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之东方日不落-第20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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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俩人不是朋友，斯佩兰斯基的做法茹科夫斯基并不认同，尽管他也认为农奴制是不人道的，但改革的方法他不赞同。

　　　　茹科夫斯基摇头：“不需要。”

　　　　斯佩兰斯基道：“您不用顾虑什么，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会安排他们辞职。很抱歉，我动用了一些私权，我给他们安排了去处。”

　　　　茹科夫斯基依然摇头：“如果您本人不介意的话，我希望您自己能够去另一个地方。”

　　　　斯佩兰斯基摇头笑道：“十分感谢您的好意。我想留在俄国。”

　　　　茹科夫斯基叹道：“您这是在给我们出难题。”

　　　　斯佩兰斯基叹道：“不，我并不是在为难谁，我只是想看看。您放心吧，我看不来多久的。”

　　　　茹科夫斯基问道：“是身体原因吗？”

　　　　斯佩兰斯基点头：“是的。我可能去不了您想让我去的那些地方，但我也快要去另一个地方了。”

　　　　茹科夫斯基说道：“您至少要离开彼得堡。”

　　　　斯佩兰斯基考虑了许久：“是啊，我留在这里确实太不方便了。”

　　　　茹科夫斯基又问道：“你希望去哪里居住？温暖的黑海怎么样？”

　　　　斯佩兰斯基摇摇头：“还是离彼得堡近一些吧。”

　　　　茹科夫斯基道：“那好吧。我希望您能尽快安排一下，就去皇村吧。您动身了，沙皇才能回来！”

　　　　斯佩兰斯基点点头：“我明白。”

　　　　他又犹豫了一下问道：“我以后能读报纸吗？”

　　　　茹科夫斯基笑道：“当然。在个人安全，以及生活上，您完全不用担心。另外，您会享有最大的自由的。只要您不是太过频繁的出现在政治场合。”

　　　　沙皇等到了他想要的消息，茹科夫斯基稳定了局势，可怕的斯佩兰斯基搬出了彼得堡。但他住进了皇村，这个沙皇和贵族们夏季避暑的地方。

　　　　沙皇放心了，茹科夫斯基让他尽快带兵回国，他在国外也很危险，他必须尽快赶回去稳定局势。

　　　　軍队开始调动，终于沙皇的近卫军率先开往莫斯科，沙皇跟随軍队一起回国，到了莫斯科，他接见了大量来面见他的官员。这些人问候他，向他表示忠臣。

　　　　突然沙皇不想走了，他留在了莫斯科，他宣布要迁都，从彼得堡迁往莫斯科，不是他去彼得堡的总理衙门接受内阁的效忠，而是内阁成员来莫斯科谒见他。

　　　　斯佩兰斯基是在彼得堡南边二十多公里的皇村看到这些消息的，沙皇竟然迁都了。

　　　　他有些意外，感叹了一声。

　　　　这很麻烦，沙皇还是欠缺了一些魄力。斯佩兰斯基住在皇村，他还期盼着沙皇能大大方方来跟他见一面，公开跟他见面，其实是最好的和平交接的方式。但沙皇竟然连彼得堡都不愿意来。

　　　　其实这样也好，只是给茹科夫斯基添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相信茹科夫斯基的能力能够安抚住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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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四十四节　中国的特殊国情（1）

　　　　茹科夫斯基是一个十分理想的继任者，尽管年纪也很大了，但他的身份让他可以得到沙皇的绝对新任，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可以得到旧贵族的新任，还有一方面尤为重要，此人是一个人文主义者，历来反对军国主义，他更希望俄国是因为自由和繁荣让人羡慕，而不是因为强大的武力让人惧怕。

　　　　在斯佩兰斯基看来，有此人在，俄国还可以安稳的度过几年，时间将让俄国学会选择，就好像流水会让河道选择方向一样，水总是要往下流，国家总是要向前进，方向已经对了，就需要时间来铺就一条稳固的河道。

　　　　斯佩兰斯基依然在皇村里关注着外界的消息，他最担心的是沙皇受到外界的影响，做出一些过激的行为，让本不该再出现的波折出现在俄国。

　　　　他没有等到任何消息，沙皇似乎忘记了旧贵族，迁都莫斯科之后，关于沙皇的报道，除了接见外国使节，出息各种活动外，并没有太过出阁的举动。

　　　　最重大的行动竟然是破天荒的将皇村赐封给了斯佩兰斯基，感谢他在为国家服务期间的出色工作。皇村是沙皇的家族产业，斯佩兰斯基立刻予以拒绝。将文件退了回去，沙皇没有再提此事，但他的态度已经表明了，通过厚待斯佩兰斯基的方式，让那些斯佩兰斯基提拔起来的官员明白，沙皇并不打算清算。

