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之东方日不落-第1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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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品可以进入英国和英国殖民地市场，但英国和英国殖民地商品，却只能进入中国本土市场，这太不公平了！

　　　　尤其是南非，哪里的黄金产量让人心动，现在中国人已经派遣技术人员，对哪里开始进行大规模开采，据说每月旧有上百万英镑的黄金生产出来，当地大量奴隶主派遣他们的包衣去采矿，分享了大量的利益，如果英国商品能够进入南非，那么就可以从这些中国奴隶主手里换取黄金。

　　　　但英国一直都不愿意独自跟中国这样的强国对抗，尤其是不愿意派遣陆军开战，如果欧洲大陆其他国家愿意派兵，英国很乐意提供一笔军费援助。英国出海军，欧洲出陆军，然后为大家共同的利益而奋斗，这是多么好的合作方式。

　　　　在黄金的诱惑下，加上这几年通过法国赔款几个大国先后恢复了元气，他们得知这几年中国人发了大财，有英国牵头，大家何不去分一杯羹。

　　　　于是英国成功的以中国对欧洲的渗透为契机，得到了几个大国的承诺，联合向中国发出抗议，要求中国开放殖民地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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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两百八十六节　只对英国人开放

　　　　这两年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拿破仑战争后都狠狠膨胀了一把，接着生产力开始过剩，工业危机爆发。

　　　　英国通过了公共工程拨款法案，批准拨款100到200万英镑，资助建设运河、港口、道路和桥梁建设，减少失业。但是，对于英国庞大的过剩生产能力来说，区区一两百万英镑无疑于杯水车薪。

　　　　这段时间，英格兰银行黄金储备增长5倍，这并不是什么好事情。因为英国企业主们纷纷将赚得的利润放进银行，国内投资萎缩。黄金储备上升，让英国银行业有大量剩余资本，结果开始大量承销外国债券，两年间英国购买外国公债数量达到3800万英镑。

　　　　承销外国债券，意味着黄金外流，加行国内外市场需求萎缩，英国经济危机更加深重。到了1819年11月，棉纺织工业三大中心，曼彻斯特、格拉斯哥、培斯利工人的工资降低了一半以上，全国食品消费量比1818年减少三分之一。

　　　　英国急需开辟新的市场，来为英国商品寻找出路，纵观全球，只有中国有增长的潜力。

　　　　中国也遭遇了危机，可是一场危机也没咋滴，中国社会依然稳定，大量工人返回故乡，没有给社会带来丝毫的波动。这既有中国固有的乡村体系，为劳动力提供了最后一个避风港湾的功劳，还跟大量向海外移民有关。

　　　　本来中国社会就是一个超稳定社会，一般情况下，只要不出现巨大的天灾，导致农业绝收，饿不死人的情况下，很难产生颠覆政权的危机。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大量向海外移民，大大环节了社会矛盾。

　　　　这几年海外移民的规模几乎达到了一百万级别，向美洲移民每年高达50万人，而且都是优质的，极有可能留下定居的家庭移民；向南美洲每年有20万移民，一大半流入了巴西，小部分被蒙得维的亚殖民地吸纳，还有一些则跨过殖民地界限，沿着拉普拉塔河向上游开拓。拉普拉塔人已经无法组织中国的拓殖，因为拉普拉塔合众国灭亡了，在西班牙政府和中国驻军的联合绞杀下，拉普拉塔恢复了西班牙殖民地的地位。

　　　　这都怪拉普拉塔人上了英国的贼船，被英国人忽悠的跟中国和西班牙宗主国同时为敌，不作不死。西班牙是因跟中国的战争而失去美洲殖民地，现在却又因为中国軍队的帮助而恢复殖民地，对中国的感情十分复杂，但有一点他们认识到了，那就是绝对不能惹中国。

　　　　所以他们默认了中国人在拉普拉塔河流域的开拓，因为许多地方其实也说不清是谁的，上游的巴拉圭河流域，大批无主土地，葡萄牙和西班牙一直就有争议，谁也没有能力控制，中国人开辟哪里，睁只眼闭只眼得了，对于现在的西班牙人来说，能保住现有的土地，已经不容易了。

