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之东方日不落-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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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魏连理提出的要求，蔡世文没有不应允的，态度如此诚恳，魏连理当即表示，他可以保证不跟英夷合作。

　　　　蔡世文想要一个保证书，魏连理直接带着蔡世文去拜访东印度公司商馆中的马嘎尔尼，当着蔡世文的面，告诉马嘎尔尼，他家大人很遗憾的表示，无法干涉英吉利国和大清国广东省官府之间的冲突。

　　　　周琅竟然通过魏连理向马嘎尔尼也宣布了不干涉政策。

　　　　原因很简单，周琅需要利用这次冲突，得到两个利益。

　　　　第一个就是获得稳定的商品供应渠道。

　　　　周琅的本意是，能跟十三行行商们达成稳定的供货协议即可，但魏连理在周琅要求的基础上按照自己领会的精神稍稍发挥了一下。

　　　　魏连理不但通过蔡世文和他背后的官府力量，获得了十三行商人们稳定的供货保证，并且他要求蔡世文允许他们直接加入十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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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二节　加入十三行

　　　　广州十三行，所代表的意思并不只有十三个商行，而是一个行业。

　　　　性质上来讲，十三行是牙行，就是所谓的中间商，特殊的地方在于，他们是官府规定的，跟洋人之间贸易往来的中间商，因为官府规定的身份，相应的就有了垄断权，其他商人必须通过他们才能跟洋人进行交易，久而久之这中间商就发展成了向洋商垄断的供货商。

　　　　地理上来说，十三行也指的是广州城外的商馆区，哪里不仅有同文行、怡和行等十三行商人的商行，英国、法国、美国、荷兰、丹麦、瑞典等国的商馆也位于这里。各国商馆大多也是他们本国政府发放了特许权的垄断贸易商，比如各国的东印度公司。

　　　　所以在广州你问别人十三行在哪里，会被指引到广州城外沙面上的十三行商馆区。

　　　　十三行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不叫商馆区，也不叫牙行，而要叫十三行。

　　　　有的专家考证说，最早清政府批准跟洋人贸易的行商有十三家，所以流传下来十三行这个名字，有的说是因为有十三个国家在商馆区设立了商馆，所以十三行是从十三夷馆得来。

　　　　事实上，这个名称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朝，明末清初文人屈大均写过一本叫做《广东新语》的书，对此有过记载，“东粤之货，出于九郡者曰广货；出于琼州者曰琼货，亦曰十三行货……”

　　　　这个所谓十三行货中的十三，其实是来源于明朝时的地方建制。明代广东共十府（郡），大陆上有九郡，第十郡指的是归属于广东的海南琼州府。其中陆地九郡货物成为广货，来自海南岛琼州府的货物则称之为十三行货，原因是琼州府下辖十三个州县，各州县均在省府广州设立推销本县货物的货栈。所以十三行的十三，竟然来自于明代时候的海南岛州县数量。

　　　　渐渐的这个名字就泛指跟外洋做生意的行当了，这才有了专门跟西方商人进行贸易的十三行。

　　　　所以十三行的十三并不是一个实数，而是一个行业名词，广州十三行行商数量也不仅仅只有十三家，而是有几十家之多，最大的往往只有四五家，然后官府给他们按一个总商的身份，让他们管理其他行商，并为他们的贸易进行担保，以免总是出现因为资金周转问题，引起了债务纠纷。

　　　　这种担保用的不好，就是很大的损失，用的好了，就是巨大的利益。潘家据说就因为为其他小行商担保，多次赔偿他们的商欠；而伍秉鉴则利用担保，入股控制了十几家行商。

　　　　现在魏连理向蔡世文要求的，就是加入这个十三行，成为这样一个有特权的行商。

　　　　行商本质上是牙行，虽然说行商规模很大，但清政府在管理上，其实跟管理普通的牙行没什么两样。

　　　　《大清律例》规定，牙商必须为殷实良民，有联保甘结，一个牙行只许一人经营。官厅发给牙行盖有关防的文簿，以登记客商住所姓名，逐月送报官厅。在价格评定、银钱收付、商品收付等业务方面，均有具体规定。

　　　　所以牙行其实就是经纪人，在中国俗称牙子，有身份的也称经纪人。一般是私人经营，还分官牙，私牙，官牙就是官府认可发放牙人执照的合法经纪人，私牙则是民间自发，有时候还做非法生意的那些黑经纪，比如贩卖人口的人牙子，就不可能得到官府执照，他们属于打击的对象。

