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之东方日不落-第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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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了。那还是六七十年后的价格，那时候的银价可比现在低多了，而且曾国藩的湘军拿五两银子，在当时还属于高军饷，绿营和八旗都比不上，但却只是周琅士兵一天的收入，可想而知周琅为了组建一个造反的创始团队花费的代价有多大了。

　　　　到现在，那六十三个士兵中，除了八个战死之外，其他最低的也升到了千总，给的工资就值得了。

　　　　后来天地会起义后，招募的天地会士兵，军饷就降低到了一天一元的水平，当时总共招募了一千人，这批人现在也基本升到了把总，付这个军饷也不算亏。

　　　　再后来，整编王辅茞手下三千新兵的时候，军饷就降到了两天一元，这批人，只要没死的，最差也混到了队长级别，属于基层军官。

　　　　陈周全成功赶走清军，大量难民进入凤山县的时候，周琅招募的士兵，就到了三天一元的程度，这时期组建的两万軍队，是现在周琅手里的王牌部队。

　　　　现在在福建招募的这十万新兵是五天一元，一个月可以拿到六元钱，折合白银约四两，在这个时代已经算是没有一技之长的普通青壮难以想象的收入了。

　　　　不过这个军饷水平，周琅不打算继续降了，打仗本就是一种玩命的工作，他们理应得到比其他职业更高的收入，否则心理就会不平衡，在没有民族精神作为支撑的前提下，低收入造成的不满心理，是任何高强度训练都不能解决的，没有士气的軍队，哪怕强如拿破仑的法军，也会莫名其妙的炸营。

　　　　十四万官兵，每个月总计支出的军饷高达七十万银元左右，还要为士兵装备统一的军装和武器装备，这又是一笔不费的花销，导致周琅到福建这一年来，已经支出了五百万银元，而且现在每个月都需要一百万银元左右的支出来维持軍队的运作。

　　　　从广州讹诈的那两千万银元，这几年已经花的差不多了，民政上，雇佣难民开垦茶园，屯田等等，花费了三百多万，留给魏连理打开商路的本钱五百万，軍队总计花费了一千万，但真正花钱如流水的，还有打造军工体系。

　　　　在凤山县的时候，为兵工厂、造船厂就投入了三百万银元，到了福建，周琅更是快速扩张产能，打造出了一座堪称东方第一兵工厂级别的军事工业，投入高达八百万银元，这些都是一次性投入，至于维持兵工厂的日常开销，那归于军费开支，不另行计入。

　　　　光是这些投入，就耗光了在广州发的横财，甚至连之前从印度扩股融集的资金也全支出去了。最危险的时候，账面上只剩下不到三十万元现金，如果是做企业，这几乎到了破产的边缘。

　　　　现在的周琅之所以还能够维持，只能说他的运气实在太好，攻占福州之后，从府库中缴获了高达三百万两白银，以及其他价值相当于一千万两的珍珠宝玉珊瑚等财物，显然这些是魁伦在福建兴大狱抄家的贼赃，还没来得及交送内务府，就被周琅笑纳了。

　　　　正是这笔钱在支撑着周琅目前的开支，可也支撑不了几个月，那一千万珍宝虽然值钱，可不变现的话，就是一堆无用的废物。

　　　　现在只能通过魏连理，秘密到广州、澳门变现，可是朱珪在那边查的很严，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他并没有查封连利行商馆，但对危险十分敏感的魏连理已经察觉到商馆被人监视了，他死活都不去广州，一直就藏在澳门，通过各种经纪人变现这批贼赃。

　　　　以前的周琅，是没有把资金捂在手里的习惯的，他总是希望通过烧钱来换取市场地位，但在这个时代，险些资金链锻炼的局面，让他明白在没有一个良好的金融体系和融资渠道支撑的环境下，必须储备足够的应急资金。

　　　　当然，最好是能够获得自我造血功能，取得稳定的现金收入，他必须开源！

　　　　最大的财源就是武夷山的茶叶，已经开始的春茶季节，确实让周琅获得了大丰收。

　　　　最近五年东印度公司统计从中国输往英国本土茶叶量，平均在152242担，价值总计金额3864126两，平均每担2538两，东印度公司热衷于经营中高档茶叶，其他国家的商行经营的茶叶档次稍低，最低的是15两，平均都在20两每担。

