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花六照--梁羽生-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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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整理他有关金文方面的著作。
他的女婿是本港有名的医生徐庆丰，故此他对香港的情况是比较熟悉的。恰好我们的团长倪少杰和徐庆丰是老朋友，而我和他在学术界的几位老朋友也是相识，这么一来，本来我们是准备只作礼貌的拜访的，结果一谈就谈了大概半个钟头，容教授还不让我们走。我们恐怕有损他的精神，虽然还有许多问题想请教他，最后还是不能不告辞了。
那天他刚好写了一幅字托人带给这里中文大学的饶宗颐教授，并和我谈及李棪教授和牟润孙教授，托我向他们三位致意。这三位教授最近都为《大公报在港复刊三十周年纪念文集》写了专题论文，不久即可出版了。

（一九七八年七月廿三日）

补记：汤明檖已于九十年代初在加拿大多伦多去世。


挽聂绀弩联
作者：梁羽生　　　

聂绀弩是名作家，也是老报人，一九八六年三月在北京逝世，享寿八十三岁。同年四月八日，北京文化界的朋友给他开了个追悼会，许多作家送来挽联。现在选录几副。
钟敬文联云：

晚年竟以旧诗传，自问恐非初意。
老友渐同秋叶尽，竭忠敢惜余生。

绀弩本是以杂文著名的，据他在《散宜生诗》的自序中说，他是在一九五九年才开始写旧体诗的，当时他以“右派分子”的身分，被“下放”到北大荒的某一农场劳动，“一天夜晚，正准备睡觉了，指导员忽然来宣布，要每人都做诗，说是上级指示，全国一样，无论什么人都要做诗。……于是这一夜，第一次写劳动，也第一次正式写旧诗，大概大半夜，就交出了一首七言古体长诗。”这真是“趣事”。但更“妙”的是，第二天“领导”却宣布他做了三十二首，因为他这首七言古体长诗共有一百二十八句，这位领导以为四句就是一首，于是就说成三十二首了。不过这个“妙事”却使得聂绀弩在旧体诗的领域中开辟了新境界。
钟敬文是著名的民间文学研究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他和聂绀弩是同一年（一九零三年）生的，四十年代后期，他和聂绀弩一样，也曾来香港“避难”，任香港达德学院文学系教授。绀弩的旧体诗集《三草》中有赠给他的诗多首。
聂绀弩在文学领域上的两大成就，一是杂文，一是旧体诗。他以杂文的笔法写诗，这也是他的旧体诗的特色之一。钟敬文的挽联只提他的旧体诗，另一位作家何满子的挽联则兼及杂文。何联云：

从坎坷中来，旧诗洗宋唐陈套。
为战斗而作，杂文及鲁迅精神。

“坎坷”，不得志的意思。聂绀弩是在“下放”北大荒劳动的期间开始写旧体诗的，其“坎坷”可知。绀弩的旧体诗是最擅长运用旧瓶装新酒的；其杂文亦堪称可继承鲁迅。此联可作文艺评论看，其评聂绀弩的旧诗和杂文，亦堪称的评。
启功教授一联则于论诗之外，兼及他的遭遇。联云：

革命抱忠心，何意门中遭毒手。
吟诗惊绝调，每从强外发奇音。

聂绀弩在一九五七年就被打成“右派”，“文革”期间，更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门中遭毒手”云云，则是无须详注的了。“奇音”二字可用胡乔木为《散宜生诗》所写的序文作注，在那篇序文中，胡乔木认为聂绀弩的旧体诗是“作者以热血和微笑留给我们的一枝奇花——它的特色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的诗史上独一无二的”。上联为死者的遭遇鸣不平，下联为死者留下的“奇绝”诗篇而赞叹，堪称写出了绀弩的“其人其诗”。此联悬于追悼会的礼堂门口，据说是最受注意的一联。
对聂绀弩的平生和成就都谈到的是陈凤兮女士的一联：　

新闻记，古典编，杂文写，无冕南冠，白发生还，散木岂不材，瘦骨嶙峋，绝塞挑灯题野草。
史诗作，狂热问，浩歌寒，盛世颓龄，青春焕发，故交伤永别，千蝶旷代，骚坛刮目看奇花。

