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工厂-第19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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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孙逸仙死后不久，林森便由“容赤”转向反赤，在政治眼光和个人良知上，都有着让人惊叹的才能与坚持。

　　　　林森的经历丰富、复杂而坎坷，而综观其一生，对中国文明的恢复做过不少的好事。除了爱国之志终生不渝外，为官清正廉洁、不慕名利、重视教育、自律甚严等，也是他的优点。

　　　　尤其他崇扬民主和法制的精神更值得称道，在任参院议长时，他对孙逸仙和袁世凯这两名“大总统”的决定都有过否决的记录。尤其是他在众目睽睽之下，曾使目空一切、趾高气扬的袁世凯不得不在解除佩刀后才被允许进入参议院，此举尤令人钦佩。

　　　　姜瑞元上台后，林森仍未改书生本色，以**党监察委员的身份，数度参与弹劾姜瑞元的行动，使蒋大为恼火。

　　　　林森为官处世，不喜张扬，做事低调，奉行“不争权揽利、不作威作福、不结党营私”的“三不”原则，讲究“无为而治”。

　　　　但同样也由于这种风格，使得他在党国之内倍受冷落，在林森出任“国府主席”时，**党内很多人都不重视林森这位“一国之尊”，甚至仅仅把他看作“国府看印的”。

　　　　胡适针对此情形曾有过一段评价：“林子超先生把国府主席做到了‘虚位’，以至于虚到有的人居然已经‘目中无主席’了。”但他并不是“无所作为”，该做的事他向来是当仁不让的。

　　　　这也和他的文人清高性格有关，不争权，但也不对人谄媚。在甲午战争之后，林森甚至参加过反对建奴政府割让台湾的义举，就因为这个，与当时的建奴政府有着非常不愉快的经历，他不是一个软骨头的书生，而是有着自己的傲骨。

　　　　同样的事情，还发生于北伐大**时期。不同于孙逸仙的权谋为重，林森极力反对与红门合作，更因此而参加了“西山会议派”。从而被**党中央开除党籍，直到1927年6月11日，南京**党中央党部才宣布取消“打倒西山会议派”的口号，林森与张继、谢持、邹鲁等也恢复了党籍。

　　　　在政治理念上，他的信念和姜瑞元有着许多共同的地方，尤其是在摆脱苏俄控制方面，意见一致。

　　　　所以1928年2月林森才能当选为**政府委员，随后更是当选为立法院副院长，接着又选为**党中央监察委员，成为**党中央和政府的重要人物。

　　　　1931年3月2日，因为在中原大战之中胡汉民与汪兆铭联手想要扳倒姜瑞元，所以身为立法院长的胡汉民被姜瑞元囚禁后，林森被选为立法院长，成为**党中央的要员。

　　　　在日本帝国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本来应该团结抗倭。但是1931年11月**党四大召开之际，**党内又开始了互相指责，互相拆台的局面，这也是老惯例了。以姜瑞元、胡汉民、汪兆铭为代表的三派势力互相之间又开始了权力斗争，相持不下。

　　　　胡汉民和汪兆铭为了搞倒姜瑞元，又再一次暂时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姜瑞元的中央嫡系。在这种情况下，姜瑞元迫于时局，“以退为进”，宣布下野。在这种群龙无首的情况下，令各方面都能接受而又具有崇高威望的林森于1931年12月15日被推选为国府代主席。

　　　　月底，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议决国民政府主席为国家元首，但不负实际政治责任。12月28日林森就正式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

　　　　实际上这时有望成为主席的还有蔡元培。但蔡老头属于学者型的人士，资历比中华民国首任参议院议长的林森稍逊一筹。而于右任因为是姜瑞元青睐的人选，而被胡、汪方所拒绝。因此，最后就只有林森莫属了，而且从公德还是私德来看，林森都是当之无愧的。

　　　　林森平生洁身自好，生活力奉简约，朴素至极，他曾为**到海外募集到大批捐款，却没有为自己添置一件足以防寒的冬衣，以致在自己的长衫下摆上缝上衬布以保暖。

　　　　他青年丧妻，却终身不续娶，无亲生子女，没有什么家产，更无三妻四妾，更无**党内有些权贵那样奢侈yin逸的作风，这在当时的官场中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品质。比之后世的所谓伟人吉少山，有过之而无不及。

