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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崛起之东方日不落-第20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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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问道：“选举官员吗？不，我想起来了，你们的官员都是通过考试选拔的。这倒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制度，官员不是皇帝任命的，是所有人都可以考试得到官职，有政治渴望的民间政治领袖，可以去参加政府选拔官员的考试来获得权力，前提是他们足够优秀！对了，这叫什么来着，没错，是科举！”
旁边有人提醒道。
俾斯麦似乎抓住了中国社会平衡的本质，他想到了那些革命者中的领导人物，但他不认为那些领导人物能成为合格的官员，这些人缺乏必要的经验和培训，甚至道德水平也不被俾斯麦这样的贵族认可。
突然俾斯麦又想到了一个问题，如果有野心的民间团体领袖，他们又无法通过考试得到权力呢？
“对了，你们的市民阶层中，有什么政治团体吗？类似要求民族独立的民族党，或者要求选举权的自由党之类的团体？”
乔仲登想了想：“商人有商会，工匠有行会，工人吗，有帮会。”
俾斯麦皱眉道：“是政治团体。追求政治目的的组织，会向政府施压，组织行游和摆工那样的组织。”
乔仲登想了想：“确实没有。我们没有议会，所以也就没有英国那种党派。君子朋而不党，意思是道德高尚的人，不应该拉帮结派，为了自己的私利玩弄阴谋诡计和手段。官员如果结党营私，那是犯忌讳的。”
俾斯麦疑惑道：“中国的道德不支持以不同利益，和不同观念组成的党派。这我无法理解，难道一个人不应该因为共同的理想，而跟志同道合的人站在一面旗帜下，为了捍卫他们的理想而凝聚成一个团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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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四十六节 中国的特殊国情（3）
乔仲登摇头道：“一个人为什么要因为与别人的理想相通而结成一个党派，然后再去逼迫那些不同意见的人认同自己呢？我们的圣人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意思是有道德的人庄重自尊，不与人争强斗胜，道德高尚的人可以与人和睦（群），而不会跟别人联合党同伐异（不党）。”
俾斯麦还是听的糊涂。
他干脆问一些直接的问题：“说说你们的市民吧。他们有什么组织？可以保护他们，不被别人侵害利益。我想你们那么大一个国家，总该有利益侵犯的现象吧。政府肯定有疏漏的地方，无法管理。”
乔仲登同样不解：“讲理的地方有法庭，纠纷应该由法院化解。我理解你说的组织了，有很多种，商人的商会，工匠的行会，工人的帮会。还有一个叫做同乡会的，异地人组成会馆，互相帮助，被本地人欺负了，大家可以团结起来说理。凑钱打官司，或者死在异地，没有钱运回家乡，会馆都会帮一帮。”
俾斯麦道：“我理解这是一种互助组织，我们也有，工人互助建房，看病等等。你们就没有一种专门是用来跟政府对抗的组织吗？”
俾斯麦始终关心的是那种革命性组织。
乔仲登仔细的想了想：“帮会有时候是这样的。行会有时候也像是帮会。他们之间有时候很难区分。但主要不是为了对抗官府，他们之间相互打架更多，官府主要是防备这些帮会火并。”
