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之东方日不落-第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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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朱珪的压力也很大。

　　　　作为一个文人，他的办法其实也不多，还是从各处集结軍队，先保住广州，但贼寇一直不对广州进攻，广州的援兵越聚越多，朱珪的压力也就越来越大，他甚至巴不得城外的贼寇进攻呢，那样即便打败了，也是战之不利，不至于让人给他泼脏水。

　　　　可要发动进攻，朱珪同样犹豫，他并不知道周琅的想法，如果他去进攻，损失惨重，其实也是罪过，而且他不敢赌，一旦他折损了兵力，会不会又遭人弹劾。

　　　　总之他现在是战也不可，不战也不可，两难！

　　　　朱珪到底是朱珪，能在貪官横行的时代，一步步爬到如今的地位，他怎能没点手段。

　　　　很快他就召集城内官员，询问主张。

　　　　有主张出击的，有主张固守的。

　　　　朱珪说大家讲的都有道理，于是让广州将军派三千軍队出击，让主张出击的文官前往督战。

　　　　他这一招太狠，这些主张出击的文官，其实往往比较直，多半还不是和�｜党羽，是真的有股子要为朝廷效忠心思的，这些人跟朱珪一样，往往没朋友，可是有官声，一旦跟这些人意见不和，这些直肠子的家伙，弄不好会弹劾你，最后被和�｜利用。

　　　　那么就让这种人去督战，如果打败了，他们也就闭嘴了。

　　　　出兵三千，也有讲究，因为派出的探子查到，城外的海寇不超过三千人，那么派遣三千人，即不多也不少。打败了，也不能说朱珪轻敌，反而可以给他找到不战的理由。

　　　　三千纪律松弛的绿影士兵，在不受人待见的军官带领下，乘坐战船前往黄埔。他们的计划是，从敌人大船无法通行的小河汊登陆黄埔沙洲，然后向对方军营杀去，没有任何意外，三千人上了岸就被迎头痛击，逃回去的只有三百，督战的文官很勇敢，直接战死了。

　　　　朱珪悲痛的不能自抑，表示一定要把忠臣的遗体要回来。

　　　　朱珪找到了跟城外海寇直接沟通的充足理由，当年的长麟、盛住找周琅谈判可没有这么麻烦，直接让蔡世文来联系，可朱珪不能，因为他封锁不住消息，派人来谈判，就是跟贼寇暗通款曲。

　　　　当然朱珪派人来联系，也不是像长麟，盛住那样，向靠谈判退敌的，当时围攻广州的，名义上是马嘎尔尼的使团，是为了贸易，所以谈判也许能退兵。可这次围城的是周琅海寇，是反贼，是在跟朝廷争天下的，周琅已经占了福建，来广州当然是要占广东啊。

　　　　所以朱珪也根本就没有谈判的意思，他派人来就是来试探对方的动机，因为怎么看，周琅都不像是来夺取广州的，更不可能是准备夺取广东，否则不会派那么点人来。

　　　　朱珪派来了他的幕僚，而且还找了东印度公司的大班居中联络，也是做个见证人，以免落下一个私通海贼的名声，所以不能只派自己人来。

　　　　布朗大班同意做中间人，他见过周琅，代表东印度公司跟周琅都结盟了，东印度公司对周琅集团的分析，也认为比清军更像正规部队，军纪良好，布朗认为解除周琅的軍队，危险很小。

　　　　而且他确实想解决广州的情况，现在广州一边是周琅占领虎门，强占黄埔，一边是清军集结重兵，封锁关隘，严重影响了贸易秩序。

　　　　朱珪幕僚很聪明，试探很隐晦，先是提要求，打算要回战死官兵的尸体。舰队司令邱通一口答应，没提任何要求。幕僚反而继续试探，威胁说广州有十万大军，劝对方早日退去，以免死无葬身之地。

　　　　邱通大笑，说他是水上的豪杰，清兵纵有百万也不能在水上来去。

　　　　朱珪请布朗做中间人真的是找对人了，因为布朗是一定会提出要求的，布朗直接希望邱通能撤军。邱通不答应，布朗询问怎么才肯撤军？邱通说他们不会撤军，会一直占领这里。

　　　　布朗很急，他告诉邱通这样没有意义，只会影响广州正常的贸易。他建议邱通可以跟广州谈判，双方达成退兵的协议。

　　　　邱通表示，他不是来影响贸易的，而是来收税的。想要在广州做贸易，就要给他交税。

　　　　布朗莫名其妙，他知道周琅集团目前是叛军，叛军跑到官军的城下来收税？这是什么情况！

　　　　不过布朗一口拒绝，表示东印度公司不能接受给邱通交税，并且认为这是抢劫。布朗认为，他们只能给合法的广州政府纳税。

　　　　邱通表示，不交税就不允许入港，反正黄埔港是他控制的。

　　　　布朗无奈，表示东印度公司会去向周琅抗议！

　　　　邱通不但不在乎，临走前，还给了布朗一叠印刷的收税税则，详细写明了收税的方式。请布朗帮忙向城里的洋商转达，告诉大家贸易并没有中断，让他们放心进行贸易，只要合法纳税，一切都不是问题。

　　　　听完幕僚一字一句的汇报，朱珪沉默了片刻，他觉得海寇的说法大概是有道理的。

　　　　也许这群海寇真的是来收税的。

　　　　朱珪还饶有兴趣的详细了邱通发的税收税则，发现收税方法很简单，按照桅杆数量，一根桅杆一千两银子，交完才准入港，出港免税。这样的话，一艘三桅大船，就需要缴纳三千两银子。

　　　　朱珪觉得，海贼的税收的也不贵。

　　　　当然这是相对于满清的。

　　　　有的专家按照官府记录的收税账册，研究了半辈子后，惊喜的发现，原来史书上说的苛捐杂税都是骗人的，大肆宣传明清时期中国的税率是世界最低云云。

　　　　这些专家，真的读书读傻了，他们竟然不知道官员记录的账目，只是给上面看的，交给官府的钱当然少，可交给官员的钱，却不能少。

　　　　按照朝廷颁布的正税算起来，中国历朝历代的税率都不高，明清时期农民的税收甚至只占收成的百分之五，可是老百姓还是活不下去了，还是觉得苛政猛于虎，为什么？因为官员给自己捞钱的时候，可不会考虑朝廷的正税是多少，只会考虑百姓身上能榨出来多少。

　　　　这种勒索，连财大气粗的英国东印度公司都受不了，所才有了英国船长洪仁辉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去北京告御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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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二十五节　轻徭薄赋的真相

　　　　洪仁辉告御状一事是十分曲折的，洪仁辉本名本名詹姆士弗林特（jamesflint），会说中国话，先在东印度公司做翻译，后来做了一名船长。

　　　　乾隆二十四年之前，清朝施行的还不是一口通商，当时是四口通商，除了广州，还有福建厦门、浙江宁波和江苏云台山三个口岸可以对外贸易。

　　　　但是广州的地理条件决定，这里更适合对西方贸易，所以当时厦门主要是做南洋贸易，宁波和云台山主要是做日本贸易。

　　　　英国人也一直都是在广州进行贸易的，但是广州的官府和十三行的种种限制，以及勒索越来越多，让他们感到激愤，于是洪仁辉先是威胁如果广州官府继续如此，他们就要到别处贸易。

　　　　广州官府根本懒得搭理洋人，他们从来只考虑能不能榨出钱财，而不管对方是否高兴。

　　　　洪仁辉就真的跑去别处贸易了，先到了厦门，可在厦门买不来所需的货物，因为当时已经形成了茶叶走陆路的习惯。厦门的南洋贸易，茶叶也不是畅销品。另外厦门也没有广州能提供的那么多手工制品。

　　　　所以洪仁辉继续北上，最终到了宁波，他们受到了宁波人的热烈欢迎。中国官方讲究怀柔远人，其实老百姓对少见的外地人也很热情，主要是稀奇。

　　　　结果洪仁辉的贸易进行得很顺利，他在宁波采购的茶叶比在广州买到的要便宜很多，而且船上的英国货在宁波也很受欢迎。这里还没有广州海关形同敲诈的关税，没有广州十三行牛逼哄哄克扣和勒索。

　　　　英国人还以为自己发现了一条了不起的财路呢，于是越来越多的英国船前往宁波贸易。

　　　　这让当地官员感到了忧虑，他担心越来越多的夷人，会引起麻烦，于是汇报给了乾隆。

　　　　乾隆觉得夷人越来越多，跟当地百姓接触久了，容易带坏他淳朴的子民。终于产生了在广州一口通商的念头，当然这个一口通商，只是针对西方人，对于日本的贸易，从来都是不鼓励不限制的。因为日本也是一个锁国之国，日本商船是不会来中国的，也就没什么麻烦。所以继续保持，江浙商人还是可以继续去日本贸易。

　　　　英国人并不知道情况，洪仁辉在乾隆二十四年，还是按照之前的成功经验，前来宁波做贸易。结果这次没有成功，当地官府扣押了他的船，没收了一半货物，拆掉了船上的火炮。洪仁辉抗议，问原因，一开始当地官府根本不搭理，后来才告诉洋人，以后这里不让他们贸易了。洪仁辉问为什么，官府根本不解释。

　　　　洪仁辉觉得自己受了不公正的对待，觉得大清官府的官员一定是瞒着他们的君主在做这些非法的事情，只要他们的君主知道了真实情况，就一定会纠正这些贸易弊病。于是带着一股怒气，他北上天津去告状去了。

　　　　洪仁辉还真的把船开到了天津，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进入天津的英国人。他在天津，宣称他是“英吉利四品官”，有冤情要面禀大清皇帝，到御前告状。

　　　　洪仁辉在天津被挡下来了，但他见到天津的地方官，对方答应帮洪仁辉上奏皇帝，于是洪仁辉写了一封内容详尽的报告，控诉宁波扣押他的货，但主要还是控诉广州官府和十三行的行为。

　　　　当时因为十三行的垄断实力，加上广州官府对待洋人很不客气，十三行占尽垄断优势。

　　　　于是就出现一些利用垄断优势来获利的行为，其中有十三行商人随意定价，欠洋人的钱不还反而找官府驱逐洋人，出售的茶叶严重掺假等等。

　　　　在这些非商业的手段面前，东印度公司真的被逼得没办法，一度，东印度公司开始采用这样一种手段，他们不采购优质茶叶，而是专门采购低等茶叶中质量最优的，不是他们没钱，相对于漫长贸易的成本，茶叶的采购价在当时可以忽略不计，主要是为了杜绝商人掺假，用其他树叶来冒充茶叶，而当时的英国人尚不具备辨别能力，每每上当。

　　　　但最让东印度公司不满的是，没有上线的人性勒索。洪仁辉向乾隆控诉，粤海关除了收税，还收“规礼”，“规礼”数额，比正税还多。他以为这是官员在偷关税，是对任何一个政权有海的腐敗行为。

　　　　洪仁辉并不知道，雍正进行的改革，就是将过去官员私自在税收之外向商民摊牌的额外费用加在一起核算出一个数额，通过官府发给官员，称之为养廉银，雍正希望给官员足够花销的银子，换取他们不搜刮百姓，养廉银的标准，还是雍正询问了很多地方大员的额外收入后，总结出来的，在当时，确实起到了杜绝腐敗的作用。

　　　　可到了乾隆年间，养廉银已经不难满足官员的胃口了，于是又开始了一些额外的勒索，乾隆也进行了类似的改革，将这些额外的勒索总结为规礼，明确可以收的项目，规礼，是合规的礼物。

　　　　比如粤海关这些合规的礼物，在乾隆二十四年粤海关征收洋船进出口各项归公规礼清单中，就列了收费名目，有100多项。一艘洋船入关，先要交丈量费、通事费、管事费、库房费、稿房费等等

　　　　这100多项加起来，就是粤海关可以合法收的规礼，洪仁辉却不知道，他以为只有正税才是合法的，这些规礼都是官员私自收取的非法收入。其实这些非但不是私自收取的，虽然不上交国库，可这些规礼是会上交给乾隆的。

　　　　按照规定，一艘洋船正课为1950两，一次性征收。但洋船规礼银，进关要交，出关还要交。洪仁辉向乾隆控诉的规礼单上，一进一出，规礼计有68项，进关规礼30项，收银子1125，96两，出关规礼为38项，收银子533，8两，规礼银共计1600多两。

　　　　这68项，只是针对船的，另外还有针对货的，叫做分头。外商买货，所付货款，按银两算，每两都要由粤海关抽头。一两货款要抽0　054两到006两。

　　　　这些钱收上来怎么分呢，惯例是规礼的三分之二归海关监督，剩余的归他的家人。为什么是他的家人，因为粤海关归内务府管理，内务府本质上是管皇家事务的，是乾隆的私人机构。所以内务府的管理很有家庭管理特点，内务府的职务，往往都是皇帝给亲信的好处。

　　　　粤海关属于内务府下辖的机构，也有这种特点。皇帝将粤海关交给亲信管理，亲信则带着自己的亲信，一般都是家人、亲戚上任，由他们把持海关的各个职位。规定是可以带六十个人的，但一般都会多带几个，毕竟是发财的机会，当然要尽量照顾家人。比如李永标做海关监督的时候，就带了73人，包干了海关所有事务。

　　　　这些人不但瓜分规礼的三分之一，而且勒索的情况不可避免，利用职权收各种灰色收入，比如英国人曾记录过这样一个案例，有艘英国商船进港，海关丈量人员是从船头量到船尾，塞了银子后，就改为从前桅量到后桅。丈量后，要缴船钞，先是开价2000银两，经讨价还价并送上320银两后，500银两了事。

　　　　因此粤海关真的很肥，林则徐的得意门生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罢关征议一文中曾提到粤海关，说海关看门人月薪都有800两银子。

　　　　但底下人拿到的只能是小钱，粤海关监督拿到的，其实也不是大头，他上面还有乾隆。由于规礼是正规合法的收入，还有账册记录，因此这块收入海关监督也不敢多拿，大多都拿出去孝敬了上边。一般是通过内务府大臣和�｜报，每年不下100万两。

　　　　大头都孝敬了上边，海关监督当然不会满意，所以他们就会开发新的收入。典型的是乾隆四十六年，海关监督李质颖上任，先是拿生丝贸易旧例做幌子，重提限制每船生丝超过一百担的旧规。此时生丝、茶叶贸易已经是最大宗贸易了，洋船动辄采购上千担。旧例早就过时了，也没人提。

　　　　李质颖明白是找茬，当时的十三行总商潘振承马上送去了4000两银子，李质颖才放过了这事。这笔钱潘振承跟东印度公司协商，由东印度公司承担了成本。

　　　　如果这笔钱是一次性的，随机性的，那就属于勒索。

　　　　但是之后潘振承担心海关日后还会重提旧事，潘振承打通关系，以每担生丝额外抽取5两银子给海关监督为条件，让海关监督宣布废除限制。这5两银子，东印度公司表示愿意承担，就形成了给总督的常例礼物。

　　　　这种新开辟的“礼”，又不再官方记录的规礼清单上的项目，就不是规礼，被称为陋规。是不合法却又有一定规矩的收费，所以是陋规。

　　　　同样是这个李质颖，在第二年，东印度公司为弥补因英法战争导致的财库银根紧缺，派战船偷运鸦片到广州出售。清朝早在雍正年间就下令禁止鸦片售卖，在海关监督索取巨额礼银后，英国东印度公司成功将200箱鸦片运到广州出售。

　　　　这种偶发性的，一次性的收礼，也是海关监督的重要收入。

　　　　这就造成官府记入税册、账册的海关正课与规礼加起来，一艘船收3600多两银子，可其他的各种不确定性收费，却让英国人都难以忍受。如果平均下来，一艘船所收的费用，恐怕都能超过5000两。

　　　　所以朱珪说，海寇收的税不高。

　　　　整个国家都处在这种不透明的征税状态下，所以才有后世专家认为中国古代的税收，是世界上最低廉的情况下，老百姓却感到苛政猛于虎，在王朝晚期甚至会官逼民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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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二十六节　正人做事更可怕

　　　　周琅在广州推行的税则，很快就在担心今年贸易会泡汤的洋商中间传播开了。

　　　　洋人并不想见到广州贸易断绝，对这份税率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大多数是不愿意接受的。

　　　　尽管周琅收的税，并没有粤海关的各种黑白收费加起来高，可问题是，他们习惯了由粤海关收税，现在给周琅交了税，还要给粤海关交吗，不交的话，对方会同意？总之他们认为这是中国两个不同政权自己的内战，不希望影响到他们的利益，他们绝不接受重复征税。

　　　　于是他们推举布朗为代表，去跟广州官府和周琅舰队同时交涉和沟通。

　　　　朱珪不像其他官员那么大架子，他愿意接见布朗，他认真的听取布朗的意见。

　　　　布朗表示，他们并不是不愿意交税，但不能重复交税。他们愿意继续按照粤海关的税率纳税，但如果广东官府不能驱逐占领黄埔港的軍队的话，他们不得不被迫向这些驻军交税，在这种情况下，布朗希望交给黄埔驻军的税收，可以从交给海关的各种费用当中扣除。

　　　　朱珪认真的听完后，告诉布朗说，收税的事情去找粤海关。

　　　　粤海关监督不是那么容易见的，布朗只能通过蔡世文表达意见，结果粤海关回复，一毛钱都不能少，并告诉布朗说，这天下还是大清的天下，反贼长不了。

　　　　布朗还跟城外的占领军交涉，目的是降低税额，他不能接受一根桅杆一千两的税额，表示他们最多能接受一艘船总共缴纳五百两。

　　　　当然邱通也不可能接受。

　　　　时间已经都了夏天，广州积压了大量他们订购的货物，商船却都滞留在澳门等待消息，在耽误下去，越来越多的商船就要无处停靠了，夏季可是来中国的航海时间。单靠澳门港，是停靠不了那么多船的。

　　　　这几年英国人已经成了广州贸易的霸主，除了东印度公司之外，英国私商贸易增长也很快，英国已经占了广州外贸额的四分之三。所以布朗与其说是在代表所有洋商，不如说是为了英国的利益在奔波。

　　　　他见交涉无果后，马上派人去福州，找周琅交涉。他希望周琅的舰队至少豁免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税收，至少应该豁免一部分。

　　　　可布朗此时还不知道，对贸易威胁最大的，其实并不是周琅的军事行动，也不是临时的收税行为。几天之后，布朗就发现，今年的广州贸易恐怕真的要失败了。

　　　　两广总督竟然下令断绝贸易，通知了广州十三行今年不得跟洋人进行任何贸易，还派人阻断广州城外的河道，严禁任何船只进入黄埔。

　　　　朱珪的行动真的逼疯了已经快要撑不住的十三行商人门，他们这几年流年不利，又是被周琅勒索走了上千万银元，又是丢失了一大半茶叶贸易，这一切都是周琅惹的祸，他们是恨死了周琅。

　　　　许多商行都是靠借债撑着，其中不少还是向周琅背后支持的连利行借的，利息虽然比行市低得多，可没有贸易，他们别说还钱了，维持目前的生活和跟官府的人脉都做不到。

　　　　行商们也行动了起来，他们不敢找城外的占领军游说，不提会不会被抓起来，万一官府追究他们一个私通海寇的罪名，他们也承担不起。他们只能让他们的总商出面，去找粤海关求情，希望能开放贸易。

　　　　海关监督也很升起，朱珪莫名其妙突然就要断绝贸易，这不是断海关的财路吗，没有洋船来，他们的收入可是要大降的，关税收不收的上来他们不在乎，可海关监督大人今年的收入不能少啊，和�｜和大人哪里的孝敬可从来不打折扣。

　　　　反正朱珪的这一行动，让人人都感受到了压力。

　　　　海关监督等一大批广州官员去朱珪哪里求情，每个人身后都站着不同的利益集团。

　　　　但朱珪就一句话，坚决不肯贸易。理由十分充足，他掌握了不法商民私通城外的贼寇，在向贼寇出售粮草的证据。所以阻断广州城外通往黄埔的水道，目的是断绝贼寇的粮草。

　　　　至于十三行的问题，朱珪的理由也很充足，夷人跟贼寇暗中勾连，如果允许跟夷人贸易，也等于是资敌。

　　　　资敌的大帽子扣下来，别说那些商贾了，官员们也噤若寒蝉，谁也担不起这个罪名啊。

　　　　结果广州的贸易就这边被阻断了。

　　　　广州这座城市对外贸的依赖，已经形成，数以万计的人依靠贸易为生，朱珪对这些一点都不在乎。

　　　　他是一个很正派的人，可有时候这种正派人做事，真的太恐怖了。在他们心里，只要面对正确，只要理念高尚，就不计后果。

　　　　朱珪阻断贸易，难道真的是为了防止资敌吗？现在黄埔占领军的物资来源，已经不是广州，而是下游的东莞、香山等地，就算从这里采购不到物资，还有福建，还有台湾呢。掌握着制海权的周琅，是不可能在陆地上封锁住的。

　　　　这些道理朱珪不可能不懂，但他只需要一个理由，断敌粮草，只是一个理由而已。

　　　　真正的原因，还得从布朗找朱珪请求降低税收的时候说起，看到洋人对贸易的重视，朱珪恍然大悟。

　　　　夷船是关键，海寇来广州城，可不就是冲着这些肥硕的夷人商船来的吗，不就是想从夷人身上咬一口肉吗。

　　　　既然如此，那干脆不跟夷人贸易，夷人的船就不来了，到时候海寇弄不到钱，又打不下广州，也就不可能赖着不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