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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崛起之东方日不落-第7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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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矿产业等所有行业的一个以金钱为业务的总行会。
目的就是将官府影响排除在货币管理之外，以免形成滥发的危机，采取公行这种传统商业组织形态，更容易取信于商人，更容易让人接受。
为了进一步取信于商人，同时更快的融入广州商业中，周琅还请了十三行伍家的子弟来担任公行的行首，这个人就是后世大名鼎鼎的伍秉鉴，此时还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年轻商人。
正是在伍秉鉴手里，将怡和行打造成了第一商行，后来纵横香港的怡和洋行就是借了怡和行的名字。
此时的伍秉鉴还是一个不到三十的年轻人，而他跟他哥哥伍秉钧一起经营怡和行已经五六年了，神奇的躲过了几次十三行商人的浩劫，现在随着潘家的退出，怡和行已经是事实上的广州第一商行。
两兄弟取得这样的成就，完全归于运气是不可能的。而是俩人有魄力，敢开创，又能抓住机会。他们有那种开创性商人的脾性，这一点跟周琅极其相似。
其实他们开办怡和行，他们的父亲伍国莹是不支持的。伍国莹曾经做过行商，但忍受不了官府无休无止的勒索，甚至卷款潜逃了一段时间。后来就退出了十三行，以一个普通茶商的身份经营，家业做的也很大，高达数百万两银子。是潘家的大供应商之一。
伍国莹、潘振承这样的豪商，已经不看好十三行贸易前景，可两兄弟竟然十分渴望加入这个行业，他们认为对外商业大有可为。俩人不到二十岁就开始帮父亲经营生意，做生意的本事是有的，但他们的父亲不看好他们的眼光，坚决不支持他们去做行商。
拗不过兄弟二人，只给了俩人一万两银子，然后就生气不管他们了。两兄弟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联合应募洋商，手里只有1万两银子，只能用来上下打点，连领牌照的钱都不够，行商的领牌费在3万两至10万两之间，俩人的营运资金全部是自行解决的。
俩人最大的机遇，是他们跟美国商人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十三行中都有自己固定的客户，潘家跟最大的那些洋商做生意，进口茶叶最多的瑞典人，英国人都是潘家的座上宾，而资本不足的伍家兄弟看上的是同样初入贸易的美国商人。
结果美国贸易发展很快，短短几年就超越了其他国家，成为广州贸易中，仅次于英国人的第二大势力，伍家兄弟也借此成为仅次于潘家的第二大行商。
所以上次周琅邀请十三行商人出山，也就只有伍家和蔡家出面，蔡世文是迫于无奈，已经资不抵债，不做生意还能做什么，伍秉钧却是相对积极主动。
至于这次周琅请伍秉鉴帮自己做事，就是伍家的第一次机会了。伍秉钧大力支持弟弟担任货殖银钱公行行首，并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本积极帮忙奔走。至于怡和行的生意，少了伍秉鉴并不碍事，这些年主持者一直都是伍秉钧，而且时人评价，伍秉钧才是一个商业奇才，要不是短命，伍秉鉴后来的成就应该归属他哥哥。
伍秉鉴也不负众望，周琅建立的各种标准商业账册，他很快就掌握了原理，然后将账目做的明明白白。并且通过向经营最良好的商行放贷，短时间内不但把货殖银钱公行的业务做了起来，借出去了两千多万两银子，一直能够如期收回本金和利息，同时帮助外贸行业的商行迅速恢复了经营，最大的得益者就是蔡世文家族，他们总算是缓过了一口气，先是借了八百两银子，还清了之前积欠的高利贷款，然后用这些借款迅速恢复了自家生意，虽说规模上没有以前那么大，但扭亏为盈了。
