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影重重-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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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弄的？”我是在问他脸上的伤痕。

安托因点点头，不好意思地微笑着说：“他不肯上救护车，他说他没事。我差不多跟他拉扯了半个小时，我本来应该把他拎起来扔上救护车的。希望我没耽误了叫救护车的时间。”

一个穿着绿色制服的小个子黑皮肤年轻人走到我跟前：“你是他儿子？”

“嗯？”我回答。

“我是佩特大夫。”年轻人说。他跟我年纪不相上下，可能是医生或是实习医师之类的。

“噢，你好。”我顿了一下，“嗯……他能活下来吗？”

“看起来应该没问题。你父亲只不过是感冒了。但是他没有任何多余的呼吸能力了，所以小感冒对他来说也是致命的。”

“我能看看他吗？”

“当然。”他说着走上前拉开了帘子。有个护士正在给老爸挂吊针袋。一个透明的塑料罩盖住了他的嘴巴和鼻子，他正盯着我。他看起来基本上没什么变化，只是显得体格更小，脸也比平常要苍白。他身上连着几个监控器。

他伸手把面罩拉了下来。“看他们大惊小怪的。”他说。他的声音很虚弱。

“感觉怎么样，卡西迪先生？”佩特大夫问。

“噢，好极了，”老爸回答，语气里满是讽刺，“你难道看不出来吗？”

“我认为你比你的护理员的状况要好。”

安托因正偷偷地走过来看他。老爸突然看起来很有负罪感。“噢，他啊。安托因，你的脸，不好意思啦。”

安托因一定也知道我父亲的道歉至多如此了，他看上去松了一口气。“我得到了教训。下次我会用力反击的。”

老爸露出了重量级拳击冠军的笑容。

“这位先生救了你的命。”佩特说。

“是吗？”老爸问。

“当然。”

老爸稍微扭了扭头，盯着安托因。“你干吗那么拼命？”他问。

“不想这么快就要去找另一份工作。”安托因迅速回答道。

佩特大夫对我轻声说：“他的胸部X光片显示正常——当然是对他来说——他的白血球计数是八点五，也很正常。他的血液气体表明他正在逐渐呼吸衰竭，不过目前看来他情况稳定。我们给他打了抗生素吊针、输了氧，还打了类固醇吊针。”

“面罩是做什么用的？”我问，“氧气？”

“那是喷雾器。Albuteral（一种气喘喷器所搭配使用的药水——译者注）和‘爱喘乐’，都是支气管扩张剂。”他俯向我父亲，把面罩拉回原位。“您很坚强，卡西迪先生。”

老爸只是眨巴眨巴眼睛。

“何止！”安托因沙哑地大笑着说。

“我们出去一下。”佩特大夫拉上帘子往外走了几步，我跟了上去，而安托因继续陪着老爸。

“他还在抽烟？”佩特大夫突然问。

我耸耸肩。

“他的手指上有烟渍。你知道，这太疯狂了。”

“我知道。”

“他这是在自杀。”

“反正他也要死了。”

“可是，他现在在加速死亡的过程。”

“也许这正如他所愿吧。”我说。　　
　第三十七章
我彻夜未眠，就这样开始了我正式为戈达德工作的第一天。

凌晨四点左右，我从医院回到了自己的新公寓，本来打算小憩一个小时，不过我立刻就放弃了这个妄想，因为我知道自己肯定会睡过头，第一天为戈达德工作就睡过了头可不是什么好事。于是我冲了个凉，刮了胡子，上网读了些有关特莱恩公司竞争对手的信息，并且仔细看了看News。和Slashdot上最新的技术新闻。我穿上衣服，一件轻便的黑色套衫（这是我的衣服里和Jock·戈达德标志性的黑色翻领毛衣最相近的一件）、一条卡其布西裤以及棕色的犬牙纹夹克，这是怀亚特的那个充满异域风情的行政助理为我挑的“休闲”服饰之一。现在我看上去就像一名完全合格的戈达德御林军猛将。随后我打电话通知楼下的服务生，让他们把我的保时捷开来。

我通常是在大清早和晚上进出楼门，在这两个时间段值班的门卫是个四十五岁左右的西班牙男人，叫卡洛斯·阿维拉。他的声音很奇怪，说话时像被勒着脖子一样，仿佛是吞了个尖东西没法儿把它咽下去。他喜欢我——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不像这里其他的住客那样对他视而不见。

