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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狗秋千架-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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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资格为工作队员做饭，是一种荣誉，一种政治权利。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家是无权的，大概怕这些坏蛋们在饭菜里放上毒药，毒杀革命同志吧。富裕中农（上中农）家庭比较积极的，可以得到这殊荣，比较落后的，就得不到。所以我家得到招待工作队员吃饭的通知时，大人孩子都很高兴，很轻松，心里油然生出一片情，大有涕零的意思。那些被取消了“派饭”资格的中农户，可就惶惶不安起来，也有提着酒夜间去村里管事人家求情，争取“派饭”资格的——这种故事一直延续到一九七六年之后。自四清工作队之后，各种名目的工作队一拨一拨进村来，有“学大寨工作队”，“整党建党工作队”，“普及忠字舞工作队”，“斗私批修工作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九七三年那支“学大寨工作队”。那支队伍有二十七个人，队员和队长都是县茂腔剧团里的演员和拉胡琴、敲小鼓的。这群人会拉会唱会翻斤斗，人又生得俏皮，行动又活泼，把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青年小伙子给弄得神魂颠倒，这工作队撤走后，很留下了一批种子，只可惜长大了，也没见个会唱戏的就是了。这段故事也许编成个小说更好。
四清工作队是最严肃的工作队，水平也最高，后来的工作队都简直等于胡闹。与其说他们下来搞革命，毋宁说他们下来糟践老百姓。我记得派到我们家吃饭的那个四清工作队员是个大姑娘，个子不高，黑黑瘦瘦的，戴一副近视眼镜，一口江南话，姓陈，据说是外语学院的学生。家里请来了这尊神，可拿什么敬神呢？那时生活还是不好，白面一年吃不到几次的，祖父是有些骨气的，愤愤地说：“咱吃什么就让她吃什么！”我们吃什么？霉烂的红薯干、棉籽饼、干萝卜丝子，这都是好的了，差的就无须说了。祖母宽厚仁慈，想得也远，因我父亲那时是大队干部，请着就不是玩。于是决定尽量弄得丰盛一点。白面还有一瓢，虽说生了虫，但终究是白面：肉是多年没吃了，为贵客杀了唯一的一只鸡；没有鱼，祖母便吩咐我跟着祖父去弄鱼。时令已是初冬，水上已有薄冰，我和爷爷用扒网扒了半天，净扒上些瘦瘦黑黑的癞蛤蟆，爷爷抽搐着脸，咕咕哝哝地骂着谁，后来总算扒上来一条大黄鳝，可惜是死的，掐掐肉还硬，闻闻略略有些臭味，舍不得丢，便用蒲包提回了家。祖母见到这条大黄鳝，十分高兴。我说臭了，祖母触到鼻下闻闻，说不臭，是你小孩嘴臭。祖母便与母亲一起，把黄鳝斩成十几段，沾上一层面粉，往锅里滴上了十几滴豆油，把黄鳝煎了。鸡也炖好了，鱼也煎好了，单饼也烙好了，就等着那陈工作队员来吃饭了。
