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之东方日不落-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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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琅之前推测，他们占领左营之后，有两件事情会大概率发生，一件就是敌人来攻击，没有任何一个政府，会在自己国土上的城市被攻占之后保持沉默的一件就是敌人来谈判，不会保持沉默，要么进攻，要么谈判，就这么简单。最可能发生的事情是，对方先进攻，进攻无果之后来谈判，这是周琅对当地官府最合理的判断。

　　　　可是他推测的两件事都没有发生，至少暂时没有发生。

　　　　一连过去了十天，都没有见到一个清兵出现，却经常发现一些鬼鬼祟祟的人出现在左营附近。

　　　　就算没有军事常识，也知道这些人是官府的密探之类的，因此不可能让他们随意进出左营。科林负责军事行动，在要道口都布设了烧卡。没有足够的兵力，只能是两三个雇佣兵，再带上几个武装起来的水手。好在左营的地理特征，进出这里就只有两条道，一南一北两道哨卡，外加山上的炮台防御，就足以掐断敌人进出的可能。

　　　　即便如此，也得二十个人，人手就显得格外紧张。四十个雇佣兵是目前毫无争议的主力，科林尽可能将他们集中起来，但也只能将三十个雇佣兵保持建制，抽调出了十人作为军官，负责带领和训练那些水手。

　　　　火药目前还很充足，他们的船是一艘武装商船，装备着二十五门大炮，为大炮准备的火药自然不少，可并没有遇到多少开炮的机会，用这些火药来供应步枪消耗的话，那是绰绰有余。可铅弹就有些不足了，所以目前让水手们训练并不是实弹，火药可以装填，但往往只能空放，却也噼啪噼啪相当热闹，每每能吸引到一些围观的百姓。

　　　　中国人的性格远比任何民族要复杂的多，要说中国人胆子大吧，冒险精神却相对缺乏，那些喜好冒险的中国人在同胞看来完全是“作死”，中国文化中十分讲究求稳，什么平安是福，小富即安，知足常乐之类的思想深刻的烙印在国人心态中。同时中国人也对外界缺乏好奇心，大航海时代西方冒险家的驱动力有两个，一个是对金钱的无比渴望，另一个就是对未知的强烈好奇。中国人之所以一直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历史上从来没有向外殖民，绝不是缺乏技术能力，郑和下西洋的技术力量，可是远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技术力量强大的，之所以没有走出去，主要还是因为缺乏冒险精神和对外界缺乏好奇心和兴趣。

　　　　可要说中国人胆子对外界缺乏好奇心吧，国人看热闹的爱好却实在是太浓厚了点。明明这些占领左营的夷人，怎么看都是外邦侵略者，怎么看都充满了危险性，可是左营的居民在发现他们并不骚扰平民之后，慢慢就走出了屋子，很快守城门的雇佣兵周围，就开始有百姓远远的围观，并且指指点点，但一开始还只局限于围观，距离也比较远，甚至还都假装做着其他事情，这倒是让一些小贩发现了商机，在城门附近摆摊，可以吸引到一些来看热闹的人假装顾客，在小贩的催促下，这些假装的顾客多少都会买点东西。

　　　　慢慢的围观的看客也不再假装，因为他们发现这些夷人根本就不管他们，加上人多了有从众心态，也就慢慢自然的聚在一起对夷人指指点点，此时偶尔有一两个胆子大的人走上去跟夷人说两句好，还能博得一众喝彩。

　　　　很快大家也就发现了更好的看戏去处，那就是夷人固定的火枪操练，这简直就是免费的杂耍。看着夷人们经过繁琐的装填程序，最后扣动扳机，枪口喷出火焰，发出一声脆响，周围的喝彩声此起彼伏，让人宛如到了北亰的天桥。

　　　　如何对待这些看热闹的吃瓜群众，周琅跟科林之间进行过一次争论，作为一个服务于东印度公司的英**官，身处异国他乡，科林内心深处不可能不谨慎，他可以鄙视清军的战斗力，但他不能无视当地人的潜在危险，所以他一开始是要求驱散这些围观群众的。周琅作为一个中国人，哪怕相隔几百年的世界观，也不影响他认同这些人是他的同胞。周琅知道这些看热闹的吃瓜群众其实没什么危险性，他反而担心雇佣兵的军纪，担心他们骚扰百姓，那样才可能引起麻烦。宗法制度时代的中国，底层百姓是有组织力的，一个人遇到危险，是能引动一个宗族为他出头的。鴉片战争时期，英军跟清军打仗的时候，都有百姓跟着看热闹，没人管他们的官府跟洋人的战争，可英军在三元里欺辱了当地的寡妇，就能引动十里八乡的村民围攻他们。

