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狗秋千架-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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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边那家也在进行家庭教育，金桂对秋生说：“记住了没有？要是我再看到你和那个小土匪在一起跑爬犁，我就把你填到冰窟窿里去喂老鳖！”

一上午，秋生和大胖都没有出门，像关在笼子里的小鸟一样焦躁不安。

青草湖边的人家现在也都是独生子女，一个个都像心头肉一样金贵。下午，大胖要下湖跑爬犁，不让去就哭，莲叶说：“好吧，别和小恶霸一起玩，记住了？”

“记住了！”大胖一边高叫着，一边扛着爬犁往外跑。

西院里秋生听到了大胖的声音，也要去跑爬犁。金桂不许，秋生就躺在地上打滚儿。金桂无法，只好嘱咐一番，放他去了。

冬天的青草湖，像一块镶在大地上的毛玻璃。青草湖边的孩子，都是冰上运动的健将。大一点的孩子，跑那种“站爬犁”，脚踩两片底下嵌着钢丝的窄板，手撑两根顶端带尖的木棍，双臂一撑，人似流星。像秋生和大胖这样的小不点儿，就跑“坐爬犁”。“坐爬犁”就是在一块长方形的木板上，钉上两块方木，方木上嵌上两片钢板。他们手中也撑着带铁尖的木棍，比“站爬犁”的撑棍短一些。

秋生和大胖下了湖。湖上没有人。两个孩子各自玩了一会儿，孤单单地，没劲极了。往常里他们是形影不离的，两人一块儿比赛，比速度，比花样。现在不行了，昨天刚发生血战呢。

冬日天短，太阳眼见着就挂到柳树梢上了。一群大雁嘎儿嘎儿地叫唤着，在空中盘旋几圈后，降落到湖面上。两个孩子看呆了。一会儿，他们不约而同地划着爬犁向大雁冲去。临近雁群时，又各自把手中的撑棍像标枪一样投出去。雁群惊飞。

“嗨，差一点就投着了。”大胖说。

“我也差一点！”秋生说。

“秋生，你家有土枪吗？”

“有，俺爹挂在墙上，不让我动。”

“俺家也有。”

“秋生，明儿晚上咱们扛枪来打雁好不好？”

“你会放枪？”

“当然会。”

“俺爹说，小孩放枪，会把耳朵震聋的。”

“你爹骗你呢。”

“秋生，咱们比赛，看谁先划到湖边。”

“好。”

两个小伙伴连连挥动小胳膊，爬犁飞也似的向前冲去。拐弯时两人碰在一起，爬犁翻了。两人都摔了屁股蹾儿。他们搂抱在一起笑起来。

“这次不算，再比一次。”秋生说。

“比就比！”大胖说。

两人又往前划去。湖上，有砸冰捕鱼时留下的一些冰窟窿。窟窿上结冰很薄。秋生没注意，呼隆掉了下去。

大胖吓呆了，没命地哭嚎起来。

天就要黑了。莲叶做好饭，到湖边来找孩子，隔老远就听到了大胖的哭声。她边骂着边往湖边跑去：

“没记性的东西，不让你跟那个小恶霸一块儿玩，偏不信，又被打哭了……”

大胖一见娘来到，哭得更凶了。

“你嚎什么？”

“秋生掉到冰窟窿里了……”

“光哭有什么用？还不回家去叫你爹！”

莲叶早忘记了昨天的仇恨，跑到冰窟窿前一看，不见秋生的影子，便大声呼救起来：“来人啊……孩子掉到冰窟窿里啦……”

二毛得到儿子大胖的报告，扛着铁镐冲下湖来。他抡起铁镐，噼里咔喇，几下子就把冰窟窿扩大了许多。水很清，能看到水中的秋生。二毛一个猛子钻下水，把秋生抱了上来。

金桂和黑头听到儿子掉到冰窟窿里的消息，急着往外跑，一出门就碰上二毛抱着秋生走来。放在炕上一看，早没气了。金桂顿时大放悲声。

“嫂子，别哭，我学过急救法，试试看。”二毛说着，很麻利地剥去秋生的衣裳，俯下脸对着秋生的鼻孔吹气，然后用力挤压秋生的胸脯。好久，秋生的胸部翕动起来，脸色也红润了。秋生活了。