　　　　除了美洲，向南洋和澳大利亚移民的规模也很大。

　　　　南洋是一个传统移民区，下南洋持续了几百年，中国人比欧洲人更早在南洋建立社区。这些成熟社区的建立，让后续移民的边际成本很低，不存在开拓生地要付出的巨大代价。

　　　　大港、兰芳等华人公司，他们以淘金为主，但都在当地开发了耕地，重视粮食和蔬菜，只有铁器、布料等日用品需要进口，过去是英国从印度提供商品，现在也大多从国内运来。中国政府已经通过南洋澳大利亚公司对当地华人公司完成了收编，给了大港和兰芳公司首领一个知府头衔，立刻就让他们归附了。

　　　　早在中国开放移民出国之后，这里的自发性移民数量就开始激增，满清时期这里的华人已经高达一二十万，开放移民政策之后，这里的自发性移民每年都高达数万，成立南洋澳大利亚公司之后，每年向这里的移民突破了十万，现在这里已经拥有百万华人，反倒是把婆罗洲一带的土著挤成了少数族群。

　　　　周官带领南洋澳大利亚公司先后又占据了荷兰人无力经营的新几内亚岛，北部的俾斯麦群岛（此时尚未得名），但这里开发困难，以流放犯人为主，普通百姓移民尚未开放。

　　　　但在澳大利亚的普通移民却已经开始，一来有原来建立的抹泪殖民地和天鹅河殖民地（登科河），以此为基础进行普通移民，现在每年可以向两个殖民地移居一万人口，抹泪殖民地八千左右，天鹅河殖民地两千；另外接手了英国人当年开辟的悉尼农牧场资产后，周官也已经操作恢复了生产，并且开始英国人开辟出来的殖民地进行大规模移民，每年也是近万人口的移民。

　　　　还有面向非洲的移民，主要是流放犯人，而且是犯下比较严重罪行的流放犯人，其中一部分在非洲公司的殖民地产业中服刑，服刑短暂时间后就会被假释，之后大量犯人就会跑去投奔苏冲阿，只要敢玩命，都能在苏冲阿手下获得机会，跟着补奴队往赞比西河流域抓捕黑奴，一部分卖给南非奴隶主，一部分卖给美国人，得到大把利润之后，也可以自己开辟奴隶农牧场。

　　　　也不知道是经济危机的影响，还是因为从农业到工业转型期的社会动荡，城市里的暴力犯罪屡禁不止，帮会争夺地盘之间的斗殴，偶发性的刑事伤害罪等十分多发，每年有多达二三十万人因此获罪被流放。

　　　　自愿移民的百姓，这些愿意去陌生世界闯荡的人，往往比普通人更具有冒险精神，同时也更加的桀骜不驯，这些脾性的人更容易移民，他们走了，留下的大都是老实人，海外殖民等于是给社会开了一个泄洪口，将大量积压的社会矛盾缓解了。

　　　　这种对外移民，缓解社会矛盾的现象，后世美国人就一次又一次重复，每担经济危机爆发，美国就会掀起一波西进运动，用西进来消化过剩的劳动力，开发出更大的市场和原料产地，接着反过来稳定经济，一次一次重复，整个西部就都开发出来了。

　　　　中国移民迅速在殖民地扎下根，像美国西进运动一样，移民利用殖民地更丰富的资源，很快变成小康之家，之后就成为中国商品的重视消费者，海外殖民地的规模虽然还不大，总人口还不到五百万人，可是他们的购买力却超过国内两千万人的消费能力，富裕程度真的让人羡慕。

　　　　尤其是南非的奴隶主们，和美洲、南洋的淘金工们，他们的消费能力是最强的，几乎很少有他们消费不起的日常消费品，不管是丝绸还是南京布，他们都买得起。

　　　　殖民地市场的增加，又解决了一部分国内过剩的生产能力。

　　　　所以经济危机期间，中国的国内秩序相对平稳，市场下降的也没有英国那么厉害，只要也是因为中国才开始工业革命没多久，跟英国接近完成的工业化水平相比，还有大量的进步空间，国内市场开发潜力巨大，只是需要时间开发出来而已。

