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之东方日不落-第2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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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中国虽然应对失策，但反应速度很快，立刻召开会议，先让奥地利把英国商船扣押，而且是以海峡公约的名义扣押，减少奥地利面对的压力，试图将事件提升到英国对整个海峡公约国家的挑战。

　　　　英国人不上这个当，哪怕奥地利宣布是以海峡公约的名义暂时扣押的英国商船，英国人依然继续对奥地利政府施压，要求他们释放扣押商船。

　　　　英国军舰开始在北意大利一带巡航。

　　　　中国军舰也从克里特岛出发，在亚得里亚海附近出现。

　　　　同时中国以维修船舶的名义，向海峡公约申请克里特岛军舰进入黑海，进入黑海的批准权力归中国、俄国、奥地利和满清、奥斯曼等国共有，由于跟奥斯曼和满清没有战争状态，所以两国没有拒绝的理由，否决权不成立，奥地利正面对英国的施压，中国的行动是来挺他们的，而且事先沟通过，所以他们也不可能反对，俄国更不用说了，结果中国地中海舰队，开始源源不断的进驻黑海地区。

　　　　这发生在紧张的时刻，但也不是一个临时性措施，因为封锁解除之后，中国将在黑海常驻大型舰队，利用这里的造船工业体系，维持一支舰队。将索契开辟为军港，作为黑海舰队基地。

　　　　克里特岛的基地当然也没有废弃，新的军舰从苏伊士运河不断进入克里特岛基地，显然他们不可能是临时过来的，只是刚好赶上了英国商船闯关而已。

　　　　本来就开始了军舰调动，此时高调的宣布出来，不过是给英国施压而已。

　　　　奥地利人承受不住跟英国对抗的压力，继续在会议上呼吁尽快解决这一事件，中国提出让奥地利将英国商船交由海峡管理委员会，奥地利巴不得脱手这个烫手山芋。

　　　　这时候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奥斯曼帝国希望，不要将英国商船带进奥斯曼港口。哪怕海峡管理委员会总部位于伊斯坦布尔，但奥斯曼担心将英国商船扣押在伊斯坦布尔，只是让英国的压力从奥地利转移到奥斯曼帝国头上。

　　　　海峡公约是中国推动建立的，此时中国不出头，这个公约就形同虚设，而且任由各国推诿下去，也不是个办法。

　　　　所以中国主动提出，在海峡管理委员会框架下，成立一个海峡法庭，法庭依然设立在伊斯坦布尔，但执行机构放在索契，这里是中国军港，将在这里建立一座隶属于海峡法庭的监狱。

　　　　中国的提议全票通过，因为所有国家都不愿意接手这个得罪人的工作，不止是怕得罪英国，将来类似的事件肯定会时常发生，不管是疏漏也好，故意也罢，让其他国家去惩处人，实在太得罪人。那么就让更有得罪人底气的中国，去得罪那些潜在的对象吧。

　　　　法庭也顺利成立，依然由各国派遣司法官员，以国际公法为准则，对发生在海峡地区的行为进行司法审理。

　　　　海峡管理委员会，虽然由各国派遣一个代表共同工作，加上一些翻译、秘书等专业人士，以及现在加入的法律人士，事实上各国派遣的都是一个专业综合性团队，只不过有一个代表权而已。

　　　　法庭开始对英国商船进行审理。

　　　　英国政府一方面拒绝承认海峡法庭的合法性，一方面却没有拒绝商船主为自己雇佣律师辩护，甚至可以肯定，英国政府会出这笔律师费。

　　　　审判出现了问题，因为找不到一条依据来定英国商船的罪。判它入侵奥地利领海？这是一艘商船，不是军舰，而且这个时代的国际法规对领海的界定，以及对侵犯领海的量刑，还没有任何明确的措施。

　　　　也就是说没有先例，能说出来的，也只是这艘英国船违反了黑海和地中海国家制定的海峡通行规则，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国家联盟制定出来的规则，能强迫其他国家接受吗？答案是能。英国就这么干过，早在1381年，英国国王理查二世就颁布了英国最早的航海条例，之后1485年和1540年又陆续订立。

