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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者威廉大帝-第1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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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英格兰和诺曼联合王国，是西欧王权最为集中的国家，加强王权是形势所迫，也是威廉的愿望。
但了解封建制度的读者也都知道，这实则是一条双向契约。国王和贵族之间的从属关系，从一开始就带有双向契约的性质。
这是一种基于权利义务关系之上的契约关系，正如12世纪末一篇法学论文的总结：“主公与臣属之间应该有一种相互的忠诚义务，除敬重之外，封臣对主公应尽的臣服并不比主公对封臣所持的领主权更多”。
即使王权再大，封君也有义务保护封臣的生命及财产安全，一旦封君滥权，封臣也有权利不再效忠于封君。
虽然没有成文的法律，但是天长日久，国王和贵族之间的契约关系就变成了约定俗成。
按照契约的规定，双方各自履行义务、享受自己的权力，这逐渐成为英国社会普遍认同的一种规则。
这种契约关系虽然是人格化的和不平等的，但是它所包含的契约精神却是后来的大宪章、议会政治和习惯法体系产生的基础。
全靠贵族们对国王宣誓效忠肯定不够，国王也得给贵族们一些甜头才行。
为此，威廉设立了御前会议这一机构，在处理重大政务和战争的时候，他会召开御前会议以听取贵族们的意见，列席御前会议的自然也是那些大贵族。
不过，威廉设立的这种制度也是极其矛盾的，一边是与贵族不断妥协的传统，一边又是极易培养王权**的沃土。
像征服者威廉和长腿的爱德华这样的明君尚可深明大义，懂得克制，而庸主当政，像失地王约翰，王权难免会不断膨胀，这时王权与贵族的矛盾就凸现出来了。
为了防止百年之后，这种针锋相对的局面产生，威廉不得不做一些后备手段，以防备万一遇到庸主当政，王权旁落，被迫签订屈辱的大宪章这样的情况发生。
虽然在后世看来，大宪章所代表的契约精神是进步的，但实际上大宪章的实质内容确实将掠夺平民的利益，将利益分给贵族和教会，是一个残害民众的条约，是反动贵族联合教会势力逼迫同情平民的国王所签订的屈辱条约。
“或许我日后应当将自己的几个王国分别传给几个子孙，万一某个王国诺曼底王朝君主失去了权力，另一个王国的诺曼底王朝君主可以夺回另一个王国的王冠，将权力从贵族手中夺回。”
威廉将这种情况推演一番，但又想到了历史上自己的岳父费迪南一世去世后，自己的三个大舅子桑乔二世、阿方索和加尔西亚三兄弟自相残杀的故事，他可不想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的子孙后代身上。
“看来还需要从长计议才是。”威廉摇了摇头，暂且放下，现在还不需要威廉操心这些，毕竟英格兰王国的王权强盛，根本不需要担心贵族们的反噬。
………………………………
第440章 末日审判书
在迫使他的手下向他宣誓效忠的同时，一件意外的事情使威廉作出了一个惊人之举。
英格兰和诺曼联合王国遭遇了罕见的财政危机，是的，是王国的财政困难，难以支出庞大的军费开支和行政开支，以及国王的年金。
这几年来，威廉率领诺曼人连年征战，尽管连连取胜，并为威廉获得了英格兰王国和一顶王冠，但实际上，英格兰王国并不能给威廉带来任何的帮助，甚至在很多时候还是威廉的拖累。
像这场英格兰大叛乱一样，英格兰王国非但没有给威廉提供兵员和税收，反倒将诺曼人拖在了远离欧洲大陆的不列颠。
那时候正是法兰西王国内战打得不可开交之时，威廉正想率军介入到这场法兰西内战中，但英格兰王国发生的大叛乱却打乱了威廉的计划。