　　　　林森只是与人无争，本身并非庸碌之才，他对于自己负有责任非常清醒。在《就职通电》中讲：“森受命彷徨，不敢自逸，黾勉受命，暂度危机。值此国难灼肤，外交束手，懔失足于冰渊，谋全国之团结，急不可待，时不我与，森惴惴自将暂勉效职。”

　　　　从这番诚挚之语中可见他深知自己所处位置的艰辛，于是表示要如履薄冰地效力。事实也确实如此，伺候**政府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林森真是受命于危难之际，奋力苦撑危局。

　　　　林森常常一身长袍马褂，鹤发童颜，银须飘垂。拄着一根手杖，鼻梁上挂着眼镜，仪态端正，举止稳重。如果不是他胸披红绶带，佩一枚青天白日的徽章，人们是不会想到这么一位慈祥的老者就是中华民国的国家元首。

　　　　在衣着饮食方面更是很朴素，常身着黑色或蓝色大衣长袍，戴灰绒呢帽或黑色礼帽。一年四季，无论寒暑，都是一身布衣，只有厚薄之分，没有时常变化。饮食起居上他也是喜欢清淡素食，几乎烟酒不沾。

　　　　在住宿上，林森也很简单，他喜欢清静、自然。其南京成贤街故居，十分狭窄。移驻洛阳期间，居处尤为简陋。这与一些**党内高官住公馆形成了鲜明对比，比之后世红门赤朝的许多所谓节俭的为人，更是犹有甚之。

　　　　之所以能够出任国家主席这个在政治上至高的职务，当然不是仅仅凭着清廉就足够的。这和林森的思想品格有关，他既有道家淡泊名利的一面，也有传统儒家积极明志的另一面。登上国府主席的座位，林森并不是怀着君临天下的心情去争夺权位。

　　　　因此，他的政治作风就带有很强的“无为而治”的色彩。在通过《中央政治改革案》的议案修改之后，林森出任的国家主席再也不是独揽党政军大权的领袖，而是一个空有名号的虚位。

　　　　由于是虚位元首，林森尽量恪守“**政府主席不负实际责任”的明文规定。尽量不问细事，不干扰阁僚的工作。以致在他就任主席一个多月后，行政院的那些官员才记起来应该去参谒一下林主席。

　　　　如果国府主席是一个不明大体而个性特别坚强的人，如果他不甘心做一个仅仅画诺的主席，那么十几年前北京唱过的‘府院之争’一幕戏，还是不容易避免的。只有生活于这个到处都是争心的时代，试回想那两年前党政军合为一体的国府主席的地位，就可以明白林森主席的谦退无为是有这多么重大的历史意义的了。

　　　　确实如此，在姜瑞元担任**政府主席的时候，由于他具有很强的政治**，他兼任着**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是权倾天下的铁腕人物，但是由于其锋芒毕露，树敌太多，引起连年的军阀混战、派系纷争，搞得国无宁日、民怨沸腾。

　　　　就连姜瑞元本人也被迫两度下野，相比之下，林森的谦逊无为确实具有历史意义。　林森与姜瑞元，在性格上一柔一刚，因此能够互相配合，长期共事而能安然无恙，这当然主要是因为林森的通情达理。

　　　　但是就是这样一位优秀的政治家，最终还是被历史所遗忘。因为他既没有犯下滔天的大错，也没有做过轰轰烈烈的大事，更没有滥用自己的权谋，去肆意修改史书来彰显自己的伟大。

　　　　这样的伟岸，形似高山，如同四海，巍峨浩瀚，却又深沉练达。对于国家大事而言，一个人的私人品德无论如何清高，于国于民都是无甚用处，但林森这人，却是意外。

　　　　中国在这个蹉跎的时代，能够拥有这样一位宽仁厚重的主席，真是幸甚

　　　　第三百三十六章　主席林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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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三十七章　中德合作

　　　　第三百三十七章　中德合作

　　　　林森出任国家主席，使得姜瑞元完全不必担心来自政治上的阻力，开了军事上的全面改革与整编，以应对接下来的危局。（）

　　　　在淞沪战场上，**军与日军的碰撞，使得姜瑞元更直观更深刻的认识到了自己的部队与日军精锐的巨大差距。他可没有马子任的魄力，拿百姓的生命去和日本耗元气，姜瑞元始终认为战争应该是军人的责任。