　　　　沙皇甚至很克制的极少出息旧贵族们聚会的场合，也很少跟旧贵族来往，似乎忘记了旧贵族这个阶层。

　　　　刚刚重新成为俄国首都的莫斯科，很快就热闹了起来，各国公使、领事往来不息，俄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

　　　　欧洲的革命势头渐渐受到了遏制，除了革命的起源地法国变换了一个共和政府外，其他国家都没什么改变。普鲁士只用了一个月就平息了革命，普鲁士国王还是调动軍队镇压了起义者，但却同意建立起了一个议会。北德意志邦国的代表们在法兰克福举行会议，出台了一份德意志帝国宪法，最终选举普鲁士国王成为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皇帝，但普鲁士国王拒绝接受，主要是不想接受一个被宪法层层限制的皇帝空头衔，而他却还要为这个空头衔，跟那些不能接受的邦国进行战争。列强也绝不会同意，至少法国肯定会干涉。

　　　　之后法兰克福会议很快就解散了，各国的代表被各自的邦国召回，不甘心的自由派代表转移到斯图加特开会，结果被符腾堡的軍队驱散。北德意志的革命，就此终结。

　　　　奥地利的革命极为曲折，匈牙利组建的国民自卫军竟然能够击败奥地利帝国的正规军，之后在俄军的帮助下，双方打的也是难分难解。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是匈牙利跟哈布斯堡王室签署协议，组成了奥匈帝国，而不是波西米亚跟奥地利王室组成奥波帝国的原因，因为匈牙利人展现出了他们团结的民族和国家形态；不过由于匈牙利民族更团结，也更排外，在匈牙利王国境内的其他民族，因为遭到匈牙利的不公平对待而反对匈牙利人，他们组建了自己的民族軍队，跟奥地利軍队联合作战。

　　　　在奥地利、俄国和境内其他民族的联合绞杀下，战斗了三个月之后，匈牙利軍队宣布投降，他们的领导者诗人裴多菲战死沙场。

　　　　另一方面奥地利跟意大利的战争还在继续，奥军很轻易就镇压了意大利邦国的起义，接着跟撒丁王国的軍队作战，继续胜利，意大利軍队一如既往的虚弱。

　　　　由于跟撒丁王国的战争状态还没结束，奥地利帝国还不敢开罪俄国，而俄国帮忙镇压了奥地利革命之后，沙皇的威望至少在欧洲王室和贵族中变得崇高起来，认为他是欧洲人民的救星。

　　　　毋庸置疑，俄国再次成为欧洲的主要强国之一。

　　　　因为重新变得重要，加上沙皇重新掌权，各国都需要调整政策，合纵连横，因此让莫斯科瞬间变得热闹，变得国际化了。

　　　　而且许多外国领事都很好奇，为什么这次革命没有波及到俄国。他们当然知道斯佩兰斯基做的农奴制改革，不过这次欧洲的革命，更多的已经不是农奴争取自由，而是城市阶层争取权力的革命。

　　　　“俄国缺乏一个市民社会，没有一个处于政府、家庭及个人之间的，人民可以自由地相互影响，并且建立它们自己独立的组织的社会环境。俄国社会中三者的关系是扭曲的，沙皇政府是专制的，社会是分裂的，个人是被奴役的，社会因缺乏整体性而加深了对沙皇政府的依赖。”

　　　　这个时代的各国领事，往往都是贵族子弟，他们习惯了贵族生活，哪怕身处异国他乡，也常常聚会，毫不介意的发表个人观点，有时候很多重要情报就是这样不小心泄漏的。

　　　　一个普鲁士代表在聚会上高谈阔论。

　　　　“俾斯麦！”

　　　　一个大腹便便的中年外交官坐在餐桌旁，举起啤酒向在火炉旁的普鲁士领事高喊。

　　　　“彼得堡、莫斯科的市民可以点都不比柏林少！”

　　　　外交官不同意俾斯麦的看法。

　　　　俾斯麦十分雄辩马上道：“请记住一点。市民跟居住在城市里的人是两个概念。市民必须是自由的。俄国的城市居民是什么，贵族以及服务贵族的仆役，或者应该叫农奴！他们说受到贵族控制的，不自由的群体。他们能组建自己的团体吗？他们连一个骑马俱乐部都建立不起来！”

