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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崛起之东方日不落-第10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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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团队的能力，周琅是认可的。
其中蒙日不用说了，他跟拿破仑一起在埃及组建科学院，他任院长，具备管理科研团队的能力，个人著述颇丰，大炮制造工艺、曲面的解析式、静力学引论、画法几何学、代数在几何学中的应用、分析在几何学中的应用等学术著作，都具有世界级水平。
而且他在学界的地位也是顶尖的，他创立了画法几何学，推动了空间解析几何学的独立发展，奠定了空间微分几何学的宽厚基础，创立了偏微分方程的特征理论，引导了纯粹几何学在19世纪的复兴。
这是一个真正的大师。
而他的副手是傅立叶，在热传导、数学领域的地位很高，21世纪的大学依然在教授他开创的学科。
贝托莱则在化学领域颇有建树，主要著作有化学静力学、化学命名法、化学亲合力定律研究等，研究过化合物亲合性，第一个把质量作为测定化学亲合力的因素。发现化学反应中的可逆性。测定了氨、氢氰酸的组成。发现蔗糖酶和氯的漂白作用。证明动物体中存在氮。
他自己的研究方向是染料和漂白剂的研究，他发现氯气具有漂白作用，这些都具有实用价值，对化学染料的发展贡献很大。
年轻的阿拉戈则是一名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精于光学和电磁学实验。1809年任巴黎工艺学院画法几何讲座教授，同年成为法国科学院成员，后来担任巴黎天文台台长，1830年任法国科学院终身秘书。
团队其他成员，虽然没有多么强的学术能力，但是专业性也是很强的。
当年拿破仑远征埃及，舰队被纳尔逊歼灭，导致所有的后勤补给中断，就是在这些专家团队的帮助下，奇迹般的在埃及获取了一定的补给。他们几乎从零开始，在埃及扩大谷物种植面积，建造了大型烘炉和面包房，建造风车磨房。还有人开辟了葡萄园，酿造出了啤酒。建造了铸造厂生产工具和机器。他们利用化学知识，用泡碱技术炼制硝，最后他们竟然在埃及可以为法军供应火药了。
这个团队不但拥有扎实的学术功底，应用水平也相当不错，所以周琅几乎没什么可挑剔的。
只是拿破仑不光派来了科学技术团队，还有大量的其他专业学者，比如地质学、考古学的学者，这些地质学者们，在埃及测量了尼罗河三角洲，推算过当地的地质年龄；考古学则令人发指的把人家金字塔里的木乃伊都搬回了法国。
显然拿破仑是打算让这些人像研究埃及那样，系统性的研究中国，可埃及跟中国能比吗，埃及是一个已经死了的古文明，埃及已经残破到了只有遗迹叙述辉煌的地步，埃及人连古埃及语言都不会讲，古代使用的楔形文字更是如同天书，已经被阿拉柏同化了；中国却是一个一直延续下来的古文明，中国古人留下的文字，至少秦始皇书同文之后的文字记录中国人还能看懂，古人的思想当代人还在领会。
埃及是一个被异族统治的国家，阿拉柏人、奥斯曼人、马穆鲁克先后充当统治者，本地民族完全没有存在感，是一个完全的农牧业社会；中国却是这个时代最大的手工业生产国，生产能力比没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都强。
两者根本不具可比性，所以周琅觉得拿破仑把中国小瞧了。
但是周琅还是很支持这只团队，尽可能满足他们的研究条件，当然有的地方就不能支持了，比如他们希望开挖大量的古墓，这绝不能支持，倒是有些已经被盗墓贼破坏的古墓，可以进行一下抢救性挖掘。