　　　　结果这些情况，都被英国人注意到了，他们认为中国殖民地市场是中国经济得以保持平稳的关键因素。于是英国人联合普鲁士、奥地利三国，向中国提出开放殖民地的要求。

　　　　跟三国谈判进行的很艰难，其实奥地利跟普鲁士就是打酱油的，就是给他们放开了殖民地市场，这两国也几乎没什么能够出口的。

　　　　普鲁士在拿破仑战争中被蹂躏的最惨，但也因祸得福，巨大的冲击让他们有条件进行彻底的改革。政治领域施泰因和哈登贝格成功改革了普鲁士的农奴制，废除了按照出身划分身份等级的封建制度，开始形成以财产为基础的资本社会；军事上沙恩霍斯特和克劳塞维奇引入了法国的军事思想和观念，改变了旧式普鲁士思想僵化的农奴制軍队；教育上则是威廉冯洪堡领导，确立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但更主要的是将普鲁士旧传统中的高效直接引入了大学教育领域，至于小学，腓烈特二世时候就建立了类似军事化的学堂制教育体系。

　　　　这些全面改革，让普鲁士开始走向辉煌的道路，但此时在经济领域，他们才刚刚起步，他们的工程师还出于潜伏到英国去偷窃技术的阶段，克虏伯化名施鲁普斯先生在英国各处考察，试图了解被严格保密的钢铁生产过程。

　　　　尽管得到了煤炭产地鲁尔地区，但连普鲁士人自己都还没有认识到煤炭的价值，他们还在为成功模仿英国的水力工厂而欣喜，纺纱工厂才刚刚开始发展，普鲁士领导阶层现在推行的是重商主义，保护工厂手工业，大幅提高进口关税，保护国内市场。鼓励出口，发展对外贸易。改善基础设施，减免苛捐杂税。开设银行，取缔高利贷，贯彻货币政策。

　　　　但是普鲁士的手工产业不保护连法国都比不上，怎么可能向中国出售产品。

　　　　奥地利也差不多，工业革命刚刚起步，还在积累阶段，有竞争力的产业，是维也纳的天鹅绒手工业，显然这是为腐朽的哈布斯堡贵族服务的产业，亚麻布、养蚕、地毯和毛制品等也有一定水平，但丝绸比不上法国，棉布比不上英国，凭什么向中国出口。

　　　　经过谈判之后，中国做出了让步，废除了殖民地商业保护政策，但只对英国。对于普鲁士和奥地利则因为这两国不肯降低本国进口中国商品的税率，而继续执行封锁制度。

　　　　也就是说只对英国开放，而不向普鲁士和奥地利开放。可真的只是因为奥地利和普鲁士推行重商主义，没有向英国这样，开始转入自由贸易政策，而被中国殖民地拒之门外吗？

　　　　真实原因绝不是如此，英国好容易拼凑起两个盟友一起向中国施压，结果只有英国得到好处，这样的事情做一次可以，下一次还会有人配合英国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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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两百八十八节　不改科举

　　　　如今的大周官府架构，保留了一个传统的壳子，但内里已经大变样了。

　　　　兵部从一开始就没有按照传统架构组建过，因为军权自始至终一直都在周琅的手里，所以他是按照自己的观念打造兵部的。

　　　　他对兵部的认识，是参照后世的国防部，他大量任用了一批军校毕业的学生充任其中，甚至还从军中调用了一些文化水平较高的军官。但兵部是一个文官部门，这一点毋庸置疑。兵部官员没有军籍，而是跟六部其他部门一样的文官品级。官服都是仿明代的衣冠禽兽，而不是军装。在形式上，兵部的官员，跟其他各部没有任何区别。

　　　　除了出身，兵部官员是最根正苗红的皇选官。

　　　　兵部管理着軍队的后勤供给，军官升迁任免等事务，通过兵部，皇帝牢牢控制着军权。

　　　　而另一个皇选官的大本营，则是皇帝的内务府，这个内务府其实也就挂了一个名而已，跟清朝为乾隆宫廷服务的内务府截然不同，虽然也垄断了工商税、关税的征收，但内务府的开支大多是用到了对公，而不是皇室事务上。这几年进行的战争，基本上都是通过内务府筹集的经费，发行的债券，也是用皇帝的名义来发行的。

　　　　皇帝是通过内务府掌控着重要的财政大权。

　　　　有财权和军权，其实就掌握了对朝政的绝对控制，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大周皇朝看似两套政府班子，却始终保持稳定的原因。

　　　　但皇权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权力，这几年在跟王辅茞代表的官僚集团的政治博弈中，重大变革始终无法推行，但水滴石穿的权力渗透却一直没有停止，周琅曾经尝试从传统官僚最核心的科举下手改革，结果遭到抵制，失败后他这些年一直都没有尝试过。

