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之东方日不落-第8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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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坚守策略失败之后，白莲教吸取了教训，开始流动作战，这时候他们开始“不迎战，不走平原，唯数百为群，忽分忽合，忽南忽北”，这种战术确实让他们的队伍迅速壮大，他们走过的地方，社会秩序崩溃，因为无论如何他们是要吃饭的，地主们情愿也好，不情愿也罢，都会被席卷一空，不但地主们没吃的了，贫民更没吃的了，就只能跟随他们。赞同白莲教的说他们是吸纳群众，不赞同他们的说他们是裹挟。

　　　　这种流动作战，依然被专家批评，说他们没有建立根据地。

　　　　反正白莲教是守城被击破也是错，流动作战没有立足点也是错，因为他们失败了，那肯定是他们犯了错误。

　　　　还有一种说法，说白莲教不注意联合，总是单独作战。导致虽然白莲教四处起义，可却被清军逐一击破。

　　　　可实际，在周琅看来，白莲教的选择并不多。坚守被证明不行，流动也被证明不行，至于联合，不管白莲教教首们是不是真的不愿意联合，周琅觉得，他们联合了恐怕也不行。因为多只白莲教动辄数万人，每每比追剿他们的清军数量还多，所过之处人烟稍微稀少，就会陷入粮食危机。这样的情况，让他们联合在一起，只会让危机更加严重。

　　　　说起来，那些评价也都对，如果他们能够建立一座稳定的基地，这些就都解决了。

　　　　周琅根据自己的经验评价，这种基地的建立真的是造反者最难的事情，因为建立基地，就相当于创业公司开始盈利，取得了稳定的现金流，距离市不远了，而这个非常难。

　　　　周琅光是为了在凤山县得到认同，又是免税，又是剿匪，最后主要还是因为北方陈周全大肆打击地主，凤山县地主阶层是在恐慌之下和没有选择的情况下，才开始有限度的支持周琅，而且也只限于解散了团练，至于投入周琅麾下，那都是周琅占领福建后的事情了。

　　　　周琅是有东印度公司的风险投资撑着，还从广州讹诈了两千万银元的基础，才做到这一切的，这让本就是一贫如洗的白莲教来搞，真的不现实，所以他们根本无法稳定的立足，只能走一路吃一路，吃一路毁一路，这种情况下如何建立基地。李自成当年也是这么流动，最后之所以能够成事，主要是因为明朝的军事力量在农民军跟八旗的反复拉锯下实在是没有了力量，最后都不愿意对抗李自成了，结果大量投降，在陕西才建立了稳定的基地，这才有了进军北京的实力。

　　　　而追在白莲教身后的清军，作战能力始终比白莲教要强。周琅也没有像满清当年一样，连续多次破关入口抢劫，因为周琅更将自己看作是一直正规军，而不是流寇，对抢劫没有太大的兴趣。甚至出征前，就要考虑安民的问题。结果给白莲教的支援很有限，让清军有充足的机会镇压白莲教。

　　　　最重要的原因是，在这个历史，由于朱珪在广东试验过办团练，又有周琅的存在，让清军兵力捉襟见肘，结果提前推动他们在战区推行地主办团练。结果前面是一个个地主的土城、山寨，后面是紧追不舍的满清軍队，稍微停留就会遭到两头痛击。地主们大办团练，还吸纳了当地留名，导致白莲教的兵员也被对方吸纳。此消彼长之下，白莲教失去了所有的生存空间。

　　　　其实他们唯一的机会，恐怕就是发动群众，不是把地主家的粮分了，而是直接把地主家的地分了，然后才有可能在某一处建立基地。但这也是建立在他们的兵足够强，能够守住一地的基础，可事实证明，他们恰恰缺乏这种能力。依靠宗教迷信武装起来的部队，以吃不饱饭的流民组成的部队，事实证明很松散。

　　　　一切的因素综合起来，也只能说满清气数未尽，白莲教发动的早了，毕竟此时整个中国才刚刚跨过三亿人口大关，全国还有许多荒地没有开发，乾隆年间也基本风调雨顺，没有遍及全国的大灾害，清政府的储备足够丰厚，经得起折腾。

