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之东方日不落-第7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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侣�洲兵额长期空悬，汉军旗人生齿日繁、丁多兵少，这是有矛盾的。

　　　　另外还有许多其他方面对满人的优待和对汉八旗的限制，都制造了大量的矛盾，这些矛盾在太平盛世时期，还看不出来，一旦遭受剧烈的变动，矛盾就变成裂痕，并且很快就会撕裂开来。

　　　　周琅大军进入广州之后，大量城市壮勇投降后，其中许多就是过去的汉八旗家庭出身，或者跟汉八旗士兵有姻亲关系的百姓，他们踊跃去拉拢汉八旗士兵，汉八旗便也投了过来，只有满洲八旗坚持到底，可惜只能被镇压。最后旗营被占领之后，甚至还发生了汉八旗士兵掠夺满八旗军官和普通士兵家庭的情况。

　　　　广州清军被全歼，五万主动投降，两万受伤被俘，只有一万战死。周琅也伤亡了一千人，看来四面包围让敌人困兽犹斗，确实不是很正确的战争原则。但任由这些士兵逃跑的话，最后大多会落草为寇，就算没有燎原成农民起义，剿灭他们也太费时费力。

　　　　拿下广州后，广东大局已定。

　　　　周琅坐镇广州，命令軍队四面出击。将王辅茞从福建招来，需要他抚民了。

　　　　攻击从九月开始，十月拿下广州，十一月整个广东所有的州县都在周琅的控制中了，这个速度让当地的团练想救援都来不及，况且大多数团练并不想参与战争。全省竟然只有十只左右的地主团练，加入了清军行列对抗周琅，在被打败之后，进行了激烈的报复，地主家抄家，土地、房屋和资产统统没收，只是对他们的家人还算文明，没有向满清那样，会把女眷发卖。

　　　　占领广东之后，就是抚民了，周琅最多只能接受一年左右的乱象，他耽搁不起时间，他需要广东这个地方，尽快为他提供物资支援。这需要王辅茞做大量的工作，联合当地势力，稳定地方等等。

　　　　军事行动上，让赵文试探性的进入广西，结果轻松占领了梧州府。如果说潮汕跟福建是连为一体的，广西跟广东也是连成一体的，这不是认为的规定，而是山川河流的走势，自然地理因素决定的，广西跟广东同为一条水系，军事上是必须考虑的，这会让军事行动更为便利。

　　　　这种地形上的统一性，不能不作为军事行动的重点因素，如果你不利用这种统一性，你的敌人就会利用。

　　　　周琅决定休整一番，同时軍队也将进行一些调整。

　　　　跟随赵文从五邑地区杀入广西的两万軍队，周琅决定正式招募他们，如果他们有意的话，他们的头领将会成为军官。

　　　　这是毫无疑问的，没有名分的情况下，人家都从老家打到了广西，他们可都是团练，他们的地主没有目的能这么拼命，还不是为了当官吗。

　　　　这样赵文手里就有了三个军的兵力了。

　　　　这三个军都是由客家人组成，这段时间周琅认可了他们山地作战的能力，广西恰恰也多山，正是他们发挥优势的地方。

　　　　由于赵文开始指挥三个军作战，周琅也决定调整一下軍队编制，以前最大的建制是军，标准兵力一万人，现在则扩建一个军团，由三个军构成，军团长称总兵，赵文成为第一位总兵。

　　　　周琅确实有意拔高赵文，毕竟赵文曾经叛离过，然后又投靠，心里总有心结，周琅既然要用他，就不能让他有心结，如果不放心他，也就不会用他。

　　　　至于提拔他会不会引起其他军官的不满，有是肯定有，但也能理解，毕竟是赵文是带着土地投诚的，献了潮汕之地，这也是给外界做一个榜样，告诉天下群雄，纳土投诚，是会获得嘉奖的。

　　　　还有这些客家人说的话，别的军官也不太能听懂，赵文这个客家人指挥他们更方便。

　　　　将这批客家兵招入軍队，也有其他方面的考量，比如平衡地方势力。

　　　　客家人在五邑地区数量众多，虽然没有占到一半，但也所差不多。以前在跟当地土民广府汉人的斗争中总是吃亏，多数是因为他们是后来者，当地人占有土地资源，他们要么开山垦荒，要么给别人做苦工，所以经济实力上客家人普遍较差，另一方面，官府普遍偏袒土民，因为土民是优势势力，当地读书阶层主要出自土民，所以他们对官府的影响力更大。

