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之东方日不落-第1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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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假账就是假账，除非全天下的县衙官吏在一起来做这个账，否则自己做平了，跟别的县对比就不平，全国上万个县，最多临近州县可以暗中沟通一下，跨府、跨省根本做不到。

　　　　皇帝的行动，让王辅茞感到十分羞耻，刚刚用士大夫的风骨压了皇帝一把，就让皇帝翻出了老账，貪污腐敗当然不是士大夫的风骨了，他异常恼怒。马上让户部尚书清查，皇帝能查出来的，他们也能查。

　　　　自查，兴大狱，王辅茞其实对官僚系统比周琅都狠。

　　　　他这些年其实做的也不错，对官风官纪十分重视，像陈淮那种在地方上官声很差，还能一步步升迁的官员，基本不可能。任何官员的任免升迁，都要进行官声调查。一个在当地没有好官声的人，是不可能升迁的。

　　　　传统的那一套制度，如果严格执行，还是很能起作用的，但已经沿用了上千年的东西，当然不可能完美，所以有大把的空子可以钻，靠自上而下的压力是无法杜绝的，除非从源头上改变，可官僚们对中国体制太推崇了，拒绝任何改变。

　　　　内务府调走的那三百个县的账册，王辅茞监督六部清查了一遍，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他就疑惑了，皇帝是怎么查出来的。

　　　　王辅茞相信皇帝绝不会无的放矢，他怀疑皇帝是不是动用了采风的情报能力，暗中查访的。所以他马上跟户部尚书一起求见，他们要在这件事上表态，他们是支持查貪污的。而且希望由他们先自查。并且王辅茞也打算借用采风的力量，对百官进行一次清查。

　　　　结果到了公里，周琅告诉他们，就是一些简单的账目，哪里需要动用采风。

　　　　周琅自己都查了，摆开一份份账册，告诉他们怎么统计对比，怎么从数据中找信息，死的数据是不会骗人的。

　　　　用一套大数据管理，把王辅茞和户部尚书唬的一愣一愣的，地方上的账册肯定是根据户部的标准来编制的，大家都知道户部查账那一套方法，自然不可能用户部的办法查出来，只能通过其他方式，比如现代会计方式。

　　　　给他们解释完后，周琅语重心长道：“户部关系重大，怎能出如此的纰漏。”

　　　　王辅茞请求调税务司会计对全国府县钱粮账册进行一番普查，他要把所有害群之马揪出来。

　　　　周琅叹道：“查貪官不是解决问题的办吧。解决办法是从根本上杜绝腐敗。不给腐敗人员空子开钻，人哪有好坏之分，财帛动人心，一个好人在户部待久了也难免犯错误。严格管理程序，是为了保护人。哪一个貪官不是人才？杀哪一个都让人心痛。”

　　　　王辅茞坚决要查，周琅就让内务府、税务司全力配合，清查之后发现，全国三分之一的账目都有问题。有三分之一人敢在账目上做手脚，那么克扣、勒索这样的事情，恐怕做的就更多了，细查的话，恐怕整个官僚体系都有问题。

　　　　这时候王辅茞无话可说了，他受了很大打击，他那么努力，却收获的是这样的结果。

　　　　士大夫真的无可救药了吗？一个个报读圣贤书，就做不了君子吗？

　　　　这时候周琅对王辅茞说：“此乃人性使然。天下熙熙皆为名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又有几个人能做到不为名利所动呢？有人图名，就有人图利，你我尚不能免俗，更何况他人？”

　　　　王辅茞心中愧疚，他确实觉得他伏阙逼宫，确实有些为名所累。

　　　　以臣迫主，不是人臣所为。

　　　　王辅茞正是低落之时，顿时叩首：“微臣有罪！”

　　　　周琅喝道：“起来起来，像什么样子。”

　　　　周琅并没有直接提出要改革，而是让王辅茞先回去整顿。

　　　　之后他就向户部派出了检查官员，定期检查户部的账目，并且通过官报公告天下。

　　　　经此一番折腾，户部算是名誉扫地了。

　　　　很快开朝会的时候，马上就有人弹劾户部尚书玩忽职守，周琅象征性的处罚一下，然后就有人提出户部会计业务不精，皆因多半学无所用，要求户部选员应该进行考核后才能商人，这是变相的要改革科举，提出此议的当然是皇选官一派。