　　　　所谓全面抗战，发动群众支援，这些都是军人的耻辱。国家应该保卫人民，而不是相反。

　　　　改革军事，整备武器，都是为了增强士兵的作战能力，以更好的姿态去守卫国家和主权。虽然姜瑞元获得了不少美国的经济援助，但在军事上却始终还是主要依靠华联与德国。而由于过去的矛盾和冲突，姜瑞元明显更加信赖彼此毫无瓜葛的德国人。

　　　　双方的合作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中德双方已经在军事领域上有着非常深厚的纠葛。在这一点上，无论是**政府还是华联，其实都是一样。

　　　　作为欧洲陆军强国的德国，历来就是一些在军事上相对比较落后国家的学习效仿对象，如日本明治维新时所建立的陆军几乎就是照搬普鲁士陆军全套军事思想、建设制度和制式操典。

　　　　而中国很早就开始学习德**事，清朝后期所建立的新军，就有着深深的德**事影响的烙印。

　　　　早在1927年，**党与红门之间的合作关系全面破裂后，姜瑞元的**政府便迅速驱逐了苏俄军事顾问，开始向德国寻求军事援助。

　　　　德国适逢一战战败之后的艰难日子，根据凡尔赛条约的规定，只能拥有一支十万人的军队，大量职业军人被迫离开军队。这些除了军事知识以外对于其他领域知识、技术一无所知的军人，便成为各国争相聘用的名师。

　　　　尤其是军事领域较为落后的国家，其情况更是如此。

　　　　但是，凡尔赛条约有明确规定不允许德国公民在外**队担任军事顾问，而德**方则希望他们去外国担任军事顾问。以使这些退役人员能利用在国外军队服务的机会，获取最新发展的军事知识和技术，使德**队不至于在军事学术方面出现断层。

　　　　同时更含有希望这些人员在以后归国后能继续在德**队中服务的深意，所以德**方对这些人员远赴国外担任军事顾问是暗中鼓励与支持的。

　　　　而姜瑞元实际领导着的**政府早在1927年四一二事变之前就开始与德**方接触，德国原则同意向中国派遣军事顾问。最初中国提出的顾问名单上是一批如冯？马肯森、鲁登道夫等在一战中声名显赫的人士。

　　　　但是德**方认为这些人名头太响亮，容易被发现，所以婉言拒绝，第一批来华的德**事顾问是马克斯？鲍尔上校。这人虽然名不见经传，却曾在德国总参谋部供职，以其出色的军事才干深得总参谋长鲁登道夫的赏识。

　　　　除了马克斯？鲍尔，还有斯图兹纳中尉和霍姆尔少尉，一共三人，由此揭开了中德军事合作的蜜月之旅。

　　　　在中德军事合作领域，希特勒见蒋介石政府驱逐苏俄顾问、与苏俄交恶、发动四一二事变、围剿红门领导的以底层民众为主的赤军等行动与其坚决的政治立场非常合拍。

　　　　同时中国蕴藏的丰富自然资源和广阔的工业品市场，也正是德国复兴的重要便利条件，特别是如钨、锑等战略资源，是德国所缺乏的主要军事物资。而且作为苏俄的邻国，完全可以作为有效的牵制力量和共同反苏的政治盟友。

　　　　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大选中获胜，出任德国总理。加之他上台之后废除了凡尔赛条约的种种限制，因此来华德**事顾问的级别与规模逐渐提高，原先带有遮掩耳目的私人性质而逐渐转为公开的官方援助。

　　　　中德军事合作因此渐入**，不仅双方签署了《五年军事工业发展计划》，德国开始帮助中国建立军事工业，并在中**事工业尚未建成前向中国提供军事装备，而且第四任德**事总顾问前德国国防军总司令汉斯？冯？塞克特上将在协助中国整军建军方面，提交《陆军改革建议书》。

　　　　这份建议书非常关键，它提出了以有限的物力财力，首先建立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小型核心示范武装，再分批分期完成全国60个师的整编，他认为中国有这样60个师的精锐常备军就足以应付各种状况了，这就是**军30年代60个整编师方案的来源。

　　　　汉斯？冯？塞克特此人也不简单，因为这份建议书，他成了历任德**事总顾问中最受姜瑞元器重，待遇最高、地位最高的。甚至可以以“委员长委托人”的身份，代表姜瑞元向国民党政府各部门首脑下达指令