俾斯麦懵了，革命组织之间内战，政府反而是中立调停角色？
“他们不会联合对抗政府吗？而且他们为什么要内战呢？”
乔仲登道：“他们为什么要联合对抗官府呢，他们又不是要造反。他们之间打仗，当然是为了争利了。码头工人不同的帮派抢生意，有的是帮派跟行会抢，有的是行会之间抢，还有行会雇佣帮会帮他们抢的。这都是市面上的争利，官府不该与民争利的！”
俾斯麦疑惑道：“难道他们就没有与政府之间的冲突吗？比如争取合法权利之类的？”
乔仲登道：“他们为什么要与官府冲突啊？合法吗，本来是不合法的。但禁不住，尤其是这几年，工人越来越多，还是怕被人欺负，就入同乡会，帮会等等。打架是常有的事情。一开始打架伤人就会被流放，尤其是领头的，肯定是要流放的。其实他们打架也比较少，都是先摆茶，谈不拢了才开打。摆茶啊，摆茶就是请一些头面人物出头，大家先谈判。一般情况下，长辈说几句公道话，互相敬个茶，就过去了。除非万不得已，没人愿意犯法的。”
俾斯麦道：“政府不禁止摆茶吗？”
乔仲登摇摇头：“官府是鼓励大家和睦的，很多时候都会请退休的官员主持。官府要劝和吗。”
俾斯麦对中国的稳定十分感兴趣，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探究这些。
荷兰领事不耐烦了：“好了，俾斯麦。中国的事情你该好好找几本书看看，不过就是你看遍了你也不会懂的。你最好去中国生活几年，就什么都明白了，几句话是说不清楚的。我们还是谈谈沙皇的事情吧？你对亚历山大陛下如何评价呢？”
俾斯麦狡猾的把这个问题抛给了乔仲登：“以你们中国人的观点，怎么评价年轻的亚历山大陛下？他最近刚完成了一次不流血的政变。”
乔仲登笑着摇头：“在人背后评头论足不是君子所为。”
俾斯麦以为这是托词，因为作为外交领事，对其他国家君主的看法，往往也能代表这个国家对该国君主的看法，因为他们国家参考的往往都是驻地领事的意见。
俾斯麦狡猾无比，他很想知道中国这个俄国的邻国，对俄国的评价，要知道现在普鲁士跟俄国已经注定要有一场战争了，中国的态度至关重要。
“您太客气了，这只是私人聚会，您只代表自己个人的看法。”
俾斯麦不依不饶。
乔仲登摇头：“如果我对沙皇有看法，我应该当面指出来，而不是在他背后议论，这是不道德的。”
法国人突然来了兴趣，其实大家探讨革命，法国人非常尴尬，作为如今几乎是唯二的共和国，法国领事也感到孤立，动辄他们就需要跟美国放在一起对比，而美国在这个时代，是被欧洲瞧不起的乡巴佬，英国人说美国是不知感恩的国家，其他国家受英国影响，也觉得美国是一群没有道德的人组成的国家。法国跟美国相提并论，确实让贵族阶层很尴尬。
于是法国领事问道：“那么您对其他国家的君主如何评价呢？普鲁士的，奥地利的，还有英国的。”
没有法国的，所以法国人放心大胆的问。
乔仲登继续摇头：“我不能对各位君主在背后做出议论。”
俾斯麦笑道：“您太谨慎了。那好吧，评价当世的君主，确实有一些不当，那么评价一些作古的君王吧。比如您可以评价一些我们欧洲的伟大君主。您对腓特烈大帝怎么看？我注意到，您在描述君主的时候用了三种形容词，残暴的君主，昏聩的君主和英明的君主，在您看来腓特烈大帝能够够得上英明的君主吗？”
普鲁士人当然最推崇腓特烈大帝。
乔仲登拗不过，加上也喝了一些酒，不是太谨慎了，况且对古人的评论，也不触犯任何道德，在人背后评头论足是不道德的，但评古论今却是文人的喜好。
“腓特烈国王，我个人就不评价了。但他在我国的评价并不好，应该算是残暴的君王一类！”
其实如果不是出于礼貌，他并不想将腓特烈称为君王，因为腓特烈时代，统治的人口只有二百五十万，他更愿意称其为诸侯。
作为让普鲁士从一个小邦国变成欧洲强国的腓特烈大帝被评价为残暴的君王，俾斯麦十分意外。
“这是什么理由？”
乔仲登道：“腓特烈时代，普鲁士仅有二十多万人口，却武装起十几万的軍队，国库收入八成以上用于軍队，接连跟大国争强，如此穷兵黩武，难道不残暴？”