大胖欢跳着说：“秋生，你可好了。别忘了，赶明儿咱一块儿下湖去打雁。”

金桂一下子把大胖搂在怀里，呜呜地哭起来。莲叶也跟着掉眼泪。

黑头说：“行了，行了，真是娘儿们眼泪多，还不快找几件衣裳给二毛换上。”

这时候她们才注意到，二毛满脸青紫，浑身哆嗦成了一个蛋。

一九八二年





黑沙滩


在春节前的一次音乐晚会上，一个著名的民歌演唱家，用惬意的神情和粗犷豪放的嗓门，唱起了一首解放初期在华北地区广泛流传的民歌。我一听到这熟悉的旋律，心脏便猛地一阵颤栗，仿佛有一根灼热的针在我心上扎了一下。是的，这首歌的确没有什么特别出众之处，它不过抒发了翻身农民的一种心满意足的心理，一种小生产者的自我陶醉。如果您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它至多不过能使那些已成为历史的和平安宁的田园生活在您心中偶一闪现罢了。如果是年轻人呢？除了我之外，谁还能从这首歌里得到一种富有特别意义的哲理性感受呢？

一头黄牛一匹马

大轱辘车呀轱辘转呀

转到了我的家

……

当这歌声的最后一个音符在剧场富丽堂皇的穹顶上碰撞回折、绕梁不散的一瞬间，当那个仪表不凡的中年男演员优雅地对着观众鞠躬致敬时，在观众雷鸣般的掌声中，我的脑袋沉重地伏在前排的椅背上。温柔的妻子一把握住我的手，惊惶地问：“怎么了？你？”

“没什么……我想起了一个人……”

回家的路上，妻子挽着我的胳膊，悄声问：“你想起了谁？”

“场长。”

“是个什么样的场长，竟使你泪水直转？”

“回家告诉你。”我轻轻地捏了一下她温暖的小手。

一九七六年三月的一天，天空布满了灰蒙蒙的乌云，一辆解放牌卡车沿着渤海湾畔弯弯曲曲的公路飞驰着。我双手紧紧抓住车帮，这兔子般飞奔的卡车令我这个出身农家的新兵胆战心惊，然而我又是兴奋的。飞驰的卡车把一辆辆手推车、马车、毛驴车和突突突喷着黑烟的拖拉机甩在后边。我感到，往昔平淡困顿的生活就像这些落伍的车辆一样被甩在身后了。一种终于跳出农村的庆幸使我从心里感到自豪和幸福。

你能体会到一个常年以发霉的红薯干果腹的青年农民第一次捧起发得暄腾腾的白面馒头、端起热气腾腾的大白菜炖猪肉时的心情吗？

我的妻子摇摇头。

当时在我们那个地方，当兵像考状元一样不容易。我的曾经当过四年兵的表哥遵照父亲的吩咐，把他在部队几年积累的宝贵经验一一传授给我。无非是一要听话，二要吃苦，三要勤快等等。他们都希望我能成为金凤凰，飞出这烂泥塘，永远别再回这穷得穿不上裤子的农村。当时，我可没有这么大的野心，能吃上白面馒头，吃上大白菜炖猪肉就令人十分满足了。好好干，当四年兵没问题，这就够了，四年呢！因此，尽管新兵训练结束后把我分到远离要塞区司令部的黑沙滩农场，尽管新兵们一听说分到黑沙滩农场就抹眼泪，尽管黑沙滩农场前来接我们的场长其貌不扬，我的老乡郝青林还偷偷地骂了一句“狗特务”，我的心里却很坦然。黑沙滩农场有什么可怕？不就是干活吗？！只要有我的馒头吃、有我的衣服穿，我在哪儿都可以干一辈子。