支持国内商人是周琅的初衷，伍秉鉴还开拓洋商业务，利用自家的人脉关系，他先是说服美国人通过货殖银钱公行提供担保，来进行各种交易，由于十三行的突然退出，过去洋人们习惯的担保制度结束，他们一时找不到可靠的货源，大批中小商人倒是愿意跟他们做生意，可他们不放心，有货殖银钱公行提供担保，交易往来中也是以账目往来为主，降低了现银交割的麻烦，同时质量上有伍秉鉴的保证，也可以信赖。所以美国人马上将自己的金钱往来，交给了货殖银钱公行。之后其他洋商发现了奥妙后，也积极采纳。
结果大量洋人的银子存入货殖银钱公行的账户，伍秉鉴大量放贷的同时，不但没有降低库存白银，还能保持在一个充足的水平，这是超过周琅期望的部分，有能力的人，总是能够脱颖而出。
当然货殖银钱公行也不是完全变成了过去十三行的替身，首先这是一家现代银行，周琅请来了荷兰人作为顾问，经营的一直都很规矩。至于伍秉鉴发展出来的贸易担保业务，其实也是银行业务之一，只是一般银行担保的是资金，而不是商品质量。
除了开拓业务之外，货殖银钱公行还负责对广州银行业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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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五十九节 规范金融业体系（3）
首先是吸纳了一大批广州的银号、当铺和钱庄的东家或者掌柜加入货殖银钱公行，货殖银钱公行是一个公行，伍秉鉴是行首，当然也会有其他成员，行会中的成员称之为行东，行首也叫行董或者行总。
这些人不负责具体经营，但有权提出建议和对重大决议投票，其实就是董事会成员。
广州是有银行的，这个银行是银钱行会的意思，简称银行，康熙年间就建立了会馆。
主要组成成员，就是这些银号、钱庄和当铺，每行选举行东十人加入货殖公行。
这些都是中国传统的金融业形态，其中银号的经营业务是熔铸白银，明清实行的是古典银本位制度，白银的流通是不受限制的，包括熔铸、剪切等等；银号通过收集散碎银子熔铸等方式，赚取一定的额外钱息。提供的白银流通中的标准化服务业务。他们的作用类似于西方银行发行银行券的作用，是制作让市场接受的标准货币。各家银号的银锭形势也不一样，并不都是官银那种元宝型，还有船型，马蹄形等等形制，上面压上各个银号的炉号作为信用凭证。
当铺的作用很简单了，就是银行中的抵押贷款业务，但比后世的银行要亲民的多，面向普通百姓，从旧衣服，到金银首饰，甚至房产都可以抵押。
钱庄则主要是银钱兑换业务，由于货币管理很粗陋，就像阿姆斯特丹银行需要将欧洲几百个邦国流通的货币，先兑换称荷兰盾一样，钱庄是将各地流通的不同形制的银锭，欧洲流入的银元，日本流入的银判，跟官府标准的制钱进行兑换。他们进行的是汇兑业务。
之前对这些行业的管理，还真没什么特别的办法，基本上可以说是合作。一方面货殖公行向他们提供低息资本帮助他们恢复和扩大业务，另一方面，则是通过他们扩张公行的业务，有些大额业务，他们做不了的，比如大商人抵押房地产，他们进行评估后没有足够多的资本，于是介绍给公行。或者因为银贵钱贱，钱庄积压了大量的制钱，却缺乏白银，影响经营，于是跟公行之间进行大额银钱交易。
大家相得益彰，在商人身份的伍秉鉴主持下，他们跟公行的往来中也没有感到任何不适的地方，基本形成了公行作为他们背后大保人的角色。形成一定的合作和依赖关系。
在银行业务稳定，深度融入广州商业网络的情况下，周琅这才让伍秉鉴着手铸钱，发行纸币等事宜。
而这时候对金融业的管理就要深入一个层次，成为真正的管理而再是简单的合作。
不过这种管理目前还没有太多强制性因素。
首先随着白银不断流入广州市场，银贵钱贱的现象开始缓解，一度飙升到1比1500的银价，慢慢下降到了1比1200之下。
管理的第一步是调整汇价，伍秉鉴先是宣布降低公行收购制钱的价格，以此来影响市场汇价，从1比1200降低到1比1100，公行将按照这个标准，无限制收购制钱。由于公行的资金实力，定下的汇价基本上就相当官方汇率，目的是慢慢降低到1比1000的理想汇率，统一内部货币的比值。