知道陈凤兮名字的或者不很多，但知道他丈夫名字的一定不少。她的丈夫是著名的已故报人、作家金满城，中国的第一部《性史》就是由他编著的（其实金满城在文学事业上最大的成就是翻译，他是法国留学生，曾翻译法国作家法朗士、巴尔扎克、莫泊桑等许多名作）。解放后金满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和绀弩是同事，两家是经常来往的。
略加注释。上联写聂绀弩的生平，聂是新闻记者出身，曾在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任职（一九二八），解放后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古典部主任。此是“新闻记，古典编”的“本事”。聂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旧体诗集名《散宜生诗》，取《庄子》说的“散木不材”，因而可以避免斫伐之意。但聂绀弩虽然自比“散木”，实是大材，故联中说“散木岂不材”也。聂是在一九七六年以“国民党县级以上人员”的身分获特赦的，他有“穷途痛哭知何故，绝塞生还岂偶然”的诗句。在北大荒时，某年鲁迅忌日，他曾以鲁迅《野草》中数文意为诗八首。此是“白发生还”和“绝塞挑灯题野草”的本事。上联写聂的生平，下联则是说他的旧体诗。
“史诗作，狂热问，浩歌寒”取材自聂纶弩《题野草？墓碣文》一诗。　

狂热浩歌中中寒，复于天上见深渊。
以心糊口情何恻，将齿咬唇意岂安？
我到成尘定微笑，君方入梦有初欢。
谁人墓碣刊斯语，瞥见其人少肺肝。

此诗本是隐括鲁迅的《墓碣文》一文的，陈凤兮用诗入联以挽绀弩，堪称“得体”。“我到成尘定微笑”一句，亦可移作聂的“自挽”。
“千蝶旷代”则取意自聂柑弩《题野草？秋夜》的诗句，原诗云：　

梦中微细小红花，有瘦诗人泪灌他。
道是冬随秋去后，行看蜂与蝶争哗。
夜浓恶鸟刚飞过，瞐眼鬼天快亮吗？【注】
火引青虫破窗入，刺天枣树尽枒杈。

联语以“蝶”象征聂绀弩的诗篇，“干蝶旷代”喻其诗之美之奇，实为当代罕见也。
还有一副挽联是聂的“倾盖八友”送的。联云：　

松柏后凋，尽有严寒偏耐冷。
氛埃粗落，不须雪涕更招魂。

“八友”者，王以铸、吕剑、宋谋瑒、荒芜、孙玄常、陈冷园、陈迩冬、舒羌是也。他们和聂绀弩一起，出了一本诗词合集，名为《倾盖集》。本是“九友”，绀弩谢世，就只剩下“八友”了。“八友”的诗词集是：王以铸的《城西诗草》、吕剑的《青萍结绿轩诗存》、宋谋瑒的《柳条春半楼诗稿》、荒芜的《纸壁斋诗选》、孙玄常的《瓠落斋诗钞》、陈迩冬的《十步廊韵语》、陈冷园的《影彻楼诗词稿》和舒芜的《天问楼诗》。

制作者注：“瞐”，原字左为“目”，右为“埉”之右边，音“节”，输入法无此字。

作者：梁羽生　　　

聂绀弩逝世时，我在澳洲雪梨，从报上得知他的不幸消息，便即写了一副挽联，寄给北京《文艺报》（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刊出），悲怀难抑，下笔匆匆，工拙不复计矣。联云：

野草繁花，香岛难忘编后话。
微醺苦酒，京华犹剩未残棋。

聂绀弩的年纪比我大得多，我读中学的时候，他已是享有盛名的作家了。当时（一九四零年）他在桂林编《力报》副刊，我刚进桂林中学，给《力报》投稿，蒙他取录，但未见过面。“正式相识”是十年之后的事。他担任香港《文汇报》的总主笔，我编《大公报》的副刊，那时方始经常来往。经常来往的原因是由于我们有共同的嗜好——围棋。围棋一下，往往不能自休，他每天要写一篇《编者的话》，也往往因为下棋耽误，要报馆打电话催他回去写。不过他这《编者的话》却是别具特色的，是杂文式的时论，后来辑成《海外奇谈》、《二鸦杂文》等等在香港出版。
他的杂文师承鲁迅，某年鲁迅忌日，他“以《野草》中数文意为诗八首”，其一的题词有句云：“野草浅根花不繁，朝遭践踏暮芟删。”上比的“野草繁花”云云，即反其意而用之，言其将野草式的杂文在香港发扬也。一九六二年我做客京华，他曾挟围棋来访，一局未终，即因临时有事作罢。“微醺苦酒”句出自他的《淡淡的血痕中》题诗，“苦酒微甘酌与人，非醒非醉但微醺。”