　　　　周琅同样否决了，违心对科举的选贤与能作用进行了肯定，但是加了一条，户部用人，上岗前要学习会计科，就送去学校学习。

　　　　这等于是让那些科举出身的文官，进入培养皇选官的学校学习，增加专业知识。户部从此也被皇选官体系渗透了。

　　　　对于周琅派遣检查官员，培训户部用人等事，王辅茞没有反对。

　　　　周琅浅尝辄止，点到为止，没有进行下一步行动，因为这些都是战争期间的事情，以大局为重，他并没有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至此，周琅已经对六部中的工部拥有绝对控制力，对户部完成了间接控制，随着一批又一批科举士子经过学校的回炉教育，逐步更新换代，有个十来年，户部改革自然水到渠成。礼部变革了一半，科举方面动不得，但外交只能经过了改革，礼部的外交职能全部归并到了理藩院。吏部则在最高层一直就由皇帝做主，因此也算是控制着三分之一的权力。

　　　　周琅唯一没动的，就是刑部，尽管这个部门非常重要，可一直都找不到好的切入点。司法体系虽然是传统的，可人也是传统的，这一套司法程序老百姓都已经习惯了。

　　　　内部没有推动改革的动力，外部倒是有很强的动力。

　　　　随着国家的开放，贸易的扩大，洋人也多了起来，洋人非常不满中国的司法制度，他们总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待遇。洋人如果跟中国老百姓起了冲突，动辄会被抓起来打板子，而且确实存在对洋人用刑更重的情况，就好像满清的官员在云南等地往往会偏袒更第当地土民政治的汉人一样，地方官在处理洋人跟中国百姓的司法纠纷中，也更偏袒百姓。这已经是传统了，前清时候就是这样，广州一口通商，误伤甚至致人死命，在大清律中其实并不会判死刑，可如果洋人打死了人，不管怎么死的，都会提出要洋人偿命的要求。

　　　　至于打板子那更是稀松平常，从明朝开始，澳门的葡萄牙人一点跟中国百姓起了冲突，香山县县令找不到凶手就会直接把葡萄牙人的总督抓起来，打一顿板子。当时的葡萄牙总督在西方人面前总是摆着一副高傲的态度，极力将自己包装成葡萄牙中国总督，挨完板子，然后偷偷回去继续摆谱，反正西方人也不知道。

　　　　这些司法程序让洋人非常恐惧，而且还无法聘请律师进行辩护，本地的讼师敢帮洋人打官司是会惹麻烦的，所以洋人已经多次提出抗议，希望谋取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可是这时候不是清末，这种对本国司法权的侵犯，是无法接受了。

　　　　改革也很难，如果周琅以洋人的抗议为理由进行改革，恐怕会适得其反。

　　　　就好像美国不会因为朝鲜人的批评而更改本国的制度一样，此时的中国官员，甚至连普通老百姓都对自己的国家极为自豪，告诉百姓们说，洋人的司法程序如何如何人性，洋人的司法体系如何如何严密，根本没人会接受。

　　　　这就是周琅这个改革者遇到的最大难题：内部缺乏改革的动力！

　　　　而且这个困境越走越深，国家发展的越好，就越是找不到改革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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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两百六十五节　组建涉外法庭

　　　　唯一的突破口是周琅发现中国官员不太乐意管洋人的事情。

　　　　这种现象周琅从历史书上都读到过，可一般理解为满清官员畏敌如虎，将其视作是封建统治者的色厉内荏，只敢对本国老百姓蛮横，对洋人奴颜婢膝，这种带着情绪的批判，显然有失公允。

　　　　到了这个时代，周琅也发现了这种情况，一开始他是不太理解的，如果说鴉片战争后的满清官员是畏洋如虎的话，那么乾隆时期的应该不存在这种情况，可官员们还是不太乐意跟洋人打交道。

　　　　后来周琅了解了，是嫌烦！

　　　　这主要是广州官员，因为早先是一口通商，只有广州的官员能接触到洋人。

　　　　夷人事多，这是广州地方官的普遍心态。

　　　　他们认为这是蛮夷不懂得容让，凡事都要争。

　　　　在西方人看来，这是权利意识强。可中国传统统治学讲究的是息讼，也就是不鼓励老百姓打官司，认为打官司是民风不好的体现，是大家不够和睦。所以那个地方的官司越多，则说明当地民风不好。

