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之东方日不落-第9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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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个急于求成的英国贵族，心里未必服气，现在这个人太重要了，周琅不愿意把亨利皮特逼急了。

　　　　因为他是一个英国人，英国首相的弟弟，在东印度公司拥有很大话语权，这极有可能会把英国势力招惹进来，现在就在印度跟英国人硬拼的话，周琅觉得胜算几乎没有。而且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总督又换人了，还换上了一个强势的韦尔斯利爵士，此人家族背景相当强大，他弟弟叫做威灵顿。他带着弟弟和弟弟的軍队一起来印度，然后几年前发动了第四次迈索尔战争，将迈索尔这个印度南部的强敌给歼灭吞并了。

　　　　但之后韦尔斯利看中的目标，是印度主大陆中部地区的马拉特联盟，这是一个比迈索尔更加强大的对手，强大到名存实亡的莫卧儿王朝皇帝已经沦为他们的傀儡，马拉特联盟可以公开的在印度首都德里征税。

　　　　韦尔斯利跟信得省之间隔着一个马拉特联盟，暂时不太可能向信得省扩张，另外英国正在欧洲陷入反法同盟战争中，也不可能向印度提供足够的兵力。韦尔斯利不可能不考虑中国的因素，所以双方爆发冲突的可能很小。

　　　　但如果亨利皮特去邀请韦尔斯利，对方也绝对不会介意吞下信得省，毕竟怎么看新来的中国东印度公司的扩张，将来都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竞争对手，对韦尔斯利这样的政治人物来说，不可能没有这点远见。

　　　　如果亨利皮特不愿意英国东印度公司介入，以他的身份背景，倒是更有可能让东印度公司在产生野心的情况下，也保持克制。最后可能是跟中国公司合作，而不是争夺。

　　　　所以周琅现在对亨利皮特即不放心，又很难找出一个比他更合适的人，对这样的核心员工，一贯的方式只能是高官厚禄的拉拢，而不能让他跳槽了。

　　　　所以在压制了一下亨利皮特扩张野心之后，周琅马上提出，支持亨利皮特成为中国东印度公司总督，在印度将拥有绝对的权力，类比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英国总督。并且告诉他，关于信得省的问题，原则上是支持他的，因此支持他将公司的财力用于对信得省的后期征服。周琅愿意派出成熟的军官，帮助他在信得省组建一只当地人的軍队，用来进行征服战争。

　　　　俩人最终谈妥了，亨利皮特同意接受周琅派出文职官员去管理公司领地内的农业开发，而他将全权主导商业开发。公司将在未来五年内不向股东分红，利润全部用来组建本地武装力量，周琅提供军事援助，包括派遣军官和出售武器。

　　　　亨利皮特也决定离开中国，到卡拉奇履职，在哪里建立中国东印度公司的印度大本营，或者叫首都。而管理委员会将继续留在中国，亨利皮特将派出一个代表在三人委员会中代表他，管理委员会将负责全权拓展公司在中国的商业业务，尽量为公司发展提供长期支持。

　　　　周琅也很快就履行承诺，甚至迫不及待的开始行动。

　　　　从中国派遣官员，这对他来说，意义太重大了。

　　　　周琅一直坚信，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扩张，最终都会归结为文明的扩张。中国文明向来不是一个擅长扩张，不是一个热衷于扩张的文明。历朝历代甚至严禁书籍出口，因为中国文明是农业文明，带有浓厚的小农思想，他自傲，觉得自己的一切都是好的，所以不想把自己最好的东西跟别人分享。而中国又是一个推崇文人的文明，所以认为最珍贵的东西就是那些文人们写作出来的书籍。把赐予书籍，当作是一种恩典。

　　　　所以文成公主进藏的时候，可以带去大量的典籍，但在对外贸易中，是严查书籍出口的，日本长时期热衷于从中国走私各种书籍，就是因为很难得到的原因。

　　　　在这种文明观下，中国文明的输出，大多数伴随着中国移民的输出，而历代王朝又是不鼓励移民的，一切的一切，造成中国文明在扩张上远不如印度。真正中国文明圈的国家，其实就四五个，朝鲜算一个，越南算一个，琉球算一个，日本还保留了大量本国的特色，只能算半个。而印度文明早就扩张到了中国的家门口，缅甸、暹罗两国，受印度文明影响，远大于中国文明。

