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之东方日不落-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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ǎ�通过行政命令来调转资源，更加的高效和便利，于是商业不再是不可取代的了；加之儒家道德开始被文人和执政者普遍接受后，统治者越来越不能接受商业中存在的逆道德因素。

　　　　商业是逆道德的，当然商人也可以做好事，甚至有许多大慈善家，但这改变不了商业的本质，商业的本质就是竞争，就是优胜劣汰，就是高效取代低效，就是强者取代弱者，所以当发生灾害的时候，商业驱动的资源调配行为是囤积居奇，坐看穷人饿死，商人获得超高利润。结果就是商业造成了缺乏社会竞争力的穷人被淘汰了，富人活了下来。

　　　　可政治驱动的资源调配行为，却是救济，不考虑成本，而是考虑一个底线，那就是让人尽可能的活下去，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去竞争的，去优胜劣汰的，保护了低效，保护了弱者。因此政治未必是道德的，但在一定程度上，他比商业更讲道德。这就是为什么讲究道德的儒家思想，会慢慢跟政治靠近，最后紧密结合在在一起的深层原因。

　　　　但如果社会长期的的政治化，缺乏商业驱动，竞争就会不足，缺乏活力。低效的，衰弱的成份会一点一点的积累下来，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的弱化。从人的角度来讲，中国长达几千年的这种政治化组织方式，保护了弱者，也保留了低效。

　　　　弱的不是人种，而是思想意识，是认知观念。所以中国文化中，会出现依赖群体，盲从等等特征。当灾害发生的时候，普通人本能的想的不是如何自救，而是抱团取暖。就连这个政治化社会的商业文化，也不喜欢竞争，商人更喜欢在政权的庇护下做生意，不管是十三行的行商，还是扬州的盐商，或者是山西的票商，所有人都把维持跟政府，跟官员的关系，看作重中之重。这就是思想观念的弱化，是长期被强力组织保护的后遗症，产生了大批巨婴。

　　　　相比在商业文化的高竞争状态生存下来的西方人，思想观念中的竞争意识十分强烈，非常具有冒险精神，具有独立个性。

　　　　单个人的冒险精神和竞争意识对比还体现不出来，可如果千千万万人的差别加在一起，区别立刻就体现了出来。

　　　　近代中国和西方国家都有海外开拓的情况，比如中国的下南洋，西方的大航海，区别是西方人是主动的，中国人是被迫的。西方开拓海外殖民地，上到贵族、学者、官员，统统加入到这样一个事业中来，中国人下南洋都是一群实在活不下去的穷人被迫的选择。于是西方人海外开拓时，他们去征服，去学习，去统治，中国人呢，唯一的目的，就是谋生！

　　　　对于中国人的集体意识强，独立个性弱的特点，周琅是清楚的，深层原因他到没有多少研究，但他觉得竞争意识强一些，绝不是什么缺点。

　　　　所以他觉得给中国社会中注入竞争意识，更多采用商业，而不是行政手段来调剂资源，会让这个社会更加高效，更具活力，更有激情，然后才能杀出国门，闯入大航海时代的惊涛骇浪中，和西方人搏杀。

　　　　因此将财政制度，从传统的农业税为主，转变为商业税为主，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

　　　　但在这些方面，周琅发现他跟王辅茞完全不是是一个时代的人，跟对方完全讲不明白，他知道他找错人商量了。

　　　　至于说王辅茞反对，现在谁还能反对的了周琅，即便王辅茞有文官之首的地位，周琅想做什么，他也无法干涉。

　　　　想到这里，周琅所幸不跟他商量了。

　　　　“就这样决定了。每个县都派一个税官，由海关派遣人员。以目前在港口实行的方法，开始全面征收商税。”

　　　　目前各大港口上实行的税收制度，除了对茶叶开征关税之外，还有根据门脸长度征收的商铺税，根据船次征收的出入港税，都是非常简单，一目了然，作弊困难的征税方式，因为征税的对象都是一些死的，固定的对象，船只进港交进港税，不管船只大小同样税额，出港交出港税，同样不管大小，同等税额；商铺税，根据门脸长度征税，门脸总不会变的，丈量登记之后，就是固定的，而且一条街拉条尺子，总税收就出来了。

　　　　所有的收税方式都有一个明显的特征，那就是非常容易进行监督，制定这种税制的目的也就清楚了，那就是宁可少征税，也要堵住贪腐的任何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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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一十八节　地方豪强的态度