“努力工作呢，卡洛斯？”我经过的时候对他说。通常在我深夜加班、精疲力竭地回来时，他会对我说这句话。

“几乎没怎么工作，卡西迪先生。”他笑着回答，然后转身继续看电视新闻。

我开过几个街区，在一家刚刚开门营业的星巴克前停下车，要了个大杯拿铁咖啡。我一边等着那个为了赶时髦而扎了一身洞的碍眼的西雅图男孩儿给我准备一夸脱百分之二牛奶的热咖啡，一边拿起一沓《华尔街日报》，然后我的心揪成了一团。

就在扉页上，是一篇有关特莱恩公司的文章；或者，用他们的原题说是“特莱恩的悲哀”。文章配有一张戈达德的雕刻画，画上的戈达德很不应该地快活无忧，仿佛特莱恩的悲哀跟他毫无关系，好似他还没搞清楚状况。有一条小标题写着：“是不是创建者奥古斯丁·戈达德的日子不长了？”我不得不把这篇文章读了两遍——我的大脑还没有恢复巅峰状态，我还在苦苦地等着我的大杯拿铁咖啡，而那个碍眼的孩子似乎手忙脚乱地搞不定。文笔尖锐有力，文章的作者正是该报的记者，名叫威廉·鲍克里，显然在特莱恩公司内部有很好的线人。通篇的中心好像是在说特莱恩公司的股票价格在下跌，产品已经跟不上潮流，公司（“被普遍认定为电信消费型电子产品行业老大”）正处于困境之中。而Jock·戈达德，特莱恩公司的创建者，似乎置之不理，他的心思已经不放在特莱恩了。文章里翻来覆去地诉说高科技公司的创建者们在公司达到一定规模之后便会被人取而代之的“悠久历史”。在迅速增长期之后的稳定期里，戈达德是否仍是把控公司的合适人选呢？文章对此提出质疑。除此之外，该文用了大量篇幅来写戈达德的慈善活动，他收集、翻新美国老爷车的嗜好，以及他如何彻底翻修了他那辆珍贵的一九四九别克敞篷跑车。文中指出，戈达德，似乎正在走向失败。

棒极了，我暗想，如果戈达德垮台了，猜猜跟着他垮下去的是谁。

接着我想起来：慢着，戈达德可不是我真正的雇主。他是我们的目标。我真正的老板是尼克·怀亚特。我被走马上任的喜悦冲昏了头脑，忘记了应该效忠于谁。

我的拿铁咖啡终于好了，我往里面加了几包砂糖，搅了搅，然后喝了一大口，烫得嗓子生疼。我按住塑料杯盖，坐在一张桌边继续读完那篇文章。这个记者似乎很了解戈达德的底细，他跟特莱恩公司的不少人聊过。老头腹背受敌。

开车去公司的路上，我想听听我为了更了解艾莲娜而在Tower唱片店挑的安妮·迪芙兰蔻的CD，可刚听了几段我就把CD取了出来。我根本就忍受不了它。有几首歌根本就不是在唱，而是在说话。要是想听这样的东西，我会去听JayZ或者艾姆的歌。哦，谢了。

我琢磨了一下刚看的那篇文章，想理出点个人见解，以防万一有人问我。我是不是该说这是竞争对手为了诋毁我们而故意放的屁话呢？或者说文章作者不了解实情（管它实情到底是什么）？还是该说他提出了一些相当不错的问题，值得我们认真对待？我决定挑最后这个修修改改拿去应付——不管他说的话是真是假，我们要关心的是股东们会怎么想，因为他们几乎都看《华尔街日报》，因而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这篇文章，不管他说的是真是假。

我心里暗自嘀咕戈达德的对手中有谁会搞出这样的麻烦——Jock·戈达德是不是真的有麻烦了，我是不是上了艘正在下沉的烂船。或者，说得更确切点儿，尼克·怀亚特是不是把我推上了艘正在下沉的烂船。我想：这家伙肯定是脑子里进了水——他请我来的，不是吗？