为了保住才戴上不久的王冠，威廉不得不率领近卫军团和第一军团返回英格兰，亲自率军平定叛乱。
威廉为了供应军队所需，不得不在在诺曼王国施加重税。
尽管诺曼王国在威廉清查贵族土地和财产后，税收大增，但要供应威廉连年征战，国家财政也开始捉襟见肘，不得不向诺曼底银行借款度日。
现在威廉又要进一步扩充军队，建立第四军团和由封臣提供骑士、装备和部分资金的第五军团，诺曼王国的财政更是支撑不住了。
威廉却是很富有，诺曼底财团富甲天下，诺曼底银行金库中储藏的金币甚至足以支付英格兰和诺曼王国八年的财政支出。
但诺曼底财团和银行中的资金，威廉却不想动用，因为这是他留给子孙后代的另一个法宝，是一顶统治经济商界的王冠，它的重要性并不比威廉手中任何一顶王冠来的差。
为了搜刮资金，在同一年，威廉组织了一个调查委员会，派员分赴各地调查各级封建主的土地占有、劳动力分布及财产状况，从而确定土地税额和附庸对领主的封建义务，以保证和增加王室的收入。
威廉下令对全英国的土地人口财产等情况进行“搜山检海”般的详细调查，他派出的调查员调查得非常仔细，他们几乎踏遍了英格兰全境的每一个城市和村庄，对所有各级封臣及自由人的土地财产、收入数额进行详细的核对与查证。
其详细和严厉程度令英国人感到窒息，仿佛末日来临，于是调查记录被称为末日审判书。
末日审判书的正式名称在十二世纪后称为土地赋役调查书，这是英国中世纪最早的经济档案。
不管英国人愿意不愿意，这次赋役调查，明确告诉英国人，他们所生活的所有土地，都是属于国王的，不是他们个人的。
同年底完成调查，然后汇编成册，称土地赋役调查簿。通过这次调查，威廉对整个王国的经济状况了如指掌。
调查详细地显示了英国的社会情况。其中的一些数据是，当时英国人口为一百五十余万，其中95为乡村人口，贵族的人口一万多，其中绝大部分是诺曼人，他们占据了英国的绝大部分土地，原先的盎格鲁萨克森军事贵族们消失殆尽。
在诺曼征服前，除了王室直属和教会的领地外，全英国的土地分散在两千户各级领主的名下。而到了1047年秋，威廉彻底平定英格兰叛乱的时候，全国范围内只剩下大约两百名大地主，诺曼贵族毫无疑问地占据绝大多数本土贵族只有诺森布里亚公爵奥索夫班堡一人，而且其领地收入也少得可怜。
调查也显示出，诺曼征服战争使英国出现了农奴化的自由租佃农，这也大大不同于英吉利朝时代。
城市有80个，最大城市伦敦，人口一万五千人，第二大城为温切斯特，人口也超过万人，第三大城为约克，人口在六千到八千的城镇有约克、诺里奇、林肯、沃里克等。
调查还显示，1047年英国地租总收入为86000英镑，其中五分之二属于160家诺曼贵族，二分之一归威廉王族，其余的属于五十个高级教士。
原来的盎格鲁萨克森人，平民就不用说了，连原来的贵族，他们的土地也统统被诺曼人夺去，占为己有。
调查也显示了诺曼征服战争对英国的破坏情况，末日审判书显示，有八百多个地方成为荒地。
调查也显示出，诺曼征服战争使英国出现了农奴化的自由租佃农，这也大大不同于威塞克斯王朝时代。
仅仅英格兰王国为威廉和诺曼底王室提供的收入就超过了四万五千英镑，再加上诺曼王国的收入，光是从王室领地地租和税收获得的收入就超过了九万英镑的规模。
这还不算威廉从诺曼底财团中抽取的利润，要是加上这些，威廉的收入恐怕要超过二十万英镑。
当然，威廉在决定财政支出的时候，通常会把王室领地的地租和商业收入剔除在外，用来支付军事和行政开支的都来自于封臣所贡献的税金、农业税收、商业税收、关税和罚金等。
这也是威廉所设计的国家财政收入和王室收入互相分离的制度，一个国家的财政支出需要依靠税收来支撑，而不是依靠君主的私人收入。
威廉手中庞大的资金可以暂时借给王国作为财政支出使用，但需要足够的抵押品，这些抵押品甚至可以包括税收权力。
既然国家都是威廉和诺曼底家族的，为何他要玩这种左手倒右手的戏码呢？
来自于后世的威廉已经见多了王朝被灭的例子，有太多的国王彻底失去了他的王冠，像历史上的诺曼底王朝就仅仅历经了三代君主就被金雀花王朝所取代，他可不认为自己的家族能永远保持对诺曼王国和英格兰王国的统治。