　　　　由于注入丹麦、瑞典等国公司，以及一些英国散商走私，东印度公司的茶叶采购量，只是中国出口量的一部分，总数具体有多少，周琅也无从得知，不管是这些欧洲走私商，还是粤海关都不会给他提供数据，即便有数据，也未必可信。但英国国内的茶叶交易，一度走私茶叶都超过了东印度公司的合法茶，因此东印度公司的茶叶进口顶多占中国出口的一半，在巅峰时候，丹麦和瑞典公司输送到欧洲的茶叶都比东印度公司要多。

　　　　周琅估计每年中国茶商合法和走私出口的茶叶总计会达到七八百两，其中产自福建的茶叶大概占了三分之二，也就是说周琅现在控制着中国茶叶出口产量的三分之二，价值两百多万两银子。

　　　　即便如此，茶叶也解决不了周琅的财政危机，因为周琅目前通过茶叶获得利益的方法是抽税，一箱茶叶抽一两关税，一担是两箱，因为战争影响，茶商们在广州能买到的茶叶竟然不足往年的三分之一，导致茶叶价格大涨，那些积极来福建开拓贸易的商人，在福建的采购价就已经达到了三十两每担，每担抽税二两银子，税率相当于6％，另外加上船舶进出港收取的固定税，商行缴纳的门脸税，周琅控制下的口岸在茶叶上能收取到售价的十分之一，也就是茶叶只能带给周琅二十多万两的税金。

　　　　这显然不能满足周琅的开支。

　　　　所以周琅还需要开拓更多的财源，同时也因为尽管周琅做了宣传，可一些商行并没有积极前来福建开拓，因此今年茶叶出口受到了影响，否则价格也不会涨到那么高。但销售量其实是下降的，为了保证每一担茶叶都能找到买主，周琅让魏连理的连利行出面，跟福建大小茶商签订了包买合同，以每担25两的保底价格，向他们无限量采购。

　　　　这也是为什么明明采购的人少了，茶叶价格在福建也这么高的原因，广州高那是因为广州突然茶叶稀缺了，可销售渠道仍在，福建却是产地，越接近产地价格越低廉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可以为魏连理的兜底，让福建的价格依然高企。

　　　　魏连理包买下来的海量茶叶，是必须运出去销售的，这就是周琅的第二个财源：贸易！

　　　　反正现在满清已经威胁不到周琅的海上安全了，周琅所幸派出了绝大多数舰船，组成庞大的运茶舰队，浩浩荡荡前往印度。

　　　　茶叶是东印度公司的主营业务，茶叶采购往往占到东印度公司在中国采购商品价值的八成以上，其他国家也差不多，法国占82％，瑞典为951％，丹麦更是高达976％，最低的是荷兰和美国，荷兰也占了537％，美国是52％，显然茶叶是最畅销商品，丹麦、瑞典这样的小国，甚至直接发展成专营业务了。

　　　　畅销品之所以畅销，肯定是因为利润丰厚，否则不会有那么多人不远万里来中国购茶。

　　　　茶叶价格并不固定，一般情况下，广州外销普通茶叶每担价格在15至25两之间，产地茶价为13两上下浮动，从皖浙闽茶区陆路运到广州的每担费用为3两上下，广州十三行行商每担获利4两左右，利润率为20％，茶叶在英国到岸价每磅平均价值为275便士，每担为120磅，价值3300便士，折合4125两，东印度公司得到的毛利为2125两，扣去十几个点的关税，也有1859两。

　　　　周琅把茶叶帮东印度公司运到印度，不敢说能分到他一半的利润，每担给周琅加价五两银子周琅就会批发给东印度公司，然后从印度采购棉花等原材料回国，利润应该差不多，如果运十万担茶叶，来回可获利一百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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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一十六节　税制改革（1）

　　　　但是从印度来回一趟，冬去夏回，或者夏去冬回，就是半年时间，半年收入一百万两，依然难以满足财政需求。

　　　　其实收取赋税是最现实最合理的方式，毕竟是农业社会，农业是第一大产业，对农业免税的结果必然会发生财政危机。

　　　　英国人给周琅提供了一个经典的案例，康华利在东印度公司领土上全面推广印度传统的柴达明尔制度，将包税权卖给一个个印度包税商，将整个孟加拉的土地税都包了出去，定的保税金额很高。但是其中一个孟加拉管区的总税额就定为了268万英镑，折合804万两白银，改革后第一年东印度公司从孟加拉榨取到的税收就提高了83％，接近一倍。