　　　　不过整军计划虽然确定，但毕竟几乎所有的武器装备都要从德国运往这里，路途遥远。**政府本身没能建立起自己的工业基础，对于这些事情确实无能为力。

　　　　也正因为如此，政变计划也有轻重缓急，和主次区别。嫡系的核心精锐，自然可以更早的接受整编，能够分配到更为精良的武器弹药，但次级主力和边缘化的部队，待遇肯定是差了许多，这也是常理。

　　　　即便是在接受德国顾问指导与训练的部队中，德国顾问的参与程度也有深浅轻重之分，有的师全师上下只有一名德国顾问

　　　　在所有部队中，接受德国顾问指导最多，德式装备最齐全，训练最充足的莫过于教导总队、第36师、第87师和第88师这四支姜瑞元的铁杆嫡系部队了。

　　　　教导总队，全称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顾名思义就是隶属于中央军官学校的教导部队，在**中属于示范部队性质。中央军官学校前身就是名闻遐迩的黄埔军校，教导总队最早的前身可以追溯到曾在大**时期东征和北伐中赫赫有名的黄埔学生军。

　　　　黄埔军校是姜瑞元走上事业顶峰的开始，所以姜瑞元对黄埔军校历来是青睐有加，最先进的装备、最先进的战术训练、最先进的部队编制往往都是先由中央军校来进行实验。而中央军校也一直秉承建校以来的传统，维持着一支具有相当战斗力的团级步兵教导部队与若干连营级特种兵教导部队。

　　　　1930年5月，中央军校正式组建了一支编制为两个旅六个团的教导第2师，这是早期中央军校教导部队的鼎盛时期。

　　　　这个教导第2师几乎将中央军校的所有新锐武器都收入帐下，其所属特种兵包括两个炮兵团，也就是中央军校的两个教导炮兵团，再加上骑兵连、工兵连、辎重连、学兵营与战车队，可以称得上是虎贲满堂。

　　　　在整个中央军之中，教导第2师的战斗力仅次于冯轶裴的教导第1师，而日后在抗战战场上威名远扬的第4师就是在教导第2师的基础上组建的。

　　　　1931年1月在德**事顾问的计划下，中央军校正式开始编组教导总队，最初编制为两个步兵营以及炮兵连、工兵连、骑兵连、迫击炮连、特务连和通信连。

　　　　官兵主要从原教导第2师炮兵团、特务营、工兵连、骑兵连和军校警卫部队中抽调的精兵强将。这个团级教导部队主要进行德式步兵团的编制试验以及德式新武器的应用研究，是为了全面开展德式师建设而先行一步的试验性部队。

　　　　总队长唐光霁少将，出身于西北军，毕业于著名的保定军校。之所以选择唐光霁，完全是因为他科班毕业，尤擅部队训练，而且北伐之后一直在中央军校任职。

　　　　副总队长朱宗海，曾任教导第2师参谋处处长，原是中央军校的炮兵教官，他负责主持总队的参谋业务。所属两个步兵营主要用于编制试验，炮兵连装备德式75毫米卜福斯山炮，主要摸索德式装备的具体应用，工兵连配备了德式新型工兵器械，骑兵连则鸟枪换炮，改装摩托车。

　　　　1932年3月朱宗海升任总队长，1932年9月保定军校6期毕业的高级教官章履和接任总队长。在此期间教导总队都只是纯示范性的实验部队。直到1933年6月桂永清出任总队长，情况才得以彻底改观。

　　　　教导总队成为一支野战部队，副总队长周振强和张坤生，都是黄埔军校第1期，与桂永清是同学。总队司令部下设参谋处、副官处、经理处。部队扩编为第1团，下辖步兵三个营，团直属炮兵连和通信连，团长由周振强兼任。

　　　　总队直辖军士营、特务连、骑兵连、工兵连、通信军士连、军官教育队、卫生队、军乐排和汽车队。总队扩编后调防南京孝陵卫，位于钟山南麓，**政府强令搬迁了六个自然村，圈出一大片土地建成教导总队的大本营。

　　　　第36师、87师和88师是一脉相承的兄弟部队。在中央军里，既不是胡宗南第1军系统，也不是汤恩伯第13军系统，更不是陈诚的土木系，而是出自于姜瑞元的警卫部队，标准的嫡系中的嫡系。

　　　　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后，组建了军校卫兵队负责姜瑞元校长的安全警卫与侍从。后来卫兵队扩编为特务营，北伐战争时期又在特务营的基础上扩编为**军总司令部警卫团，作为姜瑞元总司令的侍卫扈从部队。