　　　　但由于长期跟恶劣的环境做斗争，开山劈石，养成了客家人一些独特的习性，比如他们的女人不缠脚，因为他们需要走山路，缠脚的女人自然不可能走山路了，所以没有发展出，或者说没有从土人哪里接受缠脚的传统另一个习性是非常习惯攀爬山路，这让他们可以在广西发挥重要的作用。

　　　　最重要的一个习性，则是长期跟优势本地人的斗争，让客家人更加团结和悍勇。洪秀全起义，就是这样一群客家人闹起来的。

　　　　由于他们本来就比当地土民悍勇，都是办团练，正面冲突，土民的团练同样数量下往往干不过他们。现在这些客家团练，又接受赵文的正规训练以及跟清军的大规模战斗，让这些人回到乡下，在让他恢复成团练身份，难保有积怨的他们不会跟当地土民团练内战。

　　　　历史上咸丰时期，长达十多年的土客械斗，死伤数百万人的历史周琅不清楚，但不妨碍他现在就能预判到这种情况。

　　　　所以出于地方势力平衡的目的，在周琅还无法完全控制广东的时候，还是不要让客家人回去破坏地方平衡了。

　　　　军事之外，周琅也深入介入民政，但他跟王辅茞的方向不一样，王辅茞倾向于地方乡土之间，周琅侧重在城市商业方面。

　　　　周琅要做的是，尽快回复广东，其实也就是广州的商业贸易，他将广州贸易的构成分子都请到自己暂时居住的总督行营。

　　　　不管是欧洲散商，还是英国、荷兰东印度公司等特许垄断组织，还有十三行行商，都请了过来，大家共同商议出新的贸易政策，目的是恢复和扩大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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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五十四节　规范商业体系（1）

　　　　这件事不容易做，最难的在于得到当地商人的新任。

　　　　他们连清政府都不信任，怎么可能新任初来乍到的周琅呢。

　　　　洋人倒是很积极，其实洋人普遍认同周琅在福建的贸易政策，看好周琅，否则胆小如鼠的葡萄牙人也不可能敢出兵了，万一满清打回来，他们不担心报复？

　　　　不等周琅去请，洋人自己都在想办法跟周琅谈判，他们有的担心周琅跟过去的满清官员一样，很难打交道，希望尽快确定贸易规则。

　　　　现在满清的官府被打破了，新的政府还没有建立，那么贸易该怎么管理，洋人很关心。

　　　　周琅告诉他们，会先按照福建模式，组建起海关衙门，之后的管理办法会印刷成册向各国商馆发放。

　　　　制度肯定会改革，福建沿用的是从东港带来的，东港早期的模式是周琅跟荷兰人一起商议出来的，但运作中已经出现了很多问题，还是水土不服的原因，荷兰的一些管理办法，放在中国跟中国商业文化会起冲突。

　　　　所以现在占了商业最发达的广州，周琅觉得有必要总结经验，进行改革。

　　　　可老外很积极，本地商人则避之惟恐不及。

　　　　周琅专门派人去请他们，还是跟这些人都打过交道的魏连理，但就是没一个肯出山的。

　　　　十三行商人确实在清政府的垄断保护下，取得了垄断性利润，但这几年实在是被官府勒索怕了，赚够了钱的，早就想摆脱十三行的束缚，像潘家这样的，可官府一直不让，说他们家境殷实，岂能让他们置之事外。

　　　　潘家其实很渴望转化社会身份，他们家最优秀的人物，并不是现在的掌舵者潘有度，家族地位最高的是他的弟弟潘有为，因为潘有为考中了进士，还参与了四库全书的编修，现在是满清官员。