　　　　如果再晚个三五十年，等到四亿人口压在这块品级的土地，清政府财政空虚的时候，他们起义或许会更容易。

　　　　随着最大的几股白莲教被剿灭，白莲教渐渐开始销声匿迹，小股白莲教躲入了深山，也已经不足为虑，清廷甚至开始裁撤起了乡勇。毕竟他们对任何人掌握武装力量，都不放心。

　　　　一个秋天，白莲教基本覆灭。

　　　　而周琅的軍队也恢复了过来，从闽粤来的主力军，适应了当地的气候，或者说营养补充了来。周琅也完成了一系列北伐前的军事调动。

　　　　将赵文第十三军，以及五个广东步兵军留守在武昌府，然后帅营、第十四军以及炮兵部队全都退回了京师南京，北伐这样的大战，多一份力量就多一份保证，更何况帅营和炮兵部队这样的战略级力量，是一定要参与进来的。

　　　　最后是北伐前发行了一笔国债。这已经是第二笔国债了，第一笔国债是去年占领整个江南后，在广州发行的。

　　　　两笔国债的发行，也算将一个不算完善的债券市场搭建了起来。有一个现代金融市场，周琅即便这次北伐不成功，他也有信心跟满清十年八年的耗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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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八十节　赢在战场之外

　　　　为什么选择在广州发行债券，而不是在南京这个两倍于广州的城市。

　　　　原因主要是广州的商业氛围是这个时代中国最浓厚的，还是跟国际接轨使然，这里的商业不是中国最发达的，但却是最活跃的，而且常年跟洋人解除，许多商人是了解一些西方的商业债券的。

　　　　比如潘振承就直接接受来自伦敦的汇票，这放在南京估计没人肯认。

　　　　另外一个原因是，周琅建立的货殖银钱公行就在广州，这是按照中央银行标准建立的，由伍秉鉴主持，已经间接控制了广州的金融机构。有了这些金融机构，才有可能把债券推销出去。

　　　　最主要的就是那些钱庄，虽然规模跟当铺、银号相比，可能钱庄是最小的，营业主要是银钱兑换，打开门做生意，接待的都是一些升斗小民。可是钱庄数量却是三个金融结构中最多的，遍布街头巷尾。

　　　　因为过去老百姓使用制钱，官府收税却是收白银，老百姓在交税的时候，需要将制钱换成白银。这就造成了一个普遍的市场，支撑起了数量庞大的钱庄产业。

　　　　由于周琅印刷了铜钱本位的纸币，加上规定了银钱兑换比例，交税也不局限于白银，导致钱庄不再是必须的，最后是纸币的推出，让他们得到了一个延续的机会。他们可以在每笔银钱和纸币的兑换过程中得到三分的固定收益，现在绝大多数钱庄都是靠这笔生意支撑的。

　　　　所以钱庄对银钱公行极为依赖，一家家也都拼命向客户推销纸币。

　　　　由于每笔兑换都支付给了钱庄三分利润，而公行目前大量向钱庄、当铺提供的贷款却只有一分利率，其中看似亏了两分，可实际上在这笔纸币推广中，银钱公行并没有吃亏。

　　　　因为银纸兑换的毕竟是少数，却因此而推广了纸币，让纸币成为跟金银币铜钱挂钩的货币，银钱公行放出去的那些贷款，也都是以纸币为主。收上来的是真金白银，所以当初周琅存入公行的那笔上千万两银子的储备金不但没有变少，现在反而越滚越大达到了两千万两，在储备增厚的基础上，还贷出了四千万两的纸币。

　　　　四千万两的一分利息，怎么看也超过一千万两的三分利润，而且利息是持续的，给钱庄的利润却是一笔固定的买卖，这等于公行只支付了三分利息，然后永久占有了这些储备金，相当的划算。

　　　　至于贷款四千万，这也是有数的，跟最近几年，广州集中流失的白银数量相当，也算是填补了广州市场的白银短缺。当然这笔钱随着在金融市场中的来回滚动，会慢慢制造出更多的资本，毕竟从公行里借走银子的当铺，自己也是做放贷生意的，流转之间，金融机构就创造了新的货币。

　　　　公行能这么快的进入正轨，光靠伍秉鉴个人摸索是不可能的，荷兰人帮了大忙，作为欧洲最早开始玩现代金融业的国家，荷兰人这些年江河日下，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全世界的商业竞争中全面溃败，但底子却是在的。