就这样，在车上的十个新兵之中，有心思眺望着远处黛青色的丘陵在乌云中闪现、倾听着灰蓝色的海潮冲刷沙滩发出有板有眼的声响的，大概就唯有我一个人了。“能者多劳，智者多忧，无能者无所求”啊。我只读了四年书，实在不会去为什么“理想”、“前途”之类的空洞字眼费心劳神。比我多读六年书的老乡郝青林小脸阴沉着，心事重重的样子。他能说会道，会写文章，会拉二胡。我们一块参军时，村里人的评价就是：梁家小子是个扛炮弹的材料；郝家后生是天生的当官的坯子。我自己也知道郝青林的前途比我光明若干倍。郝青林也满心以为会把他分配到要塞区大院去干个体面事。那时候要塞区有个战士文工团，听说正缺能拉会唱的人才呢。谁知道怎么搞的，他竟跟我这个土拨鼠一起被分到了黑沙滩。

黑沙滩在要塞区战士的心目中，是个可怕的地方。当时战士们打赌都说：“要是……就让我到黑沙滩去。”当然，在干部面前，谁也不这样说，黑沙滩毕竟是军队的农场，不是劳改营、流放所。可是在心里呢，不光是战士，就是在那些干部的心里，谁愿意到黑沙滩去呢？哦，这个远离县城一百八十里的黑沙滩哟！从它创建之日起，只有一个场长在那里扎住了根，他把自己十几年的生命化成汗水洒在这块黑色的沙滩上。其他干部则像走马灯似的换了一茬又一茬。据说，当时的黑沙滩农场，就像今天的院校一样，到那儿去的干部就像进院校进修，是提拔重用的前奏，就像斑斑点点的山楂，放到化开的糖稀里一蘸，挂上一层琥珀色的亮甲，就可以卖大价钱了。

那个在黑沙滩滚了十几年的场长，就坐在驾驶楼里。他那又黑又瘦的脸，秃得发亮的脑门，被烟草熏得焦黄的牙齿，刺人的小眼睛，都使我们这些新兵瞧不起他。还有他的那半截因年代久远变得又黑又亮的牛皮腰带，总是吊儿郎当地垂在两腿之间。我的场长，难道你就不能把那半截腰带塞进裤鼻里去吗？

正当我胡思乱想着的时候，卡车突然发出一阵“嘎嘎吱吱”的怪响——急刹车。巨大的惯性使我们这些没有乘车经验的新兵蛋子像一堆核桃般朝前滚去，挤成了一堆。司机老葛从驾驶楼里探出头来，张开那张被汽车摇把崩掉了一颗门牙的嘴，骂道：“妈的！找死吗？！”

车头前两米处，站着一个头发蓬松满脸灰土的女人，她背上驮着个约有五六岁的女孩儿。女孩儿的脑袋无力地搁在女人的肩上，两只大眼惊恐地盯着老葛那豁牙嘴。

坐在我的被包上一直闭目养神的老兵刘甲台睁开眼，低声告诉我说：“疯子，黑沙滩的疯子。”

“解放军，行行好，捎俺娘儿俩一截路吧……”

“不行，快让开！”老葛怒冲冲地说。

场长瞪了老葛一眼，跳下了驾驶楼，和颜悦色地说：“大嫂，上车吧。”

司机老葛不高兴地说：“到后边去，快点。”

“让她坐在驾驶楼里。”场长把女人和女孩儿让进驾驶楼，女人连声道谢。场长推上车门，自己踏着车帮，爬到车厢里。

卡车像一匹发疯的牛犊，颠颠簸簸地向前冲去。场长坐在一个被包上，掏出一盒九分钱的“葵花”烟。我偷眼看着这个老头儿，看着他那捏着烟卷的树根般粗糙的手指。也许是我的错觉，也许是车辆的震动，我看到了那只手在微微地哆嗦。

