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之东方日不落-第7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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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手工商业的税收制度，也进行了改革。

　　　　中国古代的工商税主要是关市税，关税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海关税收，而是各种过关收费，官府设个卡要通行费就属于关税，也就是说后世高速路收费，属于这种性质；高速路向来被嘲讽为拦路抢劫，清代的关税征收真的就是拦路抢劫。关税主要是针对行商的，不管是用船运输还是用牲口运输，只要有通行行为，就会被征税。税收分为两块，一块叫做户关税（明代时叫做钞关税），税率是按照商品价格值百抽五，至于估价吗，肯定是有水分的；一块叫做工关税，直接征收实物的10％，原本的意义在于为官府修建征集材料，所以是工关税。

　　　　总的来说，清朝流通过程中的税率就高达15％了，当然聪明的商人都是通过打通关卡守卫通关，躲避了这个税收，肥了一些守卫关津要道的軍队。

　　　　市税就是在市场上征的税收，清朝的市税主要是牙税、当税、店铺税、契税、矿税和落地税。牙税就是十三行那种性质的中间人收的税，官府通过发放牙人执照，定期收税，税额是固定的；当税是向当铺行业征收的特别税；契税是地契、房契买卖，过户时候收的税，一般因为过户麻烦，小户人家都是私下交易，签订的契约上也不会有官府红印，称为白契；矿税是向矿山征收的税；落地税，这个相当于开业税，买卖开张，向官府申请执照，要先交一笔固定的税收，成为落地税。盛住当初为了多拿落地税，就曾强令谋行商的掌柜独立出来单干。

　　　　总的来说，清朝的商税并不复杂，但周琅依然做了大量的精简，或者说规范。因为清朝的商业税收体系，漏洞实在是太多了。按照估价征税，在没有诚信体系的时代，根本就做不到有效监管。通关过卡，给守军十两银子，一万两的货物，就能估值到几十两。再说了，关卡守军哪里具有评估商品价格的能力，这个制度设计出来就没有可行性。

　　　　周琅直接就裁撤了关卡，内地所有关卡有守军的也只是负责军事防御职责，跟收税完全没有关系，尽管周琅也是喜欢抢劫的，但拦路抢小商贩这种方式太低级，而且对流通过程的效率影响太大。

　　　　牙税，也直接取消。向中间人发放执照，允许他们做经纪人，然后固定收税。这相当于给从业资格征税，周琅认为这完全没有必要，他的政府现在没有评估别人专业资质的能力，也就不要去管这些专业性的问题。如果将来发展到工业时代，需要对工程师资质进行认定的话，可以考虑建立新的部门。在周琅看来，官府为了收牙税，而对中介行业的控制，是对商业活动的一种限制。很多中介行为，其实普通人不经意间就做了，完全没必要控制。

　　　　契税，这个税种现代社会也有，印花税就是从这里发展来的。但周琅发现，这个契税更多的是行政范畴的弊病，由于满清官府（历代官府都有这毛病，包括某一阶段的公仆）难接触，难办事，大量交易是以私约形式，而不是公约，双方都避免官方的介入，因此大量私契流行，契税根本收不上来。本来重大交易让政府公正一下，这属于政府服务，却因为难接触而大家不愿意接受你的服务。这个税就显得尴尬了，政府想收收不上来，百姓交不交其实无所谓，但因为别的原因不愿意让官府介入，而规避了。

　　　　由于契税现代社会也有，让周琅考虑了很久，但他还是大胆取消了这个税种，谁说自己就一定要效仿现代人，而不能体现进行创新呢，只要原理上讲得通，就可以进行尝试，这个税完全没有意义，取消就取消了吧。

　　　　矿税，这个是要征收的。满清对开矿的限制很严，明朝也是，主要担心的是这个职业会造成大群人在荒野聚集，害怕百姓造反，在限制集会的时代，宁可不要税，也不想有风险。因此明清的矿税，大多是通过发放执照的方式限制和控制开矿行为。周琅则是大胆鼓励开发矿产资源的，所以这个税种不但能收，而且很有收的意义。但收税的意义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有效监督。所以周琅决定，矿税采用给授权征税的形势，而不是对生产进行征税。由矿主申请开矿，开矿的门类，产量都要进行登基。