当然，周琅请他们来的目的，绝不是让他们埋首故纸堆中做学问的，是要给他们任务，让他们帮自己做事的，为此周琅不惜重金支付他们高额工资，蒙日等一批顶尖学者，给他们每年十万两的年薪，其他人的年薪普遍上万，每年为这只团队开出两百万两左右的薪水，全世界都找不到如此慷慨的雇主。
给他们的任务，也不是为难他们，而是让他们发展所长，要他们在研究中国传统知识和技术的时候，进行标准化工作。
比如周琅最关心的那些中国依旧领先的一些技术层面，水利方面，将漕运和河道衙门档案中堆积的大量治理河道的书籍让他们研究，把中国那些工匠们口传心授的口诀，总结出现代工程学理论来。
把中国传统的营造法式、清工部工程做法等中国传统的工程建造标准，按照数字化管理理念更精确的表达出来。
研究中国手工业的，要求他们在研究过程中制定规范的标准，可以更便于推广开来。
总之，在各行各业推广规范的标准，这是周琅最希望他们做的。
这些工作，恰好又是法国人最擅长的，跟英国对比，法国并不是一个商业文化特别浓厚的国家，大概跟历史上的集权制度有关，集权的政府，往往更喜欢通过行政方法来做事，所以历史上法国人有多次通过行政手段管理生产的经验。
比如路易十四时代，任命重商主义的科尔贝尔来发展法国的经济，此人通过开办大量的官办手工工场的方法，让法国手工生产能力迅速领先于欧洲；通过系统化的方式，建立了运河和道路系统。
到了拿破仑时代，法国人对生产领域和技术领域进行系统化和规范化的管理实践，在金融领域，建立法兰西银行，规范金融秩序；工业领域成立民族工业奖励会，对本国工商企业给予种种扶持，如拨款补助，发给津贴，进行国家订货，奖励使用机器，开展竞赛活动，实行专利权制度，举办博览会等；生产商，成立作坊和工厂管理委员会”、“工业和商业部”对作坊和工厂进行规范管理。
这些管理上的规范化，周琅已经做了，管理上的问题，周琅并不需要引进西方制度，最多参考一下法国人的经验，可总体上，法国人的管理可能还不如周琅推出的那些制度呢。但在技术专业领域，周琅就严重依赖西方知识来补充了。因为他不是一个技术专业人才，他欠缺专业技术知识和经验。
所以周琅才请来了这个科学团队，需要他们对中国已有的传统技术，进行科学化和标准化，编制专门的规范进行推广。需要他们对中国古代工程学进行现代化研究和总结，甚至引入现代方法来研究那些传统经验，最后也是要制定出研究的标准方法进行推广。
相信经过他们的改造，中国的手工业在技术上将更加规范，效率上大大提高，质量上更加一致。
但最重要的是，他们的研究方法，编制标准的这些流程和办法，将会形成一种制度，而负责的部门，正是周琅选择改革的工部。
是的，在周琅的改革设计中，工部将会变成一个对全国工业生产进行规范管理、技术推广的部门，而不是过去的冷衙门，也不是一个文官领导下的低效率机构，而是一个由技术专业人员组成的，技术管理部门。介入生产领域的办法，是通过制定和推广标准，对生产领域进行规范。
不但要在现有的手工业工场、作坊中推广标准化技术，关键是要他们跟上时代的潮流，在工业化时代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中，始终能够推广最先进的制度和管理。
这才是周琅对工部的定位。
一切都要从这个法国团队开始，这是一颗种子。
于是跟蒙日等几个团队管理人员沟通之后，很快就明确了工作内容，以法国科学团队为班底，成立了中国科学院。这个科学院将来会直接归工部管理，但现在工部得从他们中来孵化。
学院很快就分为中国工程学部，中国水力学部，中国考古学部，中国工业学部这四大部门，分别对中国古代和传统工程技术、水利技术和手工业技术进行研究和规范。
但这些人远远不够，周琅动用国家级别的力量，从政府部门中，抽调大量曾经在荷兰人帮助开办的学校里学习过数学知识的年轻官员，从学校里截留了所有学生加入这个团队。
这些学生现有的水平，当然无法满足科学院的要求，所有周琅还让他们开办一所学校，这些学生缺少什么，就补什么，周琅对此高度重视，甚至不惜给这些学生们许愿，告诉他们学习将改变他们的命运，只要他们能够完成学业，并且得到法国人的认可，就可以获得至少五品的官职。
