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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崛起之东方日不落-第2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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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化时代，是希腊扩张的高峰。但在希腊化时代之前，希腊人已经扩散到了地中海、爱琴海和黑海周边，沿着小亚细亚半岛边缘，建立了大量奴隶制城邦国家，著名的特洛伊就是这样一个城邦国家，而且强大到可以跟希腊联盟对抗争夺贸易权。到波斯帝国入侵希腊的时代，小亚细亚半岛和黑海沿岸的这些城邦，因为地理相接，率先臣服在波斯帝国旗下，导致波斯帝国入侵希腊的軍队中，竟然有大量希腊人组建的部队。他们跟本土希腊人一样，都采用重步兵作战队形，是波斯帝国軍队中最好的重步兵。这些为波斯帝国服务的希腊人，甚至比本土希腊人都多。显然远在那个时代，海外希腊人就已经比本土多了。
几千年过去了，希腊人口依然保持这个特点，海外希腊人远多于本土希腊人，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希腊人，比希腊国王统治下的希腊人还多。不管是现代性质的民族统一诉求，还是后现代的民族解放诉求，希腊其实都只能向奥斯曼帝国扩张。
可是双方的实力对比差距实在是太大，希腊只能通过其他方式进行扩张，一方面是组建同盟体系，希腊主要的盟国就是满清帝国。这个国家在道光的统治下，依然相对封闭，跟外界有接触，但并不主动去学习，努力维持中国式统治的稳定，就已经让道光十分辛苦，改革的愿望根本不曾出现。
但满清帝国通过跟外界的接触，其实也发现自身存在的许多问题，道光不会认为中国式的中央集权不够好，也绝不会赞许欧洲的议会制和选举制，从原理上，就能轻易找出这些制度的弊端，道光无法忽略的是军事差距。满清軍队先后跟奥斯曼軍队，俄军和英军作战过，依仗强悍的阿富汗游牧部落士兵，中亚部落士兵，加上先进的武器和组织形式，满清軍队一直能跟奥斯曼帝国打的旗鼓相当，可在碰上俄军和英军的时候，差距就突显出来，上次进入北高加索，先后被俄军和英军击退。
这种现象已经不是一次两次，而是每次都会出现，每次出现之后，满清都要进行整顿，引入一些新技术，新思维，新模式，而最大的渠道，就是通过希腊。通过希腊引入西欧的一些先进文化和技术。
武器装备上，满清軍队甚至能紧跟时代，在上次战争后，迅速跟周边国家一样，开始装备线膛枪，军事管理上，同样建立了专业的军校，后勤保障制度和医疗制度，唯一的问题是，无法杜绝腐敗，其实满清跟奥斯曼帝国一样，最难解决的是特权腐敗问题。
这两国都存在大量的特权阶层，而且统治者依靠这些特权阶层统治国家，这就让统治者本人跟特权阶层结合的极为紧密，特权阶层难以撼动。比如奥斯曼帝国曾经的耶尼塞里封建军事集团，满清的八旗集团，奥斯曼帝国清洗了耶尼塞里势力，但还有宗教势力，还有一些大贵族势力，青年土耳其党在20世纪发动政变之后，依然无法摆脱权贵掌权现象。
满清的特权阶层主要是八旗权贵势力，皇帝依靠这些天潢贵胄来统治百姓，自然跟他们结合紧密，很难进行改革，即便改革也是修修补补，很难彻底消灭这个阶层。八旗势力的顽固，甚至还超过奥斯曼的耶尼塞里军事团体。因为皇帝本人，都自认为是这一阶层的一员。就好比中国正统王朝形成的文官统治的官僚集团，有时候皇帝被认为是官僚集团的一员，是官僚集团的首领。
但其实皇帝跟官僚集团还是有分别的，他们都属于政治体系中的一种平衡力量，皇权跟官僚权力始终存在一些不太一样的利益诉求。皇权最大的利益是江山永固，但官僚集团的利益则更为多样化，一个腐敗的官僚集团，必然追求的是个人私利，想方设法利用权力为自己揽财，一旦官僚腐敗到这种程度，往往就开始跟皇权发生冲突，因为官僚已经在威胁到了皇帝的江山稳固。