我闻着扑鼻的香气，贪婪地吸着那香气，往胃里吸。那时我有一种奇异的感觉，感觉到香味像黏稠的液体，吸到胃里也能解馋的，香味也是物质，当时读中学的二哥说，香味是物质，鱼香味是鱼分子，鸡肉香味是鸡分子，我恍然认为分子者就是一些小米粒状的东西，那么嗅着鱼香味我就等于吃了鱼分子——小米粒大小的鱼肉；嗅着鸡肉香味也就等于吃了鸡肉分子——小米粒大小的鸡肉。我拼命嗅着，脑里竟有怪相：那鱼那鸡被吸成一条小米粒大小的分子流，源源不断地进入了我的肚子。遗憾的是祖母在盛鱼的盘和盛鸡的碗上又扣上了碗和盘。我的肚子辘辘响，馋得无法形容。我有些恨祖母盖住了鸡、鱼，挫了我的阴谋。但马上也就原谅了她：要是鸡和鱼都变成分子流进了我的胃，让陈同志吃屁去？在我二十年的农村生活中，我经常白日做梦，幻想着有朝一日放开肚皮吃一顿肥猪肉！这幻想早就实现了，早就实现了。再发牢骚，就有些忘本的味道啦。
陈同志终于来了，由姐姐领着。
陈同志要来之前，祖母和母亲恨不得“掐破耳朵”叮嘱我：不要乱说话，不要乱说话——我从小就有随便说话的毛病，给家里闯过不少祸，也挨过不少打骂，但这毛病至今也没改，用母亲的话说就是：“狗改不了吃屎！”这句话貌似真理，实则不正确，这边一块肥猪肉，那边一泡臭屎，我相信没有一匹狗不吃肉去吃屎，即便那屎也是吃过肉的人拉的，到底也是被那人的肠胃吸取了精华的渣滓，绝无比肉味更好、营养更丰富的道理，何况那都是吃地瓜与萝卜的人拉的屎呢。
陈同志进了院，全家人都垂手肃立，屁都憋在肚子里不放，祖母张罗着，让陈同志炕上坐。陈同志未上炕，母亲就把鸡、鱼、饼端上去，香味弥散，我知道那鱼盘和鸡碗上的碗和盘已被母亲揭开。
陈同志惊讶地说：“你们家生活水平这样高？”
站在院里的父亲一听到这句话，脸都吓黄了，两只大手也哆嗦起来。
我是后来才悟出了父亲骇怕的原因的。父亲早年念过私塾，是村里的识字人，高级合作社时就当会计。后来“人民公社化”了，虽然上边觉得让一个富裕中农的儿子当生产大队的会计掌握着贫下中农的财权不太合适，但找不到识字的贫下中农，也只好还让父亲干。对此父亲是受宠若惊的，白天跟社员一块在田里死干，夜里回来算账，几十年如一日，感激贫下中农的信任都感激不过来，怎敢生贪污的念头？但“四清”开始，父亲当了十几年会计，不管怎么说也是个可疑对象——这也是祖母倾家招待陈同志的原因。
所以陈同志那句可能是随便说的话把父亲吓坏了。全村贫下中农都吃烂地瓜干子，你家里却吃鸡吃鱼吃白面，不是“四不清”干部又是什么？你请她吃鱼吃鸡吃白面，是拉拢腐蚀工作队！这还得了！
父亲吓得不会动了。
母亲和我们都是不准随便说话的。
祖母真是英雄，她说：“陈同志，您别见笑，庄户人家，拿不出什么好吃的。看你这姑娘，细皮嫩肉的，那小肚、肠子也和俺庄户人不一样，让你吃那些东西，把你的肚和肠就磨毁了。所以呀，大娘要把那只鸡杀了，他媳妇还舍不得，我说，‘陈同志千里万里跑到咱这兔子不拉屎的地方，不容易，要是咱家去请，只怕用八人大轿也抬不来！’他们都听话，就把鸡杀了。这鱼是你大爷和小狗娃子去河里抓的，冻得娃子鼻涕一把泪一把。我说，‘为你陈大姑姑挨点冻是你的福气，像地主家的富农家的娃子，想挨冻还捞不着呢！’这面年头多了点，生了虫，不过姑娘你只管吃，面里的虫是‘肉芽’，香着呢！快脱鞋上炕，他大姑，陈同志！”