大概豁牙司机的心火平息了吧，车子又终于平稳地前进了。路边张牙舞爪的刺槐树一排排向后倒去。车轮沙沙地摩擦着地面，发动机欢快地鸣叫着，排气阀有节奏地哧哧排着气。老兵刘甲台闭着眼，脑袋摇晃着，仿佛呓语般地唱起一支调子耳熟、词儿陌生的歌子。他自称“老兵”，实际上只比我们早入伍一年，一副浪荡样子。歌声像泥鳅般地从他嘴里滑出来：

黑沙滩云满天

黑沙滩的大兵好心酸

黑沙滩的孩子没裤子穿

黑沙滩的姑娘往兵营里钻

黑沙滩啊……

黑沙滩……

这阴阳怪气的歌子使我们这些新兵都大睁开眼睛，惊愕地瞅着刘甲台那一开一合的嘴。连我这个只要有了馒头白菜就不管天塌地陷的目光短浅者，心里也泛起一阵凉气，汗毛都倒竖起来。难道我们要去的黑沙滩就是这样一个鬼地方吗？

“刘甲台，你胡唱些什么？！”场长发怒地吼了一声。

“场长，难道这不是真的吗？”刘甲台睁开眼，爱理不理地说。

“你敢扰乱军心，我崩了你！”

“场长，安稳地坐着吧，您。纸里包不住火，黑沙滩是个什么样，这些小兄弟们一到便知。”

“闭住你那张臭嘴，闭住，没人把你当哑巴卖了。”场长嗓子喑哑，眼睛发红。然而，他的头却无力地垂下了，一直垂到了他支起的膝盖上。

刘甲台不唱了，却把适才那曲调用口哨吹了起来。他的口哨吹得相当出色，悠扬、圆滑、清脆、明快。他一遍一遍地重复着那曲调，适才他唱出的那些词，却像冰凉的雨点砸在沙地上一样，有力地撞击着我的心。

刘甲台把我们折磨够了，黑沙滩也快要到了。大海就在面前，从海上连续不断地刮来冰凉潮湿的风，使这早春天气竟然砭人肌肤。我远远地望见了几排暗红色的瓦房，望见了离开瓦房一箭之地，有几十排低矮的草屋。方圆几十里，没有一个村庄的影子，只有那一片狭长的沙滩，沿着大海的边缘无尽地延伸开去。

“为什么要叫黑沙滩呢？我只见过金黄色的沙滩、暗红色的沙滩，夸张点说，还有苍白的沙滩，却没见过黑沙滩。”我的妻子这样问我。

是的，到目前为止，我也没有见过一片黑色沙滩。黑沙滩的沙滩其实是一种成熟的麦粒般的颜色，在每天的不同时刻，它还会使人发生视觉上的变化。在清晨丽日下，它呈现出一种温暖的玫瑰红；正午的阳光下，它发出耀眼的银光；傍晚的夕阳又使它蒙上一层紫罗兰般的色泽。总之，它不是黑色的，即使是在漆黑的夜晚，它也闪烁着隐隐约约的银灰色光芒。

我曾带着我妻子般的疑问，问过我们农场的“百科全书”老兵刘甲台，他不屑一顾地说：“新兵蛋子，真是个新兵蛋子！沙滩是暗红、金黄、紫红、玫瑰红，就不能叫黑沙滩了吗？黑的难道不能说成白的，白的难道不能说成绿的、红的、杂色的、乌七八糟色的吗？你呀，别管这么多，既然大家都叫它黑沙滩，你也只管叫它黑沙滩拉倒。”刘甲台这一番哲学家般的高明解释使我这个新兵蛋子确如醍醐灌顶一般大彻大悟了。从此，我再也没有产生过为黑沙滩正名的念头。