　　　　甚至连中国自己，都被印度人输出了文明，比如佛教完全是一个印度来的宗教。

　　　　但周琅始终坚信，这绝不是印度文明在历史上比中国更高级的原因，而是中国文明不善于输出。在古典时期，文明的输出手段，最有力的工具就是宗教的传播。可中国本土宗教很不擅长这点，更热衷于跟政权结合，获得资源，而不是通过民间扩张的方式来发展。所以中国的儒教占据了政治思想，道教们获取君王的信赖。民间反倒被印度来的佛教占据了老百姓的头脑。

　　　　但是宗教的强势，并不意味着一个文明的绝对强势，如果这样算的话，犹太人才是最厉害的文明，因为犹太教是基督教和回教的源头。可显然犹太文明，不具备跟中国文明相提并论的资格，尽管犹太人很出色，但在文明程度上，他们始终是依附于别的文明的。

　　　　这次周琅向印度派遣官员，就是一次逆向的文明输入，能否成功输出，关乎中国文明是否真的更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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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九十三节　谁是农业文明之王

　　　　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总是被专家学者热衷于放在一起比较，可到底谁更优秀，并没有一个准确的结论，中国，和受中国影响的东亚国家，当然坚信中国文明更优秀，可印度人和南亚国家并不认可。

　　　　但谁也说服不了谁，双方都能拿出大量的证据证明他们的优秀，双方都发展出了高度发达的手工业，取得了相当辉煌古代科技成就，人口规模也一直居于世界的前两位。印度人还向中国输出过文化，而中国却很难向印度输出文化。

　　　　周琅当然是坚信中国文明更有优势，因为中国文明更稳定，不像印度人那样，几千年的历史上，基本上没有本土王朝长期存在，而且最离谱的是竟然没有完成过统一，即便是最强大的孔雀王朝时期，印度最南端的几个泰米尔国家依然独立。

　　　　印度是有发达的宗教体系，但核心宗教可能还不是本地产生的，而是由于雅利安人的入侵带来的。雅利安人带来的种姓制度中，恐怕当年的印度本地人是作为贱民存在的。犹如蒙古征服了中国之后，主体民族南方汉人是作为最卑贱的族群一样。中国文化中的各种学派，基本上是独立发展起来的，诸子百家，极具中国传统特色，构筑了中国民族的深层精神。

　　　　撇开民族色彩观念，周琅客观认为，印度是一个长于宗教文化，而拙于政治文化的国家，长期分裂得不到统一，说明他们的政治管理水平无法管理庞大的人口，而这些人口还密集的生活在不到中国三分之一的国土上。

　　　　有的学者认为印度为什么一次又一次被异族征服，而中国却在大多数时间保持了自己的独立，只有蒙古和满洲人作为异族统治了整个中国，说是因为中国人的运气，因为中国国土够大，有足够的缓冲，地理更加复杂，更便于防守，不像印度一马平川，游牧民族跨越昆都拉山口后几乎一马平川。

　　　　但这更说明印度人管理能力的不足，他们不但无法管理庞大的人口，连比中国更为简单的山川地理都无法管理。中国人可以在崇山峻岭中修建万里长城，印度人难道就不能封堵一个昆都拉山口？

　　　　另外中国古代王朝的防御，并不完全是靠险峻的山脉，江南的河渠，是阻挡北方骑兵更为有效的武器，而印度的河流比中国更复杂，却一次一次失守，而中国却在长江如此宽的范围内，多次建立了防线阻挡住了北方游牧民族的攻击，比如第一次困守江南的东晋王朝，是靠的长江方向和江淮防线，而不是某座高山。第二次困守江南的南宋王朝，靠的同样是长江和江淮，而印度有恒河和印度河，却没有保住自己的国家。这从山川地理上来说明，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不足以说明全部问题。

　　　　另外周琅认定，印度人没有管理长江、黄河这样大江大河的综合能力，或许有局部的水利工程，可以把井修的如同宫殿，但在治河这样的超级工程面前，印度人做的远远不够。否则他们的人口就不应该是长期比中国少，而应该在绝大多数时间里，远超中国。因为印度平原的耕地面积实在是比中国多的多，也容易开发的多，21世纪，中国苦苦坚守18亿亩的红线，印度作用24亿亩的降水量远超于中国的耕地，却同样无法养活本国民众。