　　　　因此周琅坚决不允许驱散群众，反倒认为这种近距离的解除，可以打消双方对对方的误解，很多矛盾和冲突往往就是由于误解。同时周琅要求约束雇佣兵的军纪，亲自跟雇佣兵中的军官谈话，要求他们约束好部下，当众许诺，如果没有发生任何骚扰当地人的行为，等大家返航回到印度后，他会给每个士兵发放一百英镑的奖励，给军官则发放三百到一千不等的奖励。

　　　　在这种高额奖励的鼓励下，以及身处陌生环境下的谨慎，让雇佣兵目前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军纪。

　　　　在周琅这种友好的处理下，雇佣兵跟当地百姓之间的关系也相对融洽，至少目前没有发生任何冲突。更好的现象是，当地人对向雇佣兵们兜售商品表现了浓厚的兴趣，十天过去，已经没有人会为跟雇佣兵讲两句话而喝彩了，大量商贩每天争先恐后的早早等候雇佣兵们出操，然后将他们精心准备的早点向他们推销，换取雇佣兵手里成十足的银币。

　　　　受益于这种良好的氛围，周琅为軍队建立了稳定的物资供应渠道，他联系上了当地的几个较大的商铺，向他们采购粮食以及新鲜的蔬菜，甚至还买来了一些布匹等消耗品，甚至连火药都能买到，只是当地的火药质量不达标，科林认为没有实用价值。

　　　　十天时间，左营的社会秩序奇迹般的稳定，仿佛没有发生任何情况，当地人依然过着过去的生活，大多数人都继续留在城里，只有一些大户人家和富商悄然离开，但商人离开并没有影响商业运转，因为大多数商铺的东家离开了，掌柜的和伙计多少都留下来了。

　　　　周琅很庆幸没有跟当地人发生对抗，反而能够利用当地的商业体系，他将此归因于自己对当地人释放的友好，其实是他想多了。历史上，鴉片战争以及之后的每一次跟西方人的战争，中国的老百姓其实都是中立的。英国的资料记载中，两次鴉片战争，他们的物资供应大多都是直接在当地采购的。从广州到北京，一直存在着这样的现象，那就是有小贩挑着货物跟着他们的軍队行动，时刻准备着向他们供应商品。甚至在天津登陆的时候，当地妇女将自家的鸡蛋放在子里向他们的军营兜售。

　　　　这看起来不可思议，但不能用后世的国家观念和民族观念来要求王朝时代的中国百姓，自从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中国就不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是一个帝国。老百姓心里就没有了强烈的民族关键，不再是统一之前的赵人、秦人，都只会意识到自己是天子的子民。至于谁是天子，跟他们的生活离得太远，根本感受不到。反正谁当天子，都需要他们纳粮纳税。所以对于谁去争天下，老百姓并不在乎，只要不伤害到他们，他们无所谓。

　　　　不过这十天周琅在左营的做法，也不全是没有作用的。他写的那些安民告示多少的有点作用的，每天在大街上巡逻的士兵，也让社会秩序没有失控，否则谁知道会有多少牛鬼蛇神出来破坏呢。

　　　　而且他的行为显然让当地的精英产生了误解，竟有人上门来投效。

　　　　周琅已经接见过三个自称举人的读书人，他们都是亲自投书上门，见了周琅后，都是满口“天下”“仁义”之类的说辞，表现的也都是一副贤人的城府，另外一个共同点则是，这三人都没用真名，周琅只知道他们的姓，名帖中是“王某，刘某”之类的。

　　　　这是很让人沮丧的事情，没想到自己只不过带了几十个人占了左营这么一座小城，竟然就有带路党上门，实在是让人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如果英国人把中国早些研究透彻，他们是真的有机会在统治印度的同时占领中国的，因为他们在中国真的能找到一大批带路党，而且是颇有能力的带路党。

　　　　对这些人周琅是鄙视的，而他并没有跟他们撕破脸，对投书上门的人，他都接见，也都和颜悦的听完他们的话，并且感谢他们，可绝不说出请他们帮自己的话，这些人也都端着架子，周琅不开口，他们也绝不会纳头便拜。于是周琅既不招他们，也不惹他们，但愿跟这些人井水不犯河水。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啊。