　　　　这种简单粗暴的收税方法当然会有弊端，而且已经暴露了出来，那就是大小船只一体纳税，大船就比小船划算，所以目前驶入各大港口的，基本都是大船，小船、渔船，根本就不敢进港停靠，宁肯在附近外海进行海上交易，也不愿意到港口贸易，因为进去交一次进出港税后，小商船就可能亏损了。

　　　　但从效率的角度来讲，这种征税方式，何尝不是把资源留给了最有竞争力的使用者呢，大海船更有实力承担进出港税，才得到了港口的使用权力，小船无力承担，就只能把这些资源拱手让出来。

　　　　固定商铺税的征收还没出现弊端，但可以想象肯定会出现一些弊端，比如因为同样长度的商铺门脸，就缴纳同样的税额，所以商家更愿意做利润最丰厚的生意，导致那些薄利、微利的行业无法维持。久而久之，最优质的商业地段，就会把低利润的行当赶出去。最优质的商业资源，会配置给最优质的行业。

　　　　周琅想过这个问题，所以他当初跟荷兰人进行创制税制讨论的时候，并没有说不会开征交易税之类的税种，只是告诉他们暂时没有条件开设。那些分门别类的交易税，其实就是一种商业之外的调配手段。比如对高收入行业，征收较高的交易税，低收入行业，征收交底的交易税，这样调整之后，利润率不同的行业，才有可能位于同一个商圈。

　　　　这虽然不符合效率之上的商业配制法则，可在其他方面却有相当大的意义。比如有一些利润很低，但却离不开的行当，一条街上总得需要饭馆、理发店之类的低利润服务行业，如果不用税率调整，那么昂贵的商圈中，就会充满高效率金融业，饭馆、理发店之类方便民生的行业，只能被挤进犄角旮旯里去，效率是出来了，人却活的不太舒服。

　　　　不过这都是以后要考虑的问题，周琅现在还没有足够的人才储备去执行这些事，已经培养出来的税官们，最多做到基于简单税制的基础上，覆盖福建所有州县。

　　　　于是在嘉庆元年清明时节（1796年），周琅强力推动的商税制度在福建全省铺开，也包括周琅控制的台湾的凤山县，从建制上来讲，凤山县就属于福建管辖。

　　　　对周琅强行通过的征税方案，王辅茞是不满意的，但他确实无法阻挡。为此他是很不满的，但他这个人很有意思，有的清高文人，对自己服务的君主或者幕主不满，有时候是会甩袖子不告而别的，可王辅茞却是不满之后，马上去做自己的工作了。

　　　　这种态度让周琅很满意，这说明在此人的认识中，是将他现在做的事情，当作是他自己的事业，而不是周琅一个人的事业，取代满清这件事，在王辅茞心中，至少也是他跟周琅共同的事业，而不仅仅是周琅个人的功业。

　　　　王辅茞眼前的工作进度，开始转入拉拢当地势力，争取取得他们的支持。

　　　　王辅茞的剿抚并用战略，随着大股占据交通要地和县城的土匪先后被清剿，剩下的土匪都是些流窜山林的顽匪，靠清剿一时很难消灭掉。如果有当地势力的配合，清剿起来就事半功倍，甚至能通过当地势力跟土匪集团的关系，直接诏安这些顽匪。

　　　　由于成功在福建招募了十万新兵，王辅茞跟当地宗族、豪强势力建立起了一定的联系，这也是选择从福建招募新兵，而不是武装凤山县那些更听话的难民的原因。

　　　　不从凤山县招兵，并不是凤山县招不来人，凤山县的人口现在已经严重过剩。

　　　　在陈周全的打击下，继被陈周全清洗的第一波地主阶层难民之后，台湾中部地区的广东籍、漳州籍族群普通人，也开始大量逃亡到凤山县，让凤山县人口增加到了六十万，已经是周琅来之前的两倍。凤山县旧有的土地等资源不可能为这些以青壮为主的难民们提供生计，只能由凤山县官府将难民组织起来，深入到屏东平原开荒，他们本就一直在官府的组织下，一旦发了武器，立刻就是士兵。

　　　　这些人在健全的官府组织下，在周琅大量真金白银的投入下，保持了稳定的秩序，在这种情况下，招募他们就真的只有增加兵力这点好处。

　　　　在福建本地招募士兵，不但可以增强周琅集团跟福建本地的联系，二来经过这次战乱，本就人多地少的福建省，不知道又多出了多少无业游民，这些人在社会上浪荡只能制造不安定因素，反倒不如将他们招募进入軍队，加以训练，不但能增强周琅的兵力，还能增强跟当地社会的纽带，降低社会混乱程度，能更快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