补记：聂绀弩这几首吊萧红诗，已于一九八二年编入他的旧体诗集《散宜生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记刘苖如
作者：梁羽生　　　

学兼中外的才子
日前谈及萧红墓的迁葬，因而想起刘苖如，他也是促成此事的热心人士之一。他去世已经十八年了，我写此文，就当做是对故友的悼念吧。
他是英国留学生，专攻文学，中英文造诣都很好，德文意文也懂得一点。回国后曾任四川大学外语系讲师，一九五零年南来香港，从事新闻工作，最初是在《新晚报》做翻译，后来担任英文杂志《东方月刊》的总编辑。战后初期，香港一般的报馆翻译，是很少有如他这样的学历和资历的，但他却并无“委屈”之感，工作得十分认真。记得有一部意大利名片《riso　amaro》在香港上演，这两个字是“苦米”的意思，他译为“粒粒皆辛苦”，很得圈内人赞赏。
他搞翻译，也写新诗和散文，译作《沉默的美国人》在中国出版，甚获好评。散文集有《书、画、人物》和收辑在《新雨集》中的一辑文字。《新雨集》是叶灵凤、阮朗、李林风、洪膺、夏果、夏炎冰六人的合集。洪膺即刘苖如的笔名。新诗写得较少，似乎也未结果。但他的诗人气质是很浓的，作家舒巷城写过一篇题为《洪膺，你就是诗》的文章，可见他给朋友的观感。
他在担任《东方月刊》总编辑期间，每期都有他用英文写的一篇《编者的话》之类文章。我的英文程度不够谈论它的好坏，但据他的好友韩素音说，他的英文文章是已经有了个人的风格的，文字优美，颇受欧美作家重视。韩素音是用英文写作的女作家，所言当非过誉。中文写作能有个人风格已难，何况是中国人用英文写作。但他并非“倚马可待”那类“才子”，在朋友中他是被叫做“刘慢”的。他写文章，字斟句酌，非到他认为满意，不肯“交货”。

万里长空怅望中
听报馆的朋友说，有一次报馆要刘苖如写一篇有时间性的文章，他迟迟未交，报馆朋友催他，他突然大发脾气，说道：“你们都是才子，我是刘慢，我不写了！”说不写就不写，结果只好由别人代写。从这件事也可见得，他只适宜做“作家”，绝不适宜做稿匠。
他很有点英国绅士派头，平日做事，也是慢条斯理的。按说这样的人应该长寿的，谁也想不到他会短命。
他是因飞机失事死的，一九六二年七月十九日，他应阿联邀请，参加阿联建国十周年纪念，飞往开罗，中途失事，机毁人亡，女诗人赵克臻（作家叶灵凤的太太）有挽诗三首，录两首如下：

万里长空怅望中，此行总觉太匆匆。
诗魂今夜归何处？月冷风凄泣断鸿。

旧知新雨笔留痕，笑语樽前意尚温，
云海茫茫尘梦断，却得何处赋招魂。

我也写了一首挽词，调寄“水调歌头”：

长天振鹏翼，万里正扶摇。谁料罡风吹折，异域叹魂飘。天道每多舛误，才命岂真相负，此恨永难消！遗篇犹在目，一展泪萧萧。
惜彭殇，怆往事，把君招。十年相聚，风雨曾经共寂寥。一瞑随尘去后，谁与中流击揖，同破大江潮。愿执钟馗笔，慰你九泉遥。

他有一子二女，儿子刘天均颇能继承他的衣钵，留学加拿大，读“比较文学”，现在温哥华从事中文电视节目的制作。长女刘天梅，某年曾回香港参加香港小姐竞选，现在是一间报馆的广告部经理。次女刘天兰在香港电视台工作，能歌善舞，经常在屏幕出现。