　　　　这些判断，让周琅认为，即便中国文明跟印度文明相比，并不占优绝对的优势，但至少在政治管理能力上，远超印度，所以他选择从政治层面入手，将中国传统的农业管理方法，带入印度。

　　　　这种农业管理能力，在中国如此的普及，几乎不用费力就能找到一大堆。

　　　　别说那些执政经验丰富的地方官了，就是广东一带的普通地方乡绅，都能号召乡民修建水利工程，珠江三角洲修建的河堤围塘，最后发展出的桑葚鱼塘，可不是政府的功劳，那是一个个宗族自己开发的。

　　　　为了避免因宗教问题带来的不信任，周琅挑选的第一批官员，都是回教信仰的官员，这些官员在中国也为数不少，当然比例上远远不如汉人，更不如满人，可总量上依然不少。这些人信仰的是回教，可读的政治书籍，同样是四书五经，治世的学问，同样是农业书籍，诸如农政全书之类的教科书读物。

　　　　周琅亲自招募了这些人员，告诉他们将去印度做官，管制待遇一应类比国内，并且叮嘱他们爱民如子之类。

　　　　周琅可不是征服者，他是去传播文明的，不是压榨财富的。只有真正带给当地人实惠，才能得到当地人的支持，这个道理亘古不变。

　　　　这些人到了印度后，面对的困难很多，最大的问题就是亨利皮特的不配合。亨利皮特不喜欢免除赋税这样的怀柔政策，他恨不能立刻效仿东印度公司那样，把赋税收上来，然后用收取的赋税套取印度的商品，再转售出去赚取利润。

　　　　但这些中国官员坚持要免除赋税，他们还跟当地的望族结交，因为按照他们的观念，异地当官就得跟乡土豪强打好关系，这样做什么都顺手。

　　　　当地其实也没什么豪强，跟中国家族传承的方式不同，印度的地方势力，是以包税人的身份存在的，他们不是因为掌握了土地而拥有权力，而是因为掌握了收税权而拥有权力。

　　　　东印度公司的办法是，提高这些包税商的税收额度，如果不同意的，就取消他们的包税权。通过这种方式，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将大量小封建主的包税权转给了一些富商，这些富商比封建主更加狠辣，压榨的方式更加高效，他们向东印度公司多交的税收最后都转嫁到了农民头上，而且他们还能因此致富。由于这些包税商的权力来源于东印度公司，他们很快就成了东印度公司管理印度基层的可靠爪牙。

　　　　按照东印度公司的话来说，是培植起了一个地主阶级，作为殖民政权的支柱。

　　　　亨利皮特打算效仿英国东印度公司，提高包税额度，将包税权授权给富商，在借新扶持起来的这些富商，来统治殖民地；但这些中国文官反对，他们要求轻徭薄赋，并跟当地土地阶层建立更紧密的联系，说白了这些文官是希望通过跟旧势力分享权力，来进行统治。

　　　　结果就是，很快这些跟当地统治阶层同样信仰的文人，得到了当地传统豪强的支持，这些传统豪强甚至将这些中国文官当作他们对抗公司的后盾。

　　　　亨利皮特十分气恼，写信请求周琅把这些人调回去，周琅是个商人，他也很倾向东印度公司那一套培养新的傀儡，取代旧势力的做法，这样做确实很好，印度人怀念了英国人几辈子，可不就是有这些英国扶持的买办存在吗，同样的道理，估计香港的某些势力，也就这么回事。

　　　　可是这些中国文官的办法稳妥，还是英国人的办法能够建立更长久有效的统治呢？

　　　　最终让周琅做出决定的是，他知道英国人最后还是走了，而中国来来回回换了那么多皇帝，统治乡村的还是那些地主。英国人的统治，可以让他们养熟的狗腿子们怀念他们，歌颂他们，但不足以从文化层面留下永恒的印迹，这毕竟是强行将一个商业文明管理方式，塞进一个农耕文明中。

　　　　而周琅派去的文官，则是试图将中国的乡村模式，跟印度的土地阶层对接。

　　　　作为文明的输出，他选择支持这些人。

　　　　他回信告诉亨利皮特，不要着眼于眼前的利益，应该从长远考虑，如果一味效仿东印度公司的模式，也只是一个拙劣的模仿者，而无法成为出色的开创者。他鼓励亨利皮特用开创的方式超越英国东印度公司，激起亨利皮特的好胜心。