　　　　在荷兰人的颠峰时期，全世界全世界两万艘船，荷兰人独占了一万五千艘。此时荷兰人口才一百多万，这就是为什么第三次英荷战争时候，法国人攻占了荷兰本土，荷兰人炸开了拦海大坝，整个国土淹没，荷兰人却没事的原因，他们的船足够搭载所有国民。

　　　　直到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年…1714年）时期，荷兰人依然是欧洲综合国力最强大的国家，在这场全欧洲反对法国的战争中，荷兰独自提供了14万陆军，是所有国家中最多的，当然这些士兵主要是雇佣兵，其他国家也都是雇佣兵。

　　　　之所以走下坡路，那是因为一次次不该被卷入的战争，最近一次，也是直接把荷兰马车夫车轱辘卸走的，正是英国人。这是1780年开始的事情，主要原因是美国独立战争，整个欧洲都支持美国，因为英国人太可恨了，欧洲有抱团围殴最强大国家的传统。荷兰也站在了反英的立场，可法国人反英，英国人占不了巴黎，俄国人反英，英国人占不了莫斯科，荷兰人反英，却让本国的殖民地遭殃了。

　　　　英国分舰队到处袭击荷兰殖民地，攻击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地，苏里南，苏门答腊，锡兰，西非海岸，英国海军在全球范围封锁、抓扣荷兰商船，最后英国人几乎摧毁了荷兰的海军。战后原本英国在一百年内向荷兰人借贷的巨额国债，也可用战争为借口而免付利息，并在战后以低价向荷兰商人收购国债。英国人还算地道的，许多其他欧洲国家，干脆直接赖掉了欠荷兰人的债务，这场为美国二战的战争，让荷兰人真正失去了作为一个欧洲强国的资格。

　　　　此后荷兰人是船也没有了，钱也没有了，荷兰东印度公司损失了近70％的公司资产，进入了破产的边缘，再也没有跟英国东印度公司竞争的能力。

　　　　可是荷兰人的船没有了，造船的技术人才还在，荷兰的钱没有了，银行家还在。

　　　　当然这些人才英国吸纳了大部分，但荷兰东印度公司也还控制了一部分，荷兰本土内还停留了一部分。周琅通过跟荷兰人合作，荷兰顾问团队不断壮大，现在已经有超过一千名荷兰顾问在周琅手下服务。

　　　　这一千人中，造船和武器制造方面的专家只有不到百人，大多数其实还是涉及到商业和管理方面的人才。

　　　　通过这些人，周琅建设了现代海关。并且建立了一座专门培养行政人才的学校，源源不断的培养出适用的商业行政管理人员。

　　　　而聘请的荷兰人中薪水最高的，还是那群银行家，只有百人左右的他们，却占了整个顾问团经费的二分之一。

　　　　但这笔钱花的值，这些人在货殖银钱公行中服务，引入了一整套阿姆斯特丹银行的风险管理办法和存贷款管理办法。在加上伍秉鉴的个人手腕，让这个金融机构迅速壮大。在开始发行纸币之后，也紧锣密鼓的开始发行债券，债券在欧洲已经流行了几百年，有一套成熟的管理机制和管理办法，推销方面，则有伍秉鉴的商业能力。

　　　　可即便这样，第一笔债券依然只卖出了区区一百万两银子，这笔债券的名义是免征江南钱粮债，告诉大家是为了免除江南赋税，而发行的债券，钱庄们向他们的客户推销，表示买了那张固定面值的纸片，就是把钱借给了大帅，不但将来会还，而且还有利息，每年一厘利息。

　　　　其实这笔债券，宣传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目的是催生出一个债券发行的商业机制和让老百姓了解到债券，接受债券的概念。同时政治上的宣传效果也很好，让闽粤百姓，甚至整个天下的百姓都看到，这个政权为了让老百姓喘息，宁可借钱，也要给刚刚经历战火的江南地区免除赋税，甚至许多江南人都买了少量这种债券。

　　　　这第二笔债券，名字就叫做北伐债券，由于第一笔债券到期，那些真的买了债券的投资者真的收回了本息，让债券的信用一下子上升，而且随着周琅政权的稳定，大家对债券的信心也就更足了。以前担心，不过是担心官府不讲道理，会赖账，在看到官府真的会还钱，而且给利息之后，加上对政权的信心，购买债券的人更多了。

　　　　而此时在荷兰人的帮助下，一个债券交易中心已经建立起来，就位于十三行商馆区，现在商馆区已经不再封闭，街道两头的闸门已经拆除，允许任何人自由进出，还修建了桥梁，将沙面跟陆地连接起来，短短几年间，这里已经发展成了广州最繁华的商品交易中心。

