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之东方日不落-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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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楚这种情况之后，长麟马上就做出决定，诏安周琅，而且要快。与其被对方打到了福州，被动的选择诏安，还不如主动出击，趁对方刚刚立足，就招安他，也省的丢失几座城池后，自己还要吃干系。

　　　　而且长麟确实怕了，如果在让这个海寇动起来，弄个兵围福州，或者兵围宁波的话，他这个闽浙总督怕是得赴了前任的老路。

　　　　前任闽浙总督伍拉那已经下狱，还是长麟亲手操作的，但长麟本人并不想这么做。现在大家都知道伍拉那是以贪腐的罪名下狱的，可谁都知道，其实这是权力斗争的结果，如今这天下，当官的哪有不贪的。

　　　　这件事的起因可以推到六七年前的乾隆五十三年，当时的福州将军魁伦与闽浙总督伍拉那不合，俩人互相弹劾，伍拉那弹劾魁伦“嘻纵声”而魁伦则弹劾伍拉那结党勒贪，造成闽省吏治废弛。

　　　　两人的权力斗争因何而起外人不得而知，但起因就是将军和总督相互弹劾，如果仅此也就罢了，按照惯例，俩人最后不过是被皇帝下旨斥责一二，也就结束了。可总督伍拉那时运不济，之后几年任内接连出事。

　　　　在传统观念中，福建是一个民情犷悍之地，古来就多盗匪，其实主要还是福建地少人多，人活不下去了只能铤而走险乌拉那运气不好的是，有盗匪也就罢了，却始终弹压不下去，伍拉那亲自监督属吏捕盗，先后所诛杀百数十人，可依然杀而复起，甚至很多盗匪跑到了台湾去为祸。

　　　　台湾林爽文起义之后，清廷在沿海地区进行了十多年的查杀天地会成员，乌拉那做的并不比广东差，但他就是摊上事了。

　　　　去年福建沿海地区的水灾，大量难民逃亡，当地读书人请求伍拉那开仓放粮，伍拉那也不予置喙，结果官声很不好。

　　　　但把伍拉那推到悬崖边的最大事件，还是陈周全的起义这种大事件，陈周全先是在同安地区，接着跑去台湾起事，历史上没有周琅，伍拉那也因此被下狱。现在台湾的事情闹的这样大，难免会有一两个大员要背黑锅。

　　　　压到伍拉那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他应对叛乱的举动让乾隆不满意。乾隆已经失去了耐心，他看着这几年伍拉那剿贼是越剿越多，已经怀疑对方在敷衍了事。而且伍拉那缺乏勇气，台湾叛乱之后，他驻扎泉州观望，坐实了他纵盗的嫌疑，乾隆屡次催促他去台湾镇压，可伍拉那就是裹足不前。

　　　　历史上，乾隆已经派人来查问，逼急了伍拉那才跑去台湾，当时台湾的陈周全起义已经被镇压，伍拉那是去找机会推卸责任的，他拉出鹿港巡检朱继功，起义发生之前，恰好朱继功因为家中长辈过世，以丁忧的名义回家奔丧。伍拉那于是将台湾起义的责任推给朱继功，弹劾朱继功“以丧去官，贼起，即携眷内渡，请夺官戍新疆。”

　　　　乾隆此时已经对伍拉那完全丧失了新任，下旨斥责：“伍拉纳为总督，台湾贼起，陷城戕官，朕屡旨严饬始行，继功丁忧巡检，转责其携眷内渡，加以远戍。伍拉纳畏葸迁延，乃欲以此自掩，何其不知耻也！”

　　　　乾隆认定伍拉那在推诿责任，刚好伍拉那又跟当地驻防八旗将军不和，俩人斗争多年，都想着法子把对方置之死地。

　　　　于是福州将军魁伦借机弹劾：“伍拉纳性急，按察使钱受椿等迎合，治狱多未协。漳、泉被水，米值昂，民贫，巡抚浦霖等不为之所，多入海为盗。虎门近在省会，亦有盗舟出没。”

　　　　魁伦很聪明，他不弹劾伍拉那贪腐，然而归因于他性急，一个性急的人，是不合适作为总督这样的高级职务的，可在皇帝看来，伍拉那跟手下同流合污沆瀣一气，这是结党啊，是大忌。

　　　　于是乾隆对伍拉那失望透顶，动怒要求彻查，现在不是魁伦跟伍拉那的权力斗争，而是皇帝想弄死伍拉那了。皇帝如果认真查办了，这时代的官员那可能没有污点。这一查就定下伍拉那等官员貪污、纵盗等罪名。而且皇帝还特意派遣信任的长麟来查办，其实从决定查总督这种大员，皇帝心里就已经有了自己的打算，伍拉那算是拉到了。