　　　　十三行虽然性质上是牙行，可因为特殊的行业属性，是专门跟洋商做生意的经纪人，而官府又很不愿意跟洋人打交道，一来是洋人很难缠，二来也是长久以来看不起这些蛮夷，尤其是文官将跟夷人打交道当成很下贱的事情，不愿意脏了手，结果，连跟洋人进行外交这样的重大事务，都交给了十三行商人，久而久之让十三行商人取得了巨大的权力，是牙人，却不但不用看买卖双方脸色，反而成了垄断商，是买卖双方都要巴结的对象。

　　　　而且因为官府的失职，渐渐的也不得不依靠这些行商，行商开始对官府承保和缴纳外洋船货税饷、规礼、传达官府政令、代递外商公文、管理外洋商船人员。从此不但是中外商人贸易之间的中间人，甚至城了清政府与外国政府之间的中间人。

　　　　也就是说，十三行商人包办了满清政府的海关事务和外交事务，这在现代政治中，是十分罕见的。

　　　　现在由于这次马嘎尔尼的威胁，让魏连理抓住了机会，竟然为周琅这个满清官府眼中的海盗也谋求到了这样一个身份，着实是罕见中的罕见。

　　　　此时远在台湾的周琅并不知道情况的进展，不过他给魏连理的权力是随机应变，但他也只能想到魏连理可以通过这件事让他取得跟广州十三行商人贸易的权力，从而得到足够的供货，谁能想到魏连理竟然操作的周琅今后也拥有了供货人的身份呢。

　　　　不过这还不是重点，周琅信中是明确要求魏连理要拒绝马嘎尔尼的求援的，而且要拒绝的果断干脆，不给马嘎尔尼任何幻想。所以魏连理在蔡世文要保证的时候，十分干脆的直接带蔡世文去马嘎尔尼跟前，当着他的面拒绝了马嘎尔尼。

　　　　周琅让马嘎尔尼断绝了对自己的幻想后，马嘎尔尼就只有两个选择了，要么彻底私心，放弃跟广州官府的交涉，灰溜溜的返回英国复命；要么不甘心，拿着那张草约作为凭证，一定要当地官府给个说法，那么冲突就会再次发生。

　　　　周琅很确信，以马嘎尔尼的性格和身份，是不可能就此放弃的。西方人看待外交条约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他手持草约，就认为自己绝对占理，一定会讨要一个说法。广州官府又不可能答应，马嘎尔尼一定会有所行动，在周琅这里得不到帮助的情况下，马嘎尔尼只能从印度得到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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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三节　苟且的时代

　　　　这样马嘎尔尼会回印度请求支援，如果印度新任总督约翰肖选择出兵，那么意味着约翰肖的不干涉政策仅仅局限于印度，是为了消化迈索尔战争的胜利果实，而在印度韬光养晦，如果约翰肖不支持马嘎尔尼，为了保持跟广州贸易的现有利益，选择息事宁人，那么约翰肖的不干涉政策就真的是保守政策，在他任上大概就不会采取太多的扩张行为了，周琅也就可以对东印度公司放心，暂时不用担心他们对自己动手。

　　　　这可不是一个消息的问题，而是关乎周琅之后布局的问题。

　　　　如果他不用担心东印度公司在中国进行渗透，不用担心因为利益的扩大，英国向中国投放更多的军事力量，那么周琅就可以放心大胆的跟东印度公司合作，跟这么一个巨大的经济军事政治商业综合性组织合作，周琅能得到的帮助是难以估量的。

　　　　如果东印度公司选择支持马嘎尔尼，坚决要求清政府履行他们跟广东地方官府签订的这份草约，那么意味着东印度公司在有机会的情况下，是会向中国扩张的，约翰肖所宣称的不干涉政策，只局限于在印度麻痹印度各路势力。

　　　　那么周琅就要重新设计跟东印度公司的合作方式，甚至必须提前采取抵制态度，以免东印度公司在东方站稳脚跟，将英国人对中国的渗透提前几十年，从而引发难以估计的后果。

　　　　周琅估计的没错，在被周琅拒绝之后，马嘎尔尼不再幻想，他本人依然坐镇广州，却派快船返回印度汇报换约情况，以及向东印度总督约翰肖提出了他的建议，希望东印度公司可以对广东官府采取强力措施，派遣一支足够有震慑力的舰队和有相当规模的武装力量。