　　　　还通过收回不肯缴纳保税的印度土邦领主的收税权，转包给愿意缴纳更高税收的商人，结果大大提高土地税。在新占领的地区，推行越来越苛刻的税制，来更有效的榨取财富。

　　　　比如1792年开始在马德拉斯管区试行莱特瓦尔地税制，在这种税制下，印度农民缴纳的地高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主要内容为：以农民（公社成员和小地主，不包括佃农）为其实际占有土地的纳税人，他们被承认为土地所有者；处于实际耕种下的土地纳税，估定税额的办法是，先对整个农田估税，再定到每块土地，税率为净产量的95％，换算为总产量的45％左右；税率是非永久性的，可以改变；牧场、荒地归国家所有（东印度公司所有）。

　　　　1822年又开始在印度西北新征服的土地上推行马哈瓦尔地税制，具体内容是：按土地的实际占有情况定税，土地原为封建主占有的，即以封建主为纳税人，原为村社集体占有的，即以农村公社为纳税人；纳税人有土地所有权；在地主为纳税人的情况下，税率为地租额的　83％，由村社共同纳税的地产，税率为净收入的95　％；税率是可变动的，非永久性的。

　　　　另外英国人还有其他的榨取方式，比如对印度手工产品征税，出口征税等等，还利用每年的税收结余直接采购印度产品返销英国，原本东印度公司来印度贸易，是带来真金白银，换取胡椒、宝石等印度产品，现在直接通过榨取印度人的税收，反过来采购印度的商品，这等于白白拿走印度人创造的物质财富，1793—1812年，用税收结余购货价值达25134672英镑，平均每年1332877英镑。

　　　　据现代史学家估计，1757—1780年英国人从孟加拉掠走的财富约值3800万英镑，1757—1815年从印度掠走的财富总计约达10亿英镑。

　　　　福建的人口跟孟加拉人口差不多，经济发展水平也差不多，如果狠下心来搜刮，一年弄来800万两银子，什么财政危机都解决了。

　　　　可英国人榨取的是殖民地，可以不计后果，周琅面对的却是国人，他必须为长远打算。至少他不能接受在英国疯狂榨取下，孟加拉爆发了人为的饥荒，饿死三分之一人口的后果。

　　　　周琅如果推行极端的税制，无论英国人在印度推行的哪一种税制，最少也要拿走地租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相比在中国，地主一般是拿走佃农收入的一半，政府拿走十分之一左右，现在让地主们把他们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交出来，他们绝对会起来反抗，就像满清入关之后，金圣叹那样的士子们拒绝纳税而去孔庙哭庙；就算能镇压下去，可是政治后果太严重了，像满清在江南屠杀抗税的读书人的哭庙案之后，历史上向来最柔弱的江南知识精英中，如张煌言、王夫之之类的名士，竟能坚持抗清到底。

　　　　此时正是周琅跟满清争夺人心的关键时刻，如果镇压地主阶层，造成漫长的内乱和地主背景的知识精英阶层斗争几十年，这机会成本周琅承受不了。

　　　　政治上，不但不能加税，反而为了拉拢土地精英阶层，还得不断的免除赋税。

　　　　在丢失农业社会中最大财政收入来源的地税之后，贸易和关税又无法弥补财政缺口，金融市场完全缺失的情况下，周琅发现除了进行税制改革之外，没有别的缓解财政危机的好办法。

　　　　于是他再次向王辅茞提出，要在福建全省各地建立统一的商税征收机构，向每个县，每个镇，每一个集市，都派遣收税官，让他们直接向商人收税，然后直接交付省府。

　　　　周琅并没有破坏福建省的建制，占领福建之后，福建省依然是福建省，省府就是周琅的统治机构，王辅茞是这个机构中地位最高的文官，福建巡抚。

　　　　之前财政最紧张，还没有缴获福州赃款的时候，周琅曾经就向王辅茞提过，在凤山县广泛设置商税机构的建议，但当时王辅茞拒绝的很干脆。

　　　　王辅茞的理由让周琅十分诧异，竟然表示说，行商坐贾小本买卖者，所经营的无非是针头线脑，丝麻布帛之类关系到民生的买卖，还提出明太祖朱元璋当年明令免除书籍笔墨农具，舟车丝布之类的税率，下诏“嫁娶丧祭之物，舟车丝布之类，皆勿税”，他儿子朱棣再次重申关于民生之类的商品免税的原则，下令“嫁娶丧祭时节礼物，自织布帛、农器、食品及买既税之物，车船运己货物，鱼蔬杂果非市贩者，俱免税”。