　　　　这种观念可不是一般懒惰官员的观念，而是文官中十分普遍的心态，明朝大圣人王阳明这种人都抱有这种观念。

　　　　有一个故事流传很广，王阳明在地方做官，他一个朋友要告别人，王守仁说：“你等数日直到心平气和时再来和我说。”过了几天那人又来了，说他已心平气和了。所以来告状，王阳明说：“你都心平气和了还来干什么”。

　　　　这个故事很能反应中国人的传统政治思想，那就是鼓励忍让、包容的社会风气，因为儒家强调的是仁爱这一套东西。

　　　　王阳明后来创制保甲性质的十家牌法中也明确规定，“十家之内有争讼等事，同甲即时劝解和解，劝解无效才许见官。”“心要平恕，毋得轻易忿争；事要含忍，毋得辄兴词讼。”

　　　　王阳明这种人物都不鼓励打官司，更何况普通文官呢。甚至连孔子都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鼓励息讼“使民无争”的理念。

　　　　如果光是嘲笑孔夫子、王阳明这样的儒家圣人迂腐，那就太浅薄了。他们这一套理念，是基于一整套儒家道德逻辑的。他们打造的传统社会统治体系，是家天下理论，国是由家扩大开来的，一个个家庭是组成国家的基础。

　　　　秉持的是以亲情为基础，由家庭扩充到社会，再扩大到国家，甚而扩大到整个天下的德治思想。利用这种以家庭为根基，再向外扩展的治理思想，利用情感共同体对社会秩序进行自我维系和自我管理。

　　　　这一套理论被儒家不断推广了上千年，已经渐渐形成了牢固的传统。至少在乡村社会，邻里之间产生纠纷，往往不会诉诸于法律，而是找长辈、德高望重之人来评理，一个宗族的，大家到祠堂里去公论，在祖宗面前把事情讲清楚。

　　　　甚至到了21世纪，中国人依然是最不喜欢打官司的民族。甚至本能的产生出一种打官司很丢人的感觉，一旦出现想要用法律解决问题的想法时，亲戚朋友往往也会劝说，“有事好好说说，最好不要打官司”。这时候亲戚朋友起到的，就是长辈和德高望重之人的作用。

　　　　正是建立了一套基于儒家宗法制度的文化，中国古代王朝才能用最低的成本进行统治，才能做到皇权不下乡而能管理整个社会和国家。

　　　　一个县动辄十万甚至几十万人，像广东的番禺、南海这样的大县，人口将近百万，可公职人员就那么几个，县令加上师爷，一群吏员，总共不到百人。县令要处理的问题，是方方面面的，他要管兴修水利，要管征收税赋，还要管维持治安，能用到审理案件的时间和精力还有多少？

　　　　可偏偏中国的县官还有时间喝喝小酒，吟诗作对。

　　　　最大的原因就是他们让老百姓养成了不爱找官府的习惯，出现纠纷除非万不得已，绝不会找官府打官司。

　　　　西方人则是另一种文化，鼓励竞争意识，敢于斗争被看作是勇敢，也是应该的。

　　　　所以当西方人频繁的找中国官员为他们处理跟商人的商业纠纷时，中国官员会觉得洋人很烦，不太乐意搭理。

　　　　这种不太管洋人的心态，让周琅找到了一个简单的切入点，他决定建立一套专门针对洋人的司法体系。

　　　　不是他关爱洋人，舍不得洋人让地方官打板子威慑。民族主义者看来，中国县官打洋人板子非常解恨。

　　　　但是法律的存在，他首先是用来保护人的，惩罚只是手段，不是目的。而且，挨在洋人屁股上的板子，永远不可能比打在中国百姓屁股上的多。

　　　　周琅决定另立一套体系的目的，主要是为将来进行司法改革摸索经验。

　　　　周琅现在手里有一个很合适的人选，俄国法学家斯佩兰斯基，他终于自我流放了。

　　　　他跟沙皇达成了一切协议，沙皇答应保留他改革后的政府机构，可当中国軍队撤退后，沙皇接手了占领区之后，马上就翻脸了。不是他改革的不好，不是昏聩残暴。而是因为沙皇需要利用贵族地主来尽快恢复统治，这些斯佩兰斯基无法给沙皇，而那些贵族地主却可以。