没有不灭的王朝，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威廉留下庞大的资产，用向政府借款的方式控制一个王国的货币、金融和财政，就像美联储那样成为国家背后的国王，这也是他留给后世子孙的一个依靠吧。
………………………………
第441章 王权高于教权上
在威廉下令实施土地清查令，编撰末日审判书的时候，却有一伙人强烈抵制了威廉下达的清查土地和资产的命令。
英格兰教会宣布他们的君主是罗马的教皇克雷芒二世，而不是他们在加冕仪式上宣誓效忠的威廉，声称威廉无权对教会发号施令。
威廉和英格兰教会的矛盾由来已久，盖因他一直试图将英格兰教会纳入自己的掌控之中，而英格兰教会却非常抗拒威廉的控制。
威廉手中把持着主教的叙任权，也就是指定主教继任者的权力更是令他们如鲠在喉。
主教叙任权是指授予主教和修道院长以封地和职权的权力。通常以两种物品作为象征：权戒象征宗教权，权标象征世俗权。
在神圣罗马帝国，11世纪中叶以前，主教由皇帝任命，皇帝授予主教权戒和权标，主教向皇帝效忠并提供赋税和服役。
11世纪中叶以后，教会势力增强，教皇格列高利七世要求教会摆脱世俗权力的控制，力主主教和修道院长应由教皇任命，从而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之间爆发争夺主教叙任权的斗争。
由于英格兰远离罗马教廷，教皇对英格兰教会的控制力非常薄弱，再加上英格兰的王权强盛，且威廉又是个强势的君主，因此英格兰教会一支都把持在威廉的手中，他们向国王宣誓效忠并提供赋税和服役。
但威廉的清查行动无疑动了主教们的奶酪，如果说在威廉清查之前，主教们每人只需提供寥寥一百多英镑和一两百名民兵的话，那么在土地清查完毕之后，助教们需要提供的赋税和士兵甚至要翻三倍以上。
这次英格兰教会抗拒威廉的清查行为，就是他们联合起来对威廉的一次反击。
要说英格兰的主教们没有受到罗马教廷和教皇克雷芒二世的支持，威廉是绝对不相信的，没有教皇的支持，他们不可能有勇气反抗他和诺曼人。
威廉将教会的反击视为一种对他权威的挑衅行为，于是他向各总铎区、堂区和修道院的主教们下达命令，要求他们前来温切斯特觐见，接受威廉对他们违背自己效忠誓言的惩罚。
另一方面，威廉也做好了使用武力的准备，若是他们再次抗拒他的命令，他就会率领他麾下的军团攻打主教们的领地。
在英格兰王国，当地主教们拥有大量的领地，不但拥有伍斯特郡和达勒姆郡作为总铎区，在每个郡中都拥有大片领地，这些主教们拥有的领地加起来甚至达到了威廉王室直领的一半。
威廉对领地有一种极度渴求的**，对英格兰教会占有的大量土地垂涎已久，同时威廉又是一个控制**极为强大的君主，他不能容许他的领地中有任何不受他控制的不稳定因素。
在他看来，英格兰教会就是最大不稳定因素，他们不受威廉的控制，随时可能获得教皇和罗马教廷的帮助对抗他们的君主，这不就相当于21世纪的分裂势力和外国干涉吗，这种受到外国支持的分裂势力即便在天朝也是不能容忍的。
中世纪时期，西欧世俗政权与教会是并存的两大政治力量，二者时而勾结、合作，时而冲突。
封建制度确立之初，教会依附并支持世俗政权，10世纪开始，教会的实力不断增强，借政治混乱的有利时机，教皇开始与世俗君主展开了争夺西欧最高统治权的斗争。
各国君主为了实现中央集权，仍想把教会视为统治工具“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间，因此展开了长期的政治冲突，这场斗争贯穿了封建社会的始终。
在英格兰，教权和世俗权力的斗争也由来已久，封建君主和教会间的关系非常复杂，既有合作，又时常发生冲突和对抗。
中世纪前期的英国封建王权，脱胎于带有日耳曼部落原始军事民主制遗风的盎格鲁撒克逊的“蛮族”王权，随着基督教的传播与社会封建化的拓展而逐渐形成。英国封建王权自910世纪开始孕育，最终确立于1066年的“诺曼征服”，并在12世纪进一步强化。