　　　　所以王辅茞的工作重点，开始转向跟軍队配合，将从福建招募的新兵安排下去。同时跟地主势力沟通，希望这些势力会愿意接受跟福建籍士兵为主的新兵部队配合。

　　　　这些新兵显然不可能马上就拥有强大的战斗力，因此周琅从老军队中抽调了一万人充任军官，建立组织架构的同时，让军官对新兵进行训练，暂时不让他们参与任何战斗，只负责进驻主力军收复的一座座县城，帮助王辅茞维持治安，努力恢复地方的稳定。

　　　　以县城为据点，控制福建全境之后，这时候才能考虑到剿灭顽匪的问题。

　　　　匪患有老匪有新匪，那些经年的老匪，在清治时期就跟官府周旋，他们熟悉当地环境，藏匿于山林沼泽之地，清剿他们甚至比正面进攻坚城还要困难，因此依然以招抚为主，剿杀为辅。

　　　　好在大多数老匪过去就是反官府力量，周琅以反清的身份到来，让他们有了洗白的机会，大量希望借助社会颠覆的时机洗白的山大王，投靠周郎显然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但也有一些顽匪，当年反抗清军，现在又反抗周琅，还有一些看到周琅的成功，竟然也想趁势而起，自立为王，攻略附近州县，做起了逐鹿中原的豪杰梦。

　　　　新匪则主要是因为动乱造成的失去原本生计的群体组成，一部分是八旗绿营的溃兵，一部分是遭到軍队或者土匪洗劫后活不下去的平民。

　　　　这些新匪也跟老匪一样，有愿意投诚的，比如过惯了当兵吃粮生活后，并不太适应朝不保夕的土匪生活的绿营兵匪，比如本就是迫于无奈落草为寇的底层百姓，能转变成官兵，他们求之不得；但也有顽固的，比如那些溃逃的八旗兵，这天下是旗人的天下，他们的认同感极高，很难接受向大清的逆贼效忠。

　　　　全面控制福建之后，军事工作的重点就放在了剿灭顽匪上来，在福建这样一个多山河湖泽地带进行剿匪，比在凤山县要难的多，规模也大的多，谁也不知道匪患会持续多长时间。

　　　　王辅茞才一直建议联合地主豪强，周琅犹豫了很久，王辅茞建议联合福建的地方团练，跟官兵（王辅茞现在自我认知为官方）一起困死顽匪。

　　　　在凤山县剿匪的时候，周琅都没有联合地主武装，因为他担心一旦通过剿匪让地主武装成熟起来，他们现在可以剿匪，将来就能剿周琅，毕竟在正统文人眼中，周琅也是一个匪。

　　　　但今时不同往日，周琅已经占领了一个省，正式拉开了更满清全面对抗的序幕，他此时就需要跟满清争正统，争国势，就需要将自己在天下人心之中的“匪”转换为“官”，既然周琅需要给自己树立一个“官”的形象，那么就不能继续跟传统社会精英阶层，乡村社会的中坚力量，地主阶层继续站在对立面，或者继续防备他们，而是应该努力争取他们，跟他们进行合作。

　　　　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宗法社会，任何组织都跟宗族脱不开关系，天地会这种组织都不例外，陈周全多次起义，核心力量还是陈氏宗族。周琅敢肯定遍及福建全省的土匪，肯定也跟宗族势力有千丝万缕的纠葛。一个个土匪头子，肯定跟当地的地主豪强有密切关系，如果周琅不争取地主的合作，这些土匪就会个地主合作。得到地头蛇的支持，不管老匪、新匪，很容易就会成为顽匪，遗祸无穷。

　　　　如果能得到地主阶层的支持，反倒有可能通过宗族关系，将土匪扭转过来，为我所用。

　　　　这一加一减之间，可就是事半功倍的效率。

　　　　反正迟早都要联合地主，现在又正是一个机会，周琅思虑透彻之后，终于同意了王辅茞的建议。

　　　　可进行的很不顺，就跟凤山县的情况一样，一开始地主阶层对周琅势力保持的是敬而远之的态度，王辅茞亲自走访各地的名门望族，试图说服他们站出来帮助官府剿灭匪患保境安民，但越是有名望有身份的地主豪强，就越是不愿意出头。