这对学生们来说，是巨大的刺激，学习上，中国人从来不差。关键看怎么引导，让他们考科举，他们可以十年寒窗，因为科举是通向做官的终南捷径，现在告诉他们，学习这些洋人的学问，比考科举还要捷径，会激发出他们血液深处的能量来。
他们将跟随，学习和帮助法国人对中国传统技术领域进行研究，通过这个过程，学会如何提炼技术中的标准，等他们完成了这些系统工作，他们也就掌握了如何管理一个庞大的生产体系，然后一个现代工部也就顺理成章的打造出来了。
至于科学院本身，是一直会存在下去的，也许这些人中的某些人天分很高，很快就达到可以研究发现新知识的水准，他们就会慢慢接替这些法国人继续进行研究，成为中国本土的科学家。
周琅将其视作一个大工程，一个社会学大工程，国家级的社会学大工程，不惜以举国之力推动。
法国人要去参观都江堰工程，要从中研究出中国古代的水利智慧中存在的科学原理，周琅支持他们带着中国学生一起去；他们要研究长城的构造和防御功能，让学生们带他们去；他们要研究中国的宫殿建筑，把紫禁城封闭起来让他们研究；他们要研究中国的纺织业，让松江一带的地方官配合他们；他们要研究中国的丝织技术，江宁织造都可以给他们研究。
至于说这些技术会被法国人偷学走，学走就学走吧，知识是世界的，是全人类的，也算是中国人对世界做的贡献。让这些传统的技术走向现代，走好过让他们慢慢落后于时代，然后消亡的好。
再说了，法国人也得学得会，技术层面的东西，可不是理论，知道怎么纺织出一件云锦织物，不代表就能会纺织出来，工匠们掌握的技术，也是门手艺，法国人能学去原理，却学不去工匠的手感。
所以即便法国人学会了这些生产技术，同样的机器，他们生产出来的产品很长时间也不可能赶得上江南工匠。
当然，最后法国人真的可能拿走这些传统技艺，但周琅觉得自己将收获一个现代体系，这完全值！
更何况许多东西周琅确信法国人是学不去的，因为许多中国产品都是中国独有的，是山川地理的惠赐，而不是人力可为的，茶叶自不用说，有些手工业产品，比如辑里湖丝、南京布竟然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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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两百一十节 学不走的产品
辑里湖丝是全世界目前，也许在以后一百年中，也是最优质的丝织原料，关键就在于浙江南浔、盛泽等地的蚕农培养出了一种特别的蚕种，这种蚕种名为“莲心种”，结出的蚕茧小如莲子，但是韧性、色泽又远超其他生丝，所以就成了生丝中的珍品。
一个蚕种的培育，那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即便是在中国，也就那么一小块区域能够生产，换一个地方，根本就养不活。这就是为什么明明广东的桑蚕质量不如江南，而不能直接引入江南的蚕种，印度的生丝质量不如中国，也无法引入中国品种的原因。把这些莲心种直接带到发过去，要么养不活，要么结不出辑里湖丝一样品质的蚕茧来。因为法国不具有太湖一带的气候，而蚕种被中国人人工养育了几千年，早就变得极为娇贵，对环境的适应非常差。法国人去驯养他们本国的蚕种，培育出新品种的可能都比直接引入湖丝蚕种来的可靠。
至于江南另外一种畅销产品，南京布，竟然也因为山川地理物产等方面的原因，只能是中国特产。
这种南京布在欧洲出名久已，至于什么时候出名则不得而已。至少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开辟中国贸易之前，就已经在欧洲久负盛名。俄国人比英国更早购买这种布料。西班牙和葡萄牙又比俄国人更早向欧洲出售这种布料。