　　　　中国古代王朝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可周琅觉得从实行过程来看，这简直就是一个悖论。

　　　　西方实行重商主义，国家税收主要来自于商人，中国实行重农主义，反倒要从农民身上榨取最多的物质资源，重农抑商难道不应该是努力降低农民的负担，将其转嫁到商人头上？

　　　　朱元璋和朱棣分别下令免除婚丧嫁娶、舟车丝布等民生相关产品的税收，可农业社会，哪里有多么复杂的商业分类，商人经营的多数都是关乎衣食住行的必需品，一旦免税的话，整个商税的基础也就破坏了。

　　　　难怪宋朝时候商税可以达到财政收入的一半，元朝的蒙古统治者更是什么样的钱都要搜刮，到了明代结果财政反而完全依靠农税，简直是回到了商鞅变法的时代。

　　　　明朝除了免除相当多门类的商品税收，而且对征税的行业也实行低税率，朱元璋下令，“凡商税，三十税一，过者以违令论”，其实清朝康雍乾三朝执行的也是大致相同的政策，康熙甚至明确表示，商人是四民之一，要利民便商，严禁权贵在商品集散地干扰商人贸易。

　　　　康熙明确下令，“王公以下文武大臣各官家人，强占关津要地不容商贾贸易者，在原犯之地枷号三个月。系民责四十板，旗人鞭一百。其纵容家人之藩王罚银一万两，公（爵）罚银一千两，俱将管理家务官革职。将军督抚以下文武各官俱革职。”

　　　　康熙对商人的保护比明代尤甚，类似明末各个王爷私自在各个关卡设卡征税的情况，康熙是会重罚的，惩罚的力度极大，而且越是权贵高的，惩罚措施就越大，当官的督抚以下甚至直接罢免。

　　　　康熙还赞赏清代监察御史徐旭龄提出的，“通财货之血脉者，惟有商贾”，这样的带有重赏思想的观点。认为农业和商业应该同时发展，提出“农务兴而野无旷土，国计裕而泉货流通，豫大丰亨，洵至隆之上理也”。

　　　　由康熙创制的对商人优待政策，后世学者称之为“扶商”“恤商”政策，康雍乾三朝大政方针都是康熙创建，后世子孙多为沿袭。

　　　　在这些政策下，清朝的商人地位确实比明朝要高一些，不像明朝对商人做了诸多限制，比如不管多有钱，也不能穿绫罗绸缎，只能跟衙门里的胥吏、青楼里的归公这样的贱籍一样，穿皂色的衣服，材质只能是麻布。还有商人不能坐轿，住房不能高过普通百姓家，子弟不能参加科举等等。

　　　　这些限制到明末渐渐就取消了，甚至朝廷为了照顾富甲天下的盐商，还特意开了商科，专门让这些商人子弟去考取功名，录取率比普通科举要高的多。

　　　　清朝对商人的政策，明显比朱元璋制定的那些政策还要宽厚和优待，一来清承明制，继承了明末的这些措施，二来游牧民族比农耕民族普遍更重视商业，元朝蒙古人同样不抑商，商人在蒙元时期地位不受歧视。

　　　　王辅茞之所以用明朝的例子来反对周琅广泛征收商税，而不是用满清的政策来反对，主要是立场问题，他现在已经站在反清的立场上了，自然就不能用满清的政策来立论。

　　　　上次王辅茞反对之后不久，周琅缴获了福州府的贪腐贼赃，财政危机一时有所缓解，加上还没有控制整个福建，所以开征商税一事不了了之。

　　　　这次财政危机再次出现，周琅又一次提出广征商税的建议，王辅茞依然反对，但他也清楚扩军后的财政压力，所以他提出了他的解决的方案。

　　　　王辅茞的方案，是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解决财政问题的传统方案，他建议周琅对盐铁等物实行专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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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一十七节　税制改革（2）