　　　　长麟是真的不想把伍拉那置于死地的，首先他跟伍拉那都是觉罗，都是宗亲，低头不见抬头见，都是一个圈子里的人。可是长麟来的时候，伍拉那就已经倒了，乾隆任命福州将军兼署巡抚，配合长麟一起查案，自己一个外来的总督，在福州将军兼任巡抚的魁伦面前，完全就说不上话，说是自己主持，实际上很多事情都是魁伦在做，长麟根本插不上手。

　　　　魁伦和伍拉那俩人都是大员，斗争起来牵连一片。不但闽浙总督伍拉那下狱，福建巡抚浦霖甚至下面州县大批官员受到牵连，牵连范围之广，几乎让福建的官僚阶层一时间失去了控制。

　　　　这一查才知道，未必是伍拉那就那么不堪，实在是时运不济。各地官仓空虚，不是伍拉那不肯开仓放粮赈济灾民，实在是仓中无米。其实福建各地官仓亏空的事情，伍拉那自己都查过。

　　　　伍拉那自己清查福建诸州县仓库，上报称亏谷六十四万有奇、银三十六万有奇，最后处理的结果是限三年责诸主者偿纳，也就是让管库人员三年内补回。但是魁伦也抓住了把柄，上报说伍拉那上奏的数字不是实数，认为这是伍拉那贪赃枉法，纵容包庇貪官污吏。

　　　　长麟一直试图缓和，希望大事化试图将责任都推到一些小官头上。于是上奏称，是布政司库吏周经侵库帑八万有奇，造成了整个福建州县的亏空。

　　　　可乾隆一心弄死伍拉那等官，反而下旨斥责长麟等人徇隐。

　　　　此时长麟才知道皇帝是铁了心要收拾伍拉那了，也不敢包庇，只能拿出一些真凭实据，最铁的一份就是伍拉那受盐商赇十五万，巡抚浦霖亦受二万。

　　　　一般来说，这种贪腐案是可以脱罪的，因为有和�｜的天才发明，乾隆晚期的官员犯罪，是可以用银子赎罪的，称之为议罪银。但这次乾隆亲自过问了，定下了伍拉那抄家的处罚。

　　　　长麟亲自负责抄家，抄了白银四十万有奇、如意一百多柄，浦霖家，查抄到了窖藏黄金七百两、银二十八万两，田舍值六万有奇。然后俩人被逮入京师，被当即斩首。布政使伊辙布也逮捕入京，死于路上。按察使钱受椿监送还福建，夹二次，重笞四十，然后在官吏面前公开处斩。

　　　　由于长麟在查案过程中，一直试图挽回局面，皇帝认为长麟过于宽厚，不利于整顿福建吏治，就让魁伦代替他继续查案，结果魁伦兴大狱，福建诸州县亏帑一万以上皆斩，诛李堂等十人，罢免了大量官吏。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种覆巢之下，竟然也有一些身居肥缺的官员，能够全身而退。比如先后做了后选为福建漳浦东场盐大使，又补授古田县知县的一个叫做张廷琛的小官，竟然在魁伦的彻查之下，没有被抓住任何把柄，这说明此人真的是一个清官，因为盐场在这个时代实在是太容易搂钱的地方。

　　　　而这个张廷琛的小官，他的一个孙子，后来成为满清的擎天巨柱，名叫张之洞！

　　　　这个张廷琛不但自己没有被查出问题，反而跟长麟一样，想方设法解救同僚，尽管那都是一群貪官污吏，可在这个时代，张廷琛的举动反倒被认为是积阴德，被大家称颂他后人肯定会发达的，这个发达最后就落到了张之洞头上，而张之洞也是一个清官，这大概就是家风使然了。

　　　　历史上，原本长麟会被召回京师，但因为台湾匪患一直没有平息，所以他继续留下来，负责平乱，只是被去掉了查案的权力。

　　　　但魁伦在福建的动作太大，导致福建十分混乱，这让长麟无法调动足够的力量，周琅此时又打来了，让长麟除了诏安之外，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强硬镇压非但不可能压的下去，他弄不好也落一个伍拉那的下场。

　　　　当然诏安这件事，他不是私下进行，而是写了一封奏折陈述事实，请求皇帝定夺。

　　　　长麟上奏称，闽省匪患严重，一味力剿，只能屡剿屡复，不如剿抚并用事半功倍。声称多抚一贼，则官府可以少征一兵，以贼剿贼，才是上册。

　　　　至于皇帝会不会答应，在长麟看来其实皇帝也没有别的选择，毕竟台湾已经整个失陷，伍拉那剿匪不力已经处置，总不能为此接连处置朝廷大员，伍拉那的死已经背走了所有的罪名，该是改弦更张，采取新的方式了。