　　　　这反倒有点像清政府的牙税，是向准入资格征税。但要求商人每年汇报矿山的大小和产量等基本情况，方便政府掌握本国矿产资源的开发情况。不对产量征税的原因在于，需要人为去核实，然后就要派出监督人员，而监督人员是否诚实，会影响税收，又有空子可钻了。

　　　　落地税也是直接取消，周琅鼓励商贸，怎么可能对开办商铺征税。不过要求商人申报执照，登基经营门类等。但这依然只是参考意义，因为商人比普通人更灵活，主营业务变动很大。

　　　　所以老税种基本取消，按照周琅在东港制定的按照店铺门脸长度纳税的办法，可以说只保留了店铺税一项，但在征收方式上，也不是以发放执照类的授权税形势，而是以店铺重要的功能性标志，门脸大小来征税。

　　　　而且取消了之前在福建推出来的根据经营门类执行不同税率的办法，因为周琅发现执行上的难度让商人和税官都不舒服。

　　　　税官报告，经常有商人不按照自己的经营门类经营，一个卖粮食的，有可能代售布匹；一个卖盐的，有可能代销糖。这产生了大量的纠纷，商人会控告侵入自己领域的其他商人，税官因为对方乱改经营业务，想进行罚款，而对方可能不服。

　　　　那些经常性变动经营业务的商人自己也感到委屈，他们做买卖的哪能被限制死了，谁不是什么生意好做做什么，明明今年丝绸生意不好做，还不许人做点蔗糖生意周转一下了。

　　　　周琅也不知道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因为商业发展的专业化程度不够，商人无法在一个细分市场中取得别人无法替代的技术优势，从而不愿意固定在一个行业，还是说商业自身不够发达，一个细分市场无法支撑一定数量的商人常年坚守。或者是中国商人自身喜好投机，或者思维更加跳脱，只愿意追逐做好的生意，而不肯深挖专业市场。

　　　　总之既然商人觉得政策对他们的经营产生了影响，那么就改。

　　　　本着极简主义的原则，周琅取消任何对经营做限制的措施，你爱干什么干什么，既然不控制经营门类了，也就无法区分税率，依然只能按照门大小征收店铺税。至于说专业化程度不够之类的道理，周琅才不管呢，商业原则永远只有成本和效率之分。

　　　　西方人倒是专业，渔民捕捞都按照规定的授权进行，捕捞鲤鱼的捞上来鲟鱼就得扔掉。监管也十分严格，可英国曾出现过一个渔民被四个不同部门的管理人员监管的事情，而且因为该地区就只有这一个渔民了，导致四个政府官员唯一的工作，就是从不同角度管理这一个渔民。这专业是够了，可成本和效率都太夸张了。

　　　　周琅打算按照商业的原则来重构中国社会，在民政上现在还做不到，那么至少在商业管理上，是不是可以常识一下呢。

　　　　强调成本和效率的商业法则，最终发展的就是这种极简主义行政风格，香港的简单税制中，就只有三种税，企业利得税、个人薪俸税和物业税。一个是针对企业盈利征税，一个是向个人收入征税，另一个算是地产税了。但在没有一个系统的监管体系的情况下，根本无法对企业盈利进行监督，周琅现在如果征收盈利税，估计每个商人都说自己在赔钱；如果征收个人所得税，恐怕人人都试图隐瞒自己的收入；物业税，城里的百姓已经很穷了，还向他们的房子征税，那是要出事的。到了21世纪，一旦有人提出开征房产税，都一大堆反对的。

　　　　所以商业税中，就一个店铺税，简单到极致。那么对商业的限制，肯定也小到了极致。

　　　　但周琅崇尚极简主义，推行简单税制，不代表他的税收体系就粗陋，相反，税制上简单的同时，管理上很完善。这是相辅相成的，以为税制上简单，所以更具备可操作性，所以才能做到管理上完善。否则以目前的人力和素质，必定处处是漏洞，给貪官以机会，给商人以麻烦，最终只会影响到商业的发展。

　　　　而且周琅在总的税种上，也比清朝征收的税种要多得多，因为满清在许多行业不征税，而周琅都开征了，比如门类繁多的手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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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五十六节　规范商业体系（3）