　　　　北伐债券将可以在新建立的三层楼高的债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不但可以持有，而且可以随时变现，变得流通性更强，这对手里暂时有现金，短期内不会动的商人来说，是最好的投资方式。

　　　　甚至大量洋人都乐意采购北伐债券，第一是因为他们对周琅政权更加看好，第二则是由于爆发了战争，许多洋人中断了生意，他们担心从广州采购的货物，会被帝国船只掠夺，于是将银子寄存在了广州，空船离开，或者就留在广州等待贸易恢复。

　　　　这些人手里有大把的现银，以前都是直接放贷给他们的生意伙伴，可现在广州的利率很低，反而不如买债券划算了。

　　　　结果这笔北伐债券的销售大获成功，卖出了一千万两债券。当然为了达到这个成绩，伍秉鉴在荷兰顾问确定货殖公行储备绝对足够的情况下，对外宣布，持有债券可以直接在公行抵押、甚至折价变现，或者叫做贴现。

　　　　有公行兜底，买债券成了稳赚不赔的买卖，购买债券的主力，商人们纷纷购买。尤其是金融业本身就是一个时刻储备一定现金的行业，这种随时可以变现的票据很快就成了他们处理闲置资金的最佳方式。

　　　　有了这个相对齐全的现代债务市场，周琅政权通过商业方式获取资源的能力大大增强，跟依靠农业模式获取资源的满清相比，在战场之外就已经胜利了。

　　　　终于，嘉庆六年初春，周琅宣布北伐开始，一场统一之战打响，赢者将获得整个天下，输者将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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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八十一节　王师北定中原日

　　　　北伐统帅，依然由周琅亲自担当，不是他揽权，而是手下人真的没有独当一面的帅才。

　　　　徐达那种仅次于朱元璋威望的人物，周琅的军中没有，赵文、陈小手、洪九指等人都是独当一面的大将，经过这几年的战争，指挥几万人攻城略地的能力有，可让他们多面调度，纵观全局，就有些为难他们了。

　　　　不是他们不够努力，陈小手等人在军中完成了扫盲，日日兵书不离手，菲舍尔等讲述的西方军事部署课程也是认真学习，战场上又经过多次实践，早就融会贯通。

　　　　可问题是根基浅，而且掘进太快，从周琅从凤山起兵到现在，这才过了几年时间，根本不足以让一个人从文盲成长到元帅。徐达北伐前，那是跟随朱元璋南征北战了十四年，历经过与陈友谅、方国珍等割据枭雄的生死大战，经验之丰富，是赵文等人不能比拟的。

　　　　周琅的指挥战斗经验和能力也不比这些人出色，可周琅一直身居最高位，统揽全局的能力却一直在变强，加上他本身就掌握的精通的现代管理能力，都让他在掌控大局方面，远超这些手下。

　　　　所以，哪怕遭遇了最为激烈的反对，周琅依然坚持亲征。

　　　　文物群臣都反对，原因很简单那，周琅现在是皇帝了，哪能动不动亲征，王辅茞更是表示，周琅身系国家，又没有子嗣，万一遇险，局面会呈现土崩之势。他不在乎周琅个人的生死，可周琅的生死关系到大家的基业，他就不能不在乎了。

　　　　事态发展到了最后，甚至大有群臣死谏的态势，周琅不得不退了一步。

　　　　他答应不会轻动，会率先在南京运筹帷幄，等各路北伐军站稳脚跟后，他才会北上。

　　　　这样的决定，其实也就定下了同样争执不下的北伐路线。

　　　　在北伐路线上，出现了跟朱元璋时候一样的争议，像常遇春这样的激进派，希望直抵北京，攻击敌人中枢。朱元璋认为这个方案太过轻敌冒进，认为“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悬师深入，不能即破，顿于坚城之下，粮饷不继，援兵四集，进不得战，退无所据”。

　　　　最后朱元璋制定出了三步计划，“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槛，天下形势，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则彼势孤援绝，不战可克。既克其都，鼓行而西，云中、九原以及关陇可席卷而下。”

　　　　徐达完美的执行了朱元璋的策略，三个月攻下山东，旋师河南，又拿下潼关，堵住关中的元朝武装，接着才从河南、山东夹击河北、大都，当发现没有援军的情况下，蒙元皇帝带着后妃跑了，从居庸关跑去了草原。