我们黑沙滩农场理所当然地坐落在黑沙滩上，紧傍着农场的是一个虽然紧靠大海却经营农业的小小村庄，村名也叫黑沙滩。听说黑沙滩现在已经成了相当富庶的地方，可是在我当兵的那些年头里，却是一片荒凉景象。黑沙滩的老百姓说，部队里有的是钱。这话不错。我们每年都用十轮大卡车跑几百公里拉来大量的大粪干子、氨水、化肥，来改造这片贫瘠的沙原。我们不惜用巨大的工本在沙滩上打了一眼又一眼深井。尽管我们种出来的小麦每斤成本费高达五角五分，但我们在沙滩上种出了麦子，政治上的意义是千金也难买到的。我们场长是黑沙滩农场的奠基人。他后来因故被罚劳改，和我一起看水道浇麦田的时候曾经说过，要是用创办农场的钱在黑沙滩搞一个海水养殖场，那黑沙滩很可能已经成为一个繁华的小城镇了。

那时候，正在黑沙滩农场接受考验的是后来成了要塞区政治部宣传处处长的王隆——最近听说他很有可能成为要塞区最年轻的副政委哩！啊，这属于哪种人呢？当时，他是农场的指导员。我的这位首长是工农兵大学生。白白净净的面皮，那年头，他好像也不敢使用保护皮肤的液体或脂膏，漂亮的脸上也裂着一张张皴皮。

一九七六年春天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不平常的春天，我至今仍难以忘记王隆指导员那长篇的、一环扣一环的理论辅导课，也永远忘不了他那间小屋里彻夜不熄的灯光。我曾经进过他的办公室兼宿舍，摆在桌子上的、床头上的那些打开的、未打开的、夹着红蓝铅笔的、烫着金字的经典著作，令我这个从泥土里爬出来的孩子目瞪口呆。天生不怕官的老兵刘甲台曾开玩笑地对我们说：一定不要碰到指导员的肚子，他肚子里全是马列主义词句，一碰就会呕出来。这些话，郝青林曾向指导员汇报过，指导员一笑置之，也没给刘甲台难堪。

我遵循着堂哥传授给我的宝贵经验，开始了兵的生涯。一连两个月，我每天早起打扫厕所，话不多说，干活最多。但是当黑沙滩农场团支部从新兵中发展第一批团员时，我竟然“榜上无名”，我的同乡郝青林却“名列前茅”。这对我不能不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晚上躺在床上睡不着，我把郝青林与自己进行了仔细的对比。论出身，我家三代贫农，根红苗正，而郝青林的爷爷当过国民党乡政权的管账先生。论模样，郝青林尖嘴猴腮，演特务不用化装，而我端正得像根树桩。我打扫厕所、帮厨、下地劳动每次都流大汗，连场长都拍着我的肩膀夸奖：“好，牛犊子！”郝青林呢？懒得要命，干活时总戴着那副用荧光增白剂染得雪白的手套。可是郝青林竟先我而入团？他不就是会从报纸上抄文章吗？他不就是会在黑板上写几行粉笔字吗？就凭这个吗？妈的。

我躺在床上“烙饼”，床板咯咯吱吱地响。躺在下铺的老兵刘甲台不高兴地说：“新兵蛋子，怎么啦？想媳妇了吧？”

“不是，老刘，不是……”

“唉，你呀。”刘甲台坐起来，悄悄地对我说，“我知道你想啥。我教给你两种办法：一是跟我学，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怕，什么也不在乎，什么团员方员，请我入我也不入；二是跟郝青林学，大批判积极发言，不管对不对，不管懂不懂，只管瞎说，这样，我保你三个月入团，一年之后入党。”

“我，不会……”

“你太笨，太傻。譬如，前几天指导员让你歌颂农村大好形势，你怎么说的？你竟说，‘俺爹说，现如今还不如单干那时好，那时能吃上玉米面饼子萝卜菜，现在天天吃烂地瓜干子。’”

“这是真的呀。”

“谁不知道这是真的，你以为指导员不知道这是真的？他爹也在家里吃烂地瓜干子呢。你要闭着眼把真的说成假的，把假的说成真的，这样，一切都是小意思。”