　　　　历朝历代都很少对手工业从业者征税，这并不意味着手工匠人的负担就比农民低，历史上有一种叫做徭役的东西，明朝时候用户籍将手工匠人单独管理，手工匠人不需要为他们从事手工业交税，也不需要为他们生产出来的产品交税，但他们必须为官府定期服务。

　　　　这是明朝从元代继承下来的制度，朱元璋家里就是一个淘金户，蒙古人规定淘金工必须缴纳固定的金沙，后来金矿开采完了，户籍却是不能变的，朱元璋家里没有地，只能沦落为打零工为生，而且还要用打零工的钱来换金沙交税。

　　　　清朝取消了户籍制度，并且废除徭役等等制度，是一种相对的进步。后来雍正摊丁入亩，连人头税性质的丁口税都取消了，由于大量的手工业者其实是乡村手工业者，手艺大多是闲时贴补家用的方式，大多数手工艺人依然从事农业劳动，或者自耕，或者租种，摊丁入亩之后，等于取消了那些完全脱离农业劳动的手艺人的税收。

　　　　对穷苦手艺人征税，虽说确实有些乞丐碗里抢食的嫌疑，但周琅还是开征了门类繁多的手工业税。

　　　　目的当然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规范和保护，所以税率并不重。

　　　　要求手工业者，按照所从事的行业进行申报，官府发放执照，税率极低，比如丝织工人一年纳税仅仅一钱，收税最重的珠宝行工人也不过一年一两银子。可是这些工人却可以得到官府的保护。

　　　　清朝政府不收手艺人的税，也不会对手艺人进行合理的保护，而是委托行会，行会上交官府，下管工人，一些行首难免就会滥用权力。因为是他们负责跟官府沟通，是他们纳税，所以官府往往会偏袒他们，普通工人连上达天听的机会和理由都没有。只能任由他们利用官方的黑非官方的手段盘剥。

　　　　还有一些带有暴力性质的行会，比如屠宰行业，官府不管他们，结果被各种帮会性质的组织钻了空子，有的地方，肉铺全都是某一个地方的人在经营，其他地区的人想开肉铺，他们就会集中起来攻击，大有占地盘的味道。

　　　　可如果一个屠户向官府申请了执照，照章纳税，有行会或者帮会或者同乡会找他麻烦，他大可以打官司，我张飞是官府批准的屠户，你何进凭什么不让我杀猪，你郑屠凭什么不让我卖肉。这官司清清楚楚，一打一个准。

　　　　另外周琅从长远角度考虑，工业时代已经到来，工业必定取代农业成为社会最大的财富创造产业。如果不向工业征税，这犹如农业社会不向农业征税，商业社会不向商业征税，金融业社会不向银行征税一样，是完全没有逻辑的财政制度。

　　　　另外的意义就在于跟征收矿税一样，具有管理社会的意义，通过征税，就可以统计出国家有多少行业，有多少从业人员，这些信息对社会管理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周琅做的已经足够谨慎，税率等等都是跟各个行会进行过沟通的。但跟历史上任何一次改革一样，不管改革的意义多么重大，还是会引起反对。雍正进行摊丁入亩改革，应该说是有进步意义的，可是不管是地主还是佃农都出现过反对。地主反对的是，他们掌握着土地，可是丁口少，现在将税都摊到了田地上，让他们觉得自己承担的税收更多了。有些地方的佃农也反对，湖北钟祥县民众聚众抗粮，因为本县一项丁少粮重，结果全省摊派，造成他们每亩纳税更多，加到每人头上的也更多了。最后百姓聚众抗粮，官兵出城抓捕，一百多人掉落护城河淹死。

　　　　周琅的征税办法退出之后，顿时许多工人不满，跑到衙门口闹事，称是不给小民活命。由于实现跟行会沟通过，这些工人大都是自发的。这些工人看不到他们交税后得到的保护，只看到要多交税，于是就闹事，这也让周琅头痛。

　　　　大的行会没有参与，但不代表行会下面的小行会或者帮会没有参与，甚至有地主势力想试探周琅的脾性而从幕后怂恿也说不定。

　　　　一大批官员也反对征收这种税，王辅茞亲自找周琅反对，说满清都不收手艺人的钱，一群手艺人，无田无地，就靠手艺吃饭，还要上税，只在荒唐。税官们也不赞成，主要是工作量太大。广东手工业者数十万人，零落四散，城乡皆有，征税起来太麻烦。