　　　　除了这些精英外，三教九流的人物都有。当地的地痞流氓头子周琅也见过，城里经营赌场、院妓这些灰产业的帮会头子送来的两百两银子他也安然笑纳，并且保证不会骚扰他们，可也要求他们不要趁乱作恶，对方唯唯诺诺的表示不敢。

　　　　当地不得志的读书人，下九流的流氓头子，这些人周琅可以敬而远之，不求他们为我所用，但求他们不搞破坏，可有一些势力，则让周琅都感到有些矛盾。

　　　　那就是当地真正反抗官府的会党势力，也就是天地会。

　　　　他进入作用第三天，就有一个自称天地会堂主的人拜访，他们并不是来投效的，而是来联盟的，他们希望周琅发兵凤山县，表示说他们几百兄弟可以作为内应。

　　　　乾隆朝末期的满清，并不是教科书中描写的康乾盛世，而是相当复杂和矛盾。

　　　　台湾作为一个边疆之地，则更加复杂，因此这里也是最混乱的地方。中国古代的社会矛盾，基本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人地矛盾，就是农业社会中的土地养活不了越来越多的人口，从经济上表现为农业无法为劳动力提供足够的就业。就业不充分意味着有大量的闲散人口，这构成了最大的不安定因素。

　　　　这种情况在台湾也存在，经过满清两百多年的开发，台湾的平原地带基本上都开垦成了耕地。而且由于是殖民性开发，往往带有一种特点，那就是土地过于集中。台湾的地主占有的土地比例远比大陆更高。清政府在鼓励台湾开垦过程中的政策，助长了这种土地垄断。最开始是奖励收复台湾的功臣，比如施琅家族早在康熙年间，就夺占了台湾南部已开垦土地的一半之多，名为“施侯租田园”，将这些土地出租给佃户，收的租子叫做“施侯大租”。

　　　　康熙之后，当地官府采取鼓励开荒的方式来增加赋税。开荒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的人力物力投入十分惊人，私人往往无法承担。历朝历代往往是由官府统一组织开垦。可是清政府对台湾的态度一直十分不重视，结果当地官府主要采取了鼓励私人开垦的办法。从福健、潮汕等地招募有能力的富人前来垦荒，允许他们圈占大批生地进行开垦，这些承垦的人家称之为垦户。这些垦户自行招募佃农，他们承担开荒的前期投入，最后成为地主，佃农则成为他们的佃户。因此后期开发出来的土地，大量集中在这些垦户手里。

　　　　随着台湾的开发完成，台湾社会中的佃户比例比大陆更高，这些没有自己恒产的佃户，很容易分化成无业游民，加上愿意出海移民的人，往往都不是什么安分守己之人，所以台湾的社会风气远没有内地安分。

　　　　还有开发耕地的过程中，许多原本是当地土著居住的地区，也被那些垦户承包下来，他们从当地部落手里租下或者买下这些土地，然后垦荒。失去土地的土著生计困难之后就会反叛，官府最后往往会偏袒这些地主，一次次镇压土著之后，导致台湾原住民最后大多居住在山区。可民族矛盾积累了下来，这也是一大不安定因素。

　　　　还有一个问题则是，台湾是最后统一进国家的地区，因此一直就有反抗的基因存在，天地会就是这个反抗文化的旗帜。

　　　　大量的无业游民，不安分的社会风气，激烈的民族矛盾和旧有的反抗文化，这些加起来，让台湾社会格外的动荡。

　　　　所以在乾隆五十一年至五十三年1786年到1788年发生了林爽文起义，从南到北，整个台湾都被波及。林爽文就是天地会的头目。

　　　　林爽文起义，也不过是五年前结束的事情，可以说他的影响还没有结束。遍及全台湾的天地会余党进入了地下活动，但却一直在积聚实力，打算卷土重来。

　　　　周琅矛盾在于，这些天地会的人手，有可能会在自己跟当地官府的冲突中帮助到自己，但也有可能引起更大的混乱。周琅并没有现在就在台湾建立基地的打算，台湾在周琅的计划中，也不是建立基地的选择，因为这里没有他需要的贸易基础。他需要以商业贸易来积累势力，广枺�和福健这两个茶叶出产基地才是最好的选择。