　　　　广州官府依然对他无视，既不想打击他，也不想联系他，还是晾着他。

　　　　对广州官府来说，其实也很为难，马嘎尔尼威胁了他们，但是没动手，因为威胁就抓了马嘎尔尼一定会引起巨大的麻烦，对方从印度发兵的话，同样有能力像上次那样包围广州，对方虽然说要封锁广州，还说要上京告御状，现在也只是嘴上说说，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他们就当对方是说大话，装作没听见。

　　　　广州官府的这些反应，即便周琅不在广州，他都能猜得出来。这是古来就有的文化，所谓“杀一是为罪，屠万是为雄”，这是一个奉行强权逻辑的国度，官府对良民向来强硬，因为对方无法反抗，但对于该打击的豪强、巨寇，他们反而要诏安。

　　　　如果周琅知道了广东官府现在对待马嘎尔尼这种行为，他一点都不会奇怪，对他来说，这不过是清王朝地方官府色厉内荏的嘴脸又一次暴露出来，他们的地方官就是如此的没有担当，如此的欺软怕硬。

　　　　上一次他们还敢主动去英国商馆抓人，封锁商馆，扣押货物，可一旦英国人展现过一次实力后，就算英国使者威胁了这些高高在上的大人，他们也可以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

　　　　这样的事情一次又一次发生，到了抗日战争的时候，南京城都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了，当政的国民政府竟然都不敢向日本宣战，因为不宣战还能幻想得到国际社会的斡旋，一旦宣战就没有了转圜的余地。

　　　　这叫什么？

　　　　这叫苟且！

　　　　从那些在河水中打捞英国使团丢下去的死猪羊的老百姓，到权倾天下的一国元首，所有人的脊梁都是弯的，腿都是软的，每个人都想着苟且的活着，只要天下无事就好，就算天下有事，只要我无事就好。

　　　　这个苟且的时代，从什么时候开始，周琅不知道。

　　　　总之这种苟且，历朝历代都有，汉高祖刘邦可以为了逃脱重围，给匈奴王的小妾送礼。在国内霸道无比的吕后，可以在被匈奴单于调戏后还若无其事的回复自己老了没姿色，配不上匈奴单于，愿意送去更年轻貌美的女子汉文帝、汉景帝，可以几十年如一日，在匈奴人不断洗劫边境的情况下，还如期给对方送去丰厚的财帛、女子。

　　　　就连唐太宗李世民，也不得不在突厥强盛的时候，跟对方在渭水签订城下之盟。

　　　　尤其是从宋朝以后，北宋为了求安稳，可以每年给契丹人送岁币，也可以给西夏这样虽小又恶的国家送岁币，南宋就更加没有骨头，为了跟女真人议和，甚至不惜杀掉自己最勇猛的将领：岳飞！

　　　　只有明朝算是刚硬到了最后，始终坚持不和亲、不和谈政策，最后皇帝以自杀殉国，让后世子孙怀念数百年。

　　　　如果说汉帝国、唐帝国这种在不利情况下的忍辱负重，还可以看作是政治手段，目的是韬光养晦，有朝一日把敌人打回去，甚至打死，把自己的脸打回来，比如汉朝灭亡了匈奴，唐朝灭亡了突厥。那么南宋王朝杀大将议和，满清的官老爷被威胁后装作若无其事，这种被打了脸，不但不能打回去，心里甚至连打回去的念头都没有，就是无可争议的苟且了。

　　　　周琅一直抱着改变时代的野心，他对自己要改变的时代充满了不满，其实他并没有想过他做这件事的意义。

　　　　从客观上来讲，周琅强扭时代堕落的大趋势，犹如一个挡车的螳螂。这种行为相当于要在一个苟且的时代去做英雄。

　　　　周琅没有把自己想的那么高尚，他潜意识中的动机，首先是自己不愿意活的卑贱，其次又不愿意家人活的卑贱，最后不愿意国人活的卑贱，仅此而已。

　　　　可历史上哪一个英雄又不是如此，他们只是不甘于卑贱的活着，所有人都不愿意卑贱的活着，只是英雄遵从了自己的内心，他们站了出来，行动起来。

　　　　于是那年，金兵南下，岳武穆背着尽忠报国的刺字，拿起了长枪。

　　　　于是那年，元兵南下，文天祥扔下写诗作词的妙笔，组建了义军。

　　　　于是那年，恒河逆流，周琅放弃纵横商界的良机，扑入了波涛。

　　　　只是那年，风波亭下，岳武穆含冤，心中始终没有忘了直捣黄龙府！

　　　　只是那年，伶仃洋里，文天祥受迫，作诗明志要用丹心照亮那汗青史册。

　　　　只是那年……

　　　　周琅又会怎么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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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四节　野蛮人入场