　　　　他们也不愿意得罪王辅茞，你来，好酒好茶，你走，十里相送，但就是不愿意出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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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一十九节　广东出现的劲敌

　　　　他们不出头，但不意味着没有行动，都暗中开始招募族丁族勇，但只是为了自卫。

　　　　几千年来，这些人都是这个样子。只求自保，不想选边站。不管谁赢，他们还是他们。

　　　　王辅茞又借鉴在凤山县时候的经验，用修文庙，祭孔子，之类的活动来试图笼络人心，可管这些地方乡绅乡宦要钱，他们会给，却不愿意在维修孔庙的勒石上留名。

　　　　这些在福建乡间延续了不知道多少代的传统宗族势力，可比台湾社会中那些开拓发展起来的移民地主家族老辣多了。修孔庙，祭孔子这种活动他们可以出钱，哪怕日后满清打了回来，也不会在这种事上追究，毕竟乾隆都要承认孔子是至圣先师，儒教是圣教，但他们不会将他们的名字跟主持的匪首名字列在一起，这样就避免了从贼的嫌疑。

　　　　以王辅茞的道行，现在还真的拿这些滚刀肉没办法。

　　　　可此时在广东，却有一个远比王辅茞老辣的多的人，把广东的地主豪强玩弄于鼓掌。

　　　　此人名叫朱珪，新任两广总督，长麟从两广调到闽浙查伍拉那贪腐案，他接替长麟做了两广总督。

　　　　朱珪在广东上任不过一年，就已经将广东上下训的服服帖帖，但这点官场上的本事，算不得真本事，因为朱珪的地位超然，威望无人能比，就算是桀骜的广州将军、海关监督等满洲权贵，也不得不在他的面前低头，因为他是嘉庆的老师，而嘉庆已经在年初完成了史上最潦草的登基大典，成为了新的皇帝。

　　　　虽然都知道，嘉庆现在还做不得主，上头还有一个太上皇压着，可乾隆都八十六岁了，随时都可能驾崩，乾隆一死，嘉庆就实至名归，水到渠成的君临天下，所以朱珪这个帝师谁也不敢得罪。

　　　　朱珪驯服广东官场后，恰逢周琅攻掠福建，不等乾隆收到消息发下旨意，他就已经先一步开始联络广东地方大姓豪族，尤其是靠近福建的潮汕地区，更是重中之重，皇帝的旨意还没有到来前，朱珪就已经令当地大族办理团练。

　　　　旨意下来之后，广东的軍队还没调动，这批团练却已经可以用了，朱珪马上让这些地主团练布防在闽粤边境地带要地，严防死守，防止闽省乱匪窜入广东。当然，周琅并没有急于扩张，可朱珪此举依然收到了效果，因为他连土匪都防住了，避免了广东地方遭流寇滋扰。

　　　　相比之下，一些被周琅打击下，窜逃到江西的土匪流寇，就给江西境内造成了严重的动荡，江西巡抚陈淮四处灭火，火却越烧越旺，俩人相比，高下立判。

　　　　朱珪在广东的行动，引起了周琅的注意。

　　　　而且朱珪的行动，很快就挑战了周琅的底线。

　　　　在稳定了边境之后，朱珪一些士子进入汀州、上杭、永定等地，联络当地地主势力，为他们提供武器兵甲，积极支持当地地主建立武装。虽说汀州一带，由于跟广东连为一体，周琅在防御之中是放弃了这里的，可朱珪明目张胆的渗透，还是让他非常不满。看来朱珪不打算跟周琅保持井水不犯河水的默契，是打算做点什么了，周琅决定马上给予打击。

　　　　原本的计划中，周琅将会从漳州府云霄地区出击附近的潮汕，潮汕和云霄地理上也是连为一体的，属于韩江下游沿海平原，地形也比较独立，周边山地环绕，打下潮汕，很容易守住。而且可以通过韩江，上溯到汀江，将上杭、汀州一带彻底纳入自己的防御体系中来。

　　　　计划是执行了，可是周琅发现，潮汕并不好打。结寨自保的地主武装，当然顶不住周琅精兵的进攻，别说地主的寨子了，就是广州这样的大城，也不可能长时间抵挡大炮的轰击，可是大炮能打破土墙，却打不破人心。这些地主豪强，在保卫桑梓精神的推动下，抵抗意志十分顽强。加上潮汕地区向来民风彪悍，许多地主城寨，竟然能做到全军覆没的地步。