　　　　到了1651年，克伦威尔统治的英国针对当时英国海上贸易的主要竞争对手荷兰颁布的航海条例规定，不但规定凡从欧洲运往英国的货物，必须由英国船只或商品生产国的船只运送；凡从亚洲、非洲、美洲运往英国或爱尔兰以及英国各殖民地的货物，必须由英国船只或英属殖民地的船只运送。英国各港口的渔业进出口货物以及英国国境沿海贸易的货物，完全由英国船只运送。这些排挤荷兰运输和商业的规定之外，还有挑衅性质的，要求所有通过英吉利海峡的船只，都必须降旗向英国致意。

　　　　结果导致1652年的第一次英荷战争，荷兰人打败了，被迫承认这一条例。历史上，直到1849年，英国才废除大部分航海条例，1854年外国商船才被准许从事英国沿海的贸易。

　　　　率先利用本国军事力量，在公海上推行有利于本国的海洋规则的，正是英国。现在海峡公约国家，要求英国也必须服从海峡公约规定的通航准则，但英国却不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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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百零九节　英国决不屈服

　　　　海峡法庭的审判，最终也只能判决英国商船无罪释放，因为实在找不到一条针对性的处罚条理。如果是入侵奥地利领海来判决，则那属于奥地利的主权管辖范围，如果按照违反海峡公约来判决，可目前海洋公约对违反通航规定还没有明确的处罚标准和措施。

　　　　法庭要求无罪释放英国商船，但中国没有执行，英国船和水手都被扣押在索契军港。

　　　　英国向中国施压，在国际上大肆宣扬中国人自己违反自己制定的海峡规则，哪怕这些规则本身就是不合法的。

　　　　在舆论压力之下，一个月后，中国释放了商船和水手。

　　　　第一局的博弈中，看似英国人赢了一筹，可事实上，中国完胜！

　　　　因为一切都按照规则来了，包括英国人也是在海峡公约规定下才得以被释放，而中国释放英国人的行为，也是按照规则来的，可以说屈从的不是英国，而是中国自己制定的规则，中英两大强国都先后受制于公约规则，这对规则的神圣性是一个巨大的维护。

　　　　另外，这是一次契机，让中国开始着手制定更详细的规定，在海峡公约允许的框架下，完善海峡通航规则的内容。

　　　　针对这次英国人闯关问题，中国认为有必要成立一个公共的执法机构，之前成立的法庭和监狱等机构，那属于司法机构，执行机构指的是警察一类的纪律机关。这一条各国也没有异议，西班牙投了弃权票，显然不想得罪英国，也不想得罪其他国家。投反对票其实也没用，他们的没有否决权。

　　　　大国中的法国、奥地利，甚至俄国也不想得罪英国，确实发现在类似事件中，执法是一个问题，让各国独立执法，面对的压力太大，如果将执法权授权给一个公共机构，可以让他们摆脱这种压力。

　　　　性质上，这属于将各国的执法权进行局部让渡，跟之前成立法庭是一样的，然后管辖权依然归海峡管理委员会。新成立的机构名叫海峡缉私警，用缉私的名义，相对不敏感。海峡缉私警有权进入各国领海执勤，甚至直接进入各国港口进行执法。再出现英国商船闯入奥地利港口的时间，缉私警可以直接进去抓人、扣船，跟奥地利无关。

　　　　成立缉私机构，这个各国没有异议，反正也是各国派人，但经费怎么办。之前的法庭和海峡管理委员会，都是各国按照比例分摊经费，中国承担了一半，现在即便按照比例，也有国家表示无法承担，西班牙首先认为经费太大，撒丁王国也不想承担，小国中只有希腊明确表示愿意承担经费，因为通过海峡的商船中，希腊商船始终是第一集团。

　　　　维持管理委员会的运作，法庭的运作，让经费越来越高。缉私机构可不但只有人，而且还必须采购一些船舶，甚至武装，这经费就太高了。

　　　　于是就经费分担比例问题，各国争执不下。都认为应该按照谁受益谁付出的原则，应该让通过海峡进行贸易的大国来承担。西班牙和撒丁王国，商船数量太少，埃及和满清帝国，甚至没什么海洋船队。奥斯曼帝国也不同意，表示海峡本就是奥斯曼领海，如果奥斯曼因为本国的商船行使在本国领海上，还需要为此纳税的话，这完全是不合理的。