之所以叫做南京布，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明朝南京作为首都之一，地位重要，于是在江南一带生产的土布就得到了南京布这样一个称谓，到了清代南京的名字变成了江宁，所以说南京布的出名已经是明朝时候的事情了。
这样一种产品，竟然在欧洲畅销了几百年，而欧洲人还无法仿制出来，当然就不是技术原因能够解释的了，因为欧洲人连桑蚕都学会了，却无法学会南京布的纺织，这显然不合逻辑。
目前松江一带的南京布销量极广，西方商人可以直接到宁波、上海甚至南京采购，让销量比以前多了数倍，每年有数百万匹南京布出口，以此为生的纺织工有十几万人。
周琅毫不担心法国人会把南京布生产技术学走。
因为正宗的南京布，只有中国能生产。
1736年，当英国东印度公司首次来广州贩运中国布料的时候，当时英国人还没有在广州的常驻商馆，他们总部特别交代他们的船长，要他们“特别努力去搜购南京布，就是要真正在南京纺织的产品”，他们不要广州本地纺织的土布，因为南京产的布“总比在广州纺织的为好，广州织的洗后会褪色，而真正的南京布则肯定不会”。最后首次来购布的两艘英国商船，一艘叫做里奇蒙号，采购到了1万匹南京布，另一艘叫做诺曼顿号的，则只买到了少量，不得已采购了大量长度、宽度和厚度都比南京布大很多的广州布。
英国人为什么确信“广州布洗后会褪色，真正的南京布肯定不会”，南京布肯定不会褪色的奥秘，并不在纺织和印染技术上，因为化学染料出现之前，欧洲人跟中国一样，都是用的蓝靛等植物染料印染，没道理中国布料不褪色，欧洲布料就会褪色，更没道理南京布不褪色，广州布就一定会褪色。
真正的原因其实出自原料上，全世界大部分国家纺纱织布，用的棉花都是纯白的棉花，不管是印度的棉花还是美国的棉花，都是白色的。可中国人培养出了彩色棉花，这种彩棉棉种据说原产于墨西哥，但中国人将彩棉培育成了适应中国江南环境，并可以市场化种植的品种。
明朝中期嘉靖年间《常熟县志》记载，“棉花，有白、紫二种，种宜高垄，西北乡人岁计赖焉”，当时常熟县西北乡的百姓就开始依靠种植白色和紫色棉花为生了。到了明朝晚期的万历年间，《嘉靖县志》记载，“近时民间多衣紫花布，无间老幼”，此时松江府嘉靖县一带的人穿紫色棉花纺织的布料就已经老幼无间了，普通人能够穿的起，这至少说明紫色棉花的种植已经很普及，价格很实惠了。明末著名文人陈继儒编纂的《松江府志》记载，“独紫花布以紫花为之，不加染工”，紫花布不但不褪色，其实根本就不用染。
因为棉花本身的天然颜色，所以当然就不可能褪色了，就好比白色棉花纺织的白布，不可能洗成红色一样，紫色棉花纺织的紫花布也就不可能洗成白色了。
但不知什么原因，这个时代开始，紫花布慢慢退出了中国市场，陈继儒同时代的文人记载，“犹记少时多见人以紫花布为衣，今已绝无，即衣之，群相嗤以鄙”，此时紫花布已经不是老少相间的时尚品了，谁穿还会被鄙视。但同时“紫花布，价倍于常布”，价格很昂贵，说明变得稀缺了，慢慢退出了市场。
到了清代，当地记载中，棉花种植出现了小白花、红花和小青花等种类，而紫花则“织成布色紫，较贵于本色布，商皆珍之。以其歉收，种者绝少”。嘉庆年间记载，上海县法华镇，除纺织本色布外，还纺织“紫花布，专行闽广”，此时本地消费者已经不使用这种布料，专门用于出口了，而用于出口的永远不可能跟本地消费相比，导致产量下降，种植户减少。
由于中国人规模化种植彩色棉花，导致中国布料有相当的优势，而且穿着舒适，法国十分流行用南京布做衣服，南京布在法国上层社会中十分流行，许多文学名著，比如《匹克威克外传》、《包法利夫人》、《大卫科波菲尔》、《基督山伯爵》中，主角都穿着南京布制成的衣服裤子等。而法国是欧洲的时尚文化中心，法国人流行什么，其他国家都跟着效仿，所以南京布长久不衰。
中国人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喜欢仿冒。西方人流行南京布之后，中国商人向西方人推销的所有布料，都打着南京布的牌子。导致后世中国人甚至都弄不清楚，南京布到底是哪一种布料。