公行铸钱对市场的影响其实并不大，因为周琅没有按照铸钱工匠的建议，降低含铜量，但降低了整体的重量。
中国古代铜钱，都是有标准重量的，历朝历代有所不同，唐代的开元通宝通制钱，每枚直径8分，10枚重1两，千文重6斤4两，也就是一枚铜钱重1钱。清顺治年间，每个铜钱重一钱二分五厘，后又增为一钱四分，每千文重八斤十二两。清朝通过增加含铅量，让制钱看起来厚重。但主要价值还是那些铜，所以周琅打算通过削减整体重量的方式，削减含铅量，达到节省铅，又不影响铜钱重要价值的目的。
周琅将铜钱比例提高到了铜9铅1的比例，尽管整体重量和大小都跟满清制钱一样，是1钱4分，但重量并不是保持不变，因为周琅铸造的铜钱，一枚面值两文。因为含铜比例是满清制钱的两倍多，所以价值反而是稍高于满清制钱两枚的。古代的制钱，基本都是一文钱的小平钱，偶尔有当十、当五之类的铜钱，也数量极少，往往在皇帝登基、大婚之类的日子铸造，属于纪念性质。周琅大量铸造两文面值的铜钱，也算是创举了。
周琅铸钱的目的，并不在于铸钱获利，而是为了给印刷纸币做准备。所以他铸造的铜钱一定要成色十足，比满清的制钱更有价值。
除了铜制钱之外，还开始铸造金银币。金银币的形制跟西方银元不同，采用了中国传统的五铢钱形制，也就是跟铜钱一样的孔方兄，由于中间有个方孔，又重达一两，所以通过水力模具压出来的银币，比重七钱左右的西方银元要大很多，也比中国传统的一钱左右的金银币大的多，简直就是一块银牌。金的密度接近银的两倍，铸造出来的金币，反而巧合的跟西方银元差不多大小。
之所以银币选择了中国传统形制，又以“两”为单位，除了考虑历史传承因素之外。还是为了方便今后更好的统一币值考虑，虽然乾隆年间大量银元流入，但流通最广的还是闽粤一带，也还不占绝对主流，内地基本上都是以银两和制钱来计价，对于银元还比较陌生，和也匾锨蛄剑胖挥屑竿蛟杉话摺�
所以周琅也就没有废两改元，而是遵循传统。
这批金银铜制钱铸造出来之后，公行马上发布汇率，将一两银子提高到了1比1000小平钱（满清制钱），1比500公行制钱（周琅发行的铜钱）的比率。
规定制钱比例，遭到了钱庄行业的反对，他们的经营业务就是银钱汇兑，如果银钱比例固定的话，无疑会让他们的业务受到影响。说白了，钱庄的存在，就是基于混乱的币值的，如果货币汇率都固定了，谁还需要他们这些专业人士，一个老百姓都知道1000文钱就是1两银子，那谁还会到他们这种专业的钱铺里兑换呢，两个人之间自己就做了。
伍秉鉴通过拉拢银号行业，告诉他们以后公行铸造的金银币甚至制钱，只要他们能铸，也交给银号的铜炉来铸造，并且写进公行公约中，规定之后公行行东可以为公行铸钱。但同时又不限制银号自己铸造银锭。公行要铸造的金银币，第一笔就是上千万的数字，银号行无法拒绝，于是坚决支持伍秉鉴。
当铺行业则对混乱的币值无所谓，至少他们对这方面没有切身利益，反倒是汇率的不稳定增加了他们的风险，所以他们乐意公行规范银钱比例。而且伍秉鉴暗中告诉当铺行，会给他们一大笔低息贷款。于是当铺行东们决定支持伍秉鉴。
在当铺和银号行业行东的支持下，伍秉鉴压制钱庄行东，一次次成功提高了银钱比率，并且宣布保持在1两兑换1000文的固定价格上。
经过这一番操作，伍秉鉴等于通过公行收编了银号行，因为当公行铸造的规格一致，数量惊人的银币流入市场后，银号们自己铸造的不同类型的银锭顿时失去了作用，渐渐沦落为接受公行铸币订单的铸币厂角色。
当铺行业则是被拉拢了，得到充足资金的他们，抵押贷款的业务蓬勃发展，灵活经营的大小当铺接受各种资产，甚至有的当铺连牲口都愿意接受，车船房产等当然更不再话下。由于当铺在中国的历史悠久，早就是一门成熟的行当，两三万资产就可以经营，上到王孙公子，下到平头百姓的生意他们都做。
一时间金融行业中抵押贷款这个业务，迅速在广州快速扩张起来。大量当铺开办，激烈竞争的结果就是利息大幅度下降，从过去的高利贷级别，迅速下降到普通商业贷款阶段，但依然比金融行业发达的荷兰、英国的资金成本高，那些无法得到公行低息贷款的普通中小商人的资金成本普遍在1厘以上，但已经普遍低于2厘了。高利贷行业，在广州渐渐退出历史。