俾斯麦叹道：“但总无法忽视腓特烈大帝让普鲁士领土翻了一倍，人口从二百五十万的增加到五百万这一事实吧。”
乔仲登叹道：“以国运相赌，非智者所为。”
俾斯麦绝不接受这种评价，他反唇相讥：“以您这种看法，那么拿破仑陛下，甚至古代的凯撒大帝，或者西方任何有作为的君王，都可算得上是残暴了。您这是偏见，那您如何评价贵国的伟大帝王呢？对了，谁知道中国有那些伟大帝国？”
说完俾斯麦拉过荷兰领事：“您不是看过许多中国书籍吗，请您说几个中国的帝王？”
荷兰领事卖弄道：“秦始皇如何？这是首次统一中国全境的帝王。还有汉武帝，他是驱逐了强大匈奴的中国伟大皇帝！”
俾斯麦点点头：“很好。那么你们中国人如何评价这两位皇帝呢？总不能也是残暴的君王吧？”
乔仲登点点头：“没错。秦始皇是非常残暴的，统一天下的功绩归功绩。但连年征战，不顾惜民力。肆意征调百姓，修筑长城、陵墓、宫殿、河渠和道路，让天下百姓苦秦久已，所以始皇一死，天下大乱！百姓皆言残暴。汉武帝，史书早有定论，亡秦之失而免于亡秦之祸！”
俾斯麦惊叹了，半晌才对其他人道：“你们能够理解中国将他们统一国家的君王和驱逐了恐怖的匈奴人的君王，做出这种恶劣评价的观念吗？”
所有人都有些不可思议，两种不同的文化观念，在这个酒会上体现的淋漓尽致，而且谁都不服谁。
但俾斯麦却开始深思，他从跟中国领事混乱的对话中抽丝剥茧，体会出了一种精神，那就是民本位精神，中国人的评价体系是建立在最基层的民众身上，不管君王的宏图大志，不管他们的历史贡献，只要他们让民众过的艰辛，他们就绝不是什么好皇帝。
不过俾斯麦并不认同这种评价体系，他认为这个时代，是一个强权时代，这个时代已经持续了几百年，哪国愿意为了他们国家的民众而放弃武力，那么这个国家就会灭亡。至于中国人，他们的幸运，也许是他们早就度过了这个难熬的时代。俾斯麦后来研究中国的战国，十分感触，将欧洲的现状，评价为中国的战国时代。
履职之后，俾斯麦并没有沉溺于各种社交活动，而是开始进入仔细的工作之中。
他也没有一直留在莫斯科，而是有时间就去俄国各地周游。
俄国的铁路修建的不错，比整个普鲁士加起来都多，因为他们的国土实在是太广大了，中国人修建了两条大干线，从彼得堡到察里津（伏尔加格勒），从萨马拉到基辅，刚好一纵一横。但俄国人自己修建的铁路更多，而且正是以莫斯科为中心的，这可能也是沙皇迁都道这里的用意之一，不单单是政治原因。
莫斯科的位置就在东欧平原正中，这里是天然的铁路枢纽，并没有因为彼得堡之前是首都而放弃这里的铁路建设。当然彼得堡的铁路也相对发达，连接了跟塔林、里加等港口的线路。但莫斯科却连接着大量的古老城市以及乌克兰，形成了一个铁路网。在俾斯麦看来，斯佩兰斯基最大的贡献，并不是什么农奴制改革，而是大力鼓励铁路建设。发放了大量授权，成立了大量铁路公司。
俾斯麦乘坐这些铁路以个人旅行的名义走访了俄国许多地方，重点是俄国跟中国接壤的边境地区，他去几座至今仍然被中国人控制的城市中进行了考察，甚至扮作商人，越过边境去了中国那一侧进行考察。
俾斯麦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不管俄国人签不签字，失去的土地是不可能要回来了。
………………………………
第四百四十七节 俾斯麦考察见闻
对中国边疆社会的考察，并不是兴之所至，也不是因为跟中国领事的谈话，勾起了他的兴致，就算没有那场谈话，他依然会来考察，他需要对中俄之间的军事关系进行研究。
但有了跟中国领事的那场对话，让他可以更有准备，更有条理的来观察中国人的社会。
由于沙皇不肯签字，中国不但没有释放俄国俘虏，至今还占据着喀山、萨拉托夫和察里津三座俄国的重要城市。
这三座城市实行军管，但俾斯麦看到的是十分繁荣的商业，三座城市以伏尔加河水道沟通，河流上往来着大量蒸汽轮船，其中大半都是中国经营的航运公司。中国人在这三座城市里，人数并不多，只有一些商人，他们成立了商会。