　　　　商业有商业的规则，不同样的商业文化，或者有不同的规则，伦敦的商业文化自然跟广州不一样。

　　　　哪里都有这样的人，利用合乎规则的手段，去达到那些规则不想看到的结果，这种人在资本市场中被称作野蛮人。

　　　　但这些野蛮人并没有破坏规则，他们不过是挑战了规则而已。

　　　　因缘际会，周琅开始在东方商业中，扮演起了野蛮人的角色。

　　　　通过不断从广州传回来的商业情报，这些都是魏连理派人送回来的，但以魏连理的专业水平，他是不可能认识到这些情报的价值的。因此是有专人指点的，魏连理没有商业眼光，但他有识人的眼光，而且及其善于察言观色，与人交往和沟通是他的强项。

　　　　他到了广州之后，花重金拉拢了几个十三行中的老掌柜的，他送回来的那些情报，都是这些老掌柜挑中的。

　　　　周琅仔细的分析了这些情报，发现广州的商业形态中，有许多地方是反市场的，往往反市场的情况发生，都是行政权力介入而引起的，这些反市场的情况也不例外。

　　　　比如垄断经营，这本身就很反市场，违反了供需法则。违反市场法则，是肯定会受到市场的报复的，比如十三行垄断茶叶出口，这就会造成茶叶价格高昂，销量受限，行商谋取超额利润。利润确实是超额的，否则十三行巨富不可能动辄几百万上千万的家产，可这些钱商人只得到了一部分，有很大一部分都在维持各种非正常的渠道中白白浪费了，比如为了维持跟官府的关系，十三行就大量向各级官员上贡，这些成本最后都加在差价里让洋人承担了。

　　　　但中国人却也没有得到多少好处，十三行商人积累了大量财富，养活了一群貪官污吏，最广大的茶农得到了什么？什么都没得到。

　　　　如果放开贸易，允许所有商人参与这个市场，那么茶叶价格肯定会下跌，很快利润就变得微薄，这时候只有最有竞争力的商人能够赚到钱，他们就会想尽办法削减成本，当然偷工减料降低质量是一个方法，但这种劣质方法在充分竞争的商业关系中，也会被淘汰，只有那些保持了质量，同时能够压低价格的商人，才能够赢得竞争的胜利，为了降低成本，又不能降低质量的情况下，有的人会选择克扣工人工资，但也有的人会提高工人工作效率，那就是使用机器进行生产。这就是为什么，自由竞争的环境下，技术会进步。

　　　　而自由竞争带给茶农的，远比垄断来的要多，因为现在茶农可以跟更多的商人交易，他们的选择多了，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只能跟那些垄断商交易，对方拥有定价权，是不可能给他们多余的利润的。

　　　　这是第一种反市场现象，由清政府下发专营权带来的垄断贸易。

　　　　第二种反市场现象是出在茶叶的运输环节。

　　　　这时代中国的茶叶，主要产地在福健，不管是山西晋商通过恰克图贸易卖给俄国人的茶叶，还是广东十三行通过一口通商卖给英国人的茶叶，大多数都是在福健武夷山生产的。

　　　　以武夷山一个产茶区崇安县举例，该县每年茶季来临，树上的叶子被采摘下来，运送到县城外的星村和赤石街，分门别类，烘培、调和并包装以后，从星村和赤石出发，水路跋涉，绕道行走，先是装在木筏上，每个筏子上装12箱，运至崇安县城，然后再由苦力们背着攀越武夷山抵达江西铅山。这一路上，山道宽约六尺，路面是小方块的花岗岩铺就。苦力们每次担着一两箱茶叶，需要八天才能送达目的地。从铅山出发的小船，要装22箱，运至河口，然后换作载重200箱的船只顺江而下，出鄱阳湖，溯赣江，经过十八滩而抵达赣州。至赣州再以载重60箱的船运至南安。然后苦力们扛着茶箱穿过梅岭，在南雄装船到韶州，再换载重量为500600箱的大船，顺北江南下，经过珠江到达广州。星村至广州，这趟茶叶线路长达2885里，费时50天至60天。