　　　　“赞成！”

　　　　有人举杯。

　　　　“反对。俄国已经解放了农奴，俄国的贵族可没有过去过的那么舒服了！城里现在更多的是工人和商人。他们为什么没有革命？别告诉我，现在还有贵族控制着他们。”

　　　　俾斯麦吼道：“愚蠢！难道你不知道这些工人离开他们的村庄最多五年时间吗？五年，他们都还没学会开沙龙呢。富人们忙着学习贵族怎么办酒会呢，难道你们没见到过俄国城市夫人的舞会？我告诉你们，充满了各种装腔作势、滑稽可笑的人物！他们才刚刚开始拙劣的模仿贵族的生活，你告诉我他们什么时候能学会在议会上为自己战斗？”

　　　　“那中国呢？”

　　　　有人高声问道。

　　　　这是一个难题！

　　　　俾斯麦沉默了片刻：“很抱歉，那是另一个世界，我不了解哪里。也许他们的皇帝跟沙皇一样，牢牢的控制着他的臣民！”

　　　　“嗨，乔，在谈你的国家呢？”

　　　　带着小帽的希腊领事对旁边一个沉默的中国人说道。

　　　　中年人笑笑：“我知道，听他们说吧。”

　　　　希腊人由于有一个中国皇子做国王，因此在欧洲的外交圈子里跟中国人走的比较近。希腊外交官其实也往往是边缘人物，倒不是因为希腊国力弱，而是因为文化的原因。欧洲的外交圈子，英法普奥这些国家的文化相近，随便拉出德意志帝国一个不知名的小公国，他们跟其他国家的公使都能高谈阔论一大篇相近的文化内容。而在这些欧洲小国出现的时代，希腊要么是在东罗马帝国时代，要么就被奥斯曼帝国统治了，之后他们跟欧洲主流文化隔绝了数百年。

　　　　同样的边缘角色，是来自奥斯曼帝国或者埃及的领事，奥斯曼帝国和埃及的领事，甚至时常不会受到邀请。

　　　　而且就算受到了邀请，他们多半也会跟中国领事一样，坐在一个角落里默默听着，被邀请是一定要出席的，不仅仅是无聊的应酬和礼貌，有时候这种场合也是重要的情报收集场所。

　　　　但奥斯曼帝国跟中国领事也不会靠在一起，他们是单独的，如果埃及人在，他们会跟埃及人在一起，如果埃及人不在，他们就自己独自在一起。

　　　　另一个受到排挤的，或者说自己感觉被人排斥的国家是美国，新大陆的暴发户，大家都这么认为。奇怪的是，美国人倒是时常跟中国领事靠近。

　　　　相对美国人还算好，他们也可以插得上话，而且美国领事往往性格都比较活跃。

　　　　就在希腊人说完，旁边的美国领事也说话了。

　　　　“为什么不听听中国人怎么说呢？”

　　　　“好！”“赞成！”“同意！”

　　　　各国领事纷纷起哄。尽管文化不同，大家在社交场合站的位置不同，但事实上私人关系都有一些，互相之间也算熟悉。像这样的宴席，是轮流举行的，但往往有个主人和一个主要客人，其他人都是作陪的，客人是必须要回请的，这是礼节。中国领事同样会请他们去家中做客，一来二去就都熟悉了。

　　　　今天的宴会就是荷兰领事欢迎普鲁士新到任的领事俾斯麦的宴会。

　　　　俾斯麦的命运也发生了改变，他是一个好斗的人，但也是一个十分聪明的人，出身容克家族，家里有大庄园，家族时代军官出身，是典型的德国容克贵族。

　　　　他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17岁不到就进入了哥廷根和柏林大学学习，在学校期间就表现出了好斗的一面，坚持佩剑，在学校期间就与人决斗27次之多。毕业之后先在家族的安排下，去軍队服兵役。

　　　　恰好碰上了战争，不过不是什么正规战争，而是普鲁士趁着中国包围俄国两百万主力的时候，出兵争夺波兰的战争，战争中他只是一个小军官，却因为英勇而立功，当然也因为英勇而负伤，有军功，有表现，有家庭背景，战争结束之后，他就迅速升迁。

　　　　但他不适应和平的军营生活，因为在軍队中的表现，以及军官的身份，退役后在政府中得到了一个文职职位，做的也并不开心，默默无闻了数年，结果去年的革命，让他又立下了功劳。

