。
队长也分明是不耐烦了，他打断七老妈的车轱辘话，说：“七老妈，说说以后的事吧！”
七老妈抬起袄袖子擦擦眼睛，把怀里的孩子往上撮撮，迷茫着眼说：“后来怎么样呢？后来怎么样啦？后来就好了，后来共产党来了，共产党来了，共产共妻，共房子共地……”
队长跑上台，架着方家七老妈的胳膊，说：“老妈老妈，您下去歇歇吧，歇歇就吃忆苦饭。”
方家七老妈横着眼说：“就是为着这顿忆苦饭，要不谁跟你唠叨这些陈谷子烂芝麻的破事！盼星星盼月亮，就盼着这顿忆苦饭啦！”
大锅揭开了，人们都围上去。
队长和保管员每人手持一柄大铲子，往人们的碗里铲忆苦饭。队长的眼被蒸气烫得半睁半闭。队长说：“受苦受难的穷兄弟们，多吃点，多吃点，吃着忆苦饭，想起过去的苦……”
根本不用队长嘱咐。队长也知道，要不还用他亲自掌勺分配。
方家七老妈生着两只蓝色的眼睛，像天真的小狗一样的蓝眼睛。她有两个癖好，一是吮头发，二是舔煤油。
飞艇扎在河堤上那天早晨，母亲很早就把我和姐姐喊起来了。我们去南山讨饭必须早走。“南山”，是我们对我们村南四十里外一系列村庄的统称。那里鬼知道为什么富裕，与我们这里相比那里好像天堂。南山的人能吃上地瓜干。
姐姐去南山讨饭前，进行着复杂的准备工作。
她梳头，洗脸，照镜子。她对着镜子用剪刀刮着牙齿上的黄垢，刮得牙龈上流红血。她还往脸上抹雪花膏。我承认姐姐经过一番收拾是很好看的大姑娘。母亲每每训她：“拾掇什么，是去讨饭，又不是让你去走亲戚！”我同意母亲的观点。姐姐反驳道：“讨饭怎么啦？蓬头垢面，谁愿意施舍给你！”我同意姐姐的观点。
我们一出村头，就看到飞艇从南边飞出来了。太阳刚出，状如盛粮食的大囤，血红的颜色，洇染了地平线和低空中的云彩。遍野的枯草茎上，挂着刺刺茸茸的白霜。路上龟裂着多叉的纹路。飞艇在很远的地方发出过一阵如雷的轰鸣，在原野上滚动。临近我们村庄时，却突然没有了声息。那时候我们都站在村头那条通向南山的灰白道路上，我们挎着讨饭篮，拄着打狗棍（吓狗棍，绝对不能打人家的狗），看到银灰色的飞艇从几百米的空中突然掉下来，掉到离地五六十米高时，它斜着翅膀子，哆哆嗦嗦往前飞，不是飞，是滑翔！我听到飞艇的肚子里噼里咔啦地响着，两股浓密的黑烟从飞艇翅膀后冒出来，拖得很长，好像两条大尾巴。飞艇擦着路边的白杨树梢滑过去，直扑着我们的村庄去了。虽然机器不响，但仍然有尖利的呼啸，白杨树上的枯枝嚓啦啦响着，树上的喜鹊和乌鸦一齐惊飞起来。强劲的风翻动着我们破烂的衣衫。方家七老妈前走走，后倒倒，好像随时要倒地。飞艇像一个巨大的阴影一掠而过。飞艇的巨大的阴影从地上飞掠而过。我们都胆战心惊，每个人都表现出了自己的最丑陋的面容。连姐姐的搽过雪花膏的脸蛋也惨不忍睹。姐姐惊愕地大张着嘴巴，额头上布满横一道竖一道的皱纹。我是期望着飞艇降落到我们村庄里去的，但是它偏不，它本来是直冲着我们的村庄扎下去了，它的肚皮拉断了方六老爷家一棵白杨树的顶梢，一颗像轧场的碌碡那么粗的、乌溜溜闪着蓝光的、屁股上生着小翅膀的可爱的玩意儿掉在我们生产队的打谷场上。后来才知道那是颗大炸弹。飞艇拉断了一棵树，又猛地昂起头，嘎嘎吱吱地拐了一个弯，摇摇晃晃，哆哆嗦嗦，更像个醉鬼，掉头向东来了。飞艇的翅膀上涂满了阳光，好像流淌着鲜血。这时它飞得更低了，速度也更快，体型也更大，连飞艇里的三个人都能看清楚，他们的脸都是血红的。飞艇的巨翅像利剑一样从我们头上削过去，我们都捂住脑袋，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一个人感到自己的头颅是安全的。
方家七老妈双腿罗圈，一屁股坐在地上。她怀里的孩子像老猫一样叫起来。我也许是带头，也许是跟随着众人抱头鼠窜。我们的嘴里都不由自主地发出怪声，准确地形容应该是：一群衣衫褴褛的叫花子在黑色的机翼下，在死神的黑色翅膀下鬼哭狼嚎。我们有的挎着讨饭篮子，有的扔掉了讨饭篮子；有的拖着打狗棍，有的扔掉了打狗棍。这时，我们听到身后一声巨响。
方家七老妈是眼睁睁地看到飞艇扎到河堤上去的。我们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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