我啜了一口咖啡，杯盖没有盖紧，乳棕色的液体泼湿了我的膝盖。看上去我好像发生了什么“意外”。多绝的开始新工作的方式啊！我应该把这当成对我的警告。　　
　第三十八章
我在洗手间里尽力擦干了裤子上的咖啡渍。卡其布裤子还是湿湿皱皱的，我就这么走出了洗手间，走过了主楼——A座——大堂书报亭，这里出售地方报纸，以及《今日美国》、《纽约时报》、橙红色的《金融时报》和《华尔街日报》。还不到七点，通常堆积如山的《华尔街日报》已经被拿走一半了。很显然每个人都在看。我估计那篇文章的电子版已经被人从报纸的网站上拷贝下来发到每个人的电子信箱里了。我跟大堂前台打了个招呼，坐上电梯到了七楼。

戈达德的行政助理弗洛伦斯已经把为我新办公室配备的设备明细发送到了我的电子信箱。没错，不是格子间，而是一间真正的办公室，跟Jock·戈达德的大小完全一致（当然也跟诺拉和汤姆·龙格尔的办公室一样大），与戈达德的办公室仅隔着一个大厅。戈达德的办公室里还没亮灯，其他主管办公室也还黑着，而我的已经亮了。

我的新行政助理已经端坐在我的办公室外了。她叫乔斯林·常，四十多岁，华裔，看上去很傲慢，穿着身整洁的蓝色套装。她的眉毛修得高挑精致，一头黑色短发，樱桃小嘴上抹着闪亮莹润的桃红唇彩。她正在给通讯地址分类贴标签。我向她走过去，她抿着嘴巴抬眼看我，伸出一只手：“您一定是卡西迪先生吧。”

“亚当。”我回答。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的第一个失误？我是不是应该刻板点，跟下属保持距离？那似乎有点儿荒谬，也没什么必要。毕竟，几乎这儿的每个人都直呼CEO为“Jock”。而且，我约摸只有她岁数的一半大小。

“我叫乔斯林。”她说。她说话有点儿鼻音，一口纯正的波士顿地区口音，这倒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很高兴见到你。”

“我也一样。弗洛伦斯说你在这里已经有些年头了，这对我可是个好消息。”啊呀！女人可不喜欢听到这样的话。

“十五年了，”她小心翼翼地回答道，“近三年是为迈克尔·吉尔莫工作，就是你这个位子的上一任。他几周前调职了，所以我的工作也一直没定。”

“十五年，棒极了，以后还需要你多帮帮我。”

她点点头，没有笑容，什么也没有。然后她似乎是看到了我胳膊下夹着的日报。“你不是打算跟戈达德先生提那个吧？”

“事实上，我打算请你把它裱起来当礼物送给他，就放在他的办公室里。”

她受惊似的盯了我好久，接着慢慢地挤出个微笑。“这是个玩笑，”她说，“对吗？”

“对。”

“对不起。吉尔莫先生不是很有幽默感。”

“没关系，我也没什么幽默感。”

她点点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对了，”她看了一眼手表，“七点半你要去见戈达德先生。”

“他还没来。”

她又看了一眼手表。“他会来的。事实上，我敢打赌他刚进公司。他的日程安排向来极有规律。哦，请稍等。”她递给我一份十分精美的文件，绝对有一百多页，封皮是人造革的，上面写着贝恩公司。“弗洛伦斯说戈达德先生希望你在开会之前看完这个。”

“现在离开会……还有两分半钟。”

她耸耸肩。

这是我的第一个考验吗？要我在开会前看完一页这样的天书都绝没可能，我也不打算迟到。贝恩公司是一家收费昂贵的全球管理咨询公司，它招收和我年纪相仿、比我还不学无术的家伙，并且培训他们，直到他们成为开口就能瞎说八道的白痴，再派他们去调查公司、写报告，为他们装模作样的所谓智慧收取成千上万美元。这份报告上印着“特莱恩的秘密”。我迅速翻了翻，只看到那些陈词滥调和专业术语成群地蹦出来——“精简的知识管理”、“竞争优势”、“业绩”、“无效成本”、

“规模不经济”、“最小化无增值意义的工作”等等等等——我想我都不用读完它就能知道这是说什么的。

解雇员工。格子间农场大规模精简人头。

帅呆了，我想，欢迎加入高层生活。　　
　第三十九章
弗洛伦斯陪我走进戈达德办公室里间的时候，他已经和保罗·坎米雷堤还有另外一个男人围坐在圆桌旁了。那个男人大概五十多岁，快六十了，秃顶，头上只剩下一些灰色的须边，外面一件过时的灰色格子呢套装，里面是在普通大商场里男士专柜就能买到的衬衫和领带，右手带着一个巨大的颇有品位的戒指。我认出了他：吉姆·科尔文，特莱恩的首席运营官。