蒙娜？丽莎的眉毛
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人赞其笑为“永恒的微笑”，知道的人很多，但你可曾听人谈过蒙娜？丽莎的眉毛？
刘苖如在报上写过一个介绍西方文学艺术的专栏，后来选辑成书，名为《书、画、人物》。其中一篇就是介绍达？芬奇这幅名画的。他在谈蒙娜？丽莎的微笑的时候，也谈了她的眉毛。
达？芬奇创作这幅画像是在一五零一到一五零六年之间，刘苖如研究了那个时期意大利的时兴风尚和文学作品中对意大利时髦女人的描写。他说：“蒙娜？丽莎的眉毛仔细修饰过，这是当时的时兴风尚。她有着一个所谓好门第的女人的风度，那种盛装的肉体的安详。我们可以说这是当时意大利时髦女人的气派，嘴唇开一点点‘在左边，好像你在偷偷地微笑……可别显得有意要这样，一切要出之自然——假如做到适可而止，大大方方的，再加上一点天真的传情，眼睛的某些活动，那就不会是卖弄风骚，乱出风头了。‘这是当时一位作家傅伦莎拉给意大利时髦女人的忠告。”　
他认为“蒙娜？丽莎”的神秘，是一个已经懂得掩饰感情的上流社会女人的神秘。她的神秘处在她的浅笑，那是好些种不同的笑混合在一起的。谈蒙娜？丽莎的微笑的很多，但谈得像他这样细致的似不多见。
刘苖如对翻译的要求很高，他说：“要翻译，绝不是单单依靠几本或几十几百本字典辞典就行的。还必须熟悉原作中所表现的时代精神、生活方式、文物制度，以及原作者的思想和风格－－他遣词，造句和比喻的种种特性。”“如果慌慌张张把一个西洋美人拉过来，给她胡乱披上一身中国衣裳，谁还能够欣赏她的美呢？”
但说句笑话，要是像他这样搞翻译，除非本身经济不成问题，否则恐怕要喝西北风了。


丙辑：诗话书话

杨振宁论诗及其他
作者：梁羽生　　　

杨振宁喜欢谈中国古典文学，最近北京的《人民日报》就有人引用了他的一段《诗论》。
杨说：“用中文写诗极好，因为诗不需要精确，太精确的不是好诗。旧体诗极少用介词。译文中加了介词，便会改变原诗意境。”
这段《诗论》引起颇多“议论”，那些议论也很有趣。
《人民日报》引用《诗论》的作者荒芜是赞同杨氏意见的，认为“这话颇有见地”。
不同的意见则主要是针对“诗不需要精确”这句话。举一段见之于香港报纸的文字作为代表：
“即使李白，看起来‘天马行空’，不着边际，然而用来表达他的胸臆，又怎能说不精确？屈原不那么讲究押韵，可以说是中国自由（分行）诗的始祖，但又有哪一个字，不是用在恰当的位置？因此，杨振宁是说错了！诗怎么能不要求精确？只有越精确才越是好诗。”
这段话也不能说是没有见地，但依我看来，恐怕是由于双方对“精确”的理解不同。
当然我也只是猜度而已，我想，杨振宁的意思恐怕不是说诗的用字无需恰当，以及表达不出作者的胸臆也算好诗吧？
他说的“诗不需要精确”，说的恐怕是诗之所以有别于科学的一个“特点”。科学的“精确”，“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在十进制中，一加一只能等于二，决不能等于三。诗恐怕不能“限”得这样“死”的。“白发三千丈”，你见过哪个人的头发真的有三千丈？诗的好处，往往只可意会，不能言传，若是科学慨念上的精确，毫厘不差，又怎会不能言传？
有句老话，“诗无达诂”。李商隐的一首《锦瑟》，不知有多少不同解释。有人说是政治诗，有人说是爱情诗。龚自珍的“斗大明星烂无数，长天一月坠林梢”（《秋心三首》之一）这两句诗，也有人在问：“这是抒写个人、一辈人、一代人的感觉，还是概括了千古英雄的叹息？”（万尊疑《试论龚自珍诗的艺术特色》）。但“诗无达诂”，却并非是因为那些诗的“每一个字不是用在恰当的位置”。
据说法文是最“精确”的文字，因此国际条约多是以法文为准。但法国象征派大诗人保罗？梵乐希写的《水仙辞》，据说却是一百个人读了就有一百种不同的解释。而《水仙辞》的诞生，是被法国的文艺评论家认为“是比欧战更重大的事”的。呜呼，诗的“精确”岂易言哉？
撇开“晦涩”的诗不谈，即使一些“明白如话”的诗，也会因为读者的背景不同，际遇不同，而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理解。李后主《虞美人》词中的两句“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本是抒发他对旧日繁华的怀念，失去帝王宝座的悲哀。但在抗战期间，逃难到后方的人读起来却又是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本来是帝王末路的哀歌，在普诵的百姓心中也会引起共鸣。（五十年代初期，中国文艺界曾因“李后主的词有没有人民性”而引起一场大笔战，参加笔战的名家对李后主的词的理解，就是众说纷纭的）
不知我的解释是否符合杨振宁的原意。我倒另外有个感想，作为一个“美籍华人”的物理学家，杨振宁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爱好是值得称道的。至于你同不同意他的讲法，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今年（一九八零年）一月五日，他在广州“粒子物理理论讨论会”闭幕式上的讲话，引用了王勃的《藤王阁序》，他说：“王勃用美丽的诗句描述了当时的人力物力，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两句，很确恰地道出了初唐时代中国的潜力。以后一百年的历史，中华民族发挥了这巨大的潜力，创建了盛唐的文化，为当时世界之冠。王勃这两句诗，我认为也很确恰地道出了今天中国的巨大潜力。”
还有一个佳话，中国年青一代的著名物理学家、中山大学教授李华钟（他以层子理论得到包括杨、李在内的国际物理学家的赞扬），他是这次物理学讨论会的主持人，也是诗词的爱好者。在从化开会期间，他曾写了一首欢迎杨、李二人的诗：