我们只能听到祖母的说话声，看不到陈同志的表情。
祖母说完了话，就听到陈同志说：“大家一起吃吧！”
祖母说：“他们都吃饱了的，姑娘，大娘陪着你吃。”
我站在院子里，痛恨祖母的撒谎，心中暗想：你们大人天天教育我不要撒谎，可你们照样撒谎。这世界不成样子。
陈同志走出来，请我们一起去吃，父亲和母亲他们都说吃过了，很高兴地撒着谎，我却死死在盯着陈同志的眼，希望她能理解我。
她果然理解我啦。她说：“小弟弟，你来吃。”
我往前走了两步，便感到背若芒刺，停步回头，果然发现了父亲母亲尖利的目光。
陈同志有些不高兴起来，这时祖母出来，说：“狗娃子，来吧！”
母亲抢上前几步，蹲在我面前，拍拍我身上的土，掀起她的衣襟揩揩我的鼻涕，小声对我说：“少吃！”
我知道这顿饭好吃难消化，但也不顾后果，跟随着陈姑娘进了屋，上了炕。
在吃饭的开始，我还战战兢兢地偷看一下祖母浮肿着的森严的脸，后来就死活也不顾了——陈同志走后，因我狼吞虎咽，吃相凶恶，不讲卫生，嘴巴呱唧，嘴角挂饭，用袄袖子揩鼻涕，从陈姑娘碗前抢肉吃，吃饭时放了一个屁，吃了六张饼三段黄鳝大量鸡肉，吃饭时不抬头像抢屎的狗，等等数十条罪状，遭到了祖母的痛骂。城门起火，殃及池鱼，连母亲也因为生了我这样的无耻的孽障而受了祖母的训斥。祖母唠叨着：“让人家陈同志见了大笑话！他爷爷都没捞着吃！我也没吃多点！”祖父愤愤地说：“我吃什么？嘴是个过道，吃什么都要变屎！我从小就不馋！”
进了母亲的屋，母亲流着泪骂我，骂我不争气，骂我没出息，骂我是个天生的穷贱种。哥和姐姐也在一旁敲边鼓——他们其实是见我饱餐一顿眼红——真到了关键时刻，连兄弟姐妹也不行——爱是吃饱喝足之后的事——这也可能是乡下人生来就缺乏德行——没有多看“灵魂工程师”们的真善美的伟大著作之故——按时下的一种文学批评法，凡是以第一人称写出的作品，作品中之事都是作家的亲身经历，于是莫言的父亲成了一个“土匪种”，莫言的奶奶和土匪在高粱地性交……那么，照此类推，张贤亮用他的知识分子的狡猾坑骗老乡的胡萝卜，也不是个宁愿饿死也要保持高尚道德的人。这不是因为张贤亮说了什么话，我来攻击他，只是顺便举个例子。那些不用第一人称做小说的人也许能像伯夷叔齐一样吧？但愿如此。不过张贤亮行使的骗术并不是他的发明，他一定看过这样一本精装的书，书名《买葱》，里边写着这样一个故事：一乡下人卖葱，一数学家去买葱。买者问：“葱多少钱一斤？”卖者答：“葱一毛五分钱一斤。”买者说：“我用七分钱买你一斤葱叶，八分钱买你一斤葱白，怎么样？”卖者盘算着：葱叶加葱白等于葱，七分加八分等于一毛五，于是爽快地说：“好吧，卖给你！”——这个写《买葱》的人是个教唆犯。
就在那次吃饭的时候，我即将吃饱的时候，一只瘦骨伶仃的狸猫，忽地蹿上了炕。祖母抡起筷子就打在猫的头上，猫抢了一根鱼刺就逃到炕下那张乌黑的三抽桌下，几口就把鱼刺吞下去，然后虎坐着，目光炯炯地盯着炕桌上的鱼刺——这只猫还是恪守猫道的，它知道它只配吃鱼刺。祖母挥着筷子吓着猫，陈姑娘则夹着一节节鱼刺扔到炕下喂猫，猫把鱼刺吞下去。既是陈同志爱猫，祖母也就不再骂猫，反而讲起了猫故事，而这时我也吃饱了，看着祖母浮肿着的慈祥的脸，听着祖母讲述的猫故事——祖母那么平静地讲述猫事时，心里却充满对我的仇恨，这是我当时绝对想不到的。祖母说：