　　　　所以长麟先派人来跟周琅谈谈，看看这个海寇的要求，如果还是钱的问题，那就好办，这次福建兴大狱，很是抄了一大批官员的家，这些罪银如果皇帝肯拿出来，抚贼的银子就有了。

　　　　可谈的结果很不顺利，周琅这个海寇这回竟然不要钱，他跟夷人一样，竟然要求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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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八节　做郑芝龙还是做郑成功

　　　　感谢行在今天、白银机器和小aaaaaaa的打赏，这章加更！

　　　　一口通商是乾隆皇帝亲自定下来的，起因是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代表洪仁辉因为无法忍受广州官府的各种勒索，竟然强闯海疆要去北京告御状，结果乾隆一怒之下，下令禁止广州之外的其他口岸对外贸易，也就是自那之后，福州、宁波等地的对外贸易才被禁绝。

　　　　现在周琅又要求自己获得在福建通商贸易的权力，这长麟是无法答应的，可是表面上无法答应，却未必不能在实际上突破，任何规则都是有漏洞的，对满清的官员来说，那些规则制定出来似乎就是给人钻空子用的。

　　　　长麟派遣了一个师爷跟周琅私下表示。只要周琅接受了诏安，朝廷会授予官职，既然是大清的官兵了，上岸采买补给，当然就会有一些方便，至于买多了一些补给之外的物资，也无可厚非不是。

　　　　这个建议让周琅怦然心动，但他马上想到了一个人，郑芝龙。

　　　　由于他觉得他目前的处境与明末郑芝龙有几分相像，所以这些天四处搜寻一些郑芝龙的记载进行研究。

　　　　郑芝龙是一代枭雄，纵横中日两国，消灭了刘香等海上巨盗，独霸了东方海洋，怒怼荷兰人等西方势力，让其不得不按照郑芝龙的规则行事。

　　　　可是这样一个枭雄，最后的一个举动，却让周琅百思不得其解，那就是当南明小朝廷倾覆之际，他不但没有想办法维护这个小朝廷，反倒热脸贴上了满清，在满清的招纳下，亲自跑去了北亰城。

　　　　结果他去了北京，他儿子郑成功在福建根本不肯投降，将郑芝龙至于了一个十分尴尬和危险的境地，最后凄惨而死。

　　　　这种海上枭雄的道德观当然不可能跟南明小朝廷死心塌地，可莽撞的跑去北京，怎么看都是一步昏招，很难想象会出自郑芝龙这种枭雄之手。

　　　　随着收集的资料逐渐丰富，周琅也慢慢开始理解郑芝龙的选择了。其实选择满清他并没有错，以他的立场来说，他并不忠于明朝，也就无所谓背叛，不过是相互利用，只是他觉得跟满清合作更有利，那么就果断的抛弃明朝。

　　　　至于上北京，恐怕郑芝龙也是不情愿的。当时的情况下，满清八旗南下，郑芝龙的軍队根本就挡不住尚未腐朽的八旗，于是他果断的放弃了福建小朝廷，放八旗兵进了福建，然后他被当时清军统帅博洛许下的闽粤总督吸引，竟然亲身前往博洛大营拜见，结果被骗了，表面上是自愿去北京觐见多尔衮，实际上等于是被押解到北京去的。

　　　　郑芝龙犯得错误，其实也算不上错误，他相信了满清而已。可谁能想到一个立志于做中原正统王朝的势力，竟然会骗人。

　　　　有着跟明朝长久合作的经验，郑芝龙对这种官方的信任，有些盲目了。

　　　　最关键的是，郑芝龙这种海上势力，他明白一个稳定的基地对于海洋实力的重要性了，明朝已经危如累卵，他自然要选择一个更强大的势力投靠，他没有问鼎天下的野心，只想做一个海上君王，那么跟满清合作，其实是一个最明智的选择。

　　　　至于民族大义，华夷大防之类的道德观，当时连钱谦益这种名扬天下的大儒，都纷纷投效满清，苛责一个海盗没有道德感，其实很滑稽。

　　　　郑芝龙选择满清，完全是利益的判断。正是因为有了官府的支持，郑芝龙才能一步一步走上海贼王的宝座，因为他接受了明朝的诏安，成了福建水师总兵，他可以调动官府的力量一次一次跟自己的竞争对手纠缠，他失败了一次又一次，但他耗得起，他可以在陆地上放心的打造战船，一次一次下海挑战强敌，所以他最后成功了。