这间房子和戈达德的办公室外间大小一样，也是十乘十的结构，尽管现在这里只有张大圆桌和四个人，也已经感觉相当局促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去某间会议室开会，去个大点儿、更适合这些高层主管的地方。我对他们说了声“嗨”，紧张地微笑着在戈达德身边的椅子上坐下，并把手里的贝恩文件和弗洛伦斯给我端来的装着咖啡的特莱恩公司杯子放在桌上。我拿出黄色的便笺簿和笔，做好了做笔记的准备。戈达德和坎米雷堤都只穿着衬衫，没穿夹克——也没穿黑色翻领毛衣。戈达德看起来比我上次见他时更显老迈、疲倦。他带着一副黑色眼镜，眼镜链挂在脖子上。桌上摊着几份《华尔街日报》那篇文章的复印版，其中一份还用彩笔画了黄黄绿绿的标记。

看我坐下，坎米雷堤皱了皱眉头。“这是谁？”他说，而不是“欢迎加入我们”。

“还记得卡西迪先生吗？”

“不。”

“Maestro项目组会议上的那个？提及军需的那个？”

“你的新助手，”他的语气里毫无热情，“没错。欢迎来到损管中心，卡西迪。”

“吉姆，这位是亚当·卡西迪，”戈达德说，“亚当，吉姆·科尔文，我们的首席运营官。”

科尔文点点头：“亚当。”

“我们正在讨论这篇该死的文章，”戈达德说，“以及应付它的对策。”

“嗯，”我理智地说，“这不过是篇文章罢了。几天以后，它就会烟消云散的，毫无疑问。”

“屁话！”坎米雷堤厉声打断我，恶狠狠地盯着我，我都担心我会被他的目光变成石头。“这是《华尔街日报》。头版报道。每个人都会看它，董事会成员、金融机构投资者、分析家，所有的人都会看。这会造成该死的连锁灾难。”

“的确不妙。”我附和道。我提醒自己从此要管好自己的嘴巴。

戈达德大声地呼着气。

“最不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过旋，”科尔文说，“我们可不想给同行发送恐慌烟雾信号。”我喜欢“过旋”这个词，吉姆·科尔文显然是个高尔夫迷。

“我希望现在就把投资商关系部的人找来，还有公司通讯部的人，起草一篇回复，给编辑写封信。”坎米雷堤说。

“别管日报了，”戈达德说，“我认为我还是跟《纽约时报》做次面对面的专访。我觉得这是个机会，能向整个行业发表一下我对业内主要问题的看法。他们会理解的。”

“随便了，”坎米雷堤说，“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要反映过激。我们可不想逼得日报再做个跟踪报道，把这摊浑水搅得更浑。”

“我觉得日报记者肯定和我们公司内部的人谈过话，”我又忘了要闭嘴，“我们可以仔细想想可能是谁走漏了风声？”

“我几天前的确收到这个记者的一封语音邮件，但我那时不在国内。”戈达德说，“所以我‘无可奉告’。”

“那小子可能给我打过电话——我不知道，我可以去查查我的语音信箱——但我肯定我没有给他回电话。”坎米雷堤说。

“我不敢想像特莱恩的人会故意参与这件事。”戈达德说。

“我们的某个竞争对手，”坎米雷堤回答，“也许是怀亚特。”

没人看我。我不知道那两个人是不是知道我正是从怀亚特公司来的。

坎米雷堤接着说：“文章里大段引用了我们的一些经销商——英国电信、沃达丰、日本Doo——关于新手机如何销路不畅的话。说我们的测试产品如何没有经过检验就推向了市场。一个纽约的记者怎么会知道要给日本的Doo公司打电话的？一定是摩托罗拉或者怀亚特或者诺基亚给他的风声。”

“无论如何，”戈达德说，“事已至此。我的工作不是应付媒体，而是管理整个公司。而这篇愚蠢的文章，无论它有多扭曲事实——好吧，它能有多可怕？除了耸人听闻的标题，里面有什么新鲜的内容吗？我们总是能准时兑现我们的季度预算，从来都没有错过，或许还能略微超过一点儿。我们是华尔街的宠儿。好吧，收入增长幅度的确很不明显，可是，上帝啊，整个行业都很萧条！我忍不住觉得这篇文章是在幸灾乐祸。伟大的荷马也会打盹儿（意为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译者注）。”