　　　　同时告诉对方，以两年为限，如果这些人对农村的管理，两年内都无法产生良好的效果的话，就召回这些人。至于由于他们减免税负而产生的经济损失，周琅将采用给中国东印度公司退税的方式来进行补贴。

　　　　得到周琅的大力支持，同时还跟当地势力建立了比较好的关系后，这些文官们开始实践他们在国内的经验。他们开始在当地编练保甲，组织团练。号召当地领主们召集农闲时期，无所事事的农民进行水利工程建设。

　　　　修复当地已经存在的老旧水利设施，新建一批新的水利设施。尽管他们主要是为了灌溉方面，可毕竟有一定的航运效应，让亨利皮特发现，比直接雇佣人进行建设成本更低，又有中国的补贴，渐渐的怨言少了起来。

　　　　文官们在印度河下游，公司控制的领土范围内，修建了大量的灌溉水渠，改善了灌溉条件。还引入了不少新作物，中国的稻种、桑蚕，鼓励农桑。在大量原本印度人无法利用的低洼土地中，推广桑葚鱼塘模式，不但提高了当地粮食产量，也增加生丝等经济作物的产出，而这些都是畅销的商品。

　　　　不到两年，当地老百姓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这批喜欢亲临第一线的文官们，在当地的号召力甚至超过了过去的领主。

　　　　而这时候领主们组建的团练也已经初具规模，并且在中国軍官的训练下，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战斗力，是时候对外扩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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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九十四节　西清帝国

　　　　此时在中国，周琅也已经完成了内部的整合。

　　　　在全国各地推广了在广州试验出来的简单税制为主的商业管理办法，通过正规的，教授会计学和数学的学校，高效的培养着大量的新式税官。

　　　　民政上，王辅茞基本上沿用了传统的管理体系，所谓的皇权不下乡原则下，乡绅地主们依然是基层的管理者，过去能有多稳定，现在就有多稳定。

　　　　整个国家已经恢复到了白莲教起义之前的状态，当然大量的破坏不可避免，王辅茞去年到今年完成了一次人口清查，全国人口有两亿八千多万，比乾隆朝最后一次统计，足足少了一千万人口，这就是这次大乱产生的代价。

　　　　可是王辅茞却认为这乃是圣王之道，古来改朝换代从未有损伤如此之小的，这倒也是，那一次乱世不是减少三分之一甚至更多人口后，人地矛盾自行消失，然后慢慢转入盛世的，所谓的盛世有几分是统治得力，真的值得怀疑。在传统农业社会的管理方法下，周琅认为好跟差都是有极限的，在效率上远远不能跟基于数字化的现代管理相媲美。

　　　　王辅茞管理的民政，已经基本上恢复了正常的赋税征收工作，重新厘定了税率，跟满清时候一样低廉，但是取消了乾隆年间大量额外加派，总体收入甚至少于乾隆时期，但少的很有限，因为满清有永不加赋的虚名，而重新丈量土地之后，这一百多年间开辟出来的新田，纳入了征税基础中，抵消了取消加派带来的减少。

　　　　由于取消了境内税卡，对米价平抑的效果非常好，全国米价普遍回落，粮食产地米价少有上升。但商税并未因此减少，反而大幅度增加。

　　　　周琅对商业的管理，并不能说有多么出色，因为他手下的执行者并不出色，但管理相对规范，这种规范取消了大量原本不该存在的限制。

　　　　比如过去的盐法，大大限制了食盐的生产，官府千方百计的垄断食盐的渠道，借此取得丰厚的税收，但对盐业生产的压制极为明显。周琅将制盐当作普通工场对待，只要申请牌照，并缴纳低廉的授权税就可以自由制盐。

　　　　结果从广东、福建到江南、山东一带，但凡是靠海地区，稍有家资的商人都积极投身开办盐场，甚至连过去的贫苦盐丁，也拿着自家的灶具，开办了煮盐作坊。盐产量急剧增加，尽管少了一笔固定的盐税，可越来越多的制盐作坊缴纳的税收也越来越多，已经达到了过去被官员勒索一笔，被盐商剥削一笔，在给皇帝孝敬一笔之后的盐税的三分之一，也就是两百万两，这两百万两盐税，是全国上下十万家制盐作坊和二十多万家盐铺缴纳的。