在基督教的神权政治文化传统中，蕴含着浓厚的“王权神授”的神权政治理念。基督教的王权神授理念，在中世纪初期的西欧社会开始得以广泛而深入地传播。
其时，王国间的兼并战争与民族、部族间的冲突此起彼伏，阶级的分化与对抗日益加深。在剧烈动荡的社会环境中，“蛮族”王权与教会为求得生存发展，密切配合，相互为援，竭力构建“神命”王权支配的统治秩序，由此而鼓吹提倡王权神授的说教。
随着基督教神权政治文化传统的不断积淀，由王权与教会策划的国王涂油加冕典礼应运而生。自基督教6世纪末传入后，英格兰也逐渐受到其神权政治文化传统的浸染，国王涂油加冕典礼随之产生并流行开来。
教会的神权政治文化传统，有力地促使原始孱弱的“蛮族”王权向神圣的“基督教王权”转化。
这一中世纪初期西欧政治史上的重大历史变革，在当时的英格兰最为显著，由此而为英国封建王权的兴起开辟了道路。
随着教会王权神授理念的传播与国王涂油加冕典礼的实施，英格兰王权孱弱的局面渐趋消失。
通过该典礼，国王成为“承蒙上帝恩典”来统治国家的“神命之王”，任何人都须服从他，反对国王就是反对上帝，就要受到神的严惩。
随着国王的神化，英国王权自9世纪开始强化。国王的公共政治权威逐步树立，并得到了法律的确认与保护。
王国的重**权亦归王掌握，其具有普遍公法效力的有关“王之和平”的规定，将损害王国安定之罪行收归王家法庭审理，国家的地方行政制度分郡制，也相继建立。
此外，国王还组建了包括封建臣属服役部队、地方民团和雇佣军在内的王国武装力量。
可以说，正是借助于教会神权政治文化传统的推动，英格兰的“蛮族”国王才得以不断突破日耳曼原始军事民主制习惯的桎梏，初步树立起君主的神圣权威与尊严，创建了雏形的国家体制。
这样，就为“诺曼征服”后英国封建王权的确立，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历史上的1066年，诺曼底公爵威廉对英格兰发动的“诺曼征服”，威廉获得一国之君和封建宗主的双重政治身份与地位，构建起强大的封建王权。
随后教会的神权政治文化传统在英国封建王权的巩固和发展上，同样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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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2章 王权高于教权下
在“诺曼征服”过程中，为在英国建立神圣的王权，威廉在忏悔者爱德华时候迫不及待地在1045年圣诞节让约克大主教埃尔德雷德在西敏寺为他按旧制涂油加冕。
涂油加冕典礼将威廉从一个外来军事征服首领和尚有封臣身份的诺曼国王和威塞克斯公爵，转化成神圣合法的英格兰王国君主。
从此，威廉就以神命的英王威廉一世的身份君临王国。
此后，经过王权与教会的精心设计，国王的涂油加冕典礼渐趋完善，成为英王国的一项隆重的宗教政治礼仪制度。同时也正是因为这种仪式才使贵族们的离心因素得以减轻。
涂油加冕仪式以特有的神权政治的象征意义展示，国王是神命的一国之君，任何人都须服从其权威，否则就要受到国王从而也是上帝的惩罚。
通过这一典礼，国王的封建宗主形象大为淡化，并可借托神意突破封建习惯的限制，进一步拓展其作为国家最高公共政治权威的君权，遏止封建离心因素的滋长。
可以说，在教会神权政治文化传统的长期熏陶下，威廉的后继者们，英王作为神命的最高公共政治权威的形象，逐步在王国中牢固地树立起来，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普遍认同与广泛崇拜。
就教会而言，为获得庇荫，它致力于神化和辅佐王权。
但教会毕竟是一个以教皇为神权领袖、具有特定神权机构与制度的国际性宗教组织，它的神权政治的理想目标，乃是要建立一个既能庇荫教会、又不干预教务的神命王权。