　　　　第三步，朱元璋才着手对付山西、陕西的元军，基本上统一了黄河以北地区。

　　　　由于朱元璋的计划被徐达完成的太过顺利，绝大多数文武官员都坚决支持这个方案。有现成的成功案例不去参考，非要用常遇春那个没有实践过的方案，谁能放心。

　　　　但周琅却打算直接攻打北京，既然自己手下这些文化背景和学识不尽相同的幕僚们态度如此一致的认为应该按照朱元璋的北伐线路来，那么清廷肯定也这么认为，他们的防御也会根据这种方案来进行，周琅却去突袭北京，一定会打的对手措手不及。

　　　　另外周琅目前的局面，跟朱元璋当年也不太一样，朱元璋是已经扫平了长江流域的各路势力，湖广一带已经纳入版图，长江以南没有后顾之忧。周琅现在并没有完整占据湖广，满清重兵在荆襄一带布防，随时都打算水流而下。武昌以西，水道变窄，周琅大船无法通航，争夺制江权难度很大，敌人占上游死守，荆襄都是历史上有名的坚城，强攻耗费时日太多，所以以防御为主，先灭清，后图一统。

　　　　由于荆襄之敌不能大意，所以周琅无法做到朱元璋那样长驱直入，也无法放心从山东攻取河南，因为那意味着荆襄清军有可能会从腹背反击，有荆襄在，即便占了潼关，意义也不大，堵不住陕甘清军从汉水出击。

　　　　因此周琅力主速战速决，一战灭清，直取满清中枢。

　　　　至于朱元璋担心的孤军深入问题，在周琅这里根本不是问题，他有庞大的水师舰队，大海对他如履平地，海路乃是通途，大海能为周琅所用，而不能为敌所用，通过海陆，甚至可以说江南跟京津根本就是接壤。

　　　　周琅出江南，从海陆直逼京津，像上次那样攻打北京，不同的是，这次不再是尝试，而是志在必得。

　　　　由于周琅不能亲临前线指挥，所以他就只能选择速战速决，从陆路北伐山东的话，陆路通讯效率会严重影响他的指挥。

　　　　于是在周琅强势坚持下，幕僚出身的兵部文官们退让了，北伐计划立刻就变成了水陆并进。

　　　　水师护送大军北上京津，占领天津，然后主力登陆，强攻北京；陆路则按照传统线路，进兵江淮，从江淮北上攻取山东。同时还能牵制江淮、山东清军，让他们无法增援北京，如果他们增援，则江淮、山东必失，周琅大军还是可以汇集北京。

　　　　两路大军，互相牵扯敌军兵力，如同拉锯，让其首尾不得兼顾，未必比朱元璋的北伐策略差。至于其他方向的清军，主要是湖广、川陕的清军，湖广方面，只要赵文能挡住，不让他们顺江而下侵袭江南即可，川陕清军路途遥远，等他们到了北京，正好以逸待劳在北京周边平原上将他们野战歼灭。

　　　　所有的计划统一，筹备工作完成。

　　　　大周二年三月（嘉庆六年三月，西元1801年5月），周琅焚表祭天，传檄天下，檄文曰，王师北伐中原，拯亿兆黎民于水火。值此北定中原之日，匡扶中华之时，凡天下汉家英雄当举义旗，诛暴虐

　　　　大军即刻开拔，尽起水路大军四十万，北伐满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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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八十二节　扬州十日

　　　　北伐的上层决议是攻取京津为主，北伐江淮为辅。

　　　　但下层执行的军兵却不知晓，两路进攻，明确告诉其中一路，你们是打替补的，这太伤士气了，所以军兵们只知道他们是两路进攻中的一路，谁能打到北京，那就看谁的本事了。

　　　　甚至陆路出击的軍队心理上还要更占优势一些，因为他们走的是徐达当年的路线，是正统路线，所以他们相信自己才是北伐的主力，海路只是佯攻而已。

　　　　进军江淮的部队由洪九指带领，攻克南京的时候，他的部队就驻扎在镇江，还攻占了江北的瓜洲，一直掌握着这个北进基地，清军尝试攻打过两次，都无果而还。

　　　　洪九指此时是江淮路总兵官，这不是一个常设的职位，效仿明朝的编制，这只是一个临时职位，带领兵员数量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