　　　　对比一下这个时代就能理解，越南西山王朝支持中国沿海的海盗，竟然能让这些海盗把满清水师打压的不敢出港。相比西山王朝的力量，得到明朝支持的郑芝龙显然优势更明显，但明朝倾覆了，所以郑芝龙选择跟满清合作，继续维持自己的海上地位，同时帮助满清维护海防，换取满清对自己的支持。

　　　　其实选择错的并不是郑芝龙，而是满清朝廷，这个从白山黑水里走出来的游牧集团，当时完全不理解海洋的情况，密信自己的武力，结果铸成了之后几十年的郑成功割据台湾。

　　　　如果当时满清选择跟郑芝龙合作，其实不需要许诺什么闽粤总督，或者就给一个虚衔，让郑芝龙继续帮助满清维护海防，其实这是最好的选择，有郑芝龙海上集团存在，为了贸易利益，郑芝龙是不可能让自己的武力荒废的，因此满清的海防力量不至于像现在这么废弛。

　　　　现在满清督抚又要诏安周琅，还暗示周琅接受了诏安，就可以合理的登陆贸易，绕过一口通商的朝廷规矩。

　　　　这对周琅有极大的吸引力，因为只要答应对方，自己就等于是郑芝龙接受了明朝诏安，拥有了雄霸海上的根基，而且打通陆地贸易，在一口通商的时代，等于自己独占了福建的海上贸易，那么垄断武夷山茶叶来源，就是一个迟早的事情。

　　　　至于面子问题，周琅虽然也会纠结，但他能过这个心理关。可是稳妥起见，周琅还是写信去征询了一下王辅茞的意见，王辅茞的意见很能代表这个时代的普通读书人，如果对方支持的话，那么自己的行为也就能得到普通读书精英的支持。

　　　　周琅本来以为王辅茞这个读书人是肯定会支持自己接受诏安的，因为他一直觉得王辅茞的世界观跟满清官府的文官更加一致，而跟天地会组织的世界观格格不入，如果接受满清诏安，王辅茞正好借这个机会洗白上岸，摇身一变就成了满清的官员，这难道不是他一直梦想的结果吗。

　　　　可意外的是，王辅茞来信言辞批判了周琅的想法，他告诉周琅说，古来三姓家奴皆没有好下场！

　　　　三姓家奴，好恶毒的语气，从中周琅明白，接受诏安是不能被王辅茞接受的，王辅茞不能接受，那么大多数读书人都不可能接受。

　　　　名誉问题周琅并不在乎，现在接受满清诏安，目的也仅仅在于积累实力，而不是安心去做一个满清的忠臣孝子，可如果自己的行为不被大多数读书人接受，那是很可怕的，李自成那么强大，没有知识分子的支持，还不是败亡了。

　　　　只是周琅从王辅茞的心中感觉到一种此人没有说出真心话的感觉。

　　　　其实道理很简单，古来有造反受诏安的海盗，却没有造反受诏安的读书人。

　　　　王辅茞其实比周琅更没有退路。周琅接受了诏安，还可以混一个武官职位，不被满清官员重视，可他王辅茞该如何自处，他是一个读书人，这种污点他背不起，进入满清官场，他的背景会不断的被人提气，之后不被人接受，永远没有出头之日，甚至很有可能会被找个机会除掉。

　　　　周琅尽管感到疑虑，但还是接受了王辅茞的态度，他不能接受满清的诏安。

　　　　三姓家奴的名字也实在是太难听了，他名义上是天地会旗下的南路大元帅，接受满清诏安后，就要为满清反过来征讨天地会，这不仅是一种可耻的背叛行为，而且也不符合周琅韬光养晦，在夹缝中悄悄发展的计划。

　　　　所以诏安在政治上也不是周琅最理想的行为，但闽浙总督长麟的诏安，却让周琅看到可以暂时跟长麟和平共处的可能性。

　　　　他跟长麟的师爷表示，自己并不想跟朝廷为敌，只是手下十万弟兄夸大实力不能不吃不喝，他是海商，只想做点贸易为生，如果朝廷不派人来打他，就让他安心待在金、夏，他也不会主动滋事。如果清军胆敢前来攻击，周琅威胁就会发兵进攻漳、泉两府。