因此，它既支持王权又欲限制王权，意在摆脱王权对教权的束缚。
罗马教廷神权的膨胀及其对英国政治的不断干预，成为此时英国教、俗权力矛盾的催化剂。
此前的教皇虽然已是西欧公认的宗教领袖，但实际上各国教会多由本国王权控制。
教皇克雷芒二世就利用克吕尼改革运动来强化神权权威。
在这一过程中，罗马教廷的神学家竭力阐发神权政治文化传统中教、俗权对立的固有内涵，提出了有别于传统的新神权主义的政治学说，否定王权直接源于上帝的“神授”原则，并依据“灵魂”统治权高于“**”统治权的信条，鼓吹教皇权为上帝所授，王权为教皇所授，教皇有权废黜君主。
当威廉初闻这条由罗马教廷的神学家所提出的政治学说之时，威廉就对罗马教皇和教会提高了警惕。
也真是因为威廉心怀芥蒂，他才会对英格兰的主教们联合反抗自己的命令如此敏感，反应异常激烈。
他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揣测教会的意图，他们的反抗是否意味着教会想要夺取英格兰王国的最高权力，意图将他变成教会的傀儡。
使用武力消灭英格兰教会是最后也是最愚蠢的手段，盖因威廉一旦出兵将教会的领地和资产彻底收为己有，他将受到国内外势力的敌视。
到时候对抗威廉的可不只有英格兰教会的主教们，还有罗马教廷和教皇克雷芒二世，以及对英格兰王国虎视眈眈的挪威和丹麦王国，对威廉极度敌视的法兰西等国家。
因此，是否采取武力手段直接消灭对方，威廉定要慎重考虑，慎之又慎。
当然，武力消灭英格兰教会这样的过激手段固然不可取，但杀鸡儆猴还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
威廉已经将伍斯特主教当做了他首先开刀的目标，因为他手中已经掌握了伍斯特主教勾结埃德里克和格鲁菲兹叛军，以及康沃尔伯爵等叛逆的确凿证据。
此外，威廉的目标不只是教会的土地和资产，还有教职任命、授予权、司法权以及什一税这四点上。
威廉不满足于指定主教继承人的叙任权，他试图直接掌控对英格兰教会各主教、祭司神父的教职任命和授予权。
中世纪司法权与封建权益密不可分，在教职任命、授予权的争夺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司法权之争。
此前，英格兰王国的教会既无司法权独立的观念，也未建立独立的教会法庭，但主教拥有司法审判的权力，他们在郡和百户区的法庭审判犯罪的教士和他们认定的异端。
威廉继位英王后，他立即颁布教、俗案件分审的政令，让主教另设宗教法庭来审理涉及“灵魂”信仰与教务的案件。
这一举措旨在清除主教干预地方司法的隐患，而非让其享有独立的司法权。
相反，拥有一国之君和封建宗主之双重政治身份与地位的威廉，在操持教职选任、授予权的同时，也从两条渠道掌握了对教士的司法权。
其一，将任何刑事大案视为破坏“王之和平”及特权的案件，划归为“王座之诉”的案列，罪犯无论属俗属教，一律收归王廷审理。
其二，将任何教、俗封臣的民事诉讼和反叛案件，按封建法原则也收归兼作最高封君法庭的王廷审理。
此外威廉还规定，未经国王批准，教会不得按宗教法将王之臣属开除教籍，教士不得求诉罗马教廷。
威廉派往各地主教的使节陆续返回，各地主教纷纷拒绝了威廉要求他们到温切斯特觐见请罪的要求。
作为反制措施，威廉在伦敦召开了王廷会议，通过克拉伦敦宪章，明文规定，教士所犯的刑事要案先由王廷审理，然后再送教会法庭受审，并由王廷法官陪审，如审出有罪，则交给王廷判决惩处教士诉讼不得投往罗马教廷，而应上诉到大主教，若获不公之裁决，可求诉于国王任何教士封臣都须履行对王的封建义务，恪守封建法律没有国王同意，教士不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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