钱庄行业则备受打击，银钱兑换买卖的业务大幅度萎缩，只能局限在流入银元跟制钱之间的兑换业务，就在业务日益萎缩，经营竞争激烈之际，伍秉鉴找到了他们，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
公行的纸币终于印制出来了，伍秉鉴希望这些钱庄，通过自己的关系和渠道，帮忙推广这些纸币，而他们将会得到三分的佣金。三分佣金并不高，可相对于成千上百万两的兑换业务来说，总体则是一笔丰厚的酬劳。反正不需要他们承担风险，这笔买卖值得做，再说他们现在也没什么好的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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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六十节 大帅币
印刷纸币，是基于足够的货币供应的基础上的，银子不用说了，周琅从和大人那里前后弄来了八千万两银子，白银又不是中国货币的全部，只是大额贸易，和官府征税的统计货币而已。
制钱上，有周琅从日本源源不断进口的铜料，日本人给了每年500万斤的交易额度，这笔铜足够了，因为满清最大的铜矿产地云南，在乾隆年间年产量最高为1400万斤，最低为900余万斤，满清占着整个天下，而周琅才局限于东南一隅，有500万斤的铜在手，足够控制铜钱的供应了。加上没有禁止满清时代制钱的流通，铜钱的供应也是充足的。
银、铜都充足的情况下，即便发行纸币失败，也有回旋的余地，大不了在回到金属本位时代。
影响发行纸币进度的，其实主要还是严格的准备工作。
印刷纸币，周琅首先考虑的，是杜绝造假行为，这个造假可不是中国人专有的。而是全世界泛滥的，美国的美元（一些银行券）甚至有人用手来画的方式造假。
各国纸币的防伪方式也没有后世那么先进，即便是后世，也依然杜绝不了假币。所以周琅对此很重视，一旦假币伪造不能杜绝，那么发行也就没有意义了。
防止造假的最好方法，就是让造假变得无利可图，日本就是采用这种方式，据说精致的日元每一张的造价都跟面额相等甚至更高，也就没人愿意仿造这种货币了，因此日元据说没有假币。
这一点周琅可以借鉴，为了增加仿制成本，周琅对货币的设计十分复杂。
首先是用纸的选择，古代的纸钞用纸都是桑皮纸，因为这种纸张厚实耐磨，也吸墨，容易印刷。这种纸张到了现在依然流行，是优选的契约用纸，用来印制契约，可以保存很多年。
周琅也选择这种以桑皮为基础原料制造的契约纸，不过让福建和广东的一些大型作坊帮忙做了改进，让他们通过加入其他原料，试制出更耐磨的纸张。这些作坊进行了大量的试制，加入了各种原料来调配，棉麻蚕丝等纤维都被加入进去试验过。最终福建一家造纸作坊试制出来的样品质量最好，要求他们对配方保密，然后向他们大量采购。其中生产、运输过程中官府派人严密监控，杜绝任何原料流出。
第二则是对印刷环节进行特别设计。为了增加成本，当然要用最好的印刷方式，也就是现行的套印，套印的优势是可以多次印刷，印出不同颜色的图案，让图案更加生动。明代就已经很普及这种技术了，许多精美的书籍甚至都采用三色套印。
周琅聘请佛山印年画的作坊帮忙印刷，找他们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对于印刷人物十分在行。周琅发现，这个时代，各国纸币上都没有人物头像，因为人物头像的印刷，十分复杂，一来成本过高，二来工艺达不到要求。工艺要求越高，则仿制成本越高。所以周琅请佛山老匠人帮忙雕刻一套最为复杂的图案来进行套色印制。
最后是面值的确定，这个时代西方的纸币，也大多是大面额，普通交易使用各种硬币，周琅的目的是取代金属货币，所以他选择将面额制定的很小。
第一批纸币面额有三种，分别是十文、五十文和一百文。
为什么用铜钱作为面值，而不是白银，周琅也曾经犹豫很久。银本位显然比铜钱本位更符合发展方向，因此一开始周琅是打算用白银作为纸币储备金的，当时也没打算印制小额纸币。