　　　　经费问题不解决，这个机构就无法组建。

　　　　进行了多轮会谈，委员会依然难以达成一致。

　　　　最后中国提出方案，直接在海峡上征税。所有通航商船都必须缴纳一定的通行税，按照商船吨位进行征税。又有国家在直接征税和代征问题上有分歧，大国希望可以由本国海关代征这笔通行税，转入海峡委员会账户。小国则希望直接由海峡委员会征税。大国是不想放弃征税的权力，小国则觉得自己会吃亏。

　　　　比如希腊这样的国家，各国代征的话，中国、俄国、奥地利这样的国家可以大胆征收希腊商船的通行税。黑海国家进入希腊，却有可能规避这笔税收，他们可以更改目的地来假托不是从海峡通过的。甚至中国从黑海出发，抵达中国东海岸的商船，完全控制在本国海关内部，征税不征税别国根本无法监督。

　　　　中国还好说，从东海到黑海海运成本不划算，但奥地利和俄国呢，尤其是奥地利，黑海和亚得里亚海近在咫尺，可以说过了海峡就是，奥地利经过海峡中转本国货物一旦可以避税的话，会让奥地利商船获得极大优势。甚至奥地利可以由此发展出转口贸易，大量希望避税的商人，可以从奥地利黑海海岸，使用奥地利的商船，转到奥地利的亚得里亚海海岸，然后转销其他国家，完全避开了海峡公约的监管。这样的话，对于希腊运输业来说，将失去与奥地利竞争的能力。

　　　　在经过激烈的讨论以及争辩之后，多数国家开始支持直接征税方案，还是在伊斯坦布尔设立专门税关，为了简化流程，海峡税关跟奥斯曼海关联合办公，甚至如果不算名义程序，都可以说是委托了奥斯曼海关代征通行税。

　　　　对于奥斯曼帝国做出的牺牲，海峡委员会予以充分考虑，因为通过海峡的奥斯曼商船，基本上都是在本国领海上航行，如果让他们纳税，性质上如同在多瑙河上征收奥地利商船的税收，交给一个国际组织，这确实不合理。

　　　　可如果给予奥斯曼帝国免税待遇，对其他国家又不公平，因为会让许多国家的商船，在跟奥斯曼商船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哪怕免征是为了补偿奥斯曼帝国的损失，名义上是奥斯曼帝国商船在本国领地内的航行无需纳税，可因为海峡地区的特殊性，很难保证奥斯曼商船不滥用这个权力来避税。同样会造成奥斯曼商船队的成本比别的国家更有优势，从而影响其他国家的利益。

　　　　最后协商之下规定，奥斯曼商船也必须纳税，但这笔税款不作为海峡委员会公共经费，而是直接转让给奥斯曼帝国政府，由他们进行内部分配，是返还给境内航运的商船，还是政府留用，这属于奥斯曼政府的自由。

　　　　新的办法终于通过，之间又发生了两次英国商船闯关事件，有了上次的经验，一艘试图在中国海域挑衅的英国商船直接被捕，关入索契的海军监狱，船主被判处三个月劳役，水手被驱逐出境，商船没收，直接拍卖，这些都是新出台的执行办法。

　　　　英国政府进行了强烈抗议，甚至在英国港口扣押中国商船，但中国同样针锋相对，在本国港口扣押同等的英国商船。英国试图将事件转移到中国和英国之间的事件，这个头一旦开了，以后英国在海峡地区，就不是直接面对一个公约加盟国，而是单对单的跟各国交流，到时候就真的没用国家敢执行公约规定，扣押英国商船了。

　　　　中国则坚持把海峡扣押那艘英国船，跟后来的事件分开，认为是英国的单方面挑衅，最后还是英国屈服，释放了扣押在伦敦的中国商船，中国也释放了扣押在上海的英国商船，英国人不得不屈服。因为到目前为止，英国依然是世界第一大商船国，运输业是英国的支柱产业，中国则不然。中国海洋运输业，主要还是在本国势力范围之内进行，英国是全球性的，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都有英国商船队服务。中国虽然在本国势力范围内拥有绝对优势，可英国却能排第二位，中国在英国势力范围的运输规模，则远小于英国在中国势力范围内的运输规模，真的进行贸易战争，英国无法承担这个损失。