西方也是一样，法国大革命之前，都是权贵统治，而且已经威胁到了国王的统治基础。最先进的英国，恰恰是欧洲贵族势力最强的国家。跟大陆国家不同，英国的贵族制度始终保持了一个相对数量小又权力大的状态。当俄国贵族家庭已经达到3万人的时候，英国贵族贵族在1714年仅有213人。此时欧洲大陆上的国家，贵族比例基本上都超过了总人口的百分之一，被认为贵族不贵，已经太泛滥了。
英国贵族数量少有特殊的原因，一个是英国坚持长子继承制，这保证了贵族的传续，财产和头衔只传给同一个人，让贵族家庭更容易保持一个较高的地位和力量；二来是英国位于海岛上的地缘结构，让英国可以较少参与欧洲大陆战争，战争是早就贵族的主要方式，不参加战争，就没有那么多立功受封的军官。海战虽然一直有，但规模相对较小，一场大型海战，能够受到封赏的也就那么几个舰长。
结果就是，当俄国贵族已经达到几十万的时候，英国贵族只缓慢的增长道225人。
这些贵族一个个都掌握着庞大封地，骑士时代，他们是可以组织軍队的。所以英国历史上，国王始终无法压制贵族，为此国王跟贵族打了一仗，还打输了，被迫签署了大宪章，然后英国进入贵族议会制时代。哪怕到了21世纪，英国依然是一个贵族化很严重的国家，贵族议院（上议院）是有权力否决下议院的法案的，可以说贵族议院，依然是英国最大的统治机构。
跟下议院不一样，下议院通过选举产生议员，所以下议院中也有许多平民支持的贵族代表。但上议院只能是贵族，由于贵族数量少，甚至有的地方贵族是直接连任，终生任职的。
就因为英国后来的成功，英国这种制度，被称为人类制度的典范。
英国议会制之所以成功，主要表现在他能保持社会的稳定，主要原因是英国贵族群体相对数量少，数量较少的贵族，由社会供养的话，压力较小，同时数量较少，却掌握着大多数资产的贵族，实力相对较强，他们跟王权达成了平衡。一个社会是否稳定，不在于他是否有矛盾冲突，而在于统治力量是否平衡。
就如同中国传统王朝之所以稳定，主要就是皇权、官僚集团和乡村地主这三大统治力量形成了平衡，他们相互配合，控制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又相互制约，没有造成力量失衡。不好的地方是，各自在自己的控制领域，拥有较强的权力，比如乡村地主们将皇权排挤出了乡村社会之外，形成所谓的皇权不下乡制度，官僚集团在地主和皇权之间平衡，一方面管理地主阶层，又依赖地主阶层管理底层，同时还主要出自地主阶层；官僚集团对皇帝则通过为皇帝提供专业服务，让皇帝无法离开官僚集团来统治，同时权力又来自皇帝的给予，官僚集团又一定程度上依附于皇权。结果就是，皇帝既要给官僚一定的权力，又需要监督他们滥用这些权力。官僚既支持地主管理民众，又需要限制地主不至于激起民乱。
英国社会的平衡，原理也是相通的。只是跟中国不一样，中国是一个大得多的国家，社会层级必然更多，因为人的管理能力是有限的，一个人管理十个人，一层层下来，中国的层级必然是英国的几十倍以上，所以中国有等级更分明的官僚体系，至少官分九品。英国的贵族，虽然也有公侯伯子男之分，但互相之间在中世纪之后，基本上就没有了统属，爵位高地往往代表的只是财产的多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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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九十一节 满清的社会弊病 2
英国这些公侯伯子男，还通过击败国王，组建了一个实权议会，然后用议会为纽带，将自己团结在一起发声，实际上英国社会中，贵族议会的权力是最大的，议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的是中国的皇权的授权与监督作用，国王成了象征，或者是依附于议会的一件摆设。