啊，我的天！老兵刘甲台又给我上了一课，这一课与“黑沙滩”问题一脉相承，可是更深刻，更使我心惊肉跳。我堂哥的宝贵经验过时了，我爹娘从小教给我的做人准则不灵了。刘甲台还警告我：“要是你还是这样傻，两年就会让你复员。你跟我不能比，我是城市入伍的，巴不得早点回去找个工作。你呀，学聪明点吧……”

是的，我一定要尽快聪明起来，为了这白面馒头，为了这大白菜炖猪肉，为了争取跟地瓜干子“离婚”……

每逢节日，我的眼睛就要发亮，胃囊就出奇地大。这是在黑沙滩养成的坏毛病。黑沙滩农场每逢节日，都要杀猪宰羊，搞上十几个菜。这种饕餮般的进食后来使我受到了双重的惩罚：一是得了胃病，二是受到了我的当护士的妻子的严格控制和冷嘲热讽。她多次说我是个彻头彻尾的乡巴佬，虽然也是所谓的“作家”，可见了好吃的，眼珠都不转了，恨不得把盘子都吞下去。

我这一辈子第一次看到满桌鱼肉，并能以堂堂正正的身份端坐桌旁饱吃一顿，这机会是黑沙滩农场赐给我的，不过那次我的胃口并不好。这个日期——一九七六年五月一日，就像我一生的一个重要纪念日一样令我终身难忘。那些日子里，老兵刘甲台给我开了窍，我再也不早起打扫厕所了，干活也不甩掉棉衣满身冒汗了。我向兼任团支部书记的指导员递交了第二份入团申请书。这份申请书写了九页半纸，其中有九页是从报纸上抄来的。我积极要求参加农场理论小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虽然我这个半文盲狗屁不通，但还是被理论组接纳为组员。此时，郝青林已经成了理论组的“首席组员”，不时发表一些吓人的高论。刘甲台暗中表扬我：“小子，有门了，不出三个月，入不了团我买烟请客。”由于进步有望，心情愉快，再加上从下午两点钟起，食堂里就飘出一阵阵扑鼻的香气，我的身体就像躺在温热的细沙里一样舒服。炊事班长让我到大门外的菜地里去挖大葱，我嘴里哼着小曲，乐颠颠地去了。一出大门，我看到黑沙滩村一群大大小小的孩子，在营房周围转来转去；我看到白色的浪花一层层涌上沙滩。我看到沙滩上那一片马尾松林，松林外边的麦田里，麦子已经打苞孕穗；一顿丰盛的晚餐竟使一个五尺高的男子汉轻飘飘起来。

“至于吗？”妻子问我。

“你不相信也得相信，因为我不会骗你。如果我会魔法，把你放到那个年代里去生活十年，不，一个月，你会连我都不如。”我对妻子说。她不以为然地把灵巧的鼻子皱了皱。

下午四点钟，饭菜上桌，众人就座。我早已是饥肠辘辘、跃跃欲试了——从早饭起我就留着肚子。好不容易等到指导员的祝酒辞结束，我迫不及待地咂了一口马尿味似的啤酒，抄起筷子就下了家伙。

“慢着点吃！”场长突然低沉而威严地说。我的手一哆嗦，夹起来的肉丸子又掉进盘里。

“大家看看窗外，看看……那些眼睛……”场长对着玻璃窗指了指。

那是十六只眼睛。十六只黑沙滩村饥肠辘辘的孩子们的眼睛。这些眼睛有的漆黑发亮，有的黯淡无光，有的白眼球像鸭蛋青，有的黑眼球如海水蓝。他们在眼巴巴地盯着我们的餐桌，盯着桌子上的鱼肉。最使我动情的是那两只又大又黑、连长长的睫毛都映了出来的眼睛。疯女人就有这样两只眼睛，这是疯女人的女儿。在这种像刀子一样戳人心窝的目光下，无论什么样的珍馐美味，你还能吃得下去吗？

“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