　　　　1927年**政府定都金陵，警卫团再次升格，扩编为首都警备师，所辖部队多达六个团。就这样紧随着姜瑞元的地位攀升，他的警卫部队也完成了从卫兵队、特务营、警卫团到警备师的四级跃升。

　　　　此后，警卫部队编制又多有改动。1930年12月，警备师与军校教导第1师合并为警卫师，教导第一师的师长正是战功赫赫的冯轶裴，该师更是被公认为中央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

　　　　至于原警备师所属第1、2、5团则改编为警卫第2旅，原教导第1师所属第1、2、3团改编为警卫第1旅，原警备师第3、4团改编为警卫师特务第1、第2团，原警备师所属第6团被裁撤，人员编入各部。

　　　　此时的警卫师，下辖两个旅六个团，师直属两个特务团、一个炮兵团和其他一些特种部队，总兵力几乎相当于其他部队的两个师师长冯轶裴，副师长俞济时。

　　　　1931年3月，在整军中，这支编制庞大的警卫师被一分为二，拆分成两个两旅四团制的整编师，番号分别为警卫第1师和警卫第2师。

　　　　1931年12月，姜瑞元在内外压力下宣布下野，他的警卫部队自然也就失去了警卫师的荣耀头衔，警卫第1师和第2师分别改称第87师和第88师。

　　　　第87师师长张治中，副师长王敬久，参谋长徐培根。前不久的上海保卫战，该师在淞沪战场上就是战功卓绝。

　　　　第88师师长俞济时，副师长李延年，参谋长宣铁吾。而第36师与上述两师有着极深厚的渊源，1933年9月，正是在第87师和88师两个师的补充旅共四个团基础上，组建了第36师，师长宋希濂，副师长钟彬，参谋长向贤矩。

　　　　由此可见，这三个师的前身都是姜瑞元的警卫部队，一直是由姜瑞元直接控制，部署在京畿重地，是最受委座器重与信赖的部队。就如同是古时的禁卫亲军，因此最早接受德式装备和德式训练的美事，自然就无可争议地落到了这三个师的头上。

　　　　这三个师接受德国顾问训练，最早可以追溯到1927年中央军校教导师时代，首任德**事总顾问马克斯？鲍尔就对中央军校的两个教导师进行过系统的指导性训练，当教导第1师与警备师合编成警卫师后，德**事顾问也就跟随教导第1师来到了警卫师。

　　　　依照德国顾问的意见，这三个师和教导总队，都是作为**军新式整编的示范单位，不应轻易将其调上战场。

　　　　但是在一二八淞沪事变中，这三个师都有参加，并担负重任。指责姜瑞元消极抗日，还真是可笑之极。将自己的禁卫军都投入一线战场了，这还不算积极的话，那么一直只会窝在背后搞小动作的红门算什么呢？

　　　　姜瑞元更是因此遭到了德国顾问的强烈不满，当时的顾问团团长乔治？魏泽尔就此向姜瑞元表示了强烈抗议，并与姜瑞元发生了争执与冲突，这三个师在德国顾问心目中的地位，从中也可见一斑。

　　　　福建北部，南平市，这里是十九路军的在闽省的根据地所在。蒋光鼐和蔡廷锴都已经回到这里，打算重整旗鼓，恢复十九路军的元气。在周飞火的帮助下，这并非不可能，只是需要花费不少时间。

　　　　以三明和莆田为界，整个福建省被人为分割成了两块。北面是十九路军的势力范围，而闽南则成为了华联的统治区域。

　　　　“一？二八”淞沪事变的对日抗战结束后，姜瑞元便以剿灭赤军的借口将十九路军调回福建。这不是落井下石，而是让十九路军自生自灭，不过其实已经很客气了，至少没有像马子任那样直接找个借口杀掉。

　　　　现在是1933年的年末。在原本的时空里，如果没有华联的出现，这个时候的福建会爆发闽变，也被称作福建事变。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以**党第十九路军为主力，在福建福州发动的抗日反姜事件。

　　　　不过现在因为华联的出现，这场动乱却是不会发生。虽然十九路军亦如原本的历史那样因为保卫上海而损失巨大，并且得不到中央的扶持而心生不满。

　　　　但李济深如今已是光杆司令，呆在姜瑞元身边做着幕僚，没钱没兵，无法