　　　　可如果真的跟天地会结盟，有可能引起范围广泛的起义，倒是波及太广，死伤太大。

　　　　周琅的道德水准算不上圣母，可基本的道德还是有的，如果他打算在台湾建立基业，那么让台湾乱起来火中取栗的事情，他可能会考虑。但他并不打算在这里发展，那么让当地彻底混乱起来，就没有意义了。

　　　　而且他现在也没有足够的能力火中取栗，他就是一个光杆司令，手下的军事力量，现在都掌握在科林手中，科林则是一个听命于东印度公司的军官，周琅真的能够火中取栗，那也是给东印度公司做嫁衣。

　　　　所以他目前当然不能跟天地会合作，除非他手里有几百自己的嫡系，然后以此为核心，大肆招兵买马，才真正有可能跟当地官府对抗。就算手里有自己的人马，周琅也不愿意将台湾作为自己的基地，更何况他还没有这些资源呢。

　　　　因此他目前的计划依然是修好船优先，如果遇到变故，则寄希望于谢清高能及时赶到将大家接走。

　　　　算算时间，如果一切顺利，现在出发前往澳门的船应该到了，不知道他们跟谢清高联系上了没有。

　　　　更不知道，谢清高收到信后，会不会如周琅所愿马上来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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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节　两封密信

　　　　船确实已经到了澳门。船是从渔村里租来的，说是租，跟抢也没什么区别，因为渔民不肯租，最后是强租下来的，答应给船主三百个银元，损伤包赔。这是渔村里最大的渔船，属于村里的渔把头，周琅打听到渔民经常二三十个人称作这艘船出远海捕鱼。

　　　　出的价格已经很公道了，捕鱼能赚多少钱。租来后才明白，这艘船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因为里面有隐秘的夹层暗舱，这种设计显然不可能是纯粹用来捕鱼的，更可能是用来走私，所以这是一艘走私船，或许是这个原因，才让船把头不肯出租，担心他的秘密被发现。

　　　　驾驶这艘走私船的，是东方曙光号上原来的大副约翰卡鲁，以及十三个水手，还有周琅派去的信使林圃。

　　　　当然没人知道林圃是去送信的，他公开的目的是搭乘渔船回大陆，回去成亲的。

　　　　到了澳门，他很容易就找到了码头上停靠的谢清高的船，按照约定谢清高会在这里跟周琅汇合。

　　　　可是当谢清高到了澳门后，却没有见到比他更早出航的周琅，多方打听周琅的船也未曾进入澳门，这让他有些担忧，他是跑惯了海路的，知道大海上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联系到前几天周边海域的大风，他就更担心了。

　　　　这种担心绝对不是虚的，而是心急如焚一般。因为对于谢清高来说，没有周琅，他就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杂役水手。他这个人对名位的渴望并不强烈，生来就喜欢游览四方，对海外诸国的风土人情充满了痴迷。可是搭乘英国人的船，他并不能够自由自在的去游览，自由对他这种人物十分重要。那种被人束缚的感觉，如同做囚牢一样。所以当时周琅告诉他，他可以有一艘船，到任何地方去，走走停停都是他说了算的时候，他一下子就心动了。

　　　　现在船有了，周琅却失踪了。谢清高也不可能永远保留这艘船，他有可能被打回原形，他现在已经喜欢上了当家作主的船长身份，让他再回到从前那个任人吆五喝六的杂役身份，他心里无法接受。所以到了澳门后，他一方面按照周琅之前的交代，在澳门采购货物，一方面多方打听周琅的下落，可一直没有消息。

　　　　这时候周琅派来的人找上门来，谢清高如何不激动，马上将林圃请到了船上，见面之后，谢清高才知道，此人是来给他送信的，而且还是一封密信。

　　　　谢清高甚至没顾及到招呼林圃，迫不及待的就拆开了信。

　　　　“谢兄如晤！今愚弟处境艰危，先于海上遭遇风浪，后于台湾之左营遭遇匪徒袭击，船再受重创。望兄见信，即刻启程……阅后即焚！”

　　　　谢清高看完了周琅的信，其中很多要求他都不太理解，但他看完后还是不动神色的将信直接烧了。

　　　　这才想到跟前的林圃，他立刻向林圃打听具体情况，信中所写毕竟不够详细。

　　　　果然从林圃口中得知的情况让他很震惊，因为周琅信中并没有写是谁偷袭了维修中的东方曙光号，林圃却明确告诉谢清高是左营的清军偷袭了他们，而且他们还反攻过去，现在占了左营。