　　　　于是斯佩兰斯基要么被沙皇流放，要么自己干脆自我流放。

　　　　周琅授命他建立一套法律体系，暂时负责审理洋人在中国国土上发生的纠纷，管理洋人和中国人之间的法律纠纷。

　　　　当然，这一套法律体系不是说建立就建立的，斯佩兰斯基需要收集大量的中国习惯法，用这些习惯法编制法典。

　　　　这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建起来的，所以暂时还需要沿用传统的大清律例，其中一些不合时宜的东西要去掉，比如刑罚和刑讯逼供方法。

　　　　司法审理流程也需要改变，不能告状的人来了，跪在法官面前，法庭上应该人人平等。

　　　　跟斯佩兰斯基沟通之后，周琅觉得英国的审判流程就很好，也就是陪审团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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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两百六十六节　利用全球的智力

　　　　根据对比，尽管表面看起来，中国的法律体系跟法国的大陆法体系更像，因为都是由专业人士制定的。可实际上，可能跟英国体系更像，因为大清律例中，不仅包含律法，还包含大量的判例，属于判例法范畴。

　　　　而且周琅总认为英国的司法程序可操作性更强，需要的专业人士更少，美国的各级法院中，除了联邦法院之外，大量的地方法院的法官，甚至都不是学法律出身的，专业性很差。

　　　　之所以不专业的法官也能主持程序，因为在英国司法制度中，法官的作用要小很多，法官并不是法庭上决定性的人物，陪审员才是。而陪审员更过分，甚至尽量避免让法律人士担任陪审员，优先挑选普通人。

　　　　相比罗马法大陆法系，专业性不够，但更贴近民众，是用最普通的人的角度来看到司法的。

　　　　周琅觉得这很人性，而且远离足够简单直接。

　　　　两个人打官司，随即在本地纳税人中抽取陪审员，让这些陌生人来决定对错，这种模式说白了，不就是街头俩人争执不下，总希望围观看热闹的人赞成他们的观点吗，从鸡毛蒜皮的小事，到毁家灭族的大仇，由公众平叛，往往更得人心。

　　　　也有人批评这一套制度的专业性不强，甚至美国也在慢慢改变这一套制度，从地方法院到联邦法院，越是层级高，专业性越强，甚至在很多专业领域，已经不再使用陪审团制度。

　　　　但在这个法律专业人士极其紧缺的时代，周琅反倒觉得这是一种优势。法官不再是裁决者，仅仅是会议的主持人，而法庭则是议会。

　　　　斯佩兰斯基是一个十分合格的法律专家，周琅已经确认了他的专业能力。

　　　　历史上斯佩兰斯基改革失败之后，流放了几年之后，沙皇招他回去编制了全俄罗斯法典，之后任命他做了西伯利亚总督。他在总督任上，开始对沙俄吞并的哈萨克草原进行改革，通过搜集哈萨克的习惯法、判例，并根据俄国的统治需要作某些补充，制定出了西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条例。

　　　　此人不但具有在自己熟悉的俄国编制法律的能力，也有在陌生国家编制法律的能力。

　　　　这些能力，除了他自己的努力之外，其实跟俄国的教育模式也有关，俄国是一个十分不公平的国家，贵族地主几乎占据了一切资源，也包括教育资源，其实他的精英教育一直都做的不错，贵族的文化水平一点不比英法等先进国家差，一个贵族基本上都会精通英语、法语和拉丁语等多门语言，对自然科学、法律和哲学也都会涉猎。

　　　　所以俄国整体虽然一直落后，可总能出现一些世界级大师，方面就不说了，托尔斯泰等人足以支撑起俄国在现代中的重要地位，令人奇怪的是在自然科学领域，俄国人的大师也相当多，比如编制元素周期表的门捷列夫。

　　　　尽管基层教育跟中国半斤八两，政府不拨款，民间也没有自发的办学热情，这一点甚至连中国的乡绅都比不上，可是高层教育，沙皇已经建立了皇家科学院，建立了莫斯科大学。

　　　　所以从神学院接受完整教育的斯佩兰斯基的知识水平并不差，也不陈旧。又有丰富的编制法典的经验，以及较强的能力。

　　　　这些都是周琅看重的。

　　　　恰好斯佩兰斯基又一次经历改革失败，他也想在中国人的改革中积累一些新的经验，就答应帮忙参与建设一套新的司法体系，当然在中国自我流芳的他，也没有其他选择，他总要做事的。