　　　　当革命群众冲击他所在的部门的时候，在一众惊慌失色的文职官员中，他拔出了枪，一个人阻挡了革命群众三个小时之久，支撑到警察的到来。他的表现赢得了主管官员的赞赏，革命之后，有意提拔他。

　　　　恰好外交部门在选派赴俄领事，之前因为战争，两国断绝了外交关系。也由于战争，让两国关系变得并不友好，外交官也是间谍，外交部接受了有军事背景的俾斯麦的推荐信，让他得到了这个职位。

　　　　荷兰领事主动邀请新任的俾斯麦，同时也让他熟悉俄国的外交圈子。俄国为什么没有发生革命的话题，也是荷兰领事率先提起来的，因为荷兰跟英国也没发生革命，荷兰人以此为骄傲，很乐意讨论革命的话题。

　　　　美国领事的起哄引起了众人的兴趣，他们也很想听听中国领事的评论，因为中国也没发生革命，而且似乎永远都不会发生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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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四十五节　中国的特殊国情（2）

　　　　中国领事乔仲登点点头，从舒服的餐桌旁站了起来，端了一杯专门为他准备的汾酒。

　　　　他一边整理着思路，一边开始说起来。

　　　　“中国吗，应该说比欧洲更复杂。中国当然也有市民，而且数量很庞大。我们每十年统计一次数据，大周十年，也就是去年刚好进行过一次统计。我们的市民数量我想各位肯定会非常吃惊，居住在县城、府城等大城市的人口呢，是五千万。”

　　　　这个数字确实很吓人，因为比欧洲所有国家的人口都多。

　　　　乔仲登继续道：“如果算上居住在小镇中，不直接从事农业的人口呢，是一亿人口还多一点。所以说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

　　　　有西方领事不解道：“如此中国的市民人口，你们是如何防止他们革命的呢？”

　　　　乔仲登摇头笑笑：“没有专门防止，他们为什么要起义呢？”（革命是个日本翻译的外来词，在这个时代的中国语境中翻译为起义。）

　　　　西方领事道：“争权力，争自由！”

　　　　乔仲登摇头：“没人关心这个，如果换做是我，我也不是很关心这个问题。”

　　　　俾斯麦渐渐的走进中国领事身旁，跟他碰了一下杯子。

　　　　问道：“那你们的自由阶层，我指的是那些不受贵族控制的，居住在城市里的，可以自己选择职业的阶层，你明白我的意思。嗯，对这些人如何表达他们的权力诉求呢？”

　　　　乔仲登问道：“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人一定要向谁去表达自己的某种诉求呢？”

　　　　俾斯麦很纳闷：“如果不向权贵阶层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自己的利益该如何保障？”

　　　　乔仲登点点头：“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说，因为欧洲的市民阶层，感受到他们的利益，没有得到保护。所以他们要向掌握权力的君主或者政府，表达他们的权力诉求。”

　　　　俾斯麦道：“没错，这就革命的意义啊。他们要求成立宪法，要求可以选举代表进入议会，去保护他们的利益！”

　　　　乔仲登道：“在中国应该没这个必要。官府不就是为了保护人的利益吗，不只是市民，还有农民。”

　　　　俾斯麦道：“话是这么说。但政府永远无法保护民众的利益，而且民众根本不信任政府，他们才需要一个替他们监督政府的机构，来保护他们的权力。所以他们要求选举权，要求能够选举代表他们利益的代表进入议会监督政府。而且要建立宪法，确保议会的权力。对了，你们的议会呢，我好像没听说过中国有议会？”

　　　　乔仲登点头道：“是的，我们没有设立过议会这样的机构。不过我还是觉得，官府就是保护民众的机构，议会完全是多此一举。”

　　　　俾斯麦道：“谁来监督政府？”

　　　　乔仲登想了想：“应该是皇帝！”

　　　　俾斯麦皱眉道：“皇帝难道不是跟政府站在一起的，政府是向皇帝负责的，议会才是向民众负责的吗？而且谁来监督皇帝？”

　　　　乔仲登摇摇头：“一个合格的皇帝是应该关心民间疾苦的。皇帝至少会怕老百姓起义，其实官府也怕。也不是怕的问题，官员和皇帝就应该是关心民众的。为民做主！”

　　　　乔仲登也不知道该怎么向欧洲人解释中国的政治思想，就好像他始终也不能理解议会的意义一样。

　　　　俾斯麦道：“如果皇帝不称职，政府也不作为呢？”