俾斯麦通过关系，在当地找到了一家德国商人，这是叶卡捷琳娜大帝时代，就移民伏尔加河下游的一个德意志家庭，他们在乡下有农场，在城里有商铺。
通过德裔商人，俾斯麦了解到，中国軍队对这里的管理十分松懈。他们不直接插手各种商业活动，他们的税收等制度都照搬中国，可执行委托给了当地的商会。不但是中国人的商会，也包括欧洲人的商会。商会在帮他们收税。商会也负责调节商业纠纷等问题，至于法庭，则派出了一些军法官，但是他们竟然是用陪审员制度在审案，这点有些让俾斯麦没想到，听说是中国人从英国引进的制度。
德意志地区的陪审制度，是拿破仑大军带来的，但拿破仑战败之后，许多地方就废除了陪审制度，这次革命中革命者的一个要求就是恢复陪审制度。
由于軍队没有介入经济领域，商人是这里维持社会秩序的主要力量，当然軍队负责维持治安，商会负责调节民间纠纷，加上法庭的存在，这里秩序井然，又有铁路、河流，商业自然就发展起来。
这些俾斯麦也不是很关心，因为他看到的，主要还是俄国式的文化现象，他最关注的是中国的軍队，軍队看起来跟欧洲軍队也没什么两样，相当正规，训练都有各种制度保障。竟然跟法国軍队的训练模式如出一辙，俾斯麦做过功课，他知道中国也跟许多国家一样，在拿破仑战争后，都将自己的軍队，按照法式方式重组了。
既然是法国模式，那么战斗力应该是有保证的，从他们多次力克俄军就能看出。这几年欧洲总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之所以在中亚地区打败英俄联军，是因为惊人的数量，而不是他们强大的战斗力。
俾斯麦连续观看了几天中国軍队的操演，他认为那都是胡说八道，是不服输的欧洲种族主义者的偏见，加上英国人有意识的推波助澜，目的是鼓舞欧洲人跟中国开战的勇气。在俾斯麦看来，也就只有俄国这种笨蛋国家才会上当。
不过俾斯麦一直很关心中国人的动员能力，为了近距离视察中国的后备力量，他废了很大劲才得到了一个近距离深入中国农村地区的机会。
他的朋友帮他联系上了一个波西米亚表演团队，他们驾着马车来回穿梭在乌拉尔地区，在俄国居民区轮回表演，现在也会给中国乡村表演。
通过这种方式，他进入了中国乡村。他发现中国人的乡村十分森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边疆地区的原因，当地都实行堡垒化，人居住在一起，用土墙将村庄围起来，个别村庄甚至用碎石或者砖块建造了城墙，他们称之为土堡。
一个土堡里居住着十几户到上百户不等的农民，家家户户有门牌，上面不是写号码，而是写着更详细的内容，比如该家户主姓名，男女几人，年龄大小。一开始俾斯麦不理解这种门牌的作用，有一天傍晚看到村子里的保长带着几个人挨家挨户的搜查，把每户人都叫出来清点人数，还进户随意翻看了一番。俾斯麦问明缘由，目的是为了查看民众是否私藏囚犯。俾斯麦以为哪里跑了囚犯，后来他听说这只是日常工作。每天都要查，查完登记在案，最后送到县上。
俾斯麦感到一种阴森的感觉，中国的皇帝是有多怕他们的百姓反抗啊，用这种方式监视着每个人，百姓毫无自由可言。后来他把这些观点跟一些在中国工作过的外交官说起来，才知道，以前也有这种情况。但是并不严格，流于形式，只有盗贼蜂起的时候，才会加强这种管理，在中国叫做保甲制。大周皇帝执政之后，才日益成为常态化，皇帝培养了大量的读书人，社会管理能力大大加强，所以能进行这种常态化管理了。
俾斯麦很奇怪，民众被如此严密的监视下，没有自由和隐私，他们为什么不会反抗？领事解释说，民众并不是很在乎这些自由和隐私，因为查验他们的，都是他们的熟人，而且大多数都是他们的长辈，中国人不太重视隐私，各家有什么情况，在一个村子里大家都知道。
而且官方的态度一直都是，这种保甲是为了防贼，而不是为了防民。另外官府在灾荒时候的救济，也是按照这种门牌数据来发放的，保长不但负责监督管理百姓，也负责指导保护他们。