　　　　找对的人，在全世界找最好的人才，利用全球的智力资源，而不是固步自封，在这一点上，周琅是一个很开放的人。

　　　　但要收到效果，完成改革，他还是看不到日期，他也不会设时限。在这方面，他比拿破仑的耐心好了太多。治大国如烹小鲜的道理，拿破仑不懂，周琅很懂。

　　　　所以拿破仑又失败了，败在了没有俄国参加的反法同盟手下。

　　　　英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组成的联盟，组建了五十万軍队，拿破仑想尽办法也只拼凑起了二十八万人，如此悬殊的兵力对比，拿破仑还是选择了主动进攻。

　　　　打出国门之外，去荷兰此时包括比利时与登陆这里的英国、普鲁士主力决战，最终他赢了一些战役，占领了一些城市，但在滑铁卢大会战中战败了，法军死伤25000人，被俘虏8000人，其余大部分逃散。

　　　　拿破仑再次退回巴黎，这时法国议会两院背叛了他，宣布国家处于危险中，拿破仑必须退位方能保证国家的安全与和平。

　　　　但是底层民众支持他，因为当年拿破仑的政策虽然损害了整个欧洲，可却保护了法国的工业。

　　　　在工人区，人们却在大声疾呼：坚决反对皇帝退位，坚决保卫巴黎。不断有行游队伍高呼：“皇帝万岁！打倒叛变者！拥护皇帝或者死亡！不需要退位！要皇帝和国防！打倒议会！”

　　　　愤怒的人群在街上把一些衣着华丽的、被他们怀疑为贵族的人打得半死，因为他们拒绝和群众一起喊：“不需要退位！”

　　　　拿破仑的弟弟吕西安建拿破仑像当年雾月事变那样解散两院，重新征召军队，准备再战。

　　　　但拿破仑放弃了，他已经试过一次，重新召集軍队，他可以控制巴黎，但他无法击败反法联军，他已经招了太多的14岁的孩子，这些孩子是忠诚的，勇敢的，但他们不够专业，他们无法让拿破仑取得胜利，只会白白送命。

　　　　拿破仑再次选择了退位，这一次他没有得到反法联盟的宽容，他们不允许拿破仑保留皇帝头衔，他被流放到了更远的地方，不是靠近欧洲的厄尔巴岛，而是离非洲西岸1950公里，离南美洲东岸3400公里的一个孤岛，圣赫勒拿岛。

　　　　但是拿破仑流亡这里不到半年，却又奇迹般的逃脱了，准确的说，是在岛上中国劳工的帮助下来到了中国，周琅以开放的心态利用全球智力资源，在军事领域，拿破仑就是站在最巅峰的那颗璀璨明珠，他也要利用。

　　　　可是中国此举，等于向整个欧洲挑战，一个反中国联盟开始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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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两百六十七节　把炸弹握在手里

　　　　英国政府收到消息的时候，维也纳会议结束还没多久。

　　　　所谓维也纳会议，实际上称不起是一次会议。从1814年10月1日到1815年6月9日解散为止，从未举行过全体会议，连形式上的开幕式和闭幕式也没有。一切都由大国在幕后决定，其他代表则在无休止的社交活动包括宴会、舞会、观剧和私下交谈中度过，心神不安地等待大国安排自己的命运。当大国作出总决议时，也是分别召来各国代表签字，没有全体通过的手续以及多边谈判的流程。

　　　　主导会议的从历史上的英俄普奥四国变成了英普奥三国，虽然俄国也列席会议，名义上跟英普奥三国平等，可俄国人的利益被大大的压制了。

　　　　普鲁士成了最大的赢家。奥地利的利益得到加强。俄国则基本上没有从拿破仑帝国的遗产中分享到美餐。

　　　　普鲁士的领土大大扩张，不但恢复了拿破仑战争中被拿破仑送给沙皇，用来拉拢沙皇的普鲁士瓜分的波兰领土，而且得到了五分之二萨克森领土、得到了西里西亚地区及莱茵河地区，得到了瑞典的波美拉尼亚。一直从波兰向西扩张到了莱茵河，最重要的是得到了煤铁产量丰富的鲁尔地区。当然这个意义，现在普鲁士人自己也还看不出来，普鲁士的工业中心现在在西里西亚中欧捷克境内。

　　　　普鲁士的扩张比原本历史上还要大，原因很简单，他得到了英国的支持，或者说他投靠了英国。普鲁士一直就是英国在欧洲大陆上的传统盟友，因为这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