碧带溪流映紫荆，天湖泻瀑注高情。
春风伴有归来燕，不无诗客赋新声。

倘若不用要求“诗人”的尺度来要求他，这首诗也是颇有意思的。

原子物理学家的诗
作者：梁羽生　　　

原子弹之父的诗
世人皆知，第一颗原子弹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投掷在日本的广岛的；但第一次原子爆炸则是在美国的阿拉莫哥多（alamogordo）。用作试爆的科学名称是“原子装置”，这次试爆成功才产生原子弹。据说当原子装置爆炸时，有一位参加实验的物理学家亲眼看到火球越扩越大，心中突然闪过一阵恐怖的感觉，觉得火球会不断地扩大，以至烧光全世界。有美国“原子弹之父”称号的奥本海默博士，震惊于原子爆炸的威力，当场写出了几句诗：

假如一千颗太阳的光焰，
突然都迸射到天空，
那就会像是——
至尊的神的光辉。

不错，原子弹的威力是巨大的，一颗原子弹就足以杀伤数以万计的人；但似乎也没有那位物理学家想象的恐怖。后来的事实证明，第一个受到原子弹轰炸的广岛，鸟儿还是在飞，树木还是一样生长，新的城市也在废墟上建立起来了。
在人类进化史上，火的发现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它对人类文明的影响，恐怕还不是“原子弹的发现”所能比拟的。古代有拜火教，创于波斯，称为袄教，影响及于世界各地。曾于唐代传入中国（金庸《倚天屠龙记》中的“明教”就是源于袄教的）。那位物理学家震惊于原子爆炸的威力，和古代人震惊于火的威力的“心态”看来正是一样。我不是科学家，但我有个设想，现代科学正在加速发展，过了几百年，一种什么新的能源可能代替了原子能，而原子弹也要被人当做“小儿科”吧？
在战争史上，机关枪的发明也曾被人当做“最后的武器”；但到了现在，机关枪却已变成“落后”的武器了。奥本海默博士的预测，谁掌握原子弹，谁就是掌握人类命运的“至尊的神”，这个预测，恐怕也会为后人所笑的。（武侠小说就没有谁仗着一把宝剑可以天下无敌的，一笑）
不过，请读者千万不要误会，我这个说法并非忽视倘若把原子能用于战争可能给人类带来的灾祸。我和世界绝大多数的科学家一样，是赞成“禁止使用原子弹”的。原子能只能是作和平用途，这已经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了。

魔鬼和神一道大笑
《现代科学谈趣》的作者——纽约大学的物理学教授杰仁美？伯恩施坦也曾写过一首小诗，诗道：

大自然和自然法则在黑夜里躲藏，
上帝创造了牛顿就有了光。
但魔鬼和神一道哈哈大笑起来了，
创造了爱因斯坦，此人就恢复了原状。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原子物理学的先导，因此诗人把发掘了自然法则的牛顿定律和导致原子能发现的“相对论”相提并论；同时把这两大科学家放在同等位置——都是上帝的杰作。
原子能可以令人类幸福，也可以令人类毁灭，所以原子能的发现令魔鬼和神都大笑起来了。这几句相当“玄妙”的诗，据说就是暗示创造了原子弹之后，人就具有魔鬼和神两种性格（或说“人性”本来就是如此，故此用“恢复”二字）。诗人认为把原子能用来准备战争，就是“魔鬼与神同在”的具体表现。他是反对原子战争的。（诗无达诂，对这首诗当然你也可以作别种不同的解释）
《现代科学谈趣》一书，还提到另外一位原子物理学家——主持芝加哥“阿岗国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