　　　　那些在十三行贸易中亏损的，更是不像趟这趟浑水了，以前给官府送礼都摆脱不了这个身份，现在傻子才会去继续干这一行呢。

　　　　抢着头皮上的也有，一群外行，艳羡十三行财富的小商人打破头想挤进来，但周琅觉得他们没有足够的经验，没有背景，对他重开贸易没有帮助。

　　　　十三行商人一个个躲到乡村不肯出头，周琅只能耐心让魏连理一个个登门拜访。

　　　　潘家、伍家、叶家和卢家，四大行商都要拜访道，老行首蔡世文也要招呼到位。

　　　　经过魏连理舌灿莲花一般的游说，蔡世文和伍秉钧才勉强来求见周琅。

　　　　周琅是认真跟他们谈的，表示希望他们继续经营，尽快恢复广州市面。

　　　　茶叶贸易一去不回了，厦门和福州成了新的茶叶中心，一个垄断闽北，一个垄断闽南的茶叶贸易，广州也只能依靠当地茶叶维持，盛世不再。

　　　　可广东繁荣的手工业还在，转型后，应该还是大有可为的。

　　　　蔡世文表示，他已经有心无力，家里改变卖的都变卖了，实在无理进行从事行商经营，更不可能担当保商职责了。

　　　　这两人不太放得开，一味的推脱，周琅本不喜欢强人所难，但现在需要他们。

　　　　耐着心详细了解他们经营中的困难，发现现金流一直是一个制约，周琅了解，进出口贸易是需要压大量的资金，所以许多国家为了刺激贸易，往往由国家开办进出口贸易银行，为进出口贸易提供信贷支持，周琅正好可以做这件事。

　　　　他们第二个担心的，就是官府的勒索和限制，勒索无度，限制无常。根据统计，十三行从成立到解散，每年向官府报效的银子高达70万两，这是向朝廷明面报效的，不是纳税，而向官员个人报效的，就没有记录了。反正皇帝过寿，大婚，嫁女儿他们都要报效，打仗，救灾，乾隆南巡，他们还要报效。跟勒索一样让他们害怕的，则是限制，清政府对贸易做了很多限制，有限制生丝贸易的，有限制鴉片贸易的，大多数的限制都有实际考虑，周琅可能也会继续禁止。但这些限制，时有时无，本来好好的贸易，突然官员来了，说那年哪个皇帝要限制这个贸易，这个生意不能做了，一下子就让签订了合同的商人手足无措起来。只能塞银子通关。

　　　　第三个担心的，则是人身安全，做生意破产了，官府不但罪责，查抄家产，还会将人发配充军，至于会是那种结果，完全看官员的喜好，看事情闹得大不大，一旦闹大了，闹到乾隆面前，这个商人基本上就拉倒了。

　　　　总之就是，在清政府的管理下，十三行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多，权力却没有增加，导致越来越没有经营下去的必要了。康熙、雍正年间的贸易情况还算好，潘家赶上了好时候，潘振承做了几十年总商，那时候权力相对较大，报效相对较少，让潘家积攒下了上千万的家产，可乾隆年间，尤其是乾隆晚期，貪官实在是太多，贪的又实在是太狠，就让十三行有些撑不住了，基本上倒闭破产和发配的老行商，都是乾隆年间的。

　　　　周琅首先向俩人保证：“你们知道，我是一个海寇。在我眼里是没有士农工商之分的，今天士人，明天农人，后天商人，人就是人，哪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人只有好人和坏人，做好事的是好人，做坏事的是坏人。只有良民和刁民之分，遵纪守法的是良民，作奸犯科的是刁民。仅此而已。我请你们来呢，是想商量出一个恢复贸易的办法。你们不用着急，我也不会强迫你们继续做行商，其实我也不打算设立十三行了。以后就只有普通商人，谁都可以跟洋人做贸易，只要照章纳税，官府不会干涉。”

　　　　周琅表态完，也许是诚意打动了他们，也许是想博一下周琅是一个说话算话的人，或者赌一下周琅能在广东站住脚，俩人第二天恢复表示愿意继续出面经营。

　　　　周琅这才继续跟他们讨论，这次还请来了英国、荷兰、法国等商馆的代表，大家坐在一起集体讨论，繁荣贸易，必须是贸易双方的利益都照顾到，否则这贸易是做不长的。这谈不上谁管理谁的主权问题，没有尊严成分在内，都是平等的贸易关系。在扩大贸易这个目的上，大家是利益共同体。周琅还请来了亨利皮特，授命他为中国东印度公司的代表。也参与贸易章程的讨论。

　　　　这一讨论就是十几天，一口通商存在几十年的弊端都被翻了出来。

　　　　会议的结果行商也好，洋商也好，都很满意，甚至说期待，因为周琅的态度是洋人在中国从来没见过的，也是行商们在中国官员身上从未见过的，没有高低贵贱的观念，对谁都能平等的交谈和沟通，而且十分认真的听取大家的意见，尤其是这一点，普通人不在乎，越是有身份的越是在乎，因为这东西叫做尊重。