　　　　就算周琅最后能打下潮汕地区，人杀光了又有什么用，况且他现在的兵力，也没有底气跟死扛到底的地主武装消耗。因此周琅很快就放弃了直接强攻的计划，转而利用云霄地区跟潮汕地区连为一体的地理文化共同体，请当地士子也去潮汕联络地主，尽管知道不可能争取到这些人的支持，可向他们传递善意，争取到他们保持中立还是有希望的。

　　　　可朱珪很快就破解了这个手段，他在边境地区设立重重关隘，卡住了所有的交通道路，不但阻断潮汕跟云霄之间的贸易往来，还阻断了两地之间的人员流动，但凡试图偷越关隘的士子，最后无不是被朱珪抓捕，直接斩首。

　　　　朱珪还在潮汕地区推行保甲连坐制度，颁布奖惩手段，将当地宗族牢牢控制在手上。

　　　　同样的方式，在福建境内的汀州、上杭地区也取得了成果，大多数地主武装支持朱珪，虽然不会起来跟周琅对抗，但是也采取了阻断交通，断绝贸易的方式，让周琅无法从乡村社会汲取物质资源。

　　　　朱珪竟然用这种方式，成功渗透进了福建境内，让周琅的势力出了龙岩和古田，就好像进入了敌境。

　　　　周琅这时候明白，朱珪是打算采用步步为营，逐步蚕食的方式，收复失地。让周琅不由得想起了曾国藩。

　　　　周琅不知道的是，这个朱珪在清朝官僚地位中，真的跟曾国藩是平级的，他死后被赐谥号“文正”，曾国藩最后也得到了“文正”的谥号，因此后人尊称曾文正公。

　　　　文正是文臣所能得到的最高级的谥号，整个清朝历史上，得到这个谥号的一共就八人，曾国藩得到了，可李鸿章、左宗棠这样的名臣都没有得到。

　　　　朱珪的谥号是嘉庆亲自定的，并不完全是因为朱珪教导过嘉庆，因为从小到大教导过嘉庆的名儒多了，但只有朱珪对嘉庆的影响最大，因为嘉庆从朱珪身上，学到了他在宫里读书永远学不到的一些政治智慧。

　　　　朱珪除了对嘉庆讲授诗词歌赋这些闲人本领，主要向嘉庆传授了历代帝王的治国方略、御臣之术、安民之道、成败得失、经验教训等实学。除了这些传承千年的堂堂之学，朱珪向嘉庆传授的那些官场权术，对嘉庆的帮助更大，嘉庆能够通过乾隆二十多年的考察，没有朱珪的教导，是很困难的。

　　　　朱珪教嘉庆韬晦之道，不但让他在皇帝面前保持低调温顺，甚至让他在和�｜面前，都要保持谦卑，让乾隆觉得嘉庆是一个软弱的没有威胁的，能够被自己轻易掌控的太子，这样才能地位稳固。

　　　　朱珪调往别处做官的时候，依然给嘉庆留下了五句箴言，“养心，敬身，勤业，虚己，致诚。”要求嘉庆继续加强修身养性，增加城府。而嘉庆也句句遵从，即便日后乾隆死了，亲政后，嘉庆依然将这五句箴言尝置左右。

　　　　而且哪怕朱珪在外地做官，也没有断了对嘉庆的教导，嘉庆也一直虚心请教，一直保持低调，轻易不跟大臣来往的嘉庆，竟然在朱珪外方的那些年，给朱珪写了139封信。通过信件往来，朱珪继续对嘉庆进行教导。甚至到了今年，乾隆让位给嘉庆，嘉庆登基，朱珪依然在信中教导他要韬光养晦。

　　　　告诫嘉庆，康熙朝皇太子“立而复废、废而复立”的教训，要求嘉庆继续小心侍奉太上皇乾隆。甚至是对和�｜，依然要处处谦让，事事谨慎。嘉庆都做到了，所以到乾隆死后，嘉庆收拾和�｜的时候，和�｜连一点准备都没有。

　　　　俩人相距千里，却一个悉心教导，一个诚心受教，俩人的关系非常不一般。

　　　　这种关系很可能已经超出了普通的师生关系，因为嘉庆做了三十多年皇子，而且是一直被乾隆放在身边考察的皇子，所有人都知道嘉庆至少是储君备选之一，在乾隆面前，嘉庆不敢露出半分寻常儿女的情感。

　　　　朱珪教导嘉庆的时间虽然不长，却十分关键，从乾隆四十年朱珪被招入京师授侍讲学士到乾隆四十四年外放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