　　　　可却渗透进入了六部的其他部门。

　　　　礼部的外交权力被剥离，但重要的制定礼仪和主持科举的权力没有动。

　　　　吏部基本上维持传统，但在传统中，皇权就是吏部最上层的权力核心。

　　　　渗透最大的，其实还是户部，另一个财政部门，主持全国农业赋税征收和户口管理的机构。上次查账结束之后，周琅成功的向户部派遣了监督，这些人将从总账目上对全国州县的钱粮征收进行管控，这些年还真的发现了不少问题。这些财务监督，全都是皇选官，精通会计。由于他们的工作出色，风评他们很快就会取代原本的户部官员，彻底改变户部。

　　　　刑部是另一个无法动的部门，可是周琅另立了一套司法体系，大大分割了刑部的权力，刑部开始越来越变成一个专办刑事大案的部门，民事诉讼，老百姓更愿意去法院。

　　　　情况就是，虽然周琅打造了一套皇选官体系，但老的六部，也一直通过皇权在维系着。

　　　　以前文官系统重，有一个位高权重的王辅茞作为主心骨，老官僚们还能团结一致跟皇帝博弈，现在王辅茞一死，已经失去了对抗皇权的所有可能。最上层的官僚，其实许多也不是科举出身，有至少一半都是满清的降官，这些人有污点，是最不敢战斗的群体。

　　　　阻碍皇帝彻底改革旧制度的所有阻碍已经消失，因此官场普遍判断皇帝要大动了。

　　　　尽管皇帝选了一个既有科选官身份，又有皇选官味道的黄求忧做丞相，但大家还是觉得皇帝还是会动，于是十分关心这个问题，跟黄求忧的私下往来十分密切。

　　　　很快他们从黄求忧哪里得到了一个定心针。

　　　　黄求忧十分确认的告诉大家：科举不会变！

　　　　对大多数人来说，只要科举不变，他们的观念，他们的地位，他们家族的未来就是可以得到保证的，大多数是地方乡绅出身的官员，他们自信在科举中，他们的子孙后代，他们的孔孟之道是可以得到传承的。

　　　　只要科举不变，其他变动似乎就不伤根本了。

　　　　果然大动作很快就来，有科举不变的定海神针兜底，文官集团并没有阻挠的绝对心态。

　　　　另外这第一个大动作，还是已经被皇帝彻底驯服的户部，改变也不太大，几乎没改户部的权力，反倒是有所加强，名叫府库合并，将内务府直接并入了户部。

　　　　将皇选官的大本营内务府并入户部，这意味着将已经占了中国财政收入七成的商税的征收权利交给了户部，但户部官员并没有皆大欢喜，而是愁容惨淡，因为内务府并入户部，也意味着一大批皇选官进入了户部，可以想象，这些人不可能把权力交出来，跟户部重叠的那些权力，恐怕还要收走。

　　　　但之前的户部已经被贪腐问题弄得焦头烂额，没人敢为户部说话，又有不变科举的定心丸，缺少主心骨的文官集团根本就凝聚不起来，新任丞相黄求忧怎么看都不可能成为这个官僚集团的主心骨，他在皇选官和科选官派系中间游走，同时在两个派系中都没有存在感，他更像是一个皇帝的传声筒，执行皇帝命令的打手。

　　　　府库合并之后，则是刑部改革。

　　　　说是改革刑部，不如说是废除刑部的司法裁决之权，规定刑部依然拥有缉捕盗贼之权，依然掌握着全国的巡捕衙役等武装，但是以后抓到的盗贼，破获的大案，不能在由刑部直接审判了，而是让刑部上法院告状，这其实就是建立公诉制度。

　　　　其实真正改革的不是刑部，而是司法系统。包括那一套已经覆盖到所有县城的法院体系，还有新的大周律例。

　　　　这套大周律例，是斯佩兰斯基和一批法国法律专家，加上中国的讼师等组成的庞大团队，用了三年时间，收集整理中国习惯法编制而成的。收集了从秦代开始的中国所有律法，进行了大量的讨论对比。周琅抽出时间参与了大部分的讨论，在制定法律的问题上，他跟拿破仑一样重视，所以这套法律中，不可避免的就会带上周琅的一些思想。