英国的官僚集团，跟中国也不一样，中国的官僚集团是从地主阶层中分化，得到皇帝授权管理社会，英国的官僚同样出自于贵族，由议会授权和监督。
由于英国最强大的是贵族组成的议会，所以在对社会的管理方式上，是以保护贵族集团的利益为核心的。这就是为什么，法国大革命后，也建立了民主制度，但法国是将公有土地分配给农民，而英国是将公有土地，让贵族圈地的原因。
任何国家，任何制度，都不可能完美，统治和管理国家的力量，势必是为掌握这个力量的集团服务的。
所以往往一个相对稳定和平衡的力量体系，他变革起来就越难。不用怀疑上层变革的动机，任何国家、任何制度，一旦出现问题，上层总是会寻求变革。不用从道德方面解释，尽管所有的变革最后都被标榜为为人民服务之类的道德概念。可实际上依然是从本阶层利益为出发点的，当然在个人层面确实会出现一些道德君子，比如极端的不顾私利的爱国者，极端的同情民众者之类的人物。但放在群体意识中，依然主要是以各自群体的利益为出发点。或许这就是一种生物本能，雄狮或者许多社会性动物还会杀死前任首领未成年的孩子呢，就是为了自己的基因得到传承，更何况人类呢。
在中国，当社会出现问题的时候，皇帝肯定会有改革的动机，而以个人身份出现的一些官僚，他们或者出于忠君思想，或者出于对底层的同情，或者其他任何原因，也会站在皇帝一边进行改革，可这种道德式的改革，往往很难成功，所以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大多失败，就是因为皇权、官僚和乡村地主组成的平衡关系太过稳定。
英国以议会制为主的政治体系，也是如此。非常平衡，改革就很困难。法国大革命之后，英国涌现出了大量呼吁改革的人物。一直努力了三十年，才通过《1832年改革法案》，对英国的教育、法律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改革。
英国人之所以能成功的在平衡的各种力量中完成改革，而中国却大多数时候失败，最大的原因是英国重新平衡了政治势力。为了这次改革，几代政治家努力推进，但一直受阻于保守势力。直到辉格党首领查尔斯·格雷上任，格雷在1831年初首次的动议改革法案，被托利党掌控的下议院否决，格雷于是提请解散议会，提前大选，令辉格党人掌控下院，令法案取得支持。
但在下院通过后，法案又被上议院否决。格雷建议国王威廉四世大量策封支持改革的人士为贵族，遭到拒绝。格雷的建议被拒后，他宣布辞职，结果威廉四世召令威灵顿公爵组阁。可是，上议院否决法案一事触法各地出现暴动，而威灵顿公爵却未能成功组阁，使新政府流产，威廉四世于是唯有再命格雷组阁。
格雷重新上台后，再次要求威廉四世大量策封辉格党人士为贵族，以便法案在上院通过。这次威廉四世表示同意，但暗中却向托利党上院议员警告，不让法案通过将会后果严重，遂促使托利党上院议员倒戈支持法案，使法案得到通过。
英国议会能完成这次改革，是各种政治力量，在法国大革命的恐怖威胁和国内不断暴动的基础上才做出的妥协。即便如此，为了获得足够的改革动力，还被迫让国王册封大量改革派人士为贵族，才能在这个贵族化的议会制国家取得改革成功。
这就好比中国要改革，直接改革三大平衡权力中人数最多的那个地主阶层，皇帝直接让改革派的地主代表掌握政府，可惜这很难。皇帝对官僚集团的调整只能是局部的，局限在最高层的变动，一个丞相或者一个尚书的变动，很难让整个官僚集团都转变思想，更何况中国政治力量中，乡村地主这些在野乡绅的力量，是无法改变的。总不能没收保守派地主的土地，交给改革派地主吧。从这一点上来说，新中国革命成功的原理，就是因为改变了土地归属。
可是满清做不了这些，满清的皇帝，不管是嘉庆也好，道光也罢。他都无法彻底改变满蒙八旗掌权的状态，因为无论是在中国的时候，还是迁徙到中亚的时候，他都是一个小族临大国的局面。少数满蒙权贵是皇帝统治的根基，他只能让这些人掌权，就无法杜绝权贵腐敗的问题。
而且满清势力越是扩张，这个问题就越严重，因为越扩张，满蒙权贵的人数比例就显得越小，这类似于英国贵族数量始终保持在较小规模，反而更稳定，因为一个改革都需要加大贵族数量的国家，显然不存在欧洲那种贵族不贵的情况，少量，掌握绝对权力的贵族群体，是有利于稳定的。