　　　　周琅同意洋人提出的，废除各种陋规的要求，那种类似于勒索的，完全不透明的收费方法，实在是让他们风险太大，本来预计可以盈利的一次贸易，有可能因为官员胃口突然变大而亏损。

　　　　周琅承诺，以后关税征收会变得透明，这点进行过福建贸易的都应该清楚，虽然税率卡斯比广州要高，但很透明，多少就是多少，没有额外收费，不会因为海关监督过生日，突然增加收费。如果税率更改，也一定会公示。

　　　　对行商表示，会开办一家专门给商人提供借贷的机构，利息会很低廉，一个月以内的短期融资会压低到一厘百分之一，而他们之前的月息往往高达六厘百分之六，加上利滚利，行商们借贷的成本往往在3分百分之三十道5分之间，大清律例规定的最高利润是36，这已经算是高利贷了，同时期英国借贷利润已经压低到了10以下，这就是拥有完善和发达的金融市场和没有完善金融市场的区别。

　　　　当然这家信贷机构，不会只服务于十三行商人，而是面向所有商人的。

　　　　结束跟十三行和洋商的讨论之后，周琅制定出了一系列新的制度。

　　　　大体上沿用了在福建施行的制度。

　　　　以简单税率为主，但增加了更多，覆盖面更广的征税对象。

　　　　在福建，之前除了茶叶税外，只征收固定的进港税，这相当于对大多数商品没有征税，征税对象是茶叶和商船，尽管经济链具有传导效应，这些成本会摊派到其他商品上。可周琅现在要的是增加税收，所以多一个名目就多一种税收。

　　　　这是短期考虑，长期考虑则是，征税对进出口产品具有调节作用。比如对非必需品、奢侈品加重税，可以有效遏制这些非必需品的进口，在不影响大多数人生活品质的情况下，降低货币外流，让贸易向更有利的方向发展。

　　　　不过由于征税成本，和监管难度问题，周琅还是没有开征那些有大量人为操作成分的税种。茶叶为什么征税，因为茶叶贸易建立了标准化模式，出口的都是一箱一箱的茶叶，标准箱是五十斤。其他商品则大多是散装，除了鴉片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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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五十五节　规范商业体系（2）

　　　　应某位兄弟的要求，加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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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一批开征的有棉花进口税，按照重量征税，而不是按照市价，还是周琅一贯的理念，便于执行、监督和管理，从而降低管理难度和成本，降低人为因素的干扰，之前棉花一类的商品，都是由行商估价，然后按照值百抽五的税率抽税，显然行商的股价中水分很大。

　　　　当然按照重量，也会有称重过程中的猫腻，但那属于行政监管的问题，而不是税制本身的漏洞。

　　　　担，已经成为海关标准单位，一担为100斤，1斤16两，1两标准重量37克，这些已经在海关中建立了标准度量体系。

　　　　1担茶叶抽税2两，出口售价在25两左右，税率8％，这个税率很低，但棉花进口税更低，1担棉花仅抽税1两，市面上棉花价格是1斤200文钱，1担价值2万文钱，这几年银贵钱贱，1两银子已经不是1000文，而是在1200文左右变化。所以1担棉花价值十六七两的样子，棉花税率也就是6％左右，要知道这可是进口商品啊，一般国家倾向于高进口税率，低出口税率，以刺激出口。

　　　　之所以对棉花实行如此低廉的税率，主要还是为了鼓励棉花贸易，中国的土地肯定得用来种粮食，棉花就只能从国外进口，而棉花又是重要的原料，所以给它低税率，鼓励进口，促进纺织业生产。