“猫是打不得的！猫能成精。”
陈同志微笑不语。
“早年间，东村里一个闲汉，养了一只黑猫，成了精，那闲汉想吃鱼啦，只要心里一想，不用说话，就有一盘煎好的大鱼，从半天空里飘飘悠悠，飘飘悠悠，落在闲汉眼前，酒盅、酒壶、筷子也跟着飘来。那闲汉想吃肉啦，只要一想，就看到一盘切成鸡蛋那么大的红烧猪头肉，喷香喷香，冒着热气，飘飘悠悠，飘飘悠悠，落在闲汉眼前……人吃饱了，就挑口吃了，有一天那闲汉想吃鲤鱼，飘来了一盘鲫鱼，闲汉生了气，把那盘喷香冒热气的鲫鱼给倒进圈（厕所）里了。黑了天，就听到黑猫在窗外说：‘张三，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你想吃鲤鱼，全青岛大小饭馆都没有，寻思着鲫鱼也不差，女人生了小孩没有奶都吃鲫鱼，就给你来一盘，一百八十里路，远路风程，给你弄来，你竟倒进圈里！张三，你等着吧，我饶不了你！’张三也不是个省事的，就说：‘你能怎么着我？’黑猫说：‘你看，着火啦！着火啦！’张三躺在炕上，就看到窗户棂上的纸冒着蓝色的小火苗着起来……打这天起，张三可就跟黑猫斗上了，两位斗得你死我活，分不出个高低。有一天黑夜，张三坐在炕上吃烟，吧嗒吧嗒的，一袋接着一袋，黑猫在窗外说：‘真香！这烟儿真香。’张三也不吱声。黑猫又说：‘我吃口烟，好张三！’张三说：‘吃口就吃口。’他慢吞吞地把早就装足了药的枪从身后拿过来，把枪筒子伸到窗棂子外边，张三说：‘老黑，你含住烟袋嘴。’黑猫说：‘好。’‘含住了？’张三问。黑猫说：‘含住了。’‘真含住了？’‘真含住了。’‘点火啦。’‘点吧。’张三一勾枪机子，只听‘呼通’一声响，把窗户纸都震破了。张三说：‘杂种！叫你吃！’刚要出去看看，就听到黑猫咳嗽着说：‘吭吭……这烟好大的劲！’”
陈姑娘笑起来。
蹲在炕前的狸猫叫了一声。
陈姑娘夹起一段鱼，扔给了猫。
祖母的腮帮子哆嗦起来。
二哥踢了一脚猫，说：“连你都吃了一块鱼！”——这是以后的事。
这匹狸猫在我家待着，任你踢，任你骂，它都不走啦。
这是匹女猫。
根据我的观察，猫是懒惰的动物——至于那些成为宠物的贵种，就不仅仅是懒惰而是十足的堕落了——不是万不得已，它是不会去捉耗子的。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家那只猫只捉到过一只耗子。
那是一个傍晚，祖母刚烧完晚饭，祖父他们尚未从田野里归来，我和叔叔家的姐姐在院子里架起一根葵花秆练习跳高，就见那猫叼着一匹大鼠从厢屋里跳出来，我和姐姐冲上去，猫弃鼠而走，走到祖母身边，呜呜叫着，仿佛在告我们的状。
祖母兴奋得很，飞速地移动着两只小脚，跳到院子里，把那匹大鼠夺过去。
“啊咦！这么大个耗子！”祖母说，“拿秤去！”
我们赶快拿来了秤。看着祖母用秤钩挂住鼠肚皮称它。
“九两，高高的九两！”祖母说（那是一杆旧秤，十六两为一市斤）。
“孩子们，该犒劳你们了。”祖母说。
祖母把老鼠埋在锅灶里的余烬里。
我和姐姐蹲在灶门前，直眼盯着黑洞洞的灶膛。
猫在我们身后走来走去。
香味渐渐出来了。