嘉庆时候满清的这些问题还不明显，因为当时还有一个重要的平衡力量，就是汉八旗。当时满蒙八旗人口不足二十万，汉八旗在八万左右，统治四五百万的中亚回部民族，形成了一个满蒙权贵，汉人官僚，回部下层的稳定体系。
吞并了波斯之后，这个问题开始突显。一方面是满蒙权贵开始失衡，大量从中国逃亡这里投奔皇帝的八旗子弟，让满蒙权贵的数量激增，数量激增也未必会失衡，只是这些在中国活不下去的八旗子弟，往往都是游手好闲之辈，他们投奔皇帝的目的，是让皇帝养他们，而不是想通过为皇帝提供专业服务做出贡献，因此他们不是那种清廉的官僚，都是冲着权力带来的好处，而不是冲着权力能够实现个人理想这种目的来的。
结果他们一方面挤压了汉八旗的官僚权力，一方面改变了嘉庆中兴时期在苦寒的中亚重新找到了创业作风，将腐敗的文化重新带到了这里。当然他们的到来也不是没有好处，这些专业技能薄弱，但文化素养较高的八旗子弟，繁荣了文化，他们带来了戏曲、文学等艺术的繁盛。
造成的现象是，吞并波斯甚至后来吞并两河流域的物质财富，都通过这些享乐主义的八旗子弟，催生出了繁盛的文化艺术，没有带来国家硬实力的增强。
吞并两河流域十几年后，这里已经恢复了历史上的农业基础，养活了两千万人口。也让满清的总人口达到了五千万，中国式的统治，对于人口增长总是十分有利，因为稳定，因为少战乱，加上充足的物质，必然带来人口爆炸。
物质基础的扩大，和人口大爆炸，进一步造成了社会分化。过去作为官僚集团的汉八旗，现在都已经不再起到中间阶层的平衡作用。过去汉八旗主要以自耕农为主，吞并波斯之后，人口也不过四五百万之多。当时满蒙八旗人口百万，回部八旗上千万，以自耕农为主的汉八旗，一方面保持耕读传家的传统，一方面以足够的人口数量，稳定者社会。
但吞并两河流域农耕更优良的土地之后，汉八旗人口在十年间膨胀到了一千多万，其中自我繁衍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则是大量的人口兼并，汉八旗多子多福的封建思想，加上因为混血，已经彻底丧失了血统观念，让他们迎娶其他民族的女子变得无所顾忌。农业生产创造财富的能力，显然比游牧要强得多，因此汉八旗始终是相对富裕的族群，一个汉八旗男丁，娶一个回部女子很寻常，娶两三个都不罕见。娶得多，生的更多，这就让汉八旗人口出现了爆炸。
人口爆炸未必是好事，没有发展出足以养育这些人口的产业，那么人口就是负担。
土地是有限的，在大规模开发之后，汉八旗的下一代已经无法保持自耕农的模式。
首先从开发最早的费尔干纳盆地的汉八旗族群开始出现土地兼并，下层民众成为佃农，接着是波斯高原上的汉八旗族群，最近已经开始在两河流域的汉八旗族群中出现。
连一贯经济条件最好的汉八旗都开始贫穷化，其他族群显然也开始变得贫困。最大的原因还是人口问题，汉八旗从十年前的五六百万人能膨胀到现在的一千两百多万，人口增长一倍。回部八旗其实也差不多，虽然他们的人口增长速度没有汉八旗那么快，汉八旗人口在二十年间增长了三倍，他们也成功增长了一倍，从一千多万增长到了三千万，越穷越生，他们的生育率不比汉八旗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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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九十二节 满清社会的弊病 3
满蒙八旗在特权制度下，从二三十万人，膨胀到了两百万，其中满人数量已经超过了蒙古人，因为满人主要住在城里，蒙古人却住在草原上放牧，卫生条件，医疗条件的影响，加上喇嘛庙信仰让大量男丁不事生产，政府通过财政供养这些喇嘛，让大量蒙古平民限制自我生育，导致城市满人快速增长，草原蒙古人却趋于稳定。
尽管满蒙八旗在政治上，依然是一个族群，满人住在城里，却能通过做佐领、统领这样的职务，分配到草原上各个军镇统领蒙古人，但他们的自我认同依然是满人，蒙古人上层跟满人一样，他们也住进了城里，上层是融合的，下层则分化开来。