　　　　至于海峡那艘船，则继续按照海峡公约执行，英国的挑衅行为再一次失败。

　　　　英国政府依然不承认海峡国家控制海峡的行为，但英国商船队却不能不做生意，黑海贸易随着中国进入黑海，已经成为世界上炙手可热的航线之一，以贸易和运输业为生的英国，无法拒绝这条航线。但英国政府在政治上却无法接受中国主导的海峡秩序，结果英国商船纷纷更改注册地，变成法律上的法国船队，希腊船队等等。更改注册地并不是改一下就完了，在希腊注册，就得给希腊政府交税，这让英国平白损失了一笔税收。

　　　　这种情况势必不可能持久，要么战争，要么屈服，英国政府好多年以后才选择后者，但却要求拥有跟法国同等的权力，他们也要加入海峡公约，成为拥有否决权的国家，结果被大国共同抵制。

　　　　那都是后话了。

　　　　海峡委员会一直在曲折但又有序的工作，各种制度日益完善，新的制度日渐出现，但海峡地区却一直都没有恢复稳定。

　　　　巴尔干和奥斯曼境内，都爆发了种族仇杀情况，仇杀规模之大，已经超过了战争时期，引起了全世界越来越密切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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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百一十节　希腊人口危机

　　　　成为保加利亚大公之后，周成功统治下的国土翻了一倍，如果算上马其顿的占领区，人口也翻了一倍。

　　　　但这是以他个人为纽带的两个不同国家，而且分歧越来越大，希腊、保加利亚民族主义者互相敌视。

　　　　希腊人甚至开始对他这个国王有所不满，尽管战争中希腊的领土也有所扩大，从奥斯曼帝国手里夺取了部分色雷斯地区，将边境从奈斯托斯河推进到了埃夫罗斯河，但希腊民族主义者并不满意，他们认为希腊付出的大，收获的小。如果不能吞并保加利亚，至少也应该得到大片保加利亚国土，毕竟保加利亚都是在希腊的帮助下，才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但在巴尔干问题会议上，却让保加利亚得到了大部分独立后的土地，希腊几乎没从这场战争中得到任何收获，如果说有，那也是国王个人的收获。

　　　　日益成熟的民族主义时代，国家的事情，已经不是国王个人的事情了。

　　　　希腊民族主义本就是最先觉醒的，而且作为巴尔干地区仅次于塞尔维亚独立的国家，希腊民族认同，是周成功乐于看到的，这有助于凝聚希腊国家，但民族主义狭隘的一面，又是他不希望看到的，因为那会排斥其他族群，会让国家分裂。

　　　　即便在希腊半岛，历史上也只有南部地区始终保持了希腊文化，北半部被斯拉夫化，奥斯曼人的政府，虽然带来了回教信仰，但依然没有同化希腊，尤其是希腊南部，依然牢固的保持着东正教传统。

　　　　越来越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坚信这样一句话，“是希腊人就是东正教徒”，这等于将非东正教徒排除出了希腊人的概念之外，由于奥斯曼帝国长达四五百年的统治，希腊境内生活着几十万非东正教人口，这些人中有从小亚细亚半岛迁过来的突厥民族，但更多的还是皈依的希腊人，如果将这些人排除出去，对希腊的人口损失太大。

　　　　周成功没有宗教和种族偏见，在他看来，那些包着头巾在工厂里工作的女工，跟不包头巾的女工，对国家的意义是一样的。他一个中国人在希腊很难推行民族主义政策，因为民族主义越狭隘，越不可能支持他。

　　　　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不得而知，但奥斯曼帝国也是接受这种观念的，甚至发过来发扬光大，“是东正教徒就是希腊人”，这是奥斯曼帝国的政策。未必是奥斯曼帝国对希腊民族有多么偏爱，更多的可能是，奥斯曼帝国政府希望自己的欧洲土地上的民族成分更简单一些，让奥斯曼帝国就两个民族，一个是信仰回教的突厥族，一个是信仰东正教的希腊族，这样在行政上更容易管理。