　　　　师爷觉得，如果不能诏安周琅，那么暂时稳住对方也很重要，他私下表示可以井水不犯河水。

　　　　周琅继续表示，他可以不派人登岸贸易，但是如果有商民来金夏两岛贸易，希望官府不要干涉，否则视为断绝金夏给养的敌对行为，周琅依然会对漳州、泉州发起攻击。

　　　　这个建议让师爷犹豫了起来，这等于让官府默认走私行为啊，不过他一想，反正福建沿海的水师官兵本就长期跟海盗集团暗中勾结，走私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多一个周琅，其实也不是大事，就算事发了，顶多杀几个水兵，怪不到总督头上去。

　　　　只是在战略上，有金夏在敌手，按理就不该攻略澎湖，有澎湖在敌手，按理就不该攻略台湾。

　　　　可现在的情况下，金夏被周琅盘踞，澎湖却被李长庚收复了。接下来到底是去打台湾，还是收复金夏，这是一个很难的决断。不过怎么计划都能说得过去，长麟决定先打台湾后打金夏，可以告诉皇帝说是擒贼先擒王，先打击台湾的天地会匪首，在诛杀流窜金夏的小寇周琅。如果长麟决定先打金夏，也可以告诉皇帝说台湾孤悬海外，金夏祸在肘腋，应先金夏而后台湾。

　　　　总之中国文字博大精深，怎么说都有道理，就看总督怎么判断了。

　　　　至于周琅，却是打定主意既不做郑芝龙，也不打算做郑成功，在天地会跟满清分出胜负之前，自己能不做出头鸟就不做出头鸟。

　　　　一切就看长麟如何决定了，如果对方不接受的话，攻打漳州、泉州并不是不能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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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九节　花钱买路

　　　　师爷的态度回复长麟之后，长麟并不难做决定。

　　　　他是见识过周琅軍队的实力的，虽然上次周琅军中有许多夷人，这次并没有夷人出现的情报，可根据台湾的情报，周琅手下还是有一批夷人士兵的，且台湾官府有所夸大，将周琅北伐的兵力夸作了一万，以遮掩他们被一千多雇佣兵从南到北打穿的丑态。

　　　　因此长麟判断周琅是把实力强大的夷人士兵留在台湾了，他不知道的是，周琅手下的精锐，现在已经可以跟那些印度土兵一较长短了，或许在精神状态上还比不上欧洲雇佣兵，但也可以跟他们对阵。

　　　　金夏两岛守军败退回来之后，也大肆夸张周琅手下軍队的强大，这也让长麟有所顾虑。最重要的是，长麟是见识过周琅的軍队的，同时他也从台湾府的一些奏报中判断出，天地会的軍队并没有多么强大，至少朝廷大军之前是可以压着天地会打的，只是在澎湖失守之后，那些福建籍为主的士兵因为后路被断，军心涣散，导致溃败。

　　　　根据这些判断，长麟认为收复金夏恐怕比夺回台湾更难。

　　　　在周琅不接受诏安的情况下，长麟也不是不能接受双方保持互不侵犯的默契。

　　　　于是他给乾隆上了一封奏折，洋洋洒洒数千言概括了他的行动计划。

　　　　他给皇帝解释说，金门和厦门两岛之所以丢失，是因为福建水师主力被调去攻打澎湖，后防空虚，结果给海寇留下了机会。现在李长庚统帅闽浙水师，已经收复了澎湖，长麟认为应该先台湾而后金夏。

　　　　他的道理是，官兵气贯长虹，驱逐澎湖海寇主力，仅有余部偷袭金夏不成大患，与其抽调軍队掉头收复金夏，不如趁着目前军心正盛，一鼓作气登陆台湾与匪首决战，此时收回兵力，实在是牛刀杀鸡。

　　　　对于金夏的海寇，长麟做了负面的评价，不过理由很充足，这里只是天地会匪首陈周全手下一支偏师，朝廷水师连陈周全任命的镇海王朱濆防守的澎湖都能拿下，没道理拿不下周琅手下的海寇。

　　　　对于金夏海寇的应对措施，长麟一面继续表示要诏安，要抚，先稳住海寇，待朝廷大军往还，然后一鼓作气拿下海寇。

　　　　既然是要稳住海寇，那么在台湾被收复之前，长麟就有了借口不跟周琅发生冲突了。

　　　　他的奏折以八百里加急的速度发往北京，一来一回只需要一个月时间就能送达，是这个时代最快速的传递方式。

　　　　但这一个月中，足够很多事情发生了。

　　　　来往金夏两岛贸易的福建当地人变得多了起来，但他们大多是被周琅守军的厚利打动，来给軍队送一些给养的，周琅最期待的茶叶并没有多少，也不是来自武夷山，而是零零散散来自各地的散茶，数量十分有限。

　　　　显然从武夷山到出海口，清军的十步一岗五步一哨不是那么容易通过的，没有实力的茶商很难打通整条商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