俾斯麦在一个中国村庄中停了大概十天，获准在这里表演的吉普赛团队竟然也天天都会被检查，按照县衙发给他们的牌照清点人数，看他们有没有窝藏逃犯之类的。俾斯麦发现自己被困住了，他们并不能随意离开，否则就会惹来大麻烦。
在伏尔加河以东，这样的中国村庄星罗棋布，数量众多，夹杂在期间的，是一个个俄国人村社。俾斯麦开始以为中国人这种分布，是为了监视和控制俄国人。后来他进入俄国村社之后，他发现，根本不是这回事。因为俄国村社竟然也在按照中国人制定的保甲制度运行，俄国人也有俄国保长，也负责天天查验记录情况。
最让俾斯麦期待的是，他终于看到了农村士兵训练的情况，这些天他已经打听到了农村兵役制度的内容。在边疆地区，所有人都要当兵。中国政府对边疆极为重视，不但免除了村里所有的税收，而且会给没个征召入伍的士兵都发军饷，而在边疆地区执行的是所有青壮都必须作为预备役的制度，在内地则是按比例抽调。
可以说中国人在边疆地区实行的是全民皆兵政策，一旦爆发战争，数百万边地百姓，就能武装起上百万大军。这些后备军人每年训练三个月，俾斯麦观察了他们的训练方式，跟正规军没什么两样，除了缺乏重武器之外，是按照正规步兵来进行训练的。
中国这几年每年都向伏尔加河和北高加索移民上百万人，现在在伏尔加到乌拉尔一带，中国人已经占据了优势，他们在这里有近三百万人口，可以服役的兵员高达一百万人，而这里的其他人口才不到两百万。而且俾斯麦怀疑，在这种制度之下，俄国人别说反抗了，恐怕开战之后，还会有数十万俄国士兵为中国服役，跟中国士兵一起去攻打沙皇的軍队。
他在俄国村社中看到的，也并不是紧张的对立，这些原本都是农奴的俄国人，现在生活比过去好了很多，他们也跟中国移民一样，不需要纳税，有青壮的家庭每年还能得到三个月的丰厚军饷，生活普遍比伏尔加河对岸他们的同族同胞好上很多，这都是中国巨大的国力支撑的，俾斯麦觉得，中国皇帝在用本国民众的赋税拉拢这些占领区的俄国人。
如果放在普鲁士执行这种制度，恐怕各种组织就要起来反对了。
俾斯麦没去高加索地区，他相信那里的情况也不会有什么不同，中国人将本国治理经验全面移植道了这里。
在这种高强度管理模式下，俾斯麦相信占领区的俄国人是没有反叛的能力的，同时他们也可能没有什么反叛的动机。就好像普鲁士瓜分了波兰的西部之后，建立了一个西普鲁士，在哪里腓特烈大帝能收一百多万塔勒的税收，养两万多士兵，而当地士兵也只能跟着普鲁士軍队一起行动，直到法国大革命之后，当地才开始出现民族问题。
乌拉尔地区的民族问题似乎不严重，当地人的民族意识很淡薄。这里的民族构成也十分复杂，中国人现在构成了主体，俄罗斯人是第二大族群，但还有数量众多的鞑靼民族，这里原本就生活着大量的鞑靼民族，因为俄国人进入这里之前，这里是金帐汗国和金帐汗国分化出去的喀山汗国的国土。居住着说蒙古语的蒙古人，说突厥语的切列米斯人和巴什基尔人，说芬兰…乌戈尔语的摩尔多维亚人，以及楚瓦什人。
更早时候，这里是游牧在伏尔加河一带的保加尔公国领土，蒙古帝国入侵，导致保加尔人沿着黑海迁移到了多瑙河流域。俄国人在大概三百年前，灭亡了喀山汗国，开始往乌拉尔一带移民，同化了其中的一部分族群。
………………………………
第四百四十八节 俄国贵族回来了
这里的族群信仰复杂，主要信仰东正教和回教，过去俄国将信仰东正教的划分为俄罗斯人，信仰回教的称作鞑靼人，现在中国人将信仰东正教的也称作俄国人，信仰回教的称作回人，可实际上他们的语言复杂根本就不是一个民族。现在都被中国人用高强度的乡村管理，控制在村庄之中。
俾斯麦觉得，这就好像一种变异的农奴制，他很确信这一点，因为他发现，村庄会组织村里的青壮工作，并不给他们支付工资，组织他们维修水渠，修建城墙等公共工程，甚至谁家盖房子都是大家一起劳作，他们称之为“帮忙”。
农奴制色彩稍弱的是，这种集体劳作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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