“荷马？”科尔文不解地问。

“但是这些废话说我们可能会面临十五年来的第一个季度亏损，”戈达德说，“纯粹是瞎说八道——”

坎米雷堤摇摇头。“不，”他轻声说，“情况甚至更加糟糕。”

“你在说什么？”戈达德说，“我刚参加了我们在日本举行的销售会议，一切都令人满意极了！”

“昨晚我的电子邮箱收到这篇文章之后，”坎米雷堤说，“我立刻给欧洲和亚太地区的副总裁兼财务官发了邮件，告诉他们我要看到到本周为止的所有收入数据，按客户群划分的当前销售任务量。”

“然后呢？”戈达德急切地问。

“布鲁塞尔的科文顿一小时前才给我回复，新加坡的布鲁迪是昨天晚上回的信，数据看上去一塌糊涂。分销量情况很不错，而零售量却极其糟糕。亚太市场以及欧洲和中东市场占了我们总收入的百分之六十，而我们的收益在急剧下降。事实是，Jock，这个季度我们会亏损，而且是严重亏损。情况糟透了。”

戈达德看了我一眼说：“你现在显然听到了一些机密的、不能公开的信息，亚当，让我们说清楚，一个字也不能——”

“当然。”

“我们还有，”戈达德的声音在颤抖，他接着说，“看在上帝的分上，我们还有AURORA——”

“AURORA几个季度以后才会带来收益。”坎米雷堤说，“我们必须面对现在的问题，商量现在的解决方案。让我来告诉你吧，一旦这些数字公开，我们的股票价格将会狂跌。”坎米雷堤接着低声说，“我们第四个季度的收入将会减少百分之二十五。我们将需要为过度存货花上一大笔钱。”

坎米雷堤顿了顿，意味深长地看了戈达德一眼。“我预计税前损失会接近五亿美元。”

戈达德大惊道：“我的上帝！”

坎米雷堤接着说：“我恰巧得知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已经打算把我们从‘绩优股’降级成‘普通股’了。也就是说他们的态度从‘买进’变成了‘持仓观望’。而这还是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前。”

“老天！”戈达德痛苦地摇着头说，“真荒谬，我们知道我们的产品线上有多么优秀的产品。”

“这正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再仔细看看这个的原因。”坎米雷堤用食指戳着他的蓝色贝恩文件说。

戈达德的手指在贝恩调查书上不停地敲击。我留意到他的指头圆圆胖胖的，手背上有些斑点。“这本报告的包装挺好看的啊，”他说，“你从来没告诉过我这花了多少钱。”

“你不会想知道的。”坎米雷堤说。

“我不想知道，是吗？”他皱起眉头说，似乎已经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保罗，我发誓我决不会做这种事，我保证。”

“上帝，Jock，如果这事关你的自尊、你的虚荣——”

“这事关我的信誉，事关我是否是个说到做到的人。”

“好吧，你根本就不应该做出这样的承诺。决不要说决不。无论如何，你当时是在和现在截然不同的经济状况中说的——史前经济时代。中生代。看在上帝的分上，特莱恩这艘宇宙飞船正在超速发展，我们是屈指可数的几家还没有裁员的高科技公司之一。”

“亚当，”戈达德转向我，从眼镜上方看着我说，“你有机会看这份费解啰嗦的报告吗？”

我摇了摇头，答道：“几分钟前才拿到。只是随便翻了翻。”

“我要你认真地看看关于消费型电子产品的评价那部分。大概在八十几页。你对那部分应该不太陌生。”

“现在吗？”我问。

“现在。然后告诉我你是否觉得实事求是。”

“Jock，”吉姆·科尔文说，“任何部门主管都不可能毫不偏袒地做出评价。他们都在保护自己的下属，保卫自己的势力范围。”

“这正是亚当在这里的原因，”戈达德回答说，“他没有要保卫的势力范围。”

我狂乱地迅速翻阅贝恩报告，努力想装出很内行的样子。

“保罗，”戈达德说，“以前我们也讨论过这个话题。你又要告诉我如果我们想要公司精而强的话，我们就得裁掉八千个职位是吧。”

“不，Jock，如果我们不想债台高筑的话，需要裁掉一万个职位。”

“好吧。跟我说说，这本该死的报告里哪儿也没说减员或精简机构——不管你怎么称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