　　　　谢清高不管跟徐霞客如何相像，不管对外界多么有好奇心，但他依然是一个中国人，对造反这种事有深深的忌讳，现在周琅竟然攻下了朝廷的城池，这让他无比的震惊和恐慌。

　　　　谢清高为此揪心，竟然彻夜难眠，担心是不仅仅是周琅攻打左营这件事，还有周琅信中让他所办的那些事情，结合对方攻下左营的情况，也有了别样的味道。

　　　　可到了第二天，他依然马上命令起航。

　　　　林圃没有随行，他是回来成亲的，所以送完信后就迫不及待的告辞了。

　　　　送林圃来的挪威大副卡鲁也没有乘坐这条船，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因为昨天把林圃带到澳门后，卡鲁跟谢清高联系之后，竟然乘坐一艘英国人的船去了广州，没有说明目的。

　　　　事情紧急，谢清高不可能等待卡鲁，于是马上率队起航。

　　　　他不知道卡鲁其实也是去送信的。

　　　　卡鲁搭乘的是一艘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去广州是见东印度公司的大班的，他也有一封迷信。

　　　　周琅可以派林圃来给谢清高送信，科林当然也能派人给东印度公司送信。

　　　　不过这封信却不是给大班看的，而是委托大班转交给总督康华利的。

　　　　当卡鲁从广州返回澳门后，悲催的发现，谢清高的船竟然走了，将他一个人仍在了这里，从澳门回印度都比从澳门去台湾的船多，一时间卡鲁不知道自己怎么回去。

　　　　抛弃卡鲁的谢清高已经在海上航行了一个星期，船上每天都能听见枪声，但他们并没有遇到危险，跟东方曙光号一样，这也是一艘武装商船，这样的船一般没人抢，除非海盗别有目的，比如看上了船只本身，加上确实形势很有利的情况下，才会对西方商船发起攻击。

　　　　谢清高每天看着船上的水手兴高采烈的玩着火枪，他心中百味杂陈。

　　　　训练水手是周琅心里要求的。而且特别要求将中国船员进行训练。

　　　　这些中国船员，也是按照周琅之前的交代，在南洋招募的，都是很好的精壮小伙子，身体差的人不会出海，不会活着度过艰辛的海路抵达南洋，更不会在南洋恶劣的气候条件下活下来。

　　　　这样的华人青壮船上一共有八十人，都是从婆罗洲招募的，许多人之前是兰芳公司的淘金工。周琅之前告诉谢清高，让他放开了在南洋招募华工，能招多少招多少。谢清高之前还以为这是周琅打算为日后扩充船队做准备，可现在看来，周琅的目的谢清高根本就没猜透。

　　　　他招来了八十个人，大多都是潮汕地区的客家人，因为罗芳伯自己就是梅县客家人，加上客家人本身的生活比广东普通百姓更艰苦，所以下南洋谋生的客家人很多，兰芳公司中很多都是客家人，尤其以梅县、嘉应州的居多。

　　　　可尽管都是客家人，都是潮汕地区的客家人，但依然亲疏有别，在兰芳公司旗下，真正日子过的好的只有梅县人，其次是嘉应州人，再次是潮州大浦县人。主要原因是兰芳公司里的头领都出自这些地区，一直垄断着兰芳公司的权力，甚至罗芳伯死后，还立下遗嘱，规定兰芳公司总厅大哥只能由嘉应州本州人担任，副头领则由潮州大浦县人担任。

　　　　但整个潮汕地区下南洋的客家人非常多，因此还有其他地方的客家人前去婆罗洲淘金，这些人自然会受到打压，尤其是惠州的客家人数量同样不少，而且靠海，海丰、陆丰地区的客家人出海的传统比梅县尤甚。

　　　　这些人抱着去南洋拼一把的念头，渴望着能淘金发一笔财，然后衣锦还乡。可去了之后才知道，金子是能淘出来，可未必能落到手里。他们既要给兰芳公司缴纳脚仿金，还得满足大大小小的头领的压榨，还要接受那些跟头领关系密切，垄断金矿商物资供应的采买人的高价剥削，因此金子是能淘到，但真的很难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