　　　　周成功以前也推行奥斯曼的既定政策，坚决认为巴尔干地区信仰东正教的人口，都是希腊人，希腊国土，至少是国王直属的雅典区对东正教徒，无条件开放，吸引了大批人口。

　　　　可保加利亚的独立，让这些政策，彻底成了历史。保加利亚人现在就是保加利亚人，他们不再是希腊人了，他们还排挤希腊人，将希腊的宗教首领跟突厥官员一起驱逐，屠杀。

　　　　得到保加利亚大公头衔之后，周成功对保加利亚实行了更强力的控制，移植在希腊行之有效的政策，将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地区划为国王直属领地，采取开放政策。但效果并不好，因为雅典区是一个商业城市，并且快速工业化，城市社会是一个陌生人社会，大家关起门来谁也不认识谁，谁也不关心谁。但保加利亚是一个农业社会，跟商业文化的希腊社会完全不同。社会发展极为落后，整个国家没有几所教授保加利亚文字的学校，保加利亚人要么是文盲，要么就只能书写希腊文。

　　　　周成功本想强行推行书同文，保持这里的希腊文传统，但遭到了民族主义者的反对，哪怕他们自己也只会书写希腊文，但他们坚决要求推行保加利亚文字。

　　　　最麻烦的还是底层社会，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有基于农业的自然组织，以前农村的土地是被突厥人和军事阶层占据的，这些人都信仰回教，现在农民们屠杀或者驱逐了这些地主阶层，他们瓜分了地主的土地财产。基本上形成了纯粹的保加利亚农民组成的农村社会，他们的排外性很强，连希腊籍主教都无法接受，更何况希腊语学校了。

　　　　保加利亚的突厥人毕竟只是少数，只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在屠杀的威胁之下，要么被杀，要么逃到了附近的城市。周成功的軍队控制了城市秩序之后，整个保加利亚在经过短期的动荡之后，渐趋平静。那些被农民赶出自己家园的地主，之后开始组织起来向政府施压，要求政府保护他们的私有财产。但起义成功后，起义领袖们控制的政府和议会拒绝接受。周成功也不敢支持他们，哪怕他觉得奥斯曼推行的用地主统治农民的策略是有效的，他也知道支持这些地主重回农村，会得到他们的拥护，但周成功不敢。因为那样会再次引发农民的暴动，他毕竟有人本主义情怀，所以他也同情农民。

　　　　他希望这些回教族群以后就能生活在城市，跟农村脱离关系。许多过去的富人沦为赤贫，有的开始以自己带来的少量动产开始转行工商业。城市基本上没有拒绝他们，如果按照这种局面发展下去，他们慢慢也就适应了新的生活。

　　　　可巴尔干的问题太复杂了，民族主义者推动了这次起义，起义成功后，也把持了各种政府和议会要职。突厥民族即便逃到了城里，依然是他们的眼中钉。国王的軍队在维持秩序，对城市进行保护，暂时形成了脆弱的平衡，让保加利亚为数不多的城市，成为回教族群最后的避难所。但矛盾并没有消失，只需要一个导火索，就可能引爆。

　　　　而这个导火索没有在保加利亚点起来，反倒在奥斯曼帝国引爆了，就像起义时期的巴尔干一样，奥斯曼帝国境内出现了大规模的民族仇杀。

　　　　奥斯曼帝国本以为将几十万黑海主力軍队解围后，可以很快就平息国内的叛乱，可这些軍队回国之后，却迅速加入了各地的叛乱。战争失败，领土萎缩，财政困难，激发了奥斯曼人的民族情绪，他们将愤怒发泄在了其他民族身上。

　　　　奥斯曼境内生活着的基督人群承受了这些苦难，主要是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在小亚细亚半岛上都广泛存在，作为民族，他们比突厥人更早来到这里，如果声索主权，他们比突厥人更有理由占据这片土地。可领土从来不是一个先占先得的东西，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领域，所以小亚细亚半岛上土地，就是突厥民族的。

　　　　奥斯曼种族主义者们叫嚣着，既然希腊人已经不再是苏丹的臣民，那就让他们离开奥斯曼帝国。他们因为巴尔干希腊人的独立，而将怒火发泄到了本土希腊人身上，虽然是因希腊人而起，但奥斯曼向来没有耐心区分希腊民族成分，在他们看来信仰东正教的都是希腊人，于是亚美尼亚人也被牵连进来。

　　　　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希腊入侵土耳其，引发了大规模的仇杀，最后双方进行了人口交换，有一百二十多万希腊人从亚洲回到了希腊，根据各种不同的统计，死在路上的就有七八十万人，亚美尼亚人则没有祖国，他们被认为遭到种族屠杀，两百万人丧生。

　　　　此时奥斯曼帝国仅剩的领土，小亚细亚半岛上，希腊人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