　　　　反对的声浪实在太大，周琅都不由得开始怀疑是否不应该向他们征税，毕竟周琅一贯认为，如果一项政策让大多数人都感到不便利的情况下，肯定是政策出了问题。

　　　　现在纳税者反对，征税者也反对，周琅从善如流，马上宣布试行，只申报，不纳税。也不强制，愿意申报者申报，不愿申报者不申报。

　　　　如果真的有利，相信老百姓会用脚选择。

　　　　数万手工艺人反对的情况让周琅明白了一个道理，对几千几万人进行直接管理的复杂程度太大，而且各行各业的情况不一样，按照同一种方法征税，会出问题。

　　　　直接向手艺人征税，也是周琅想当然了，香港可以向职工征收薪俸税，那是建立在现代社会严密管理体系之下的，那个时代的公民具备主动申报的素质。可清末的老百姓吗，饭都吃不饱，指望他们主动申报，那不现实。

　　　　可不向工人征税可以，不向工场主征税，就有些说不过去了。当然，征的也不能太高，广州手工业发达，但更多是建立在个人家庭手工业的基础上的，手工作坊虽然有，但还不占主流，如果向作坊主征税太多，造成沉重的负担，无异于是逼迫手工工场向家庭手工业的方向倒退。工场主大可解散了工场，然后把织机分发下去，提供原材料让家庭生产，退后成包买商，这种形势在广州是存在的。

　　　　所以周琅改变办法，从向各行各户手艺人直接发执照，收授权税类型，转向给手工工场主发执照，征收工场税，暂行税率，一家丝织工场年税率十两，最高的珠宝行征收三十两。

　　　　不对工场规模做限制，采取固定税额，是担心工场主隐匿工人数量，就好比摊丁入亩前，大家族隐匿男丁数量一样。而且这有倒逼工场主扩大规模，雇佣的工人越多，则分摊的税金就越少。有利于向大工业转变。周琅相信，一旦工场规模足够大，工场主是会摸索到管理大规模生产的诀窍的。

　　　　总之，即便只是向工场主征税，新增的税收项目也比过去多了几十倍，因为广州的行业实在太多，税官是不具备管理这种程度的税种的能力的，反而造成行政效率下降，或者征税成本过高的嫌疑。

　　　　于是周琅调整为，简化分类，与已经形成大行业行会对接，广州有七十二行之说，但周琅简化成十二个大行业，丝织行业算一行、棉麻并作一行，铜铁并为一行，瓷器行算一行，酿酒行算一行，木器行算一行，酱醋榨油并为一行称佐料行，胭脂水粉等化妆用品并为一行称女荣行，碾米磨面制作米粉等食品加工算作一行称食行，纸笔墨砚印刷等文房用具并为一行称文器行，金银器玉雕牙刻等并为一行称珠宝行，另外广州外销全世界的优势手工产品各种扇子，因规模大单独成一行称制扇行。

　　　　未入十二大行的那些细小行业，比如扎花、剪纸等等，则统一归为杂器行。

　　　　这只是暂行划分，根据实际情况，先把税收体系搭建起来，进行有效监督和管理，如果哪一个行业突然兴起，将来也是可以单独列为一行的。

　　　　商税主要影响广州，而这些工场税则对佛山影响较大，在佛山遭到的反对声浪也最大，主要是手工业的组织比商业更严密一些，但并没有发展到抗税的程度，因为吸取了手艺人反对的教训，周琅宣布今明两年免征，后年开始起征，环节了情绪，二来周琅采取了决不妥协的态度，派兵进入佛山，一下子那些手艺人就老实了，说白了还是吃硬不吃软。

　　　　等这些事情做完，嘉庆二年也结束了。

　　　　在有效管理之下，包括广州、佛山在内的广州府一带商业快速恢复，尤其是周琅提供的信贷支持，让这几年变得银根紧缺的广州市面通货问题大大缓解。

　　　　这几年之所以银根紧，根源还在周琅这里，先是在广州勒索了2000万元赎城费，后来又跑去北京故技重施，造成几千万两现银从广东抽走，当然会造成银根紧张了。

　　　　银根紧张，市面流通不畅，商人更依赖借贷度日，物价大幅度下跌，手工业等生产性行业受到牵连。

　　　　这种把社会经济活动完全跟一种本国并不盛产的贵金属挂钩的做法，是十分危险的，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发行新的可替代的货币，比如历代官府铸造的铜钱，缺铜的时代，甚至铸造铁钱。