　　　　如果周琅愿意，其实现在就可以把盐税恢复到乾隆时期的水平，甚至更多。因为放开了制盐之后，大量原本不允许产盐的地方开始产盐，大量原本没资格制盐的商人开始制盐，这导致了食盐产量大大增加。

　　　　只要生产规模扩大了，何愁收不来税？

　　　　但税制改革还不是时候，目前这套税制依然是鼓励生产的。因为产量还在走高，新的盐场还在申领执照，这说明盐业依旧有利可图，盐业市场还没有饱和，还不到对生产进行征税，调节产量的时候。

　　　　由于自由竞争，过去那些垄断的大盐商现在日子不好过了，以前依靠官府垄断经营，划片区分配销售市场，他们有恃无恐，导致官员大量掺假，反倒是私盐质量上乘。现在大量新的竞争对手加入，只要申请牌照缴纳一笔低廉的店铺税就能够卖盐，中小盐商不再依赖那些扬州盐商的供货，大可以直接去盐场采购。直面消费者的盐铺们，也不该卖掺假的食盐了。

　　　　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过去那种买盐甚至比买米的支出还高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不说，盐的品质和增加了，于是守着漫长海岸线，却有大量百姓因为缺钾、缺盐得大脖子病的时代也跟着结束了。

　　　　食盐价格下降另一个现象是，沿海的渔民收入增加了，他们的收入增加，当然跟有些人直接开办盐场有关，过去渔民就有自煮自用的习惯，有些就转行做制盐作坊，更多的还是做老本行，可他们的老本行收益也大了，因为渔业本身的市场扩大了。

　　　　鱼是一种很难长途运输的商品，因为鱼肉容易腐烂，在没有冷冻技术的时代，只能运送鲜鱼，这就造成了运输成本远远超过鱼价本身的怪现象，内地老百姓普遍是吃不起鱼的，山珍海味能够并驾齐驱，可打猎得到的肉食是远不能跟捕捞相比的。

　　　　现在盐的价格大大下降，渔民就可以将捕获大量制作成咸鱼出售，内地市场就可以变成海鱼的市场了。中国这么长的海岸线，却是以传统的食用河鱼的国家，这种怪现象也在开始转变。

　　　　在粮食紧张，养殖业无法快速扩张的时代，显然没有什么养殖成本的大海捕捞前景是十分光明的，荷兰人的蛋白质涉入主要就是通过海洋捕捞，中国则是依靠植物蛋白，而且航期缺乏。

　　　　捕鱼业一旦发展起来，由会带动造船业的发展，从申领造船执照的数量上也能看出来，全国各地造船作坊高达上万家，绝大多数都是制造小型渔船的。

　　　　规范的管理带来的对手工业的限制，大大释放了中国勤劳工匠的能力，其他行业也出现了快速扩张的现象。这主要得益于运输价格的普遍下降，一个是海陆开始畅通，另一个是漕运上的各种勒索，税关都被取消。

　　　　于是从广东开始，接着是福建，接着是江南地区，手工业迎来了快速发展期。

　　　　广东手工业带有外向型特征，得益于开放的政策，出口急剧增加，各种中国手工艺品流入西方市场；福建的造船业、铁业等在军工生产的带动下快速扩张；江南则是有自己雄厚的资本在支撑，在之前就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不需要外贸就能活的很好。现在洋人的商船可以直接停靠在宁波，停靠在南京，这些中国最优质，以前西方人只能艳羡的高端手工产品，也开始大量出口，靠本国市场就能发达的江南手工业，恢复速度和扩张速度比广东势头更猛。

　　　　贸易的扩大，又让关税大幅度提高，但依然只是一个小数字，一年只有两百多万两，把过去洋人交给广东的关税和各种陋规加起来，恐怕也就是这个数字。显然关税税率有很大的提高空间。

　　　　工商业的恢复和快速扩张，让商税已经超过了一千万两，已经不再是一个随便忽视的税种了。中国现在还不能称之为一个商业社会，但商业成分绝对增加了。

　　　　这些情况，让大周政权的财政变得极为宽松，毕竟传统官府机构本就是一个低成本的官僚体系，王辅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