我和姐姐每人坐一小板凳，坐在也坐着小板凳的祖母面前吃耗子肉的情景已过去了几十年，但我没忘。烧熟的老鼠比原来小了许多，乌黑的一根。祖母把它往地上摔摔，然后撕下一条后腿，塞到姐姐嘴里，又撕下它另一条后腿，塞到我嘴里。鼠肉之香无法形容，姐姐把鼠骨吐出来给了猫，我是连鼠骨都嚼碎咽了下去，然后，我们眼睁睁地看着祖母的手。暮色沉沉，蚊虫在我们身边嗡嗡地叫着。我总感到祖母塞到姐姐嘴里的鼠肉比塞到我嘴里的多。写到此，我感到一阵罪疚感在心里漾开，那时我们是个没分家的大家庭，吃饭时，我和这个比我仅大三个月的姐姐总能每人得一片祖母分给的红薯干，我总认为祖母分给姐姐的薯干比分给我的薯干大而且厚，于是就流着眼泪快吃，吃完了就把姐姐手里的薯干抢过来塞到嘴里。她抖着睫毛，流着泪，看着她的母亲我的婶婶。婶婶也流泪。母亲举着巴掌，好像要打我，但只叹息一声就把手放下了。前年回家，我对姐姐提起这事，姐姐却笑着说：“哪有这事？俺不记得了。”今年回家，一进家门，母亲就对我说：“你姐姐‘老’了。”
“老”了就是死了。
母亲说姐姐死前三天还来赶集卖菜，回家后就说身上不舒坦，姐夫找了辆手推车推她去医院，走出家门不远，就见她歪倒了脖子，紧叫慢叫就“老”了。
人真是瞎活，说死就死了，并不费多少周折。
我想起了和她一起坐在祖母面前分食老鼠的情景，就像在眼前一样。
祖母十几年前就死了。她是先死了，打了一针，又活过来，活过来又活了一个月，又死了，这次可是真死了，真“老”了。
祖母说，猫抓耗子，并不需要真扑真抓，猫一见到耗子，就竖起毛大叫一声，老鼠一听猫叫，立刻就抽搐起来，猫越叫老鼠越抽搐，猫上去咬死就行了，根本不要追捕。这说法我不知是真是假。
祖母还讲过一个故事：明朝时，有五个千斤重的大耗子成了精，变成人，当了皇帝的宰相一类的大官，他们扰乱朝纲，怂恿着皇帝干坏事。一个大臣，自然是忠臣，自然也是有慧眼的，看破了机关，回家对父亲说了——这又引出了一个故事：相传，古代，为了削减人口，人到了六十岁，不管健康与否，统统要“装窑”的，这“装窑”据祖母说，就是把人背到一个专门的地方去饿死（有点像日本小说《楢山节考》里的情景）。这大臣是个孝子，因为孝，就把父亲放在夹壁墙里藏起来（其实是利用职权破坏皇家的法规，是孝子不是忠臣）。大臣说：爹，朝里那五个重臣是五匹成精的老鼠，每匹有一千斤重，不知可有法子降服没有？大臣爹说：八斤猫可降千斤鼠。大臣说：哪里去寻八斤重的猫？大臣爹说：咱家那匹黑猫差不多就有八斤。大臣唤了猫来用秤一称，只有七斤半重。大臣爹说：不妨事，明日上朝前，你弄半斤猪肉让猫吃了，不就八斤猫了吗？大臣点头称是。次日，那大臣割了九两（旧秤）猪肉喂给猫吃。为什么割九两呢？因为猫吃肉不会不掉渣，余出一两来保险。大臣把原重七斤半吃了九两肉的黑猫揣在袍袖里胸有成竹地上了朝。文武群臣分列两边，皇帝坐在龙墩上打盹。大臣把藏在袍袖里的猫往外露了露，那猫凄厉地叫了一声，群臣诧异着，皇帝也睁开了睡眼。猫又叫了一声，就见那五个耗子变成的重臣索索地抖起来。大臣一松袍袖，那猫嗖地蹿出，跳到龙墩前的台阶上，竖毛弓腰，扬尾须，连连发威鸣叫，那五重臣抖抖索索，抖抖索索，瘫倒在堂前。猫继续鸣叫发威，五重臣显出原形，袍靴之类尽脱落，就见五匹大鼠一字儿排开，初时都大如黄牛，后来越缩越小，越缩越小，缩得都如拳头般大，猫慢慢踱上去，一爪一个，全给消灭了。皇上翻然醒悟，要重赏那大臣，大臣却跪地叩头，求恕欺君之罪。