西方各国根据自己的喜好，进口的中国布料也不尽相同，因为南京布完全是西方人的叫法，所以他们对南京布的描述，影响了中国人对历史上畅销出口产品种类的研究。
比如俄国人描述的南京布有蓝色的，浅蓝色的，天蓝色、铁灰色、樱桃色等等。而中国人不可能培育出这么多复杂的彩色棉花，实际上俄国人买的南京布，就是普通的印染布料，俄国人描述说，中国布是彼得时代末期的一种中国土布，多染成蓝色，价格比较便宜。
经济比较落后的俄国人追求的是便宜，多染成蓝色，是因为靛蓝是最廉价的植物染料。俄国人也常称做南京小土布。
其实还是经济条件较好的英国人记录比较可靠，尤其是前些年马嘎尔尼来华的时候，经过松江府对此进行了调查。
马嘎尔尼记述道：“这里应该指出，因价格便宜、穿着舒适和色彩漂亮为英国人所普遍使用的南京棉布，却并非像大家想象是染成的，而是用一种当地的棕色棉花制作，这种棉花主要在江南和中国浙江省种植。我从可靠来源得知，这种棉花在吕宋岛马尼拉境内也生长。”
马嘎尔尼调查的南京布是用棕色棉花纺织的。他调查的目的，是为了让英国纺织品抗衡中国产品。“孟买棉中国人主要用来生产所谓的南京棉布（冒牌货），但他是乳白色，并非纯白”“现在东印度的白棉在伦敦每磅售价10便士，但若以每磅1先令出售，仍比西印度棉价便宜三分之一，因为这一条件，加上我们使用机器，减少劳动费用及染料的节约，可以在短时间内以低廉的价格向曼彻斯特的民众提供南京棉布，完全排除我们目前从广州进口这种货物”。“我知道，中国原料本身就比其他国家要好，但我听说里昂和斯皮塔尔菲德的纺织品，有时候竟然超过南京棉布。”
马嘎尔尼调查的是那种最大众的，用中国本土土花生产的棉布，是他口中的“所谓的南京棉布”确实是可以替代的。但高端的彩色棉花生产的南京布，则无可替代，因为只有中国人进行了经济性种植，而且由于失去了中国本地市场，种植面积也越来越少。
后来随着燃料技术的发展，中国人均收入的下降，大家都开始用普通白花纺织的白布或者工业化印染棉布，天然彩棉在中国消失了。
同时随着英国棉纺织业技术进步，生产率大大提高，产品价格也大大下降，1786年，英国棉纱每磅是38先令，1800年下降到95先令，1830年又降到3先令，中国和印度出口到英国的棉纺织品从此也就失去了竞争力。
周琅认为，这些彩棉种植和天然彩布的生产，是西方工业化无可替代的，所以他选择对此加以保护。
他规定宫廷布料，一定要使用这些不加印染的天然彩棉，有宫廷做背书，中国富人们就会重新拾起对天然彩布的追捧，江南一带的彩棉种植就不会消失，这一独特的中国产品就会持续下去。
但棉纺织业真正的未来，还在于普及化、大众化的白色印染棉布的生产，因为彩棉的产量跟白棉相比实在是太低了，只能作为奢侈品，而无法作为开启工业化的大机器生产原料。
所以周琅保护彩棉，也只是希望彩棉作为一种中国独特的奢侈品，继续引领世界潮流，但真正的未来在大工业，因此他积极鼓励中国棉纺织业进口印度棉花，还在好几年前就引入了机器纺织业。
现在这些机器纺织业已经颇具规模，通过官办大工厂的示范，技术已经推广到了民间，可以说纺织业工业革命在中国经过酝酿，已经开始爆发，最近两年，每年新开的超过白人的机器大工厂数量超过百家。
可是这些工厂大多集中在最早开始引进机器纺织的福建，而不是在中国纺织业和手工业中心江南一带。
这是让周琅忧虑的地方，因为传统手工业中心如果不能转变为现代工业中心，不提转型会带来多少失业，这意味着手工业不能完美的转型为大工业，这对现在手工业帝国的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信息。
所以支持江南大工业纺织，就是重中之重，也是中国皇家科学院孕育出来的工部重点的工作。而这个工作，周琅同样给他们打下了一个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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