　　　　这条贸易线路的反市场情况，跟中国官府的漕粮不走海运走陆运一样，让人不解。

　　　　要知道福健可是靠海的，而且福健多雨，武夷山又是一条纵贯南北的大山脉，福健的河流多从武夷山发源，这就意味着，在福健不难找到一些通往武夷山的水道。

　　　　可清朝的商人偏偏放着从武夷山顺流而下的便捷，反而千里迢迢先从福健翻越武夷山到达山西，接着水陆并进多次更换船只，最后翻越梅岭进入广东，又换水路送到广州贸易，他们不嫌累，也不嫌烦吗？

　　　　原因很简单，政府不允许茶叶走水道，道理就跟漕粮走运河不走海陆一样，不安全，越是农业文明的政府就越是在乎安全感，因为农业生产所求的就是风调雨顺。于是他们不能接受大海上的风险，风浪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则是担心海上的敌对势力，担心海寇的威胁，福健历史上恰好就是倭寇侵袭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所以明朝政府宁可付出沉重的财政负担，也要用低效率的运河来运粮食，宁可走千里迢迢的陆路运输茶叶，不不走便捷高效的水路。

　　　　晋商运往恰克图的茶叶也是这个道理，从福健出发翻越武夷山，穿越江西抵达湖北的汉口，在继续北上经过河南、山西，北上到蒙古，最后抵达恰克图。如果换成从福健沿海走海运到天津，然后去恰克图，不管是时间还是成本都会大大的节省。

　　　　历史上英国人逼迫清政府开放了福州贸易之后，福州茶道打开之后短短几年，就超越了广州。俄国人则利用汉口长江水道的便利，通过长江和海洋联运到天津北上恰克图，短短几年就打垮了晋商垄断了几百年的茶叶贸易。

　　　　反市场的经营，一旦遇到市场化的竞争，往往只有破产一条路可选。不管是十三行还是晋商都过于依赖从政府获得特权来提高竞争力，而不是通过技术提升竞争力，结果在面对连清政府都管不了的洋人竞争的时候，自然而然的就失败了。

　　　　虽然广州充满着大量反市场现象，周琅现在恰好有一种抗衡官府的力量，如果他在十三行面前做野蛮人，估计十三行损失会很大。但让中国的资本力量受损，那不是周琅要干的事情。

　　　　周琅的目的是跟洋人竞争，尤其是潜在的最大威胁英国人竞争。

　　　　为什么敢跟英国东印度公司正面竞争，因为周琅也抓住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个反市场行为。

　　　　跟十三行一样，这也是一家垄断组织，他们借助英国政府授予的特权，一直垄断着茶叶贸易。

　　　　可垄断必然带来高价格，低效率，超额利润，东印度公司职员超高的薪水，就是从这些垄断特权中提取出来的牛奶。

　　　　那么只要找到一个英国政府无法控制的势力，东印度公司这种反市场行为，很容易就会被周琅利用，制造东印度公司的死亡。

　　　　英国东印度公司这家公司，有许多遭人诟病的东西，但他有一条原则，是值得称道的，那就是守法。是的，这家公司将守法写入了公司守则中。不管到任何地方，任何国家，公司都规定要遵守当地的法律，不管当地法律是多么不合理。

　　　　这家公司跟黑奴、鴉片都撇不开关系，但是在英国政府拿破仑战争后禁止了黑奴贸易，东印度公司就不干了，在道光年间满清政府下令禁止鴉片进口，东印度公司也不干了。

　　　　当然他们遵守当地的法律，并不是出于什么高尚的道德，而是出于贸易安全考虑。

　　　　这跟后世中国的国企一样，尽管黑暗面很多，其实国企的违法行为要远远少于私企。为什么，因为国企管理者的经营动力并不是利润，而是官当的稳当不稳当，所以做违法的事，哪怕赚取了高额利润，结果惹来了麻烦，导致企业老总被撤职，这不符合管理者的利益。因此尽管也有国企爆出来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但总体上是远远少于私企的，他们没有私企干的多，也没有私企干的那么丧心病狂。

　　　　东印度公司也一样，他们的企业管理者早就超脱了利润驱动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