满蒙族群，加上汉八旗、回部八旗，让满清人口达到了五千万。可动员能力，却大大地域两千万的时代了，现在让满清动员两百万軍队，他们几乎连粮食供应都无法保障，因为已经重新落入精耕细作农业时代的满清，已经无法养活两百万脱产士兵，所有人都必须为了自己的生计工作，而且基本上只能糊口。
贫穷是相对的，底层的穷，上层的富，带来了巨大的社会矛盾。汉八旗现在不但不再是社会的稳定器，反而成为社会最不稳定的一个阶层。
大量兼并回部人口，在自耕农时代，物质带来的文化稳固性还能让汉八旗保持耕读传家的传统，但当财富开始分化之后，大量汉八旗人口沦为赤贫状态，底层民众受教育水平低，保持文化的观念弱，甚至让回教信仰开始在汉八旗底层开始扩散。当然，固有的传统是，他们只将信仰当作是一种保护，他们寻求那些在底层社会秘密发展的宗教组织的保护，而不是真的虔诚。
同样汉八旗底层还出现了白莲教、天地会等宗教特色的组织。青帮、盐帮等帮会势力也开始变强。
汉人是有忍耐力，但同时又拥有造反文化的民族，汉八旗不是纯粹的汉人，文化也不纯粹，但依然带有这种特色，因为史记、水浒传这些故事也在汉八旗的上下阶层中流传。谁不知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雄音，谁不知道杀人放火受诏安的至理。
汉八旗作为农耕民族，还是聚居的，聚居民族组织起来的成本更低，因此这几年，汉八旗中开始出现各种暴动，也是从费尔干纳盆地到波斯高原，最后到两河流域传递，这些暴动大多数是零散的，因此还无法形成推翻满清王朝的力量，但已经出现了苗头，让满清高层十分担忧。
采取的措施是抑制兼并，加强镇压，前者基本上没起到什么作用，因为社会中最强大的统治力量，从八旗权贵，到地主豪强，他们都是兼并的受益者，镇压倒是压制了叛乱，但没有解决矛盾。
这几年道光开始推行新的制度，已经不是脱胎于游牧的军事化八旗制度，而是开始采用农耕式的保甲制。两种制度有共同之处，都是将社会底层高度组织化，不同的是，一个是通过牛录佐领等基层军事官员，快速将男丁武装起来随时发动军事行动，一个是通过牌长，保长等基层农业官员排查隐匿人口，目的是为了防贼。一个是为了快速让丁口行动，一个是为了将丁口固定。
保甲制度起到了很大作用，在定居农业区，防范了最小的叛乱苗头。
满清社会是中国的一个缩影，周琅也执行很严厉的保甲制度，还用现代管理方式，强化了传统的保甲制，传统社会，缺乏数字管理能力，保甲制度一直是时紧时松，可是周琅将其制度化，常态化。
但周琅跟道光在目的上有本质不同，道光是为了皇图永固的将人口限制在土地上，周琅则是为了防止工业革命对农村冲击下造成的社会秩序崩溃。他的目的主要是防止内乱，让工业的力量平稳的，有序的完成对社会的改造。
由于工业革命带来的就业机会，加上抢到的海量海外耕地，中国并没有因为土地不足而引起农村社会无法维持的现象，所以周琅在用严格管理农村的制度下，将军事跟保甲制结合在了一起，完成了当年王安石改革中希望达到的乡兵武装，但为此付出的是大量的财政对农村的补贴，通过军费，工业化创造出来的海量财富，进入农村。
王安石的北宋时代，不具备这种财力，满清更不具备这种财力，因此满清无法做到限制农业人口流动的同时，将农业人口武装起来，因为那些忙是吃干闲时喝稀的农民，根本就没有体力在农忙之余进行训练，为这些人提供口粮，又是无法承受的负担，更何况还要为他们提供武器装备，甚至像周琅那样发军费了。
这些弊病让满清虽然能勉力维持稳定，相比这一带历史上的统治，战乱更少，但却带来了持续的战斗力下降，满清最有战斗力的，也只有三十万常备部队，后备兵役制度根本没有建立起来，从这点上来说，满清军事力量在财富增加和人口暴涨的时代，反而大踏步下降。已经开始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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