　　　　所谓盐铁专卖，历史很悠久，春秋时期齐国国相管仲就推出了专卖制度，古名“官山海”，山上的铁，海里的盐，都由国家设立机构买卖，这两种都是必需品，所以控制这两种商品的贸易，利润极为丰厚；其实到了明清时期，专卖制度的影子依然存在，比如盐票制度，虽然贩卖官盐的是盐商，可政府通过盐票制度，控制他们买卖的规模，还从中收取高额的盐税，让盐税甚至成为明清两朝的主力税种，仅次于农税。甚至到了后世，中国的烟草行业，依然使用的是这种专卖制度。

　　　　铁专卖，明清倒是没有施行。

　　　　作为一个不通经济学的文人，王辅茞盐铁专卖的目的，当然不是通过这两项必需品垄断贸易搜刮民众，他的说法十分的天真和理想主义，他说既然盐商富可敌国，食盐买卖必然是一本万利的买卖，可盐商贩卖的官盐，不但掺假，而且价昂，百姓深受其苦。与其白白肥了盐商，不如收归官办，一面降低价格能够利民，一面盈利可以填充府库。铁专卖也是同样的道理，老百姓都离不开铁器，官府垄断经营，一方面降低价格，一方面充盈官库。

　　　　王辅茞很自信他的建议完全可行，因为福建靠海，能够煮盐，福建有冶铁传统，不缺少铁匠。

　　　　可王辅茞根本就弄不清，为什么专卖制度看起来这么好，后来的朝代却废除了。管仲时代，盐铁专卖确实是一项创造性的制度，因为在当时，不管是煮盐还是炼铁，都还属于初级阶段，普通商人百姓一来不具备技术，二来没有资本，在管仲的组织下，动用官府力量，建立了大量的大型官办作坊，其实是大大的提高了生产力。

　　　　可到了后来，民间资本和技术的发展，已经让私人可以经营这些产业了，官办作坊的各种弊端却频频出现，贪腐无法断绝，质量难以保证等等，让后来的朝代放弃了专门制度，明朝开始以盐票等方式来间接的管理盐商，从中收取的税收比官府自己直接经营还要丰厚，有些类似英国把征税权包出去后，税收反而大幅度提升的现象，说白了，就是官府从商业中榨取的利益的效率，远远比不上商业能力更强的商人。

　　　　除了盐铁专卖，王辅茞还提出酒茶专卖。酒的专卖历史上也出现过，宋朝为了解决财政问题，曾实行了很长时间的酒专卖制度，据说当时各地官员为了把官府作坊酿造出来的劣质酒卖出去，可谓是想尽了办法，奇葩如大文人苏东坡在江南做官的时候，每当新酒出锅，就动员青楼女子上街兜售，一时间莺莺燕燕甚是热闹。官府也动用强权力，向各大酒楼，茶肆甚至是旅店之类的商家摊牌任务，让他们必须把官府的酒卖出去。

　　　　王辅茞看重茶叶的专卖，则是他发现茶叶利润也十分丰厚，十三行商人各个巨富，他认为官府如果专卖，肯定能解决财政问题。

　　　　中国文人读的书多是儒家经典，这些东西是教人怎么做人的，是属于道德范畴的，专业学术类的经典很少，文人也很少涉猎，因此他们的经济学知识仅限于常识范畴。

　　　　文人们能认识到对商人征税其实最后还是转嫁给了老百姓这一点，对他们而言，已经十分难得，至少他们已经触摸到了经济链的概念，知道经济是一个链条，从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下手，都会给其他环节造成影响。

　　　　但从专业角度出发来看，这种影响是长期性的，传导性短期内还释放不出来。因此增加税收的最有利方法，从技术角度来讲，还是开征新税。等到税种实在多的影响了征税成本，那么就来一次清减，还美其名曰改革，后世香港的征税方法就十分精简，被称为简单税制，对许多国家以启发，纷纷流行起了税种合并，简化征税方案的改革。

　　　　而周琅打算开征普遍性商税的目的，还有深层次的考量，那就是他一直打算从根本上重组中国社会的组织方式。

　　　　中国传统社会是集权的，政治的，去商业的，这跟中国的历史发展脉络有关，大一统之后，贸易不再是唯一的物资交换方式，过去秦国和赵国，齐国和楚国之间的必需品交换，必须通过商人来进行，现在突然发现，一个高度一致的政权，通过行政命令来调转资源，更加的高效和便利，于是商业不再是不可取代的了；加之儒家道德开始被文人和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