　　　　比如对比秦朝法律，周琅发现，秦朝对于见死不救等模式他人性命的行为，是有处罚规定的。甚至包括见到小偷偷东西，如果不去制止，那也是要受刑的。在法律原理上，这等于是将执法权下放到社会上的每个人了，任何人见到犯罪都有执法的权力和义务。周琅加入的内容，显然没有秦法那么严酷，他规定在他人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任何旁观者负有不可推卸的帮助义务，这是鼓励互相帮助，远比费劲宣传要有效，如果因为漠视而导致意外伤害的，旁观者都要承担责任。这就不是把执法权下放，而是赋予每一个社会群体更多的法律义务。之所以引入了秦法的这些内容，就是周琅明白后世中国人对陌生人的冷漠。至于引起这种冷漠的讹诈等现象，则通过反坐来处罚，讹诈是很严重的罪行，讹诈失败可是要反坐的。

　　　　由于法国法学家参与其中，又带有一些西方编制法律的方式，更加严禁和细致。同时也带上了一些西方思维。比如周琅支持废除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而且还是父债子还等简单粗暴的习惯法，对杀人罪行的裁定，十分细致，包括各种意外杀人，并不需要负有绝对责任。老子欠下的债务，子子孙孙一代代人负担下去，也实在是不适合现代商业社会。

　　　　总的来说，刑罚内容上，跟传统法律是大相径庭的，其实各国法律，包括奴隶制时代的法典，在内容上都有大量类同，因为人类对于罪恶的认知基本上是相似的，任何法律，都不可能纵容杀人放火等行为，因为法律终归是用来维护社会秩序的，区别只在个别细节方面，而这些细节正是因为各国的风序良俗不同所致。

　　　　比如中国人之所以出现父债子还的文化，主要就是因为中国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父债子还相比人死债消显然更具有债权约束力，让债主更敢于借债，这种文化的形成，可以让穷人在遭遇灾荒的时候，更容易从地主手里借到救命的粮食，因为他还不起他还有儿子，还有孙子。从负面来看，这种文化当然更有利于债主，而不利于债务人。出于保护弱势群体的观念，周琅坚持人死债消的理念。

　　　　还有一些中国跟国外不同的情况，曾经发生过有西方人因为挖掘古墓，而被当地村民打死，而官府裁定无罪的情况。这起盗墓事件，周琅后来了解到，其实并不是为了盗掘财富，而是几个法国学者在进行研究。由于一直没有得到当地官府的许可，他们就私下雇人挖开了一座宋代古墓，这在西方是没有多大罪行的，西方人进入教堂墓地，挖掘研究，很少会遇到不许可和阻拦的情况，更不可能发展到被愤怒的村民打死的情况。

　　　　但是中国的古墓并不一定是公墓，也许法国人偷偷挖开一座宋朝皇帝的墓葬，反而没人打死他们，但挖掘百姓的墓地，问题却很大。传统观念中，挖坟掘墓是很严重的，挖人祖坟如杀人一样。那座古墓虽然是宋代墓穴，但后人未绝，而且在当地发展壮大，是名门望族，宗族长老认为是他们的祖坟风水好，结果祖坟给洋人刨了，如何不愤怒？

　　　　西方人挖坟之所以不是严重罪行，也跟西方并不讲究厚葬的文化有关，挖开古代坟墓如果只能得到几件腐朽的衣服，当然没人无故去刨坟了。特殊的丧葬文化，自然有特俗的习惯法加以维护。

　　　　除了这些法律条文上的不同，司法审判程序也进行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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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两百八十九节　司法改革

　　　　引入英国式的陪审团制度后，积累了大量判例最后编入法律不说，陪审团制度在中国的试行也产生了一些不适应。这种类似吵架双方，争取围观群众支持的司法原理，其实很容易平息民怨，因为裁决是否有罪的，是老百姓，是围观群众，是公众，所以输了官司的人，如果不服可以继续上诉，很难讲输了官司推到法官不公，或者吃拿卡要上来，更不会迁怒到政府身上，出现某一件特殊的挑战了公序良俗的司法审判，最后公众将愤怒加到政府身上的事件，因为判决的就是公众，而公众的观念就是公序良俗。

　　　　所以陪审团制度下，往往决定胜负的，就是当地的文化习惯，而不是权威性的法官。

　　　　这种制度当然有不利的地方，因为他会有地方保护主义存在，当地人更容易得到包庇，因此后世许多中国公司到美国打官司总是输，原因就在于这里。

　　　　又由于中国有顽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