皇上听他诉说，知道这奇谋出自一该“装窑”而未“装窑”的老人，由此可见，老人还是有用处的，于是就撤销了六十岁“装窑”的命令——我总怀疑这故事与“三侠五义”里的“五鼠闹东京”有些瓜葛，不过考证这些事也没意思就是了。后来又读《西游记》，见孙悟空被陷空山无底洞那匹金鼻白毛耗子精折腾得狼狈不堪，最后去玉皇大帝那儿告了李靖父子一刁状（母耗子是托塔天王的干女儿）。干爹和干哥哥出面，才把她降服了。孙悟空如果听过我祖母的故事，只需寻一只八斤猫抱进洞去就行了。那耗子精也实在迷人，不但美丽绝伦，而且体有异香，连唐三藏都心猿意马，有些守不住，悟空不得不变成苍蝇，叮在耳朵上提醒师父不要被美人拉下水。记得当年看到这里时，不由得恨唐僧太迂，要是我，就留在这无底洞当女婿了。
后来我和姐姐天天盼望猫捕鼠，可再也没见到过。只见到那家伙每日懒洋洋地晒太阳，吃饭时就蹭到饭桌下捡饭渣吃。这猫，是被我们伤了心。它捉了耗子，被我们烧吃，这行为也是“欺猫太甚”，猫从此不捕鼠，也有它的道理。
鲁迅先生在《狗·猫·鼠》里，开玩笑般地引用一外国童话里所说的狗猫相仇的原因。引用完毕，先生接着写道：“日耳曼人走出森林虽然还不很久，学术文艺却已经很可观，便是书籍的装潢，玩具的工致，也无不令人心爱。独有这一篇童话却实在不漂亮；结怨也结得没有意思。猫的弓起脊梁，并不是希图冒充，故意摆架子的，其咎却在狗的自己没眼力。”
鲁迅先生所引童话里说，动物们要开大会，鸟、鱼、兽都齐集了，单缺象。大家决定派一伙计去迎接象，谁也不愿去，于是就运用了某团体分派救济金的方式：拈阄。这倒霉的阄偏被狗拈着。狗说不认识象，大众说象是驼背的，狗遇见一匹猫正在弓着脊梁，可能是因为没请它去参加动物大会而发怒吧！狗就把它请来了，大家都嗤笑狗不识象。狗猫从此相仇。
这童话里猫是很冤的。动物大会，鸟、鱼都去了，偏不请它，它如何能舒服？正在发怒弓背，巧被狗请，于是放平脊梁赴会，到会后又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它又被陷进一个尴尬的泥潭里，狗与猫都是受害者。不知那动物大会的主席是谁，如果是百兽之王老虎，那虎主席就是怕见猫老师，便故意不发给猫请帖，虎怕猫把它当年逼猫上树的丑事给抖搂出来呢。矛盾的对立面是虎和猫，狗代虎受过了。
这童话真该焚烧，不知编这童话的覃哈特博士是不是“现代派”，如果是“现代派”，又写了这坏童话，那就岂止该烧书！
比较之后，还是我祖母讲的猫狗成仇的原因对头。
祖母说，很早很早以前啦，有一个人养了一条猫和一匹狗。主人是开劈柴店的，外出时，就吩咐狗和猫劈柴。狗埋头苦干，猫偷懒耍滑。主人回来，猫就蹦到主人肩头上，把劈柴之功据为己有，然后又说狗如何如何奸猾不卖力气。猫一边说一边用爪子轻轻搔着主人的耳垂——那纤细的小爪子挠着耳垂痒痒的实在是舒服——主人就痛打狗一顿，连分辩都不许。分配饮食时，主人自然就偏着猫。狗只好生闷气。第二次，狗为赎罪，更努力地劳动。主人回来，猫更快地跳到主人肩上——那纤细的小爪子挠着耳垂痒痒的实在是舒服——猫哭诉道：“主人啊，主人！你不要表扬我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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