　　　　周琅当然没有那么落后了，他还打算发行纸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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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五十七节　规范金融业体系（1）

　　　　提到纸币，中国人可以骄傲，但也要反思。

　　　　众所周知，纸币出现在宋代，当时欧洲国家还处于中世纪。世界上当时最强盛的是宋帝国和阿拉柏帝国。当时阿拉柏帝国的著名旅行家游览宋朝，对泉州的市舶管理赞叹有加，认为是他见过的最有效率的港口，到了杭州称赞杭州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

　　　　宋朝最为人熟知的贡献，是活字印刷术。纸币本有可能达到跟活字印刷术一样的地位，成为世界史上最重要的发明，可惜纸币管理没有延续下来。

　　　　这不怪宋朝人。纸币在宋朝的出现，是商业发展带来的，最早出现在四川。是商人发明的，因为当时的四川缺铜，大量使用铁钱，铁钱笨重，大宗交易中用到的铁钱有时候比货还多。

　　　　宋朝一些商人渐渐开始为贸易做担保，印刷对应数字的纸票，称为交子。大宗贸易渐渐开始使用这种有富商担保的纸币，然后返回兑换。

　　　　纸币是一个有利的金融工具，渐渐在四川形成了主流。宋朝官府发现其中奥妙之后，非常赞赏。可对于这种工具掌握在私人手里的弊端比较担心，于是开始介入，在四川设立了交子务，派京官去监督印制，这种官方发行的交子，叫做官交子，中国国家发行纸币的历史，就从这里开始。

　　　　可是印钱的权力一旦掌握在不受监督的政府手里，往往会造成滥发，因为政府有足够的多印动力。所以宋朝的交子也经常出现贬值现象，持续了八十多年的官交子被迫停发，接着引入另一种纸币，称之为钱引。但钱引的贬值速度更快，因为钱引不允许兑换。

　　　　宋朝对纸币的管理虽然称不上良好，可毕竟是探索，而且一直保持使用到宋朝灭亡，应该说探索出来的经验如果能加以继承和规范的话，纸币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

　　　　到了元朝，蒙古人确实看重宋朝纸币的作用，忽必烈也曾经让人用真金白银兑换，试图保持纸币的价值，但蒙古人印钱比宋朝人更没有节制，结果纸币没有成为一种便利商业的工具，反而成为一种掠夺百姓的工具。

　　　　到了明朝，老朱家做的比蒙古人还不如。忽必烈至少知道纸币需要储备金，朱元璋印纸钞的最初目的，只是为了赏赐功臣。用皇权强行规定所有人都必须收。但官府没有任何兑换的想法，结果朱元璋时代就把宝钞发滥了，到了儿子朱棣时期，为了维持宝钞的价值，做了一番努力，但朱棣舍不得拿出真金白银去换纸钞，他又不傻，为什么要拿钱换纸。他采取的措施是，让所有过关的税卡，都收宝钞。所以明朝的关口，也叫做钞关。

　　　　但宝钞一边收，一边还继续发，烂的钞关都不愿意收了。后来朱棣的继位者，认为宝钞实在是一种祸国殃民的东西，永久废除了。

　　　　到了清朝，也普遍接受明朝人“领悟”的纸钞只是劫夺民财的工具这种说法，所以清朝不再印制钞票，知道太平天国时期，实在没钱才印过一段时间。

　　　　本来是一种创造性的工具，硬生生被宋元明三朝官府给玩烂了，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西方历史上的纸币，据说最早是瑞典银行印刷的，但瑞典人很快自己就不印了。因此真正一脉相承下来的，其实还是荷兰人弄出那一套。

　　　　也不是荷兰人有意识设计出来的，就跟宋朝富商一样，是对市场的一种反馈。发明者是荷兰阿姆斯特丹银行，这个银行的股东，跟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股东高度重叠，可以说是当时商业知识和经验最丰富的一群人。

　　　　他们发明纸币，主要是为了便利银行业务，因此他们的纸币是一种银行券。甚至可以说是客户的存根。当时欧洲有好几百种货币，阿姆斯特丹银行推行标准化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