思考了很久，跟方方面面的人商量，最后才决定采用铜钱面额。因为铜钱是老百姓用的货币，白银是官府征税计价的货币，要么是官府要么是富人常用，如果周琅只决定给富人印刷纸币的话，那当然最好是用白银作为标的物，可周琅的目的是用纸币渐渐取代金属货币的流通，那么还是用最多的使用者习惯的标的物，所以最后选择了用铜钱计价，也选择了老百姓能够用到的小额面值。
三种面值，大小不一，最小的十文，只有巴掌大小，差不多是后世百元大钞的大小。印刷的这么大，主要还是技术原因。纸币的正面是一个财神爷头像，北面是一个孔方铜钱，即使是佛山最好的老匠人，也表示不可能在太小的纸张上印刷出清晰的财神爷头像来。百元大钞大小，已经是一个极限。五十文比十文要大一些，大概是半张4k打印纸的大小，上面的图案更加复杂，一面同样是财神爷，不过这次是半身像了，被面还是铜钱，铜钱上印制“当五十文”字样，而且纸币边缘印了一圈稻穗。一百文大小跟4k纸张差不多，财神爷不但是全身像，而且身边跟两个散财童子，背面铜钱很大，除了有“当一百文”字样，周围有稻穗之外，两边还分别印着一白一黄两座山，寓意金山银山。
由于印刷复杂，造纸用料考究，面值又低，这套纸币中，十文钱的成本基本跟面值相当，这还是官府大规模印刷的成本，普通工匠仿制的话，铁定赔钱，因此完全没有造假的空间。五十文和一百文，肯定做不到面额相等，但技术难度高，一时半会还不会有人掌握全部的仿造技术，所以安全性是可以保证的。
这一套纸币印刷出来之后，开始通过钱庄流通出去，公行负责在背后提供担保，凡是取得官府执照的钱庄，都可以直接用金银币、制钱跟公行兑换纸币，公行给他们提供三分的优惠，而他们用纸币向公行兑换金银币的时候，公行则不扣去任何费用，全额对付给他们。因此只要他们能不断的兑换，将拥有固定的三分利润。
民间的交易量巨大，让这门生意变得有利可图起来，钱庄这才重新活了过来。
不止钱庄活了过来，随着周琅对商业市场和金融体系的规范化管理，整个广东商业都活了过来。
只是有一点意外，让人忍俊，那就是因为这些货币都是在周琅的控制区域内流通，周琅又以“大明复国大元帅”的名号威震天下，导致外省将偶尔得到了的这些金银币、制钱都称作大帅币，听着好像骂人的意思。
但这个名字的出现意味着周琅铸造的那些成色十足的货币，已经不止在闽粤流通，而是进入了其他势力的控制区，尤其是陈周全势力的控制区中。
只是陈周全目前的情况十分不好，别说铸钱这样的系统工程，他能不能在满清的持续绞杀中保住浙江南部一隅，都很不好说。
为了在满清将陈周全赶走之后，占据与满清对抗的有利条件，周琅跟部下们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应该打出去，在满清消灭陈周全制钱，从福建进攻浙江，抢先一步占领陈周全目前的地盘。
打陈周全，周琅没有任何心理负担，就是对妻子觉得有些亏欠，毕竟陈周全是她的亲哥哥，一边是哥哥，一边是丈夫，估计这个女人是最为难的。
周琅决定跟妻子好好谈谈这个问题，因为政治上，他迟早是要跟陈周全决裂的。
因为天下只有一个，他们都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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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六十一节 把他当作小明王
这一年来，周琅跟妻子陈三妹聚少离多，因为在稳定福建之前，陈三妹一直舍不得她在凤山县那些孩子，一直到周琅占领了整个福建，并且稳定之后，才用让她照看福建各地育婴堂的名义将她接到了福建。
陈三妹到了福建后，马上就接收重新恢复育婴堂的工作，主要手段还是找周琅要钱，育婴堂并没有毁于战火，育婴堂的那些丢弃的女婴都还在，照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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