　　　　乔仲登道：“那就会爆发起义！”

　　　　俾斯麦点点头：“也就是说，你们也会爆发革命，只是我很少听过。不过按你的说法，其实情况也一样，都是在君主和政府不能保证民众利益的情况下，你们的民众也会革命。可是你们偏偏长期保持了稳定，法国大革命以及这次革命，你们都没有受到影响。你们的君主和政府是如何长期保持跟民众利益一致的呢？谁来确保这种机制，或者说谁来监督？”

　　　　乔仲登想了想道：“这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您似乎一开始就将皇帝和官府摆在了百姓的对立面。如果我们的君主迫害百姓，被称之为无道。在古时候，这种无道，即便百姓没有起义，也会有诸侯讨伐。但后来吗，君王无道，往往就会亡国。昏君确实也有，但如果君王昏聩，臣子应该劝谏。臣子如果作奸，又是君王惩处。”

　　　　俾斯麦点头：“您的是意思是，中国的君主和臣子是在互相监督？”

　　　　乔仲登道：“臣子无权监督君王，只是劝谏。”

　　　　“君主如果不接受呢？”

　　　　“死谏！”

　　　　俾斯麦沉默了片刻：“我可以理解为，如果一个君主违反或者伤害民众的利益，政府的官员只能通过被动的劝谏，而且必要的时候用自杀来威胁君王改正立场？”

　　　　乔仲登道：“差不多是这个状态，不过极其罕见。很少有昏君昏聩到不听劝谏，导致臣子死谏依然不听的程度。如果有这种昏君出现，往往就是改朝换代的时候。”

　　　　俾斯麦道：“那你们的改朝换代会有多久？”

　　　　乔仲登道：“时间不一定。长久的朝代两三百年，三四百年也就到头了。短命的几十年，甚至更短。不过宋明至今，大都能绵长两百年。”

　　　　俾斯麦忍不住摇摇头：“两百年一次革命！”

　　　　乔仲登颇有些骄傲。

　　　　俾斯麦越来越感兴趣了：“那你们的市民阶层，他们无法通过议会表达自己的诉求。那你们的政府如果要征税的时候，通过什么方式进行呢？如何确定一个新的税种的合法性，而且让民众接受呢？”

　　　　乔仲登道：“老百姓缴纳赋税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啊。”

　　　　俾斯麦道：“没错，这是一项义务。可如何让他们同意征税，以及确保加税不会引起不满和暴动呢？”

　　　　乔仲登道：“加税的话，是由户部拟定，皇帝同意的。对了，我理解你的意思，我们的皇帝是万民表率，相当于所有人的代表。至于说税收让老百姓无法承受，这依然是暴君的行为，明君总是喜欢轻徭薄赋，也就是降低税率。征收更少的税。”

　　　　俾斯麦道：“也就是说，皇帝的性质在中国是代表所有人的，他可以代表整个议会。然后皇帝总喜欢降低税收。那如果爆发战争，或者皇帝热衷于消费，不断加税的情况呢？”

　　　　乔仲登道：“那也是昏君的行为，要亡国的，臣子必须劝谏。明君会听，昏君不会听。尤其是征税用于享乐，哪怕再少的税，文臣也要集体反对。君王耽于享乐是十分危险的。”

　　　　俾斯麦皱眉：“难道你们的君王不喜欢音乐？酒会？不喜欢巍峨的宫殿吗？”

　　　　乔仲登道：“你说的情况也有。但都是昏君的行为。明朝皇帝就只有一座宫殿，我不认为一座宫殿就能耗干民力。明朝和清朝的皇帝开销也确实很大，尤其是我国的明朝。所以明朝就亡于百姓的起义。清朝吗，虽然他们是异族统治，他们的皇帝倒是大多清廉。只有一个乾隆比较崇尚浮华。对了，清朝你们应该知道，他们现在在波斯建国，现在的皇帝身上还穿着补丁衣服呢！”

　　　　俾斯麦苦笑道：“你们是通过要求皇帝保持清教徒生活的道德来控制财政的。同时你们的国力很强，可以支撑君主修建庞大宫殿的需求，而且君主只能拥有一座宫殿。君主是通过官员的约束，同时君主又反过来监督官员。政治跟老百姓完全没有关系，对吗？”

　　　　乔仲登也苦笑：“怎么能没有关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政治当然跟老百姓有关系了，除了皇帝，官员不就是从老百姓中来的吗？”

　　　　俾斯麦问道：“选举官员吗？不，我想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