　　　　进口奢侈品性质的高档钟表、玻璃窗等，税率就高多了。历史上，嘉庆皇帝就注意到持续扩大的奢侈品贸易问题，乾隆年间流行奢华风，大量西方精巧物件进口，嘉庆在给两广总督的信中甚至表示：“向闻西洋载货远来一船之货所值百十万，皆在内地销售。是以中国之银两因此虚耗者不少。即如钟表一项，岛人以铜铁数星巧取中国之银数千数百；玻璃一项，不过土中取液煎熬而成，一窗一屏，亦有数千数百之值，此其明验也。以有用易无用，舍本逐末，暗损中国元气，所关甚大。又闻福建与琉球交易之法，用货易货，向不用银。至西洋人载货来粤，各洋行是否有照福建与琉球交易之例以货易货者仰系全以银买货。著传谕吉庆等留心体察，应如何斟酌调剂不使内地银两被夷人巧赚之处遇便覆奏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这是嘉庆在回两广总督吉庆禁止鴉片贸易奏折中提到的。嘉庆认为岛人（他以为西方人都住在海岛上），拿几星铜铁打造的钟表，用沙子烧制（土中取液）的玻璃，就赚取数千数百两的白银，是“以有用易无用，舍本逐末，暗损中国元气，所关甚大”。乃至要求效仿琉球以货易货的方式，限制白银外流。

　　　　周琅倒是不担心白银外流，还没到那时候呢，那是鴉片泛滥的时候才有的，现在每年走私进口的鴉片不足4000箱，况且周琅也打算禁止鴉片贸易了，顺差会更大，反倒要担心白银大量流入造成通货膨胀的问题。

　　　　但他还是对奢侈品性质的钟表和玻璃开征重税，按照个数来算，一座钟不管物价如何，争三百两，一面玻璃，无论大小，征一百两，这关税大概超过100％了，因为均价的话，座钟不可能有300两，玻璃不可能有100两。

　　　　另外由于中西方之间的贸易还不够繁荣，绝大多数货物的销量都很少，直接开征的话造成的成本恐怕比税收都多，于是在专门列明征税的贸易品类之外，但凡没有禁止的商货，均可合法进口，税率统一定为1担10两，称为一般商品进口税率。凡未列明税率的货物，但凡没有禁止的商货，均可合法出口，税率统一为1担3两，称为一般商品出口税率。

　　　　这些收税新规定，很快印制成册，有海关衙门发送到各国商馆。此时这些商馆暂时被当作各国官方商务机构，但周琅已经通过这些商馆，向各自的国家发去了邀请，邀请他们互派使节，进行贸易谈判，真正的公使馆建立，至少得明年了。

　　　　解决完进出口贸易方面的问题，周琅重点关注其他商业。

　　　　由于进出口贸易一直垄断在十三行手里，广州一般性商业，跟外贸之间有个十三行，没有直接接触，因此其他贸易保持着本土特色。

　　　　各行各业都有行会，这是唐宋时期就流传下来的商业文化形态，历朝历代都没有进行过打击，原因很简单，农民造反过，商人造反过，和尚也造反过，可商会没有造反过，哪怕造反的商人也不是靠商会来组织。

　　　　在中国，只要不造反，就没有官方打击你。

　　　　行会在中国社会的传统意义，更多是商人组织起来自保，官府也通过行会来管理商人。

　　　　行会是很复杂的，至少在广州，周琅发现，跟西方意义上的手工业行会是有区别的，以最大的行会锦纶堂为例，他不但是各家经营丝织品交易的商铺的行会，还是大量手工作坊，甚至手工工人的行会。一个绸缎铺的老板是行会的行东，一个丝绸作坊的老板也是行会的行东，甚至一个家庭丝织工匠，也归锦纶堂管理。

　　　　总之这是一种复合型行会，一个行业的方方面面他都管，他管的不是某一个行业环节，而是整条产销链。这是西方行会组织所没有的特点，他们的手工行会就是作坊主的组织，目的一个是控制市场，一个是打压后进从业者，比如没有行会的许可，外人不能进入某项行业。后来砸毁机器运动，就是这些行会搞的，因为工厂破坏了手工行会的惯例。

　　　　这种复合型行会，对周琅来说是有利的，他不需要一个个职业去考虑，通过行会可以直接对一个大行业的所有环节进行影响。

　　　　跟这些行会的沟通发现，他们最担心的问题，跟十三行一样，同样是官府的勒索，不透明的收费，以及紧张的资金。相对来说，他们受到的压力比十三行要小一些，因为他们对官府的依赖更小一些。十三行的垄断就是依靠官府，而他们不需要。对他们影响更大的，还是市场。

　　　　所以针对他们，除了透明税收，提供信贷支持外，其实尽快恢复社会秩序，才是对他们最大的帮助。

　　　　当然手工商业的税收制度，也进行了改革。

　　　　中国古代的工商税主